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尘留迹终难忘——王梓坤的科学发现纵横谈
嗜书如命的学者
2005年春，由中科院院士王梓坤著的《莺啼梦晓——科研方法与成才之路》一书被评为上海市第五届优秀科普读物荣誉奖。奖状很大，上下用厚厚的透明塑料封固。作为责任编辑，王梓坤授权我领受颁给他的那张大奖状，由于无法邮寄，只能在那年9月初赴京参加首届科技传媒论坛时把奖状捎去。会议期间请了半天假，先去三里河的中科院讨论一本书稿的事，然后赶到位于北太平庄的北师大校园，去拜访王梓坤先生。
暮色中踏人由启功先生手书的“乐育楼”，一栋20世纪50年代的老建筑。曾任北师大校长的王梓坤就住在二楼一个普普通通的单元里。三问不大的房间都摆满了书，凡是墙壁的地方都挤满了高高低低的书橱，王梓坤的嗜书如命可见一斑。
王梓坤高兴地收下我送去的奖状，关切地询问图书的社会反响及销售状况。 《莺啼梦晓——科研方法与成才之路》是2002年初出版的。全书分卷上与卷下。卷上的“科学发现纵横谈”是发表于“科学的春天”的同名小册子的修订稿，主要是改变了当年的一些提法并加了不少插图，有助读者理解并增加一些可读性。“科学发现纵横谈”纵谈科学发现的一般过程，横谈科研人员应具备的德、识、才、学。阐述中生动地引用了古今中外大家的学问之道、成败之鉴，令当年刚从肃杀的“文革”严冬中熬过来的人们，欣欣然闻到了春的气息。一时洛阳纸贵，四五十万册的销量，激励了一代学子走上了科学探索的道路。“科学发现纵横谈”以清新独特的风格、简洁流畅的文笔、扎实丰富的内容，情理交融回味无穷，使人陶醉于美的享受之中，难怪不少篇章会被选人中学语文课本。
卷下的“履尘留迹”以人才培养为主题，探索优生优育、学文学理、师生情谊等教育思想，其中尤以“百年树人亦英雄”为教师吐气成云。2008年9月，《莺啼梦晓——科研方法与成才之路》又出了第二版，至今依然热销。
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涉及了即将来临的每年一度的教师节，因为王梓坤毕竟是中国教师节的倡导者。
中国教师节的倡导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早上一起床就突然想到教师应该有自己的节日。”
1984年12月9日，时任北师大校长的王梓坤一早起来就灵感突发地想到要为教师设立节日。严冬的北京，清晨5点，天依然漆黑，王校长就习惯地到办公室做准备工作。那天他确实很亢奋，急着想把这个念头告诉旁人，但谁会这么早来上班呢？直到上午8点，他才拨通了《北京晚报》一位熟识的记者的电话，兴奋地谈起他的想法。第二天的《北京晚报》刊出了一条题为“王梓坤校长建议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的短新闻。这就是倡议设立教师节的最早文字记载。事后，王梓坤把这个想法用文字表达了出来：
关于在全国开展“尊师重教”月的建议
王梓坤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尊重师长，重视教育，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
在振兴中华、加速四化的大业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一切根本中的根本。为此，必须重视教育。关于这方面，中央领导同志已有多次指示。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谨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尊师重教”月的活动，该月的一天即定为“教师节”。敬请各级领导向所属范围（或在全国广播，或在电视讲话）作几次讲话，以进一步引起全国人民对教育工作的重视，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并鼓励年轻人安心从事教育工作。日本在战后能迅速成为经济大国，最基本的经验就是重视教育，这可为我们所借鉴。开展“尊师重教”月，收效快，影响广泛而深远，同时又不需要国家投资。因此，我们谨提出上述建议，供中央领导参考。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12月15日，为进一步推动此项倡议，王梓坤诚邀北京师范大学的著名教教师节”为题的简讯。这已是有关设立教师节倡议的第二次媒体报道了。 作为校长，王梓坤决定举行一个全校师生参加的皖人大会以隆重庆祝第一个中国教师节，向全社会传递“尊师重教”的理念。在大会进行到高潮的时候，令人激动的一幕发生了，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们打出了“教师万岁”的横幅。这四个字是教育系的四位同学分别写成的，没有刻意安排，也没有预先布置，这是同学和老师们发自内心的声音，会场一下子沸腾了，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了。
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当年的这四位同学中的三位被请回了母校，其中一位远在新疆的同学还千里迢迢给王梓坤捎来了一些葡萄。王梓坤感慨地回忆：“他们告诉我说那四位同学已经有三位来了，他们看到我当然感到很亲切，他们说当年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所以四个人在底下不声不响地做，这件事。这些同学真的对老师是很尊重的，他们的心情也代表了全体同学的心情。”
王梓坤从不宣扬自己的功劳，一再表示，教师节的设立充分表明全社会是关心教育的：“我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两次发出倡议后，我的精力也主要扑到校务上，没有再多做什么。而和我同时发出倡议的许多老师，像黄济教授就是政协代表，还有其他关心教师的人们，他们有更多机会提到此事，促成此事。"
P2-7
《院士怎样做人与做事》是一部基于采访笔记和摄影图片整理而成的十六位院士的深度报道。
多年从事科学传播的实践和探索，我们清晰地感受到：科普创作的视角无非是写人或写事。当然，事在人为。本书所写的人，是社会各个群体都十分关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通过与他们的反复接触，了解了他们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略知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如何造福于人类的，把这些不加修饰地予以记录，旨在以事写人，以事映人。诸如在讲述范滇元院士为寻找新能源而钟情“神光”研制的故事中，就简单地介绍了激光可控核聚变的科学原理与知识，同时展现了范院士执著科研的精神风貌；在龚岳亭院士对50多年前所从事的结晶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的科学道路的回顾中，让读者了解为什么要人工合成蛋白，中国科学家当年是带着怎样的做人理念来大协作而获得大成功的……我们叙述的笔触不仅在乎他们的头脑，更在乎他们的心灵；不仅在乎他们所研究的“学”与所从事的“术”，更在乎他们的为人之“情”与人文之“怀”。我们也力争以较强的可读性来普及科学知识以及在知识背后所蕴含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以突出院士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认真执著与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反映他们各自怀揣的科学梦以及怎样为圆梦而不懈努力的科学脚步。
面对快节奏的生活，为适应读者快阅读的需求，我们尝试选取不同科研领域的十数位院士的故事，集成一册，这样每一位院士的特写连图带文也就只占一万多字的篇幅。在这样有限的容量内，要完整展现一位院士的科学人生，那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兴许高明的作家也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只能力求以简练的笔法，尽可能抓住每一位院士的特色，诸如吴孟超院士的人生几次重大抉择、钱伟长院士的报国情怀、曾溢滔院士的换位思考心理艺术、李政道院士的艺术与科学的贯通思维……期望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能否如愿，只能由读者来评判了。毕竟院士们所从事的科研领域各不相同，而他们为人处世的风格又各有特色，因此，怎样抓住他们各自的“特征不变量”也就成了这本小册子选材及表述的难点所在。好在还能用院士鲜明个性的照片，来帮我们弥补文字叙述的缺陷。再说，以图文相谐的形式来展示他们各位所从事的学科的特色、所走过的科学道路，倒也是与“读图时代”的阅读潮流相适应的。要说明的是在采访院士时，尽管我们拍摄了不少照片，但不可能全用。出于叙述的需要，本书采用了不少由院士提供的资料照片，尤其是那些很有历史价值的写真。对那些连院士自己也已记不清是哪一位的照片拍摄者，我们只能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毕竟他们当初的努力与我们现今的努力都是为了展现院士的风采、积累人类的科学文化。
应该说，院士们怎样做人、怎样做事及他们所走过的人生之路对当今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读者）树立科学精神、学习科学方法、培育创新思想，无疑会有启示作用。特别是鉴于眼下不少青少年有追影星、追歌星、追球星的热情，却唯独不追“科星”的现状，推出《院士怎样做人与做事》，以配合不少学校开展的相关演讲与征文等活动，相信会有借鉴作用。当然，我们无意要青少年都去追“科星”。社会期望青少年都能成才，但并不希望（事实上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科学家。院士们大写人的风采，值得整个社会敬重并褒扬，留下他们怎样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心路历程和思想风貌的图文资料，也是一种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对提高社会培育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好风气，无疑也是一种有益的努力。这也让我们想起80年前，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极有见地的表述：“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也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所成。”
在成书的过程中，王梓坤、李大潜、朱能鸿、严东生、吴孟超、谷超豪、林元培、范滇元、龚岳亭、曾溢滔、薛永祺等院士（文章按院士姓氏笔画排序）都给予鼎力支持，接受采访，提供资料，配合摄影，初稿完成后拨冗仔细审改和确认。对已谢世的张香桐、钱伟长、谈家桢和谢希德院士，本书所收入的文章是笔者将多年前曾发表过的文稿予以整理、修改并集成的，当年发表的零星片段也都是经过他们审改和确认的。在此，对他们的劳动表示由衷感谢。另外，还要感谢院士的家属、秘书、同事和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尤其是张跃进、严燕来、周春莲、邱福建、虞彬、吴月明、钟毅萱、朱建坤、宋亦熊、侯艺兵、吴国新、王国棵、姚欢远等各位，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这本小册子也是难以完成的。当然，我们也十分感谢上海科普图书创作出版基金对上海教育出版社作了专项资助，推动了本书的顺利完稿与出版。要说明的是当初申报基金时的选题名称是《鲜为人知的院士人生》，现经反复推敲，我们认为还是以《院士怎样做人与做事》更符合写作意图。至于文章的先后顺序，则是以所报道的院士姓名的汉字笔画为序的。特予以说明。
方正怡方鸿辉
2011年9月6日
学生时代谈到科学家（尤其是大科学家），总不免产生一些误解，因为曾读到过牛顿将手表投入锅里煮、陈景润走路都在思考以致撞上电线杆等“怪事”，以为科学家就是一群性格怪僻、行为怪诞的“怪人”。一提到科学家，眼前也总浮现白发怒张、额头有深深皱纹的爱因斯坦沉思的形象。
科学家真是这样的吗？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着手策划并编辑《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起，我终于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起科学大家来。这二十年来，随着不断地与两院院士等大科学家的频繁接触，相继编辑推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严济慈文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画册》《百年科技回顾与展望》《中国科学技术前沿》《新世纪的嘱托》《转基因动物与医药产业》《院士怎样读书》《科学人生——院士的故事》以及“科苑撷英”丛书等，并且于1998年起受《上海画报》主编委托，在画报上开设了“名人自述”专栏，为力争每期能介绍一位两院院士的科学人生，我先后得到邓明、方正怡的配合，走访了不少院士，聆听他们的人生故事，拍摄他们的英姿与风采。这一系列工作，让我们同科学家，尤其是不少两院院士交上了朋友，也分享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洞悉了院士坎坷的成才以及怎样做人与做事的人生之路。
院士并非都是天才少年 两院院士是中国科学技术界最高学术称号，他们的学术水准代表了当今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准。对于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群体，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他们都是由天才少年成长起来的，也有人以为他们都出自书香门第，或祖传家学由名师带教而成的。院士是否都一定有很优越的学习环境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院士中不乏有像蒋锡夔那样出身于有名望的民族资产阶级家庭的；也有像钱三强（钱玄同之子）、钱钟韩（钱钟书之堂弟）那样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当然还有像戴复东（戴安澜将军之子）那样出身于高级将领家庭的。但是，院士中的绝大多数人乃出身于普通百姓家庭，相当多的院士还出身于贫苦的农家，像从放牛娃到院士的黄荣辉、贫农儿子曾庆存等。他们之所以能成为院士，除了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遇，最本质的成因就是他们自身的努力与汗水。剖析大多数院士坎坷的人生与成才的经历，几乎同我们常人没有什么异样，而且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也并不是什么“尖子生”、“小天才”、“理科班学员”或“创新班学生”……不少院士在青少年时代倒是典型的调皮捣蛋鬼。但是，他们一旦有“悟”，便分外努力，这倒是不少院士突出的共性。我们不妨听一听杨奇逊院士的话： “现在许多父母望子成‘龙’，但由于过分的从‘严’要求而忽略了启发孩子求学向上的自觉性，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于是开始埋怨孩子，后果则是进一步打击了他们的自信心。我小时候的一段故事也许可以给这些家庭某些启迪。 我在小学一直是班上的‘弱小民族’，常常被人欺侮，老师也不喜欢我，常常指着我的鼻子骂‘你笨得像头牛’。到了初中‘，我更是贪玩，上课不听讲，学习成绩很差，直至初二上学期，我拿到的成绩报告单上竞然达到了九门课不及格！当我战战兢兢地把这份报告单交给妈妈时，我准备着‘过关’（也就是挨一顿骂，或是一顿打），出乎意外的是，妈妈一句话也没说，但是我看见了她眼里的泪花。 这一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着，我听得见我妈妈也一直没睡着，她不时地翻身，这牵动了我的心。这一夜我想了许多许多，暗下决心，一定要为妈妈读好书。 我开始变了，妈妈的笑容，老师的赞许，更加加速了我的进步。 现在我还在想，如果那天晚上妈妈骂我或打我一顿，我也许会觉得很平衡，第二天还会高高兴兴的……”
多么鲜活，多么中肯，多么具有人情味！这对治疗当前的育人之“疾”，恐怕也是一帖很好的药方。
个性鲜明 实事求是 科学的本质是求真、求实，即探索客观世界之“未知”，寻找客观世界之“规律”。其实“真”与“实”是难求的，需要科学家从小养成一种实事求是、锲而不舍的素养。院士们执著造就的这种素养，往往也被虔诚地平移到了求生存与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这就不免常常碰壁，带来极大的痛苦甚至难愈的创伤。200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蒋锡夔院士就是一位很执著，又很有个性的有机化学大家。他曾说：
“1955年底，回国去北京化学所工作后不久，我便懂得要说：‘我的家庭出身很坏。’但我始终不接受下述观点，即‘出身坏者的思想品质也一定会坏’。记得1964年我奉命去上海嘉定外岗社会主义学院学习近一年，被要求天天彻底否定父母亲和自己，把他们和自己都说成是坏人。我因为不能全部接受这种可悲的观点而好几次与‘指导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当时我承认自己确实受到资产阶级家庭的有害影响，应该通过学习而改进，但我始终认为我的父母和自己都是很正派的好人，我们未做过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因此，当最后几百位学员被要求每人交上一份好多页的学员总结时，我拒绝交上这样一份符合他们要求的总结。为什么我会这么做？因为我尊重事实，敬爱我善良的父母。”
而在“批林批孔”时期，因蒋锡夔曾得罪过“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便成为中科院有机所高级研究员中唯一被斗的重点对象。工宣队想搞一个“内外爆炸”，要求蒋锡夔课题组对他彻底予以批判。然而尽管施“高压”，整个课题组却没有一个人愿说蒋锡夔一句坏话。同时，工宣队大头目找蒋锡夔个别谈话三小时，要他彻底检讨自己，承认做基础研究的错误，但倔强的蒋锡夔寸步不让，不但不认错，反而理直气壮地告知：“我做基础研究是祖国的需要，是要为祖国争光！”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名“臭老九”敢于这样顶撞，那该有多大的勇气！要不是蒋锡夔有这么执著的毅力和倔强的个性，有冒死也敢顶逆流的风格，又怎能率领他的团队在“物理有机化学前沿领域两个重要方面——有机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学的研究”上摘到200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桂冠？要知道，这个奖项已连续空缺好多年了！事后，蒋锡夔感慨地说：“回顾这几十年来，在科学思想方法方面，我深信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
说到执著与个性，刘新垣院士是又一个典型的鲜活形象。这位院士中率先“下海”的勇士——上海华新生物高技术有限公司的总裁，是一位极有个性的科学大家。1988年，由于有关方面的调整等原因，他的1一干扰素攻关等大部分项目被取消了，一个研究组没有课题经费不就完蛋了吗？当时急得刘新垣“心绞痛”。结果由于所做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荣获一等奖），才恢复了一干扰素的攻关资格。事后，刘新垣心有余悸地说：“如果当时不能及时做出成果，我这一辈子还不知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另一件令刘新垣说来就“心痛”的事是：他把华新公司当成亲生儿子，为它的发展花费很大的心血，当华新事业红红火火的时候，公司内部很有心计的人却提出要为他塑一尊铜像，然后把他“请”出公司。这下，刘新垣的“心绞痛”又发作了，不得不住进医院。“好痛心啊！但我刚正不屈，请求领导帮助，给科委、副市长写了信，还给徐匡迪市长写了信。我若不坚强点，也许要跳黄浦江。多难不屈，奋争不止，我挺过来了！”在当年围歼SARS的战役中，¨一干扰素功不可没呵！但又有谁知道作为研发人员的院士身上所发生的“心绞痛”的故事？
鲜花与掌声背后的院士们的苦恼，人们往往不了解。由此也可理解，不论是蒋锡夔，还是刘新垣，院士们为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所处的境遇尚且如此，更何况常人！
事业执著情感丰富 常人往往误解院士，认为院士们事业执著无可否认，而缺乏“人情”或不近情理，兴许是通病。
然而，事实是对偏见最好的诠释。
在审读院士自述的文稿时，我常常能读到催人泪下的情感故事。略举二例，读者兴许能有所体会。 著名的计算机专家李三立院士一心扑入“724机”研制时，无暇顾及妻子的胃痛，拖了几年，科研成功了，专著出版了，但妻子的胃溃疡恶变成了胃癌。爱妻去世20多年后，李三立内心仍时时处于深深的自责与内疚之中：“每当我想起我已故的善良而美丽的妻子时，总是心潮汹涌、感慨万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感情愈加深沉。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事业奋斗过程中，大多都可以听到人生伴侣同甘共苦和互相勉励的激动人心的乐章，这个乐章可能是以欢乐，也可能是以悲哀为结局的。但是，这是一种呼声，呼唤我们去克服困难，去奋斗，去前进！”
而更动人的恐怕是“神光II”和“神光III”的总工程师范滇元院士的情感故事了。
前些日子，赶在SARS期间，才有机会“抓住”范滇元。那天，在他家里听他聊“神光II”大型激光装置研制的故事：
1997年，按原订合同，已近“神光II”正式交付使用期限，几千万元的研究经费已将用尽，但“神光II”还没有达标。用户天天跟在屁股后面催：啥时好用？全体研制人员心急如焚。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在此关键时刻，我国激光核聚变项目的创始人王淦昌院士病倒了；共同为“神光II”拼搏的项目负责人邓锡铭院士患癌症住院。91岁的王淦昌每逢有人去探望，都要仔细打听“神光II”的进展，不久邓锡铭也在对“神光II”的牵挂中离世。
最令范滇元激起感情波澜的是爱妻的去世。
“研制人员加班加点是寻常事，那时我也无法常回家，住在嘉定单位宿舍。上小学的女儿只能寄托在妹妹家，妻子祝秀凤长期患病独居在家，夫妇俩每日靠上午电话联系。1998年5月那天，是周四，下午我要到市区出席政协会议。周三晚上，我与妻子通电话：‘明天下午开完会回家。’不料周四上午实验又出故障，我中午上车前，按惯例往家里挂电话．想告诉妻子，会后不回家了，因实验室离不开。可电话那头铃响无人接。下午开完会已是四点多，返嘉定途中再打电话，还是无人接。‘也许去散步了？’到了嘉定，晚上7点多钟再打电话回家，还是无人接。我的心悬了起来，‘出事了？’ 心惊肉跳地急速回家，只见妻子已倒在床下，我用手轻抚其面颊，她微微睁眼，轻轻说：‘叫救护车。’想不到这竟是妻子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随后她就陷入深度昏迷。10天后，她就去了，才50岁。医生诊断，妻子是突发脑溢血，我回家前，她至少已在地上坚持了八九个小时，她听到我的电话铃响却无法接啊！”
两眼闪着泪花的范滇元院士回首往事，痛苦不堪。
写到这里，不由得不追忆起令人崇敬的谢希德院士。
谢希德自幼体弱多病，中学毕业后得股关节结核，休学4年，并留下终身残疾。以后又经受了不少折磨与考验（包括患乳腺癌），但对她打击最大的乃是当年丈夫曹天钦院士患病住院。 “当我由于股关节结核卧病在床时，是他的信给予我无限温暖和鼓励，使我能满怀信心，克服病痛。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最关键的时刻是他做出了正确的抉择。回忆在1951年，当我俩相继在英国和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由于当时美国政府阻止学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返回新中国，他放弃了原来去美国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国的念头，坚决要我去英国结婚后立即回国。……然而不幸的是从1987年8月底起，他却一病不起，而且病情每况愈下。这个无情的打击带给我的痛苦是任何文字或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显然有数年我听不到他的声音，只能从他默默的眼神中体会到他对我的鼓励。”
曹天钦患病期间，谢希德担任着复旦大学校长、市政协主席、中科院学部主席团成员、上海市科协主席、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等大量行政和社会工作，还承担着指导博士研究生的工作，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但她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天天去曹天钦的病房，料理并协助医院做康复工作……
199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一书出版后，上海《新民晚报·十日谈》曾连载18天，以后戛然而止，这是因为受了下述事件的影响：当时晚报“夜光杯”编辑部对谢老自述的文摘，重点收录了她期望医学上能出现奇迹，使处于植物人状态的曹天钦康复的期盼。谢老的文稿写于l 994年，曹天钦院士于l 995年1月谢世。书稿原文中已提供了这个信息，然而由于报摘文字有限，信息不够完整，“十日谈”又未指出文稿的出处，也未加释文，导致不少好心的读者误以为谢老还在为丈夫的康复而奔波。因此，大量读者来信飘进了谢老的信箱。有的读者表示自己下岗了，能有时间协助护理曹天钦；有的读者表示可以提供进口药物；也有的读者表示愿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弄得谢老一时不知所措。记得那天她确实有点火，打电话责问我：“怎么搞的，我天天收到这么一大堆信？……真没办法！”当时我只能作些于事无补的解释，并表示希望她能授权让我替她复函。这件事与其说是增添了谢老的麻烦，不如说是因为勾起了她对丈夫的无尽思念的痛苦。事后，谢老并没有将信转我处理，而是自己一一函复了，这给谢老平添了很大的痛苦，只能乞求她老人家的原谅了。
为了不再重蹈信息缺损而误导读者的覆辙，1999年11月，谢老在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前，将发表于《上海画报》“名人自述”专栏上的文稿作了一个小小的改动——删去了最后一句“我怀着这个信念，在人生旅途中继续向前。”增补了：“不幸的是，我的这个希望在1995年1月8日终于破灭了，他离开了我们一家而默默地走了。天钦去世后，由于朋友和同事们的鼓励，我怀着无限的哀思，在人生旅途中继续向前。1998年夏宿疾复发，又动了一次大手术，目前仍在康复中。”谁知道这竟成了谢老的绝笔。2000年3月4日，谢老永远地离开了热爱她的人们。
院士的情感故事，又岂止这些。院士同我们常人一样，也有丰富的情感生活，他们确实是我们时代最可爱、最有情感的知识群体。
学养深厚 兴趣广泛 院士一般外语都很棒，懂几国文字是很普遍的，而院士们的人文学养也都很深厚。出身名门的院士也许是受到家庭氛围的影响和熏染，诸如钱三强、钱钟韩、潘家铮等，他们所写的文章如同出自文学家之手，他们所作的报告，逻辑性强而不失幽默和风趣。其实，院士们都知道，光有自然科学一翼，而没有人文学科的另一翼，要展翅高飞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在成长中都自觉地注意提高自己的人文学养。较典型的例子是数学家王梓坤院士。
“文化大革命”中，王梓坤躲在9平方米朝北的小房间，不顾毛巾结冰、被头凝霜、手指冻烂，笔端却纵横驰骋，从自然科学到人文学科，从宏观到微观，海阔天空，论古道今。三易其稿而写就的《科学发现纵横谈》，展露了他作为数学家的人文底蕴。这本发表于“科学春天”的小册子，令我国无数学子爱不释手，因为他们从中领略到了“认识一种天才的研究方法，对于科学进步的作用并不比发现本身小”的哲理。但读者也许想不到这本书的作者不是文学家，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位数学家。这本小册子在当年印了几十万册，真可谓洛阳纸贵，供不应求。
另一位科学与人文贯捅的学者典型恐怕要数机械工程学家杨叔子院士了。他是首先在华中科技大学构造“讲座一交流一读书”三位一体工程的校长。伽．创导理工科学生每年必须拿人文学科2个学分，因为“传统经典里面有许多至理名言，不修身无法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讲德育，科学技术不会自动转化为精神文明。”他每年要在全国各地做几十场倡导科学与人文贯通的演讲，以传播“人文管灵魂，管塑造人格”的理念。他一再强调人文是开放性思维，是自然科学原创性得以突破的基础，因为“逻辑思维是正确的基础，形象思维是创新的源泉”。听他报告的人，都感到心灵震撼。杨院士大声呼吁：“寻找人文精神要追溯原点，到中华民族的经典著作中找。我赞成青年人读《道德经》《论语》……”从1998年起，杨叔子规定自己带的工科硕士生、博士生都必须背诵《道德经》；1999年又要求背诵6至7篇《论语》。学生为难啊，反映“背不下来”。杨叔子则固执地表示背不下来不给学位，“我63岁开始背《道德经》，既当校长又搞科研，事情还那么多，我能背下来，你们为什么不行？”杨叔子很清楚：人文知识缺损的理工科硕士、博士是“残疾”的人才。
多年前，神经生理学泰斗张香桐院士给我讲了一个故事：1987年，他应邀参加美国卫生研究院建院100周年纪念活动。会后到威斯康辛访友，不料途中发生车祸，左腿及胸部四根肋骨骨折。在孙女家（美国）卧床疗养期间，可算是他一生中最清闲的日子，无所事事反令他感到很失落。一天，外国朋友去看他，正巧遇上陈至立同志率团访美也去看他。外国朋友看到墙上挂着张香桐用毛笔书写的《朱子家训》，请他释义。陈至立在场听后，希望张香桐能把《朱子家训》英译出来。出于对民族文化精粹的崇敬，张香老推敲再三，在保留原作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尽可能体现“洋韵”。得益于丰厚人文学养积淀的张香桐，趁卧床养病之隙，用英语译出了《朱子家训》，得到了市领导和专家的首肯。回国后，译文被印成精美的小册子，当作市政府的对外礼品，馈赠外国友人，以光大中国传统文化。张香桐补充道：“这是不务正业呵！”可这种“不务正业”正折射出一名院士的深厚学养，令人钦羡。
卧病在床尚且如此不图安逸，惜时如金，平时无病痛，更是老骥伏枥，兢兢业业。直至96高龄的张香老，依然健步走到自己的中科院脑所办公室，“科研一思考一文章”地耕作不息，以后是所里不让他到办公室，才呆在家里办公。
至于说到院士的情趣和业余爱好，那更是丰富多彩。严东生院士的网球，闻玉梅院士的京剧，袁隆平院士的小提琴，秦伯益院士的藏书，吴良镛院士的书艺……能弹一手漂亮钢琴的院士更是不胜枚举，而醉心于交响乐欣赏的也不在少数，难怪现在科学院开各类学术会议前，往往都播放交响乐。
对此，顾健人院士的话很有代表性：“我的业余爱好是音乐。音乐与科学、音乐家与科学家之间颇有相似之处。音乐除了为你调节工作之余的身心疲劳，丰富你的想象力，带你神游九州之外，还有它深邃的内涵。不朽的音乐作品都反映出作曲家的灵魂，正如科学同样反映出从事科学的人的理想、追求、品质和世界观。不朽的音乐家都是热爱人民、爱憎分明的。正义战胜邪恶，光明驱走黑暗是音乐永恒的主题……音乐和音乐家的贡献对人们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这就是对人民的热爱、给人们战胜困难的力量，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淡泊的意境。我正是受到这种影响的千万人中的一员，终身受益匪浅。”
敢想敢说维护科学道德院士是维护真理和科学道德的中坚力量，实事求是是他们终身的追求，敢于思考、善于创新是他们的基本素养。
严东生院士至今深铭不忘1977年8月，他有幸参加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的30人座谈会，其场景就是纪实片《邓小平》记述的那样。九个半天的会议中，大家将憋在心里达l 0年之久的话倾吐出来，其中有一个半天是严东生作了中心发言。内容涉及高等教育、研究生培养、出国深造、科技发展诸方面。也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邓小平当机立断，作出了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恢复全国高考、1978年起高教部和中科院开始向国外派遣访问学者和留学生等重要决定。严东生同许多科学家和教育家一样，怀着一颗赤子报国的拳拳之心，敢于思考民族生计，敢于吐露爱国心声，得到了祖国和人民的信任。至今耄耋之年的严东生依然在为国际重大科学合作项目奔波尽力。“回首几十年的科学生涯，从30年代的‘科学报国’到90年代的‘科教兴国’，期间尽管有不少起伏，但觉得有一条主线，即为国民经济发展，为国家的强盛服务，是我毕生的责任和动力。”
这是严东生的心声，也是广大院士的心声。
邹承鲁院士是一位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的极认真的科学家。数十年来，他同其他院士一起高擎科学道德的大旗，以自己的榜样力量，与违背科学的行为作无情的斗争。邹承鲁一生淡泊名利，学识渊博，远见卓识，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不正之风，是一位“刚直不阿的斗士”。早在1957年，34岁的邹承鲁就提出“应该由科学家管理科学院”。在那个年代敢作如此大胆的表述，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啊1
198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不久，58岁的邹承鲁便首次在科学界提出“科研道德”问题：“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可是有的人却弄虚作假，用以追逐名利。个别人甚至不择手段剽窃他人成果，就更令人不能容忍。”自此，邹承鲁的声名开始从学术领域扩展到公众空间，他将严厉的道德目光投向科学界的学术腐败，以院士之高位自揭学术界家丑，批判不良学风。什么“基因皇后”、什么“功能无限”的核酸……都在邹承鲁的质疑下露出“马脚”。
他曾直面一系列可笑的潜规则，大声疾呼：“最可恶的是仗势署名。我当这个实验室的主任，这个实验室所有的文章都得把我的名字写上，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并且写在最显著的位置，仗势欺人．这是一种欺人的方式。”难怪不少正直的科学家会说，在讨论中国社会学术界不良风气时，邹承鲁这些人的存在，就说明中国科学界好的传统仍然在继续。这些院士正气凛然，捍卫科学尊严、维护科学道德，令人敬重。
说实在的，作为普通人，院士很平凡；作为科学家，院士不平凡。因为，院士毕竟是大写的人——这是我们与科学家交往中最深的感受。
本文末尾提供一张由我们整理的（经过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专家审核）“中国院士亲属关系表”，旨在对人才学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些研究上的便利。 （本文原载于《科学生活》2003年8月号，2004年第4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同年4月8日至13日香港《文汇报》分六天连载。本次刊用做了部分修改）
方正怡、方鸿辉所著的《院士怎样做人与做事》是一部基于采访笔记和摄影图片整理而成的十六位院士的深度报道。通过讲述院士们鲜为人知的学术经历和人生故事，让读者了解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如何造福于人类的。诸如在范滇元为寻找新能源而钟情“神光”研制的故事中，简明地介绍了激光可控核聚变的科学原理，同时展现了范院士执著科研的精神风貌；在龚岳亭所从事的结晶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的科学道路的回顾中，读者能了解为什么要人工合成蛋白，中国科学家当年是带着怎样的做人理念来大协作而获得大成功的……作者叙述的笔触不仅在乎他们的头脑，更在乎他们的心灵；不仅在乎他们所研究的“学”与所从事的“术”，更在乎他们的为人之“情”与人文之“怀”。
《院士怎样做人与做事》以动人的故事、朴实的文风、优美的图片和较强的可读性来普及科学知识，并力图揭示知识背后所蕴含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以突出院士做人与做事的认真执著与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记录了他们各自怀揣的科学梦以及怎样为圆梦而不懈努力的科学脚步。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能抓住各位院士的特色，诸如吴孟超的人生几次重大抉择、钱伟长的深深报国情怀、曾溢滔的换位思考心理艺术、李政道的贯通艺术与科学的思维……期望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使院士鲜活的形象跃然纸上。
留下院士怎样做人与做事的心路历程和思想风貌的图文资料，是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对提高整个社会培育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好风气，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努力，尤其对青少年的成长会起到人生路标的导向作用。
方正怡、方鸿辉所著的《院士怎样做人与做事》是一部基于采访笔记和摄影图片整理而成的十六位院士的深度报道。本书以较强的可读性来普及科学知识以及在知识背后所蕴含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以突出院士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认真执著与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反映他们各自怀揣的科学梦以及怎样为圆梦而不懈努力的科学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