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潮滚滚(红蓝黄三部曲)》编著者马以鑫。

上海文艺出版社曾先后出版了马以鑫所著长篇小说《蓝天浮云》和《黄花堆积》。该两书为长篇小说“红蓝黄三部曲”之二和之三。三部曲以当时为十七岁的中学生李大林从1965年底、迄止1976年10月的经历为中心内容，勾画了这十年的历史风云。《红潮滚滚》是三部曲之一，讲述了1966年底上海乐群中学高二学生李大林，在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以后，写下《也说〈海瑞罢官〉》，并投寄到《学术阵地》报社，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进程中，因为这篇文章，他遭遇到了一系列坎坷。在毕业分配中，李大林很早就被打入另册，即一个所谓运动后期要处理的右派学生，为了“带头”，也为了减少闲言碎语，父母都希望李大林离开上海，李大林只能无可奈何前往黑龙江江山农场，从此开始了别样的人生道路。小说塑造了多名学生以及中学老师和学校领导，描绘了亲朋、邻居以及周围，同时也展现了当时上海的自然风貌和人文环境，折射出一段不应忘记的历史。

《红潮滚滚(红蓝黄三部曲)》编著者马以鑫。

《红潮滚滚(红蓝黄三部曲)》内容提要：上海文艺出版社曾先后出版了马以鑫所著长篇小说《蓝天浮云》和《黄花堆积》。该两书为长篇小说“红蓝黄三部曲”之二和之三。三部曲以当时为十七岁的中学生李大林从1965年底、迄止1976年10月的经历为中心内容，勾画了这十年的历史风云。《红潮滚滚》是三部曲之一，讲述了1966年底上海乐群中学高二学生李大林，在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以后，写下《也说〈海瑞罢官〉》，并投寄到《学术阵地》报社，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进程中，因为这篇文章，他遭遇到了一系列坎坷。在毕业分配中，李大林很早就被打入另册，即一个所谓运动后期要处理的右派学生，为了“带头”，也为了减少闲言碎语，父母都希望李大林离开上海，李大林只能无可奈何前往黑龙江江山农场，从此开始了别样的人生道路。小说塑造了多名学生以及中学老师和学校领导，描绘了亲朋、邻居以及周围，同时也展现了当时上海的自然风貌和人文环境，折射出一段不应忘记的历史。

李大林好像还没有反应过来，匆匆从邱德珍手里拿过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也来不及细看，急急忙忙把课桌上的书本往书包里一塞，就走出了教室。不知道是自己脑子里的突然爆炸，还是教室里的猛然喧闹，一声“轰——”，他在走廊里打了个趔趄。李大林——他回过身来，只见王茵焦急而又不安地叫住了他。王茵自己倒是先愣了一愣，然后深情地注视着他，你还是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啊！李大林只觉得眼眶一热，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朝着楼梯直奔而下。

五层楼的楼梯，李大林好像是一口气冲下的。走出乐群中学的校门，外面正是中小学生放学的时候，蓬莱市场周围热闹非凡，吃的、玩的、看的，各种小摊边上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红领巾，人头攒动，纷至沓来。要在平时，李大林一定会和几个同学盘桓多时，绕一个大圈子才回到家里。可是，今天的李大林哪还有这样的心思呢？不知怎么，李大林开始有点后悔。

两个星期前，李大林在《文汇报》上看到姚文元的一篇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自从进了高中，李大林对语文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这样的兴趣还不仅仅是对语文课，另外还对文学刊物，例如《萌芽》，就一期一期买，还要仔细揣摩其中的第一篇，或许是小说，或许是散文。当然，对报纸的评论也有了兴趣，尤其是《文汇报》、《学术阵地》，长的短的文章他都要看、都要想。李大林似乎有了一个宏愿，将来要做一个作家。其实，催发出这样的理想，有一个同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就是蒋秉文。蒋秉文与李大林是进了高中才认识的，虽然两个人都是乐群中学的初中生，可不是一个班，巧的是一同进了高一(三)班，两个人还成了同桌。蒋秉文早已认定自己将来要搞文字工作，他最大的意愿就是考上上海戏剧学院的戏剧文学专业。一谈起文坛轶事，一谈起某某作家，蒋秉文总是眉飞色舞，如数家珍，李大林只能是点头钦佩。渐渐地，两个人几乎是无所不谈、志同道合。李大林的志向与爱好，就这么定了下来。

读罢姚文元的文章，李大林渐渐糊涂起来。从小时候看连环画起，李大林就知道海瑞是个出了名的清官。海瑞背纤、海瑞骂皇帝、海瑞抬棺、海瑞为母做寿的故事，李大林一直耳熟能详。在李大林的心目中，海瑞是和包公、岳飞、杨家将一样的大好人。可是，姚文元在文章中把海瑞骂得一无是处，甚至把海瑞和那些贪官污吏相提并论，李大林觉得实在没法接受。李大林更觉得奇怪的是，姚文元说《海瑞罢官》中有退田、平冤狱等的表现，就是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地、富、反、坏、右的反动叫嚣。李大林实在是想不通了。他从接受历史教育开始就知道，了解历史、知道历史并不是要求今人照搬，关键是学习古人的精神。姚文元的观点就是“照搬”，这岂不是十分荒谬？

对姚文元，李大林早已耳闻，也读过他的书和文章。蒋秉文与李大林在一起的时候，也议论过姚文元，两人的认识和感觉就是姚文元一直在骂人。这次，《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骂吴晗更是厉害。李大林似乎有点打抱不平了：你姚文元骂人骂得也太过分了！其实，李大林一开始倒也没想起去写什么文章，可是，一天早上醒来，突然觉得姚文兀的观点实在不经一驳，甚至，他觉得有点好笑——也许，姚文元这次真是犯了错——那么，我出来写文章不就显示出正确了么！不过，要是我倒是错的呢？——管它呢，文章真的能登出来那可多妙！反正我是中学生，错了就说是学习、学习。

几天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李大林来到南京西路、人民公园边上的上海图书馆二楼阅览室。他在书目卡片箱里找到几本有关历史剧的书，填写了借书单。不一会，他翻翻书，在笔记本上摘抄了起来。走出上海图书馆，已经是天黑时分。回到家，匆匆吃下几口饭，他就在方桌边，拿出几张上课记笔记用的绿线条四眼活页纸，开始写起了文章。用什么题目呢？李大林在路上已经想好了，那就是《也说(海瑞罢官)》。要署上自己的名字，他有点犹豫了。一是他一直觉得自己的名字土气、不雅，二是他想万一自己的观点错了，用一个笔名也许别人就不知道了。关于笔名，李大林早就有了一个，只是从来也没用过，那就是“李俊”。对了，这回可以派用场了。

李大林坐在方桌边埋头写着，一只二十五支光灯泡悬在头顶。母亲先是走过，问了一句，写什么？他头也不抬，只是嘀咕，没什么。大概已经很晚了，睡在阁楼上的外婆发出一连串咳嗽声，弟弟妹妹有着轻微的鼾声。父亲轻轻走了过来，也问了一句，写什么？李大林不耐烦的声音有些大，没什么。父亲有点不高兴，嘟哝着，好了，别影响别人了。李大林看看五斗橱上的台钟，已经是十一点多了，真快，三个小时过去了。他急急忙忙写下最后几行结语，写下最后一个句号。

文章写好了。照以前的习惯，总是要先给蒋秉文看看，听听他的意见。可是，蒋秉文得了肝炎，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来上课了，先是在医院治疗，后来在家里休养。三天以后，李大林想来想去还是寄给《学术阵地》报，因为他注意到《学术阵地》转载姚文元文章时，有一个“编者按”，明确表示姚文元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欢迎有不同意见的发表。不过，李大林总有点忐忑，就在寄出文章前的一刹那，他小心翼翼地把信封拆开，放进一封没多少字，但坦露自己身份的信。他表示，如果自己的观点错了，愿意接受批评，就当它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不料，稿子和信寄出才四天，就有了这样一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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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阵地》报社就在离外滩不远的一幢古旧大楼里，大楼说起来大概也有一百年的沧桑历史了。那整齐而又坚实的大块花岗石，组成了大楼外墙面，给人以厚重牢固的感觉。楼道里显得阴沉沉，有了年纪的电梯，上上下下总是伴随着阵阵“咣——咣——”响声。七楼的总编辑室里一片沉寂，只是写字桌上的绿色灯罩台灯射出幽幽的光来。已近耳顺之年的总编辑贝重浩坐在写字桌前，右手食指与中指夹着一支前门烟，长长的灰白的烟灰眼看就要跌落，但他好像一点没有察觉，只是深深地陷入了沉思。说起来，贝重浩与文字几乎打了一辈子交道。青年时期就参加了苏北新四军，在文工团写剧本、歌词，或者是数来宝、杨柳青。解放后，贝重浩一直留在新闻战线，社长、台长、总编；总编、台长、社长，就在上海几家报社、电台转来转去。十几年的报纸和广播生涯，好几次弄得他差点栽大跟斗，最险的是一九五七年，一场“阳谋”几乎让他成为“右派”——要不是在北京的老上级打招呼，赶紧刹车“转调”，他怎么还会坐在今天这把椅子上？说起这把椅子，贝重浩又感慨起来。两年前，主管意识形态的市委副书记把他找去，就在康平路市委大院的一幢小楼里，和他谈了几乎一个下午。副书记从中央《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五评”、“六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文章谈起，说起当前反修防修的紧迫性。P2-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