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来，知青文学经历了“呼唤人性”，“反思历史”、“重塑知青精神”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罕见的知青作家“群星灿烂”现象，诞生了一大批具有思想深度的 知青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成为当代文学的华彩乐章，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引起国内外文学批评界的高度关注。为了全景式地展示40多年来，中国知青文学的丰硕成 果和中国知青文学的发展历程，武汉大学出版社近期推出百集《中国知青文库》。晓剑所著的《占领曼哈顿》为其中之一，晓剑的小说素来自觉地朝着可读的路子迈进，因为他深省“小说不好看，对于读者和作者实在都是一件痛苦之事……”他甚至在《创作谈》中开宗明义地 说“我力图写一部好看的小说……”

《占领曼哈顿》讲述的是40个知青在海外的谋生故事，通过一个个故事片断，讲述海外知青在国外变神、变人、变鬼的人生历程，从侧面反映知青经历给他们在思想、观念、为人处世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占领曼哈顿》由晓剑所著。

第一章 现代启示录

第二章 灵魂启示录

第三章 欲望启示录

第四章 拼搏启示录

第五章 荒蛮启示录

第六章 生存启示录

第七章 文明启示录

第八章 爱情启示录

第九章 仇恨启示录

第十章 神圣启示录

第十一章 社会启示录

第十二章 沉沦启示录

第十三章 乡恋启示录

第十四章 文化启示录

第十五章 罪恶启示录

第十六章 尊严启示录

第十七章 流浪启示录

第十八章 丑陋启示录

第十九章 死亡启示录

第二十章 命运启示录

后记 初恋在那年那月

这不是小说，不是拍政治幻想电影，当然更不是新闻报道，上一节的情节并不存在，只不过是笔者为了突出此书的内容和主题而随意杜撰出来的。

但知青确实存在过，在上百个国家都能找到有过知青经历的中国人这一事实并不需要虚构，因而笔者才能在众多类型的启示录中去认真地勾画出他们的形象。

知识青年这个词出现的历史几乎与二十世纪一样漫长，但其作为今天我们概念中的一种形象最早起源于延安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现代史中一个不凡的人物毛泽东提出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理论，并首先付诸实践，将自己的大儿子毛岸英送到农村去，拜一个农民大爷为师。

而后，在一九五二年，一批云南省昆明市的青年学生，在政府部门的号召下，自动组织起来，进入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在如今的橄榄坝地区成立了农场，种植热带经济作物，开创了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活，成为中国的第一批知青群体。

一部反映这段历史的长篇小说《边疆晓歌》标志着新中国文学史中的一个新门类——知青文学的诞生。尽管它的涵盖面狭窄，对人生的思考带着那个时代的明显局限性，艺术上还欠锤炼，但尊重历史事实的学者都不应当否认它是今后曾一度掀起狂潮的知青文学热的最早实践，或称为起点。

当一大批上海青年奔赴新疆，充实到生产建设兵团的队伍中时，知识青年还没有作为一个社会性定义被普及开来，它依然处在待成熟阶段，但其影响却正如钱塘江大潮的第一个峰头，让人看到了波澜壮阔之势。

为此现象，著名诗人贺敬之留下了豪迈的诗篇《西去列车的窗口》，电影艺术家拍摄出了影片《青年一代》，小说家写出了长篇小说《军队的女儿》，这些作品在当时的轰动程度绝不亚于后来的《天云山传奇》、《班主任》、《人到中年》等作品。这些作品的流行及被广为宣扬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知青大潮做好了舆论和心理准备，成为其不可阻挡的态势的先导、前奏曲。

知识青年在中国成为正式称呼，也就是在一个特定历史年代被确认为一个特定阶层是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期间，一批北京和天津的品学兼优的中学生作为带头人来到了河北与山西的贫困农村。邢燕子、侯隽等少女成为其中代表人物，被广为传诵。

其时，国家主席刘少奇针对这种壮举发表了后被批判为“下乡镀金论”的著名谈话，他指出知识青年有文化，到农村锻炼一个时期可以到县里担任领导工作，“还可到省里和中央去嘛”。

这本是培养一代熟悉人民并能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革命接班人的理论，在不正常年代中则被指责为不正常言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几乎无一未参加过对“下乡镀金论”的猛烈批判。

历史就是这样奇怪，继毛泽东之后，作为领袖人物的刘少奇的理论又一次在自己儿子身上得到了实践。其子刘源在农村与农民生活了很长时间后，被选拔到县里工作，后来又到了市里，在一次全省人民代表大会上，他以绝对多数被人民代表推举为河南省副省长！

这时，刘少奇已经冤死十多年之久，他停止呼吸之地，也正是华夏中原之地——河南省。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那场震惊世界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各地曾处于半瘫痪状态的政权，在当时毛泽东一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的指示下，以上海市为先导，纷纷用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恢复起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不停地推出题目壮阔的社论，如《芙蓉国里尽朝晖》、《西南的曙光》等。

在这场曾使中华民族经历十年浩劫的运动中充当马前卒、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的广大中学生们，此时已经无法实现“复课闹革命”的设想了，因为正常秩序还远远不能恢复。

一九六六年春末，北京清华附中的学生以秘密串联方式，成立了“红卫兵”，其宗旨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用毛泽东的推论，认为中国已经处于“修正主义”边缘，尤其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已经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于是，他们造反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口号声顷刻间响彻长城内外、大河上下。

揪斗教师、校长、教育局长，以至于杀上社会后，大破“四旧”、砸墓碑、焚古刹、换路标、抄“黑五类分子”的家，大串联的队伍遍布全国，他们支持当地受压造反派，围攻省委、省政府，甚至最终包围中南海，除毛泽东等极少数人外，从生产队长至国家主席，几乎很少有“当权派”逃脱过被揪斗、被批判的灾难。

这一切，并非本篇叙述的内容，它将在笔者另一部著作《知青文化丛书之三：从红卫兵到知识青年》中作全面介绍。

一九六八年的情况是：中学生们在这场运动中的使命已告结束，而年轻人的骚动心态又绝不可能平息；最小一届(六八届)学生到了升学的年龄，而最高一届学生则到了要参加工作或考大学的岁数，不解决这以千万计的人的出路是不行了。

其实，一些有创造欲望和政治头脑敏锐的精英们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农村地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世界级别的伟人毛泽东以农村为根据地，包围城市，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思想，并试图将此实践上升为普遍性的真理，延伸至中国这个农民国家的全面建设之中去。

那些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中学生领袖们，通过“大串联”，已经多少知道了些农村的贫困与落后，他们愕然了，继而萌发出要去那些地方大干一场，改天换地，以将自己锤炼成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想法。

当然，这其中也有年轻人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浪漫主义本性在起作用，还有前面所提到的文艺作品潜移默化的影响。

早在一九六七年，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国营农场就接收了五十五名北京中学生，他们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红旗战斗队”曾派专人至北大荒友谊农场考察，准备在那里成立一所半农半读的“共产主义战校”。一队以“长征”形式步行串联至延安地区的红卫兵，没有再掉头回来，而是留在了宝塔山下。

这些地方，后来都成为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地域，并诞生出一些知识青年中的杰出人物。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终于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发出了当时被称为“最新最高指示”的战略性言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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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辛

40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嗳，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

初恋在那年那月

我的初恋是在知青时代，而知青时代于今日的我来说，只能是那年那月了。

在我和她爱的交往中，她只给过我一个吻，不是在1970年相爱间，而是在1992年我们都已步人中年不惑时。

不会忘记，从一踏上南下的火车，我就被她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吸引住了。那是1969年4月26日，中共九大刚刚召开，我没有随激动万分的市民去参加那欢庆的盛典，而是在另一个声音中被送上了上山下乡的征途。那声音是由宣誓、告别、叫骂、抽泣、嘱托和时而爆裂的爆竹所组合，说不上悲伤，也不算热烈，倒是有些许茫然混杂于人们的情绪中。

她就坐在我对面那张木椅上，我得以仔细端详这个在母校人大附中时偶尔擦肩而过的少女。她属于那种既不娇美也不艳丽但却很吸引人的女性，之所以吸引人，我想一定是她那双永远闪动着热烈光芒的眼睛和自然卷曲而显出妩媚的乌发。

我一定属于早熟的男孩子，否则，何以在还不到17岁的年龄就会瞩目一个陌生的女子，而且我还明确地知道她是高中68届的学生，比我整整大三岁。

火车离开北京站时的凄凉和喧闹很快烟消云散了，母亲关在“牛棚”中的现实及父亲因为被批斗而苍老了许多的面孔都因她那双似乎带着笑意的眼睛而变成了往事，对前途未知的不安也因她的同行显得无足轻重了。

我没有勇气像1990年代的男孩子一样大胆地去与她搭话，尽管我曾在天安门广场干过“拍婆子”的把戏，但那终究只是一种顽童行为，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与其说是一种性追逐，倒不如说是60年代中期的大孩子的时髦游戏更为准确。

穿过华北平原，跨过黄河、长江，盘行于西南的山岭，在昆明换成法国人修建的窄轨火车，又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抵达了注定将会使我的青春、汗水和爱所流淌的河口县，我们所要插队的红河人民公社就在这里。

从火车上跳下来，活动着已经坐麻木了的双腿，疑惑地打量着在我心中神秘而陌生的红土地，就在这时，我听到了清脆的笑声，继而听到了银铃般的歌声，我抬眼望去，只见她无忧无虑地跑到了火车站一侧的河畔，在一棵粗大的菩提树下，高唱着“太阳落山了，那安静的钟声阵阵地响，槟榔树的绿斜影正映照在小村旁”……这是《外国民歌200首》中的越南歌曲。

从身边人们的议论声中，我得知脚下那条河叫南溪河，再往前100米所汇入的另一条河则是红河，这两条河都是中越边境上的界河，河的那边便是正在与美国人作殊死抗争的越南，怪不得她唱起越南歌曲。

河水清澈，缓缓地、温柔地流动，一个竹排横在河心，上面一个黑瘦的男子在打捞什么，而河对面浅水湾有几个姑娘穿着衣服站在齐腰深的水内，梳洗着黑缎般的长发，本来就紧身的衣服被水浸湿后更贴在身上，勾勒出优美的曲线。夕阳铺洒在山林和河谷上，一切都如诗如画，她陶醉其中也在所难免了。

这是她的童趣未泯？抑或是浪漫正萌？但不管怎么说，丝毫看不出她对即将到来的生活有什么不知所措和忧心忡忡，她似乎天生就是个永不知惆怅、哀伤、孤寂的欢乐女孩儿。她的情绪感染了我，我呆呆地望着她小巧、单薄但又不失少女风姿的背影，忘记了远在他乡的无助。

夜里，我梦见了她，这是我第一次梦见一个年轻的女性。

和所有插队的知青一样，我们必须过生活关，过思想关。住在以前放养鸭子的茅草棚内，睡在“嘎嘎”作响的竹床上，吃着缺少油水的饭菜，顶着烈日、暴雨和躲避毒蛇、蚊虫劳作，并没有后来文学作品中写得那样苦不堪言、难以忍受。我想，这应该是一种社会大环境和一种精神状态在起作用。

社会大环境是毛主席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没有人敢于违抗，假如连国家主席、部长、将军的公子和千金都上了山下了乡，那就不会再有什么人会产生委屈和不公正感，何况贫下中农也确实欢迎我们来；精神状态则是由经过艰苦锻炼把自己培养成合格的革命接班人的信念所导致，还有青春年华、无处发泄的精力所配合。于我来讲，应该再加上初萌的少年之恋。

无论是上山割胶，下田薅秧，进林砍伐，还是坐在屋檐下“天天读”，活跃在空场上打篮球，夜里行军拉练，只要有她在一旁，我就根本不会有任何凄楚和苦难的念头产生，听着她发自心底的、随时会冒出的笑声，看着她那双亮得使露珠黯然失色的眼睛，我的心会发胀，我的大脑会单纯得像一片轻飘飘的叶子。而当我知道她居然是国家某部部长的二女儿时，对她更产生了渴望亲近和交流的思绪，不是想攀权附势，而仅仅是因为她丝毫没有贵族小姐的骄横和娇气，惹人喜爱。

我喜欢在开全队大会时坐在她后面，这时，我就会凝视住她纤细的脖颈和卷曲的秀发，而我灼热的目光一定使她心慌意乱，她会略显嗔怒地回头看我一眼，似乎是埋怨，又似乎是欣慰。每看到她这种目光，我的心便醉了。

是一次大火最终拉近了我跟她的距离。

没有人知道在1970年那个旱季的夜晚大火是怎样燃烧起来的，反正生产队的高音喇叭一响，说17号林地失火，让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贫下中农、知识青年去救火，已经准备入睡的我们跳下床，提上裤子，抓起砍刀就出了门。

满天乌云的夜阴沉沉的，一个个人影沿着起伏不平的山路向几里路外的火场冲去。好在对于山林中每一条小路我们都很熟悉了，不需要手电筒也能如履平川。我跑得很快，一是因为英雄主义的冲动，二是因为要在她面前表现出自己的思想改造得彻底。

一路上，我超越了一个又一个年轻男女，却没有看见她的身影，当到达火场时，明火已经快被附近生产队的人扑灭，只有浓烟雾在升腾。在几朵火苗最后的跃动中，她出现了，跑得跌跌撞撞，上气不接下气。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她站住了，随即，捂着胸口倒下去。

她正在感冒，由于身体虚弱加上高速奔跑而休克了。人们围上去，而我只能站在一边，关切而焦虑地看着她，企盼她早点醒来。几分钟过后，在凉水喷洒，掐人中，按摩胸口，加上呼唤，她睁开了双眼。我几乎可以肯定，她的目光在第一时间就是寻找我，而我却被黑暗遮挡住。我没有勇气如同许多年后的电影里描写的那样，在众人面前扑上去，抱起心爱的女人。

因为那是一个不允许18岁的大男孩儿公开谈恋爱的时代。

但是，在她休养的那几天里，我割胶就像失魂落魄一样，不是割伤了树，就是丢掉一行树，然后匆匆收胶，回到生产队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她，给她送去高价买来的白糖，还有从贫下中农鸡窝中偷来的鸡蛋。

终于，在一次我给她倒完开水之后，她拉住了我的手，用湿润的目光盯住我，问：“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好？”

我居然不会就势抱住她，居然不会说“我爱你”，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在和以后的情人接触中，我都从不会说“爱”字。我觉得，说“爱”字很简单，而爱起来太难，我干不了太难的事。

虽然我没有说出什么甜言蜜语，但她开始主动和我接近，这大概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我们除了在劳动时尽量能在一起，而在夜晚，在没有批判会和斗私会时，还双双到橡胶林和田埂上漫步。身边，萤火虫闪动着光亮如同星星坠落人间；天上，星星眨着眼睛，好似萤火虫飞人苍穹。我们沐浴着清凉的月光，谈革命理想，谈中国的未来，谈学习马列的体会，谈知识青年的改造，唯独没有谈过爱情，但在谈一切与爱无关的话题时，我们的确都感到了浓浓的爱意和深深的恋情。

在我和她相处的日子里，没有拥抱，没有亲吻，最多只是携手擦肩，我觉得，能握住她的手，已经是我在那年那月中最大的满足了。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了她领口内白皙的胸脯和微隆的乳峰，顿感心惊肉跳，面红耳赤，在奇妙的冲动之后是觉得亵渎了神圣的爱。

我不知道，假如我们的关系一直延续下去，会不会陷入世俗，谈婚论嫁，更不知道，我真和她结为夫妻，今天的生活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历史不能假设，人生也不能假设，我享受的终归只能是过程。

她突然走了，她的父亲又恢复了工作以后，她被一切人认为理所应当地离开了农村，如同当时许多高干子女的状况一样，没有人责怪他们，人们责怪的只能是自己的命运。

她去了东北一座中等城市中的工厂，工人的身份在当时世人的目光中好予知识青年百倍，我预感到了我们关系的最终结果，我从她母亲对我的冷漠态度中可以真切地察觉出来。带着浓厚落后农民色彩的她的母亲明显地认为我和她门不当、户不对，一个部长的千金怎能嫁给一个普通干部的儿子，一个城里人又怎能去爱一个农民？！我前后去过她家三次，仅仅三次就注定了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愿意看见一个暴发户的太太(金钱暴发和权势暴发就其本质是一样)。

她显然无法一下子斩断情丝，于是来信。她每来一封，我会回两封，她每写3页纸，我会写10页纸，我试图用文字去保持我们的关系。但是，半年以后，在她进入一所中等专业学校上学之后，终于停止了来信，而不管我又去了多少封信。时间和空间决定了我初恋的彻底终结，为此，我痛苦万分，愁肠寸断。

我没有停止写，只不过不再写注定毫无回音的信，而是写诗和小说。她曾经说过：“你以后成为作家多好。”

或许，没有她的这句话，我也会成为作家，因为我心中压抑了太多对社会、对人、对历史的各种感慨，不发泄出来就难以平静，而在那个时代，唯有文学创作才能使心中的愤懑得以释放。但是，她的那句话无疑也是一种原始的动力，一种情感的激励。我幻想着，有朝一日我的作品真的在全国报刊上发表了，她会被感动，会重新燃起爱火。或者她本来就没有熄灭过爱火，只不过没有力量去战胜世俗观念，需要借用我人生的成功。

趴在床上，伏在衣箱前，坐在胶林里，我用文字表达着我当时(现在看起来绝对肤浅)的情感，那当然不是如今年轻男女的风花雪月或私生活，而是对一代人现实生活的描述。终于，1973年，我的一首诗发表于《重庆日报》上，她可能看不到那张发行面很窄的小报，因而没有传来任何信息。一年之后，我的第一篇小说刊登在当时具有权威地位的文学刊物《朝霞》上，她不会没有看到，但她依然沉默着。

再以后，初恋失败的伤口已经愈合，她和那份爱恋已成为另一个时代的记忆，但我依然在写。电影《我们的田野》、中篇小说《世界》奠定了我一个作家的基本位置，而我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梦幻曲》，因为大量的情感回潮，不由得将她作为书中的主人公。我想，她总会看到我众多作品中的一部吧，她应该知道，我已经成了作家。也许作家作为一个当代职业已经不值一提，但她绝不会忘记她对我说过的那句认真的、充满感情和期待的话。

时隔22年，我的第一次婚姻破裂之后，偶然得知了她的下落，一种复杂得无法诉说的思绪使我拿起了电话，拨通了她的号码，一声“你找谁”就使我听出了她22年居然没有改变的清脆嗓音，我说“你猜我是谁”？而她只沉默了一秒钟，就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我的名字。我想，任何人都不可能忘却初恋对象的音容笑貌，人的一生太短暂了，根本来不及抹去心中的记忆。

我约她见上一面，此时，我的念头明确了，不是想有什么情感的追寻，而仅仅想看看22年的生活使她变成了什么样子。

她如约而来，在北京西二环一个汽车站前看到了她，我的心顿时一沉，岁月沧桑，她比我想象的还要老态，唯有那双明亮的双眼和自然卷曲的头发未变，这恰恰是当初她打动我的主要原因。

进了我在嘈杂路边的陋室，我送给了她一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青春梦幻曲》，扉页上写下了我用大半夜时间构思的一首诗。看到那本书，她抑制不住地泪流满面，这本书她一定不陌生，她一定一直在关注着我。我满足了，不管这种满足是虚荣还是什么别的。

捧着书，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突然在我脸上吻了一下，夺路而去，我没有去追她，也不想去追她，我知道，我和她的关系到此彻底画上了句号。我尝试着又给她打电话，还请一起插队的知青聚会，她换了电话号码，也不来参加聚会，我验证了自己的推断。

在我和她的交往中，她只给过一个吻，不是在1970年相爱间，而是在1992年我们都已步人中年不惑时，那吻也不是热烈的，而是冰冷的，我揣摩，这吻中可有懊悔？可有内疚？可有对少女时期的怀恋？可有残存的一份爱？最终我无法确定。

不管怎么说，爱，确实在那年那月发生过，尽管时代让我们从没有说出过“爱”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