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是一本严肃又严谨的书，一本厚重且沉重的书。读着书中这并不遥远的人民公社的“故事”，令人不禁顿生沧海桑田的感喟。

纪实性的叙述笔法，使这本书能引人入胜地读下去，但它却没有某些“纪实文学”那样的虚张声势、华而不实。作者凌志军的叙述是客观的，分析是理性的，没有那种令人生厌的亢奋的情绪化色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直笔，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饰，也不曲意躲闪更不违心涂抹，努力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叙述、解析历史，这确实是很可贵的。

《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人民公社历史的纪实著作。

本书所叙述的人民公社的历史，是20世纪中国乃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凝重的一幕。

作者凌志军是职业记者，为完成此书耗时七年。《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以人民公社二十七年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为中心，真实地记录了人民公社产生、发展、终结的过程，描绘了人民公社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人物；通过农村的历史透视当代中国的历史，通过农村的改革透视社会主义运动的改革，并作出颇有见地的分析。

序幕 千年一梦

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

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

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

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

第五章 从昔阳到凤阳

第六章 相持不下的日子里

第七章 公社精神的破产

第八章余 韵缭绕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再版后记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生前留给他的接班人一纸手谕：照过去方针办。对于这几个字的可靠性，人们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执，并且成为“四人帮”最终覆灭的重大缘由。但是，此后争执非但没有在这里结束，反而由表面的文字向着问题的实质延伸进去。冲突处处可见，且日益强大，到了1978年，居然已经尖锐得无法调和。

治理我们庞大的国家，在毛泽东以往的方针，一向以农村中人民公社的制度为主要的环节。这一环节在50年代初期肇始，60年代最后成熟。其要旨，不是依靠经济的事实来治理天下，而是期望以“理想”主宰经济，主宰行政，主宰法律，主宰人的意识、人的劳动以及人的劳动所得。这一原则，当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的时候，就已初露峥嵘，多少年来的一意经营，更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是一个迷信的人，但是他对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笃信不疑，却能达到忘情的程度。比如他在1955年时，就曾沉浸在一大堆讲述农民举办合作社的报告当中，十一天闭门不出，夜不成寐，其兴高采烈竟然超过了1949年他本人开进北平城以及全国解放的时候。若干年后，大跃进导致了经济崩溃，饥荒在城市和乡村到处蔓延，人民公社也暴露出败象，举国一片混乱，狂澜待挽。毛泽东此时派他手下众官员分管各行各业的重建，薄一波主管工业的恢复，李先念制定财经的方针，陆定一处理文艺问题，彭真掌管教育，并命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持大局，他自己则南下广州，一住月余，对京城发生的一切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只一心拟出六十条新的方针，来挽救人民公社。

那时候的毛泽东，在满腔的豪情壮志中还充满着兢兢业业的本色。他一方面要把我们的国家化作一张天下最白最大的纸，在上面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另外一方面也能对属下提出的种种务实建议抱以充分的诚意，还能表现出虚怀纳谏的明君风范。当他开始策划在乡下推进合作化的时候，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就认为这样的进程应当放慢，已有的合作社中难以维持的那部分应予解散。毛居然能够表示支持，而且还坚决地认为邓的收缩方针应当更加彻底，也就是将合作化的进程“停止一年半”。在由合作化到公社化的整个历史中，这种上下一心的励精图治极为罕有，仅仅出现在1955年的那个早春，即当日储安平所说“一个健全的国家”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一段短暂时间里。

邓子恢在受到鼓励之后，迅速地开始了他称之为“收缩”的行动。这时候乡下已经建立起大约六十七万个合作社，每七户农民当中就有一户是在合作社中。但是以强迫、威胁和惩罚的办法逼使农民人社的事情广泛存在。新的集体勉强而成，缺少物力的支撑，人心飘摇，已陆续出现退社散伙的风潮。邓深知局面危急，若不加以扭转，则集体化之大政将有流产之虞，甚至共产党在农民中间的信誉也将瓦解。正因为如此，行动也就势如破竹，先由危机最甚的山东、河北、浙江三省展开，又以浙江首当其冲。这是因为，根据中央书记处一位副处长的调查认定，浙江迄今为止的五万零九百五十个合作社中，大部分是“强迫命令”的结果。当地党的最高领导人江华也承认那里迫使农民合作的严重程度为“全国第一”。是年3月25日，邓子恢电令浙江将合作社收缩。其电文说，农村紧张状况仍在延续，农民生产情绪很不稳定，合作社发展过于猛烈，步子过大过急，乃是促成此种紧张的重要因素。所以应主动地有领导地将合作社分散为互助组，或任由农民单干经营，不要勉强维持。

人人皆知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乃是共产党执政后最重要的步骤，其中寄托了无限美好的“大同”理想。邓子恢如此不留情面地指责其偏失，已经埋藏了自己悲剧性的结局，然而他还不适可而止。他刻薄地把蓬蓬勃勃的合作化说成是“连滚带爬往前进，擦屁股越擦屎越多”，还表现出一副急于要擦屁股的样子。他在电文的最后部分指出，只把合作社保留三万个就已经是极大的收获。这等于明显地暗示，应当解散的合作社至少为两万零九百五十个。

命令既出，也就不能再加回旋。邓派出他的秘书长杜润生前往浙江加以解释和监督。根据杜后来的回忆，他是尽心竭力地执行了邓子恢的指示，批评当地党的领导人一味追求农民的合作，而于“战术上缺乏准备”，因之“必须赶快下马”。两个月后，邓子恢对所有的合作社重新加以计算，结果证明他的收缩方针已经促使两万六千个合作社解散，其中杜润生参与的浙江减少了一万五千六百零七个，其余一万一千个大致为山东、河北两省所属。

毫无疑问，在邓子恢的眼里，危机终于缓和，乡下这个大屁股上也终于干净了一点。可是，在这种稍稍安定下来的气氛中，毛泽东忽然改变了主意。他不再信任邓子恢的判断，决定亲赴乡村以求得自己的见闻。这时候乡下刚刚迎来春天，麦子郁郁葱葱，农民兴高采烈，干部都说农业社“好得很”，粮食也不像邓子恢说的那样人不敷出，哪里又有什么“合作社办不下去”的事情？这一切均为毛泽东目睹耳闻，看来邓子恢即便不是有意说谎，也是在传播谣言，说他“发谣风”是不会冤枉他的。多年以后，研究农业历史的人们大都把毛邓的这一段纠葛视为一个重大事件，指责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处置不当，最终导致了农村合作化进程不合时宜地加快速度。但是他们都忽视了一件事情，令毛泽东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彻底改变初衷，竟是因为他本人身体力行了自己“没有调查就投有发言权”的训诫。他依据常理，以为既是目睹耳闻就一定掌握了事实的真相，殊不知他的属下以及地方的官员，也会用种种虚情伪事欺君媚俗。在当代中国历史中，这是用虚假事实欺下瞒上，致使党的方针误人歧途的首次记录。欺下瞒上真伪不辨的先例一开，日后还要层出不穷，而我们的制度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此加以遏制。

毛泽东一回到北京，即召邓子恢于中南海颐年堂相见。他对自己所谓深入实际的调查结果深信不疑，对邓大批解散合作社的行动发出严厉警告。换了另外一个人，这时候定会颔首接受，至少也要将自己的意见收拾起来韬光养晦。可是邓子恢为人刚烈，不肯妥协。他坚持在1955年剩下的时间里面，只能再增加三十五万个合作社，而不是毛泽东所期望的六十五万个。这一年的整个夏季，为了“少三十万”还是“多三十万”这件事情，他与毛泽东争吵不休。他坚持党的最初设想，说用十五年的时间来实现合作化已经不错。而毛泽东此时认定，“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的高潮就要到来”，所以对于邓的想法“要用大炮轰”。言语冲突之中，邓再次使用尖刻的口吻说道，“连滚带爬地前进，就会要擦屁股，而且越擦屎越多”。毛泽东这时发现不能再用讨论的办法说服他的这位农业助手，于是决定行使他的权威。

7月31日，他把全部省市区党的书记们集合在一起，将他与邓子恢的争端公之于众。他反唇相讥，说邓子恢“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邓子恢试图作最后挣扎。他争辩说合作社的发展必须符合客观条件能够允许的程度，比如规模大小，干部强弱。可是毛泽东已经失去了与他讨论的耐心，他狠狠地教训这位一味追究客观条件的下属，给合作化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迫于此种情势，邓唯有屈服一途。大约两个月后，毛泽东在全体中央委员的会议上，宣布他与邓之间发生的是“一场很大的辩论”。邓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二百四十八位中央委员，包括邓子恢本人，现在全部站在毛泽东的一边，义正辞严地历数邓的错误。

在这一场悲剧性的冲突中，没有人是胜利者。邓子恢固然落败，从此成了众矢之的，其“小脚女人”的名声也遍于全国，在经历了无数折辱之后默默死去。所有在当初抱有和邓同样倾向的高级官员，诸如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李富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建委主任薄一波、农业部长廖鲁言，均纷纷检讨自己的保守。这件事情还牵涉到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因为邓的“收缩方针”曾经取得他的批准。仅仅这一点也就足够使他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承认“没有认真地研究这时出现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运动”。毛泽东达到了目的，但是他却开创了用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来打击不同意见者的先例。二十七年以后，薄一波还能想起这次批判，说这是导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转折点”。若将后来发生的事情全部考虑在内，也可以认为，毛泽东正是从这时候起，开始了他失误的历程。P35-38

本书的写作始于1989年夏，用了7年才算完成，初版和二版的印行也都是1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引起一些争论，有人持有尖锐的批评态度，结果被当作“问题图书”暂停发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几位专家受邀审读，给予正面评价，所以才有二版的重印和发行。经过一番周折之后，竟又获得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优秀图书奖项。这一过程也许反映了那时候社会思想的莫衷一是和蹒跚前行。

在关于这本书的种种褒贬中，万里说过的几句话叫我难忘。他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也是本书所叙述的诸多事件的亲历者。1978年他是安徽省省委书记，后来进入中南海，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他的最后职务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97年2月，他听到了关于这本书的争论。他说他已经看过这本书，接着又说：“这本书写得好。写的是历史，材料真实充实，从中可以看到农村一系列‘左’的政策及其严重恶果。‘左’的危害对社会主义革命、对共产党太严重了。这样的‘社会主义’、这样的‘共产党’，人民怎能真正拥护？照此下去不亡党亡国才怪呢！”他还说：“人民公社的书，好像过去还没有看到谁写。这本书实际上写的就是人民公社的兴起与失败。有人说‘失败’二字不好，不赞成用‘失败’。我看‘失败’这两个字用得好，这是事实，而且是历史的结论。”

现在时过境迁，很多人不太知道这本书了。但总有些朋友对我提起它。有人说它是我写得最好的一本。我不敢说“最好”，但它的确是我写得最痛快的一本书。我特别怀念写这本书的那些日日夜夜。不仅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全身心地投入一件自己想要做的事，更因为当时心境特别纯粹，一心一意秉笔直书，没有保留，不像后来写作时总要瞻前顾后。2008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周年。可以说，今天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所有故事，都是从1978年开始的。若要了解更多的来龙去脉，则须追寻到70年代、60年代和50年代。所以1978年在我看来是承前启后的一年，也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最重要的一年。也许正因此，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对于重新出版这本书表示浓厚兴趣，这当然也是我很乐意的事。

就让我把这本书献给那些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们，作为我的一点敬意吧。

作者

2008年3月30日

本书初版一万册于1996年1月付印，并于6月发行。最近，责任编辑李春林来电话，说要将此书再版。

较之第一版，现在的这本书作了一些修订。大部分是文字方面的错误，包括错别字以及用词的不严谨。也有些是事实细节及时问顺序方面的错误。现在有机会修正这些错误，在我是一种幸运。至于书中基本脉络、事实和观点，均一仍原议。

感谢读者的厚爱。我知道今天的读书人大都居住在城里，与乡下较少直接联系，所以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读者倾心于这段出自农村和农民的历史。

也感谢所有对本书第一版提出意见的人，包括周瑞金、姚力文、吴长生、张广友、章世鸿和马立诚。尤其感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郑惠、韩钢。作为党史研究方面的专家，他们给予本书以充分的肯定，打消了我对自己工作最后的疑虑，他们提出了十九条修正意见，使我有可能将一些史实表述得更加准确。

作者

1997年5月20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