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芯(战略型科学家江上舟博士传)》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位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又第一批回国的“海归”赤子，一位在我国经济特区建设与重大科技领域自主创新攻关中作出重大成就的拓荒者——江上舟曲折奋斗而又精彩传奇的一生。本书由高陶编著。

《中国芯(战略型科学家江上舟博士传)》的主人公江上舟同志，是一位经历曲折又硕果累累的时代先驱人物。近30年来，他在我国改革开放与自主创新方面的实干事迹，生动、鲜活、广阔地反映着我们伟大时代的风貌与精神。

江上舟同志是一位中央苏区老红军的后代，生于战火纷飞的建国前夕，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文革”前进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70年分配到云南省电信局一个通信工厂工作，后调四机部所属的北京电声电视技术研究所。从某种意义上说，江上舟这一代人，是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儿女。

江上舟的特殊感人之处，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正如本书所记述的，他这30多年特殊人生经历，可用“闯海外、闯海南、闯上海”这样三次“闯海”来形象反映。

《中国芯(战略型科学家江上舟博士传)》由高陶编著。

序幕／3

楔子／6

上部彩云归／19

第一章 一个更大的特区／20

 敢为人先者／24

 朋友叫他“唐老鸭”／30

 什么样的家庭真传／36

 梁湘听罢哈哈大笑／44

第二章 三亚篇／47

 全国第一个博士市长，47

 三亚的“形象大使”／50

 中国的“夏威夷”／52

 中国第一个房地产交易中心／60

 落选，谁的悲哀？／69

 “你不能走，到洋浦去”／77

第三章 洋浦篇／80

 “特区中的特区”／80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84

 谁给洋浦定位？／89

 我们叫你“洋浦总督”／94

 “有一种投奔延安的感觉”／102

 率先实行办公自动化／115

 “跟他做朋友比跟任何人做朋友都好”／120

 中国第一个“小政府”／124

 “你给农民搬迁，头发要白一大半”／132

 起落生死大化肥／144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157

第四章 曲折的尾声／160

 怪哉，煮熟的“鸭子”怎么会飞了？／160

 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168

 污水铺天盖地而来／172

 成耶？败耶？／174

下部战略策／187

第一章 “做大事。不一定做大官”／188

 上海之梦开始了／188

 世上最伟大的变革都源于创新／191

 经委工作纷繁复杂／193

 “上海的工业一定要杀出重围！”／196

第二章 点石成金的产业／202

第三章 江上舟的“脑子坏了！”／212

第四章 “吸铁石”、“旗帜”“哥们儿”／221

第五章 有凤来仪／229

 哥伦比亚大学来了个马启元／229

 传奇人物张汝京与中芯国际／236

 力挽中芯国际之狂澜／244

 首批引进的专家尹志尧／249

 引进台湾“二虎”／253

 “引进两个队伍，挑战高科技核心”／258

第六章 有了国际半导体俱乐部的“出入证”／263

 代加工厂——鸿鹄高飞，一举千里／263

 微电子设备——谋无主则困，事无备则废／266

 研发中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271

第七章 芯片其实挺美的！／273

第八章 中国“运10”沉睡了20年／278

第九章 “大飞机”立项的推动者／285

第十章 上海第一列轻轨车辆／290

第十一章 内河上的“平底船”／295

第十二章 不是魔术：煤制油／300

第十三章 燃料电池汽车：与万钢一拍即合／309

第十四章 新一代移动通信在招手／319

第十五章 中国第一个聚焦光热发电企业／325

第十六章 大爱无边——中国第一个“残健融合”学校／333

第十七章 王国维如是说／337

第十八章 “我遇上了50年一遇的好机会”／344

第十九章 生命的约定／354

第二十章 尾声：时代的胎记／363

附录：江上舟简历／366

后记／368

故事从这里开始：1965年9月。

18岁的男生，壮实帅气，眉宇间透着英气。老红军的后代，他叫江上舟。从北京四中考进清华大学。

刚满18岁的女生，文雅清秀，眸子里满是聪慧。教授的女儿，她叫吴启迪。从上海位育中学考进清华大学。

从这一刻起，命运之神竞把两个遭遇相似，性格不同的青年人，渐渐地推到了一起。

“文革”时期，清华大学的一些系“搬”到了四川绵阳。没有学到该学的专业知识。政治运动、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不断。江上舟必须在自己写的一切“报告…‘总结”“检查”中，在自己姓名前冠之以“可教育好的子女”的定语，要不“过不了关”。吴启迪这个教授的女儿“靠边站”。尽管如此，两个人最大的心愿还是要学到科学知识。

江上舟、吴启迪在毕业分配时公开了恋爱关系，于是便要求分配在一起，这就必须服从到边疆省份工作的分配原则，他们很幸运地被分到虽远却并不荒凉的边疆云南昆明的一家电讯器材厂，当工人。

不久，他们筑起了和谐美满，永远可以依托、可以栖息的家园。

他们从不相信停办大学、藐视知识和摧残知识分子的荒唐社会状况能持续下去。从1970年走进工厂大门的第一天起，两个人就开始坚持自学大学全部理论课程，八年不断。他们不仅认真地做了几十本笔记，还私下拜了被打倒的“右派”教师为师，他就是曾经留美的无线电专家常迥先生。自学，是“文革”后期他们共同做的最富有意义的一件事，也是对自己的救赎，对逝去宝贵时间的弥补。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的艰苦努力和他们内心深处的憧憬很快都得到回报和实现。

关键的1978年。翩翩一少年，忽忽已三十。三十年在生命的年轮上是漫长又珍贵的时光，“高考恢复”，“开始招考研究生”，多么惊人的消息！决不能与这梦寐以求的机缘失之交臂！这时大儿子已经7岁，需要考小学，年届30的夫妇俩又同时考清华大学“文革”后首届研究生。三个人同时都经历着初试、复试又都被录取的过程。那些日子实在是具有喜剧意味。

这是他们命运大转折的一年。

清华读了一年，1979年，江上舟从清华大学考取联邦奖学金，到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攻读研究生。

江上舟在瑞士留学八年，学习期间，被父亲着着实实地“骂’’回了瑞士。

瑞士，一个几乎是纤尘不染的美丽国度。生机盎然的绿树草地，阿尔卑斯山顶的皑皑白雪，身边盘桓的鸽子，洁净的木质长椅，清脆的钟声……让人流连，让人沉醉。正是这个美丽的国度，对他俩今后的命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这个学校历史悠久，是欧洲著名的理工大学，它拥有一流的教学条件，诞生过许多誉满全球的卓越学者、科学家，除了爱因斯坦外还有20位获得了诺贝尔奖。这里治学严谨，有阶段性考核与淘汰制度，学生假期要参加工厂实践，一个电工专业的学生从人学到毕业至少要做60多个实验。实验设备更新也快，毕业论文要结合实际工业项目。这里的博士学位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轻易获取。

吴启迪晚江上舟两年(1981年)到达。她是新中国第一批拿到硕士学位的人，研究生毕业后以“访问学者”名义赴瑞士进修，一年后继续深造。两个人学的不是一个专业，他学通信，她学自动控制。但所遇到的困难却是一样的。一个大学本科不是按部就班学完、“先天不足”的中国学生，也没有学过德语。吴启迪用了一年时间从小孩子学话开始，基本具备了用德语听课的前提条件，被教授留下攻读博士学位。

1985年，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第一个女博士证书被一个中国女学者领取，1986年她回国到同济大学任教，这就是吴启迪。

而江上舟则不然。在瑞士，就在这个可爱的国度里，先通过了德语考试，又完成了硕士课程，最后完成了博士论文工作，取得了博士学位，用了漫长的八年！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江上舟还没有取得学位之前曾一度萌发过中断学业回国的想法。那是在1982年他硕士研究生毕业、回国探亲的时候，他敏锐地看到国内蓬勃的改革大潮已经涌来，便告诉父亲他不想再读下去，想早点回国干，国内需要他……

父亲江一真一听，猛地站起，把脸一板，提高嗓门，斩钉截铁地说：·t不行！”老爷子手摁在桌上，狠狠发话：“我是说过‘你们谁出去都行，但是出去学成后都要回来’的话，但前提是：一定要完成学业，否则甭想回来！，，接着老爷子叹了口气，规劝道：“我们那时没有机会，你现在有这样好的条件，可以成为有本事的专家为国效劳……你决不可以半途而废！你给我老老实实回去，把学业完成！”

是啊，父亲没有念过几年书，长期的战争又粉碎了他的读书梦，他是全靠实践中刻苦努力成长起来的出色的外科医生，常为知识不够抱憾终生。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我怎么能让老人家失望呢？

这时吴启迪也已决定继续深造，江上舟只好返回瑞士接着攻读博士学位。

用江上舟的妹妹江效松的话说，哥哥在瑞士读书“一开始是孜孜以求的，可是到后来却变为不得不读，要不回不了家”。

江上舟是怎么搞的？是学习基础太差跟不上吗？不是！一个爱学好学，博闻强记，历来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者，清华的底子加上聪明的脑瓜，足矣。那么是不喜欢瑞士这个国家？当然不是！这里天蓝地绿，纤尘不染，他赞扬瑞士风景“是躲不过的美丽”。高福利，生活安逸，令世界人民瞩目又羡慕的地方，江上舟又非草木。是他的人际关系不好待在那里无趣？更不是！江上舟在留学期间当选为瑞士留学生联谊会主席，这可是完全的民主选举，人缘不好怎可能当选？

奇怪呀，奇怪！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个自幼就爱读书会读书，深得父母喜爱同学钦佩，而且是在世界一流学府里深造的人，变得如此心猿意马，厌倦读书？

如果把镜头拉回夫妇两人在苏黎世的生活，你就会彻底懂得，江上舟读不下去的缘由就是一个，一个让许多国人甚为不解的缘由：国外生活太好，国内老百姓太穷，他急切地想回国尽快改变这一切！唉，傻不傻呀！

他的苦恼是真实的，决非浪子远游倦于风尘的轻率，也非子虚乌有精神家园的幻灭，这是一种深沉思维的觉醒，是一种清醒、成熟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升华。他实在是太想念自己亲爱的祖国了！P6-9

本书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位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又第一批回国的“海归”赤子，一位在我国经济特区建设与重大科技领域自主创新攻关中作出重大成就的拓荒者——江上舟曲折奋斗而又精彩传奇的一生。

我与江上舟相识有24年之久，前后曾有过两次共事的经历，之间有过很多交往；我比江上舟年长十多岁，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忘年的朋友。我们最初相识，缘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一起参与经济发展战略的调研与制定工作。

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实现的重大突破之一，是以兴办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14个城市为代表的对外开放。1980年，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和开放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城市，取得了显著效果。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公开向外界宣布：“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海南建省办特区，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又一重大决策。

为了办好这件事。中央批准先建立海南建省筹备组。由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许士杰等五人组成，许士杰为组长，曾担任过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梁湘为副组长。这个筹备组成立后，决定做好三件事，即制订一个施政纲领，设计一套全新的组织机构，起用一批新人。为了做好第一件事，特邀请国家最大“人才库”之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派一个专家组前去帮助制订海南经济发展战略。1987年10月在党的十三大会议期间，许士杰、梁湘当面向出席会议的社科院领导提出邀请。社科院决定派出以副院长刘国光为首的专家组前去完成这个任务。专家组成员主要由社科院经济片各所抽调，主要成员有经济所的沈立人、戴圆晨、张曙光，工经所的陈栋生，财贸所的李茂生。数量技术经济所的我。课题组还有三位特邀专家，他们就是国家经委外企处副处长江上舟、数量技术经济所的廖逊、北京大学刚毕业的经济学硕士张高波。由刘国光担任组长，我为副组长。三位特邀专家被邀请，各有特殊的原因。张高波是梁湘在北大招聘人才时选定将来做他秘书的人选，廖逊是因为在“小政府，大社会”课题上的深入出色研究，为设计海南新的行政体制所急需：江上舟则是刚刚从海外归来，又是学理工科的，有国际视野。当然，直接的原因。还是本书首次披露的，是他在火车上向毛立本说“海南建省先要做好规划”，“谁出主意，拉谁来干”，所以江上舟就参加了课题组。

我们专家组于1987年8～9月到达海口，住在省委招待所里，许士杰曾任广东海南行政区书记，对海南情况比较熟悉，因此由他亲自向我们做第一次介绍。梁湘在深圳任市长时，曾邀清刘国光带领中国社科院专家组去帮助制订了深圳的第一个发展规划，他和刘国光及其他同志比较熟，他着重谈了对我们的要求。我们除了听取海南建省筹备组的意见外，还深人到10个县市的30多个企事业单位，以及一些黎村苗寨了解情况。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1988年初，写出了《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和9个分报告。我们建议海南在全国率先实行社会主义的有指导的市场经济；实行工农贸旅并举，建成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外向型、综合性的“自由经济区”；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并对近中远期的发展目标进行了规划。海南建省筹备组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决定付诸实施，并由许士杰、梁湘赴京向中央汇报，在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汇报并原则同意后，提交海南省第一次党代会和省人民代表会议上讨论，并得到了充分的采纳。

江上舟当时刚满40岁，从国外刚回来，对国内发生着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当时海南岛的气氛非常活跃，几乎在每天都有不少各界朋友到调研组来打听消息。然后把种种有关的信息散布到社会上去，成为人们的谈资，有些传闻甚至惊人地准确。在省委招待所大院，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有许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者，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党政干部，甚至中央各部门、各行业的“勇敢分子”也纷纷来信要求“参加开发海南岛”。而在机关大院以外，街头上到处充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求职者。我们做过很多地方的经济研究，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研究发展战略还是头一回。除了完成自己的专题研究外，江上舟在这段时间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他与各方面的人接触、交谈、筹划，常常与人谈到近天亮才睡觉，同时留下一大堆的烟蒂。我感到，当时他是我们专家组中最不安分，急着要为海南做事，而且是一下子想做很多很多事的人。他那风风火火、日日夜夜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拼命三郎”样子，时至今日，仍不时鲜明地显现在我眼前。后来，我干脆和他商量，请他对此提交一个文件。他同意后设计了一个海南特区对人才需求和引进的数学模型，以此为依据对外宣传，以安定人心，有序地引进人才。

1988年初课题结束并完成了“发展战略”起草任务后，建省筹备组向我们正式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从课题组中留下几位同志，帮助贯彻落实这个“发展战略”。结果是我们专家组“一分为二”，我和一部分年纪较大的同志返回原来的工作单位，另一部分，主要是三个特邀专家，被新成立的海南省留下担任了一定的职务，投身热火朝天的大特区建设中去了。江上舟自报和被任命为三亚市分管土地规划建设与旅游的副市长。1993年初又到我国首个由外商成片开发的洋浦经济开发区担任首任管理局局长。在这两个岗位，他以科学的态度，火一般的热情，旺盛的精力，在中央的支持与上级正确领导下，克服一般人意想不到的各种困难与挫折，面对众多压力，带领干部群众顽强地做了很多拓荒性创新性的工作。几次关键时刻，他在工作中碰到棘手困难，曾向刘国光组长与我诉说，我们都尽力给予全力支持与帮助。

江上舟对海南是无比热爱的。现在，当年的边陲小渔村三亚变成了国内外著名的美丽的热带滨海国际旅游城市，洋浦也从一片仙人掌的荒芜之地变成了海南最重要的新兴I临海工业基地与环北部湾的重要航运枢纽。这些历史巨变，凝结着江上舟付出的忠诚、坚持、青春、智慧与汗水。如果说梁湘等人是当年深圳特区开发建设的拓荒牛，那江上舟则可以说是开发建设海南大特区的一头拓荒牛。江上舟不仅是海南建省办特区的最初规划设计参与者，国际旅游胜地三亚的前期规划与开拓奠基者，也是洋浦这个新兴工业基地的开拓奠基者。

我第二次与江上舟共事，是在新世纪最初几年，共同参加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编制。2003年6月全面启动编制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是我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对科学技术发展进行的第一次全面规划，是指导未来15年我国科技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个规划的编制由温家宝总理为组长、陈至立国务委员为副组长，国家23个部门主要领导参加规划领导小组，11个部门组成的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规划领导小组成立了由高层次专家组成的规划战略专家顾问委员会。这次，我担任规划总体组顾问委员会委员，江上舟则是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兼重大专项组组长。

这次共事与上次共搞海南建省规划已相隔16年时间，各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作为顾问，工作相对专一；江上舟作为办公室成员兼重大专项组组长事情多而杂，特别是重大专项组的工作很关键。重大专项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在一定时限内完成的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历史上，我国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杂交水稻等为代表的若干重大项目的实施，对整体提升综合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上舟这次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各方面的专家在重点领域中确定一批优先主题的同时，围绕国家目标，进一步突出重点，筛选出若干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或重大工程作为重大专项，并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和实施条件的成熟程度，逐项论证启动。这项工作，不仅要有专业的判断力，要有宏观的战略眼光，更要有协调各种意见与利益的决断能力。与16年前在海南一样，这次他还是那个“拼命三郎”样子。由于放不下上海正在进行的工作，他常常不断地往返京沪两地，有时一周要数次，有人说他坐飞机像坐公共汽车一样。严酷的是，2001年江上舟已查出患有肺癌，他是一边治疗一边吃药，一边奔走一边工作。对时间抓得比任何时候都紧，谁也劝不住他。唯一与以前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烟再也不抽了，药都准时吃了。就这样，江上舟抱病主’持组织论证了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包括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大型飞机、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等16个重大专项的全部论证工作。

2007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完成后，我曾想推荐江上舟到相对松闲一点的大学去搞学术，然而，他与上次一样又进人新的专业领域去实干苦干了。近年，他在中芯国际危难之时担任其董事长。带病着力实施芯片攻关计划，想争取用五年时间解决中国缺“芯”这一难题。同时他还关心着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进展。2011年6月，江上舟病情恶化。友人相告。他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是这些国家重大专项的进展情况，对未能亲眼看到国产大飞机飞上天，未能亲眼看到三亚太阳能光热项目发电而感到遗憾。64岁，还正是可以替国家做更多大事的时候，他却不幸离我们而去。这是我国科技产业界的重大损失，更是我们这些作为江上舟好友的人的重大损失。

我感到很悲痛，但也很骄傲。孙中山先生当年曾说过，国民党员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江上舟可以算得上是“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的真正共产党人与海归知识分子中的突出一员。他是一个忠于信仰的人。凭他的能力与条件，他不是没有做官的机会，但他不屑为谋取自己个人的名利去奔走钻营，而是把自己全部的精力与心思，都放在了做事、做大事上，始终以一颗赤子之心，为祖国的现代化崛起，为人民的幸福富裕，热血拓荒，奉献自己。终其他回国后先后做的那些事，都是当时当地与国家发展的热点重点，直接反映了我们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进步。在告别仪式上的大幅挽联：“散英魂寄千万雄鹰翱翔神州，尽智魄载十亿慧芯呼唤华夏”①，就是对他为我国实现现代化和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所作贡献的高度概括。

江上舟生前曾开玩笑地自嘲：“一生超前，不逢其时。”从一般世俗的眼光看，或许是这样。但从做事的角度看，或许恰恰相反，是“一生超前，恰逢其时”。像江上舟这样的人，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先锋人物，是我们这个时代幸运的人，也是值得尊重的人。不论怎样，读完本书，他对国家的忠诚，他对别人的真诚，他对事业的执著，将会长久地激励着一切真心做事的人；他的正气，他的睿智，他的故事，将会让一切善良向上的人难以忘怀。

2011年12月

这是我流泪最多的一本书。

2005年到洋浦采访，江上舟的团队大多都在。那时江上舟的肺癌已经转移，不少被访者说着说着就唏嘘起来，眼里滚着泪花，我听着听着也潸然泪下。后来我写到某些章节、改到某些章节时还禁不住流泪，几年过去还是难以自制。

江上舟是一个“感动中国”的人。

他不做大官，却为国家做了许多大事。他有本事，“本事”是靠他自己刻苦学来的。恶病十年，多次转移，除了治疗，他没有一分钟停止过工作，他没有想过自己。他是生生累走的。读了本书，若有人一点儿不感动。是我之过。

这是我耗力最多、历时最久的一本书。

前后拖了八年，采访一百多人，若以人次计，不胜数了。迟迟未出，其中主要原因是：江上舟总说“我也没干出多少事”。我曾为此郁闷过。

非常感谢被我采访过的一百多位朋友同志、专家学者们所给予的热情支持和帮助，由于篇幅所限，书中不能一一提名，又由于种种考虑，多数人只写姓、职务，不写名，敬请原谅！

书中有许多数字、文件、讲话等较为枯燥难读，然而正是它们构筑了我们主人公生命轨迹的一部分。删去易，得到难，一旦它们被岁月的风吹得烟飞尘灭，就可能永远消失了。这是笔者宁肯牺牲一些“可读性”的原因所在，有些数据也不一定都准确。敬请读者谅解！

最后，还要说说中国青年出版社。这是我最喜爱的出版社之一，我有三本书是这里出的(其中两本被美国“谷歌…‘侵权”)。老编辑早已一代代更迭，现在的，我基本都不认识了。可不知怎的，在感情上总觉得近，总有点牵挂似的。我特别感谢现中青社社长兼党组书记续文利同志、社长助理王瑞同志对于拙著的关心重视与大力推动，感谢责编彭迎、责编李滢、美编李鸿飞和正美工作室的辛勤劳动，使得拙著得以很快并高质量地出版。

在撰写过程中，南通市政府给予热情的支持与帮助，曾为笔者安排过数十天幽静美丽的写作环境，上海市闵行区政府、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为笔者提供了采访与写作的种种方便条件，不少企业老总也曾伸出过援助之手，夏博士自始至终鞍前马后地做了许多细致周到的工作……这些，笔者一一铭记，并表示由衷地感谢！

笔者才疏学浅，又是“科盲”，真诚地欢迎批评指正！谢谢！

高陶

2012年2月8日于北京翰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