《红色往事》内容系统全面，集中展示了近年来党史口述资料征集方面的重要成果，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诸多领域，可谓党史口述资料的“百科全书”。

《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第4册军事卷)》(作者李树泉)是其中一册，记述的重要军事事件有：北伐和南昌起义、井冈岁月、反“围剿”、夜渡金沙、草地征程、三次红军大会师、赣南游击战争、西路军最后一仗、平型关血战、战斗在狼牙山、突破日军的“铁壁合围”、皖南事变、东北抗日联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济南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渡江作战、第一所炮兵学校的组建、老航校诞生、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日内瓦会议的军事谈判、核武器试验场等。

本书通过历史亲历者的口述和回忆，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的风雨历程，从不同侧面揭示党史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真实面貌，提供了加强党史研究和党史教育的新资料、新视角。编撰者权威，口述者角色重要，内容系统全面，具有非同寻常的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和价值。

《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第4册军事卷)》记述的重要军事事件有：北伐和南昌起义、井冈岁月、反“围剿”、夜渡金沙、草地征程、三次红军大会师、赣南游击战争、西路军最后一仗、平型关血战、战斗在狼牙山、突破日军的“铁壁合围”、皖南事变、东北抗日联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济南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渡江作战、第一所炮兵学校的组建、老航校诞生、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日内瓦会议的军事谈判、核武器试验场等。

《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第4册军事卷)》的作者是李树泉。

李一氓

北伐和南昌起义

欧阳毅

井冈岁月今忆

崔田民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粉碎国民党的三次“围剿”

黄新廷

夜渡金沙

裴周玉

难忘的草地征程

陈鹤桥

我在西北经历的三次红军大会师

陈丕显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

刘琦

从梨园口到星星峡——记西路军的最后一仗

任弼时

山西抗战的回忆

孙毅

追忆平型关血战

葛振林

战斗在狼牙山

曾思玉

突破日军的“铁壁合围”

钱俊瑞

皖南惨变记(节录)

彭施鲁

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关系回顾

钟子云

从延安到哈尔滨——回忆党中央先遣组派往东北

陈锡联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第三纵队

王济生

忆济南战役

吕正操

回忆辽沈战役中的铁路运输

滕海清

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在淮海战场上

张震

第三野战军的渡江作战

刘瑞龙

解放战争中华东、中原战场支前后勤工作

郭化若

我军第一所炮兵学校的组建

黄乃一

老航校诞生前后

李静

朝鲜战争的最后一仗

乔冠华

关于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

张德群

援越顾问团工作琐忆

雷英夫

忆日内瓦会议的军事谈判

萧克

主持全军训练工作的岁月

张蕴钰

核武器试验场初期记事

栗在山

忆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后记

事件解决后，我被约到文明路75号广东区委会所在地，同陈延年谈了一次话，决定我去政治训练部接替吴明当宣传科长。政治训练部主任是陈公博。那个时候国民革命军没有总司令部，这个政治训练部就隶属国民政府，叫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管理国民革命军各军师的政治工作。办公地点就设在国民政府里面，今广州纺织路仲恺农学院就是它的旧址。

吴明，湖南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原姓陈名公培。可能受当时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不要自己的姓名了，而自称“无名”。但是，实际上行不通，又把“无”改成“吴”，把“名”改“明”，叫吴明。1928年以后，又叫陈公培了。当时他为什么离开政治训练部，我至今仍不清楚。后来他也没有为党正经工作，逐渐地跟党脱离了关系。1928年，我在上海见过他，那个时候他的政治观念还不坏，说中国革命要依靠武装斗争，而这个斗争的队伍必须是自己的；大革命时候的武装斗争完全附属在国民党身上，国民党一反动，这个武装就解体了。可见他还有一定革命气概。1931年，我因工作到北平，正是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在北平看见他。那时他已消极脱党了，在北平赋闲。1933年他参加了“福建事变”。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他到了北平。此后一直住在北京当国务院的参事，很消沉。在北京，我们之间虽然偶尔还有来往，但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我接替吴明工作的时候，是个刚出学校大门的学生，没有在军事机关工作过，也没有办过报。吴明虽然卸职了，却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能够顺利地从他手上把工作接收下来，而且逐渐熟练地去完成工作。在我参加工作的开始，能够遇上这么一个人，也可以说是运气了。我们之间虽然不能算是深交，且为时甚短，但一提到他，我总是非常怀念和感谢他的。

我在政治训练部，名义上叫宣传科，实际上就是编那份《革命军报》。因为北伐的关系，这个政治训练部很快就改组了，陈公博也不当主任了。组织科长是周逸群。我当时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在四川同乡当中。如当时在广东大学医学院的王季甫、蒋留芳，在黄埔教书的欧阳继修。这样扩展开去，就认识了医学院的柯麟、黄埔的熊雄、余洒度、周恩来的兄弟周恩寿(黄埔三期学生)。因为开会关系，还认识了陈乔年。所有这些人，我离开广州以后，除王季甫、柯麟、欧阳继修以外，就没有什么来往了。

一个人日常生活的食宿总是一个问题。在广州，我一个人租住在高第街一个商店的楼上。午晚两餐，包给财政部(现财政厅)附近一个云南馆子，菜不坏，价钱也可以。这样就顺当地直到北伐离开广州。

北伐时，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改组，改组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邓演达当主任，但后来一直叫“总政治部”。孙溶明当驻广州的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朱代杰当秘书长，章伯钧当组织科长(他才从德国回国，是共产党员，安徽人)，郭沫若当宣传科长(他已辞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这里所谓的科和下面的股，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二级部的部处级。后来加上江董琴(福建人)任党务科长，李合林任社会科长，还有一个郭冠杰当总务科长。我改任秘书。

广东国民党武装力量准备北伐的方针确定以后、除了确定参加部队的战斗序列以外，新的部队的政治工作就提到议事日程上了。因此，就由邓演达主持，开了4天的政治工作会议，解决北伐军政治工作上的原则和具体问题，时间是6月21日到24日。中央党校还存有一份当时会议的原记录(见附件)。它记录了中国近代武装仿效苏联红军建立政治工作的情况。后来，中国工农红军把它认真地继承下来了。

这次政治工作会议，无论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其革创之功，是不可泯灭的，影响所及也是相当深远的。

会议从始至终由政治部新主任邓演达主持，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李富春(任大会秘书)、包惠僧、郭沫若、梁绍文、包惠僧、恽代英、余程万、丁默村、伍翔、朱克靖、朱和中、陈公博、黄仲翔、熊雄、陈雁声、林祖涵、关学参、铁罗尼(苏联顾问)、罗扬清、陈瑶、贾伯涛、酆悌、甘乃光、李朗如、褚民谊、熊锐、王志远、顾孟余、邓颖超、邓福林、缪斌、杨麟、周恩来、余洒度、彭熙、方德华、李合林、欧阳继修(阳翰笙)、李笠农、曾扩情，共40多人，几乎包括了当时在广州的直接和间接参加过军队政治工作的所有主要人员。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在总政治部隶属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一切行动都要以总司令部的指令为依据的新形势下，建立一套与新体制相适应的、统一的、系统的全军政治工作的原则和规章制度。

会议主要针对军队政治工作的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议定了总政治部的编制、军队政治部的编制和团连建立特派员和指导员制度。同时，还对政治工作人员的考评、纪律、任免作出了规定。军师的政治工作以及团以下的经费全部由总政治部统一经理，与军费分开，这样就使政治工作经费不受部队经理制度的束缚，既方便政治工作，又避免了军政首长之间的矛盾。

其次是解决北伐军队的群众宣传工作。因此着重研究了宣传队的问题。由李富春主持制定了宣传队组织条例，并请周恩来主持制定有关宣传队的考选和训练方案。同时，由总政治部拟定了许多北伐宣传标语，在广州大批印刷，分发各军师团连使用。这样做，显然收到很好的效果。即使国民党的那些旧军队，经过政治训练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也多少解决了军民关系问题，使北伐进军途中，大受群众欢迎。

会议期间，邓演达还请蒋介石到会训话，题为《战时政治工作人员应注意之点》。蒋介石主要讲了总政治部是隶属于总司令部的，因此一切都要听总司令的。总司令既然给了总政治部应有的权力，总政治部就应该负起责任。

会议最后一天，邓演达作总结讲话。他对会议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认为这次会议是有历史意义的。他认为政治工作距革命需要尚远，希望大家努力工作，贯彻好会议的各项决定。

陈公博由于两个政治部接交的关系，仍然出席了会议。邓演达两三次说陈公博的好话，说陈公博开辟了部队的政治工作，而邓是在这个基础上把政治工作这个机构接受下来的。这也是事实。

这次会议解决了好多技术问题，如编制经费等等。关于准备北伐的政治工作，也就是北伐时期的战时的和战地的政治工作问题，蒋介石在演说中说，总政治部要统管战时、战地的国民党党务的建设和发展及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与群众运动。这在蒋介石来说，虽然是符合他一贯的集权思想的，但当时北伐军的政治工作所承担的任务，也需要有这一条来肯定它在战时、战地的法律权威，所以在新的总政治部的编制当中，除了原来的组织、宣传科股以外，新增加了党务和社会科股，这就是为解决这个新任务而添设的新编制。

广东的政治工作是从苏联学来的，在这次北伐当中，军事上有一个加仑将军当顾问，政治部也有一个苏联顾问铁罗尼，据说是苏联红军炮兵出身，北伐从广东到武汉，他都和总政治部一起行动。现在流传比较广的一张照片，就是邓演达、郭沫若、铁罗尼3个人在武昌城外照的。就是这个铁罗尼，在会议记录上可以看出来，他出席了第一天和第三天的会议。听郭沫若说，抗日战争中他去苏联时，还在莫斯科见过他。

关于会议中讨论的宣传队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广州并没有解决，这是因为在广州很难招募学生参加宣传队，广东学生多了，进入湖南以后，语言上也会发生困难。可能各军、各师的政治部招了那么一点，但并没有能够组成一个宣传大队。真正招青年学生编成一个宣传大队，是在湖南长沙进行的。湖南的青年学生，经过党的动员，很多人加入了这个宣传队。但是谁当宣传大队的队长，却引起了我们和邓演达的争论。邓演达想要季方当队长，而我们则推荐胡公冕当队长，两个人都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但胡公冕是共产党员。最后，邓演达还是同意让胡公冕当队长了，这已经是进人武汉以后的事情了。P2-4

为了更好地发挥党史工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资料征集办公室对过去征集、整理、出版的口述历史和回忆录进行系统梳理，并根据需要，吸收一些新的成果，编辑了《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系列丛书，以期为史学研究者提供更多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和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为广大党史爱好者提供生动鲜活、可读性较强的党史读本。

对领导干部、老同志口述历史及回忆录进行征集、整理和编辑出版，是党史研究的基础，也是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我们党历来对此十分重视。1980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8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合并，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成立，具体负责口述历史、回忆录和其他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2001年6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发表讲话，深刻阐述了新时期党史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并首次把党史工作概括为党史征编、研究、教育和宣传四个方面。按照这个精神，2002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把征集老同志的口述历史和回忆录作为一项主要工作。近十年来，征集办所征集并发表的老同志口述历史和回忆录已逾千万字。这些口述历史和回忆录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情况，是对党的历史文献的重要补充。由于这些资料在发表时曾经过认真地考订和印证，因而它们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

这套丛书在策划、选稿、编辑、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委会的高度重视，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副主任曲青山给予了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并担任丛书主编。宣传教育局资料征集办公室的同志承担了丛书的选稿、编辑等具体工作。济南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为丛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艰辛劳动。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由于这套丛书规模较大，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丛书从内容到形式都难免存在不足，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

201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