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国文史精品年度佳作(2011)》收录中国文史精品30篇，包括：康生问题被揭露始末；索尔仁尼琴的审判；马寅初的三场演讲；五十年代在台湾殉难的吴石将军——挥泪忆和父亲走过的岁月；秋之白华；一生功过谁人知；末世摄政王载沣的角色；文人的歧路；曾左交恶为公不为私；老舍和曹禺等。主编耿立出版过多部诗集、散文集和学术著作，是国内有影响的学者、散文家和诗人。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文史精品年度佳作所收录的文章正是以此为目标的。2011年正值辛亥革命百年，而《共和不和》《末世摄政王载沣的角色》《辛亥百年》和《“三0二九广州起义之罗生门》从清朝、北洋政府、广州起义等多个角度全方位阐释了辛亥革命前前后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帮助读者全面而深刻地了解辛亥革命。卢荻、吴韶成和莫栋梁、项小米的文章向读者们介绍了为中国共产党取得解放斗争胜利做出突出贡献的地下工作者的生平，历史不会遗忘他们。而最后一类文章更为有趣，李洁非和吴正格的文章则分别从桃色与党争的关系和满汉全席的发展入手，揭示了明朝和清朝在政治上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见微知著，发人深省。总之，阅读《中国文史精品年度佳作(2011)》，会给作者带来另类的读史感觉，更轻松、更深刻、更系统地理解历史。

《中国文史精品年度佳作(2011)》由耿立主编。

序言：人道主义的历史绝响/耿立

康生问题被揭露始末/程冠军

索尔仁尼琴的审判/李建军

马寅初的三场演讲/诸荣会

陈树菊：一个菜贩的慈善/梁忠

五十年代在台湾殉难的吴石将军——挥泪忆和父亲走过的岁月/吴韶成

秋之白华/唐铮

共和不和——黎元洪与段祺瑞：和难，战亦不易/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

申纪兰：连任55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彭苏 吴鸣

一生功过谁人知/张锐强

末世摄政王载沣的角色/朱步冲

顾准信阳日记记录饿死人惨状　 吴敬琏称“人相食”

凤凰网《我的中国心》电视节目

人民长征之前——蒋介石“铁桶围剿”计划外泄始末/莫栋梁项小米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

陈云与《随军西行见闻录》

文人的歧路/李国文

曾左交恶为公不为私/魏羲之

老舍和曹禺/李晓灵

饕餮未必非名士——梁实秋的美食情缘/王学斌

潜伏：“红色卧底”郭汝瑰/卢荻

桃色·党争/李洁非

淮西兵变君臣心/冯八飞

中国百年大舰梦：定远、平海、重庆号的幕幕悲剧

辛亥百年：从世界演变看中国改革路线图/周瑞金

清王朝从勃兴到窳败的斑迹——“满汉全席”史释/吴正格

民国十二年徐志摩、胡适、汪精卫等的一次雅集/马建强

斯大林贴身警卫工作揭秘/徐元宫

“三·二九”广州起义之罗生门/范福潮

有关田家英的若干史料辨正/阎长贵

落日前的凭吊/耿立

身边的牧师与心中的佛

陈树菊毫不讳言，她前半生的目标就是钱。她说，虽然人说“金钱并非万能”，但她那时认定，金钱是万能的。而且，有钱真好！但真正赚到钱时陈树菊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因此而开心，日子并没有像以前想象的，会跳起来。因为，她并不喜欢花钱，对于扩大事业也没有兴趣，一个菜摊已经够她忙了。她突然发现，钱在不需要的人手上，只不过是一个数字而已。

仔细探究陈树菊今日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可以发现，其实有许多小人物不经意间，影响了陈树菊。

陈树菊说，她第一次捐款，是以过世的父亲的名义，捐赠给台湾佛光山100万(约23万元人民币)。虽说她那时已基本脱离贫困状态，但以今日的标准看，这笔数目依然不小。“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同，每个人的用钱方法也不一样，有人喜欢买一辆宾士(奔驰的台湾译名)来开，觉得很拉风。但我会想，钱拿去玩了，就没有了，很可惜，还不如捐出来。”陈树菊说，自从开始帮助别人，自己收获很大，“那种快乐的感觉，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形容：很平静，又很快乐，从内心里发出的快乐。”

因缘际会，卖菜的陈树菊认识了傅约翰——台湾台东“阿尼色弗儿童之家”的创办人。一个信奉佛教的台湾本土菜贩，一个虔诚信奉耶稣的美国牧师，看似平行的两人，因善心善念相知相识。

1969年，美国“阿尼色弗总会”牧师傅约翰，举家来到资源缺乏的台东，创立了“阿尼色弗儿童之家”。先是帮助小儿麻痹的儿童走出阴影，随着台湾医疗条件的进步，开始收容遭受家庭变故、缺少照顾的有身心障碍的小朋友。

陈树菊在自传中回忆道，“约三十多年前，一个美国人常来跟我买菜，有一次，他注意到我的手怪怪的，于是要我把手给他看。他看过后，说可以帮我开刀、动手术。”

“最好的一点是，开刀不用钱，免费！”历经没钱看病丧失两位至亲的陈树菊，对此印象非常深刻。陈树菊觉得，只是因为买菜认识，就要帮她治病，这个人心肠太好了。因此，她决定帮助阿尼色弗的小朋友。

陈树菊说，傅约翰成了他的榜样。她要自己看看，是否能像傅约翰一样，慈悲无私地助人。打听后，知道捐钱认养一个小朋友，每个月需要1000元，3个则是3000元，换算起来一天捐献100元，就可以照顾3个小朋友。

自幼家贫的陈树菊养成了极为节省的习惯，一天所有开销也不到100元。刚开始也很心疼。后来强迫自己不去想，不去算，每天把钱放在铁罐里，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习惯。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今天。除了认养院童，2006年，她还捐助过100万元给阿尼色弗。

值得一提的是，这笔钱是陈树菊借来的。

陈树菊说，她那时手上刚好有100万，觉得可以协助院方。院方以为只是几万元的额度，听到是100万元，吓了一大跳，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么大额的捐款。但没想到这笔钱被人卷跑了，手边就没有足够的钱捐赠了。好强的陈树菊认为，钱被卷走是自己的事情，已经答应人家要捐的钱，一定要拿出来，不能因此而失信。于是便咬牙向朋友借了100万捐赠出去。

这件事，在《福布斯》杂志刊登前，一直都没有人知道。

又一次机缘，陈树菊遇到了任教于仁爱小学的李国荣，再次捐出100万元。

她回忆道，侄子的班主任李国荣，因侄子习惯性迟到与作业马虎找她谈话。在互动过程中，她感受到了李老师是真心关注孩子教育的老师，也让她回忆起童年家庭困难时，发动募捐帮助她家渡过难关的班主任黄忠顺。

笃信佛教的陈树菊觉得，这正是回报儿时所受恩惠的机会，便主动提起，“我有100万元，想捐给仁爱国小，设立一个急难救助基金，可以帮助那些和我一样，在紧急状况时需要帮助的儿童。我不想求助无门的情况，再次发生在任何一个小朋友的身上。”据仁爱国小校方表示，陈树菊设立的急难救助金很有用，帮助过很多人。而且本金至今还没动用，都是用利息在帮助人。

2001年，这次手笔更大，一下子就是450万元。

陈树菊发现仁爱小学图书馆似乎太小了，只有一间教室大，便问：“盖一间图书馆要多少钱？”

“不知道，应该要很多钱。”学校也不敢讲。

“你讲讲看，只要不超出我的范围，钱，全由我来出。”陈树菊说，如果经费超出能力范围，就去向别人开口借。不超出范围，自己就能应付了。

学校见状，担心金额庞大陈树菊不一定能负担，于是提议可以向外面商家募款，多找几家就够了。

陈树菊说，她做事一向喜欢靠自己，不喜欢靠别人。她张开手掌问道：“这样够吗？”

学校以为是50万：“50哦，不止啦！”

“什么50，这样啦！”陈树菊再用力把手掌张开。

“500哦，不用这么多啦，可能用不了那么多啦！”学校被陈树菊的慷慨吓了一大跳。校长考虑半天，这么大一笔钱，到底要不要接受。

过了4年多，图书馆落成。这是台东地区小学唯一的一栋三层楼图书馆。落成当天，她看见这栋以陈树菊命名的图书馆，嘴巴在笑，但眼泪差点掉下来。

P38-40

人道主义的历史绝响

在我的老家，我为父亲上坟的时候，我看到父亲的坟左侧几十步的地方有一块矮矮的石碑，石碑上镌刻着魏碑“义士哑孩”，已经漫漶，枯草与夕阳，鸟粪与污迹，透出一股苍凉破败。

细细追寻，却发现一个正史不载的一个令人悲慨的故事。那天晚上，我住在老家，乡村的夜黑得深透，本来这样的夜可以睡得安稳，但对于城市光的污染，在城里的处所失眠，我一直无法适应乡夜的深，在老家也是辗转。这座坐落在平原深处有年头的带有乡间神秘的老屋，墙角处有一些农具，叉靶扫帚或立或卧，还有一盘老石磨。在这座房屋里，曾陪着父亲饮劣质的地瓜干酒，从父亲的口里曾听到过关于义士墓主人的一些细节 那是一个哑巴孩子毒杀日本人的故事。当时听了就听了，以为是父亲的絮絮酒话，也没往心里走，但在父亲去世多年后，在父亲居住多年的老屋里，我像呼吸到了历史的诡异气息，那晚再也无法入睡。也许历史就如老屋，父亲去了，但老屋的墙与梁木，还有一些农具，还记忆着父亲的一些岁月；也许在那些土墙里，还有一些父亲的语音躲藏在某处，在某个适当的时候，比如父亲讲话时候的天气节气都具备，那些话就如录音，自己会回放。

历史对于我来说，就像平原深处的这所老房子，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与招引。房子老了，就如书老了，有一种沉实，房子散发的泥土的陈旧的土香，就如线装书发出的迷人的幽香，也如老屋里不知年代的八仙桌上的青花茶壶与茶盅，那些青花晕出迷离的光，令后人沉醉。

也许这就是我写作历史散文的一种内在的心里隐秘吧，在写作一些过往的人与事的时候，一个问题总纠缠我：怎样叙述历史？赵登禹、张自忠、汪精卫、胡兰成、赵尚志、杨靖宇还有一些黄壤平原里的小人物，岁月已经湮没了他们，无论音容，无论尸骨。但他们消失了吗？

消失了，也没有消失。对于历史，我在故乡的老屋想了许多，该到清理自己的一些知识和观念的时候了。每想到此处，总让人心惊肉跳。一如先前我们接触的太平天国史，先前一直是把洪秀全当成近代化的先驱褒扬讴歌的，然随着阅历增多再去阅读思考，洪秀全的光环销蚀了。历史上的“长毛”造反(小时候，目不识丁的父亲在老屋里边饮酒边说“长毛”造反；而小学课堂，语文兼历史老师也说太平天国起义。我父亲的叙述有如民歌，那是《大坂城的姑娘》和《康定情歌》的本真，不是雅和颂的扭曲。《大坂城的姑娘》是贴近麦秸和人世的版本。这样的版本，少了些大庇天下寒士的古怪，也没有烈火烹油的繁花著锦，是百姓陌头山羊的饮水和树上草鸡的叫声)，在我父亲的记忆里烙下的是灾难，烙在我父亲的童年的也是老辈人舌间的恐怖。说穿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与历次王朝中反抗残暴和强权的农民起义没有任何本质区别的造反，为何，又是谁为他涂抹，把他抬到唬人的地步呢？涂抹背后的意图难免不让人做功利的怀想，历届造反的领袖中，成功者抑或不成功者都要利用手中握有的极权来使自己更加神圣，其荒淫残暴的程度绝不下于他们所要对抗的那个政权。单从女色说，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领，在获得了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后，便安于在后宫读书看报在女人的脂肪上盖章，极享自己荒淫无度的生活了。

洪秀全从41岁进南京城至52岁自尽，在美女丛中生活11年，从未迈出天京城门一步，既不上马杀敌，也不过问朝政。这时他正值盛年，并且体格健壮，但11年仅颁布过25篇诏书，而且1854年至1858年是空白，5年竟然未发一诏，有点像怠工的万历皇帝，连曾国藩也奇怪：“洪逆深居简出，从无出令之事。”

曾有一年我在北京求学，就住在百万庄附近，那里曾是顾准先生居住的地方。也是那年的秋季，在木叶尽脱的时候，我漫步在三里河，想寻找顾准骨灰的抛洒地。我想起“文革”初起，当“牛鬼蛇神”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遵命把自己的“罪行”写成大字报张贴出来的时候，顾准却只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两个大大的黑字：“读史”。而且，亲手贴到布告牌上后不走，还要像个参展的画家似的，一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地望着逐渐聚拢的众人。

历史，当历史被遮蔽的时候，顾准试图让人还原真的历史，在历史里思考。而我们呢，当我们被有毒的被遮蔽的历史喂大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也被扭曲了模样，不辨是非，有些词经过权力的改造变得面目全非。那些垄断话语权的人，对原本普通汉语的词注入了所谓的神圣，那些词就变得高大而古怪，一些话语被污染了，通往历史的路途布满了歧途。应该如何还原历史，这是我思考的问题。把真相告诉身边的人，做一个信史，忠诚、不添加、不缩短，有一说一。

我们怎么评判何样的历史为真，何样的历史为伪？或者说什么样的历史观才是一种正确的历史观？历史学关注的是所谓的规律和铁的事实，而作为散文作家，我更关注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和那些生命里的精神，那些过往的人与事对今天的启迪和召唤。当大家争着叙说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的情况是：一、历史本身是无言的，缺席的；二、所有的历史都变成当代史。何谓历史，历史何谓？有人说历史有两种。第一种是已经发生过的全部的历史事实，即客观历史。这是“历史一”。第二种历史是对历史的描述和记载，其中对历史可能有记载上的缺失。这是“历史二”。还有第三种历史，即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历史记载作为史料，写出一些关于历史的作品。也许，我的散文作品勉强可作为“历史三”。在很多时候，历史表现出一种“遮蔽式呈现”。官方史学把历史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中国一直有私人修史的传统，这样的声音现在还相对微弱，微弱归微弱，无疑也是一种记录历史的行为，虽然这样的文字不符合正史的规范。我一直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历史，也是散文，自己越来越觉得司马迁那样的散文才是散文的正宗 往往只是一两件不太起眼的小事，人物的小节，却有雷霆之力，憾人之势，将古今将相才子佳人于股掌之上，把那些地痞流氓黑道混混，风流皇帝脂粉英雄，一个个写得风生水起，描谁是谁，画谁像谁，真是一个个顾盼自雄，立在纸端。

历史是人写的，也借人而传播，借鉴吴思先生的观点：如果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读者，读者自己不碰历史，只有通过历史学家才可以了解历史，那么历史可能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到了当代，在人们把历史改造为抢手的商品时候，我们看到一批作家和导演的功利 电视屏幕和卷帙浩繁的小说耸动着大批古代的宫闱秘史、法力无边不受限制的侠客、无厘头的搞笑，历史不能承受之重变成了钞票在钱包里不能承受之重，我们追问历史在哪里？

在故乡的老屋里，在夜间，不能睡眠的我走到户外，星河灿烂，我有了一种冲动，赤脚站在了泥土里，是想接一下地气吗？我觉得自己的举止好笑。在写作这些散文的时候，我还是依然保存了对历史的尊重和肃穆。对我来说，历史从来不是娱乐，也非嬉闹：历史是一个个事件的凸显，是血肉和思想的呈现。历史是一个容器，或者通常的说法是一酒杯，一浇读史者心中累累的块垒，我在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有过多次的泪花落在纸上，为过往的一页历史可怆然涕下。也许历史本身是沉重的，但作为一个散文作者，最好不要被历史的重量拖垮，抄一些冷僻史料，发几句寡淡议论，隔靴搔痒，这是多数吃历史散文饭的模版。有史料而无史识，至多是一些历史的通俗注解，作者如同中药房里拉抽屉的师傅：引文二钱，清议二钱，想象如红枣干草类，外加凉水文火的文字，然后喂给读者，既不治病也不强身。

我想，如果在我的文字里能读出一点人道主义，那是对我的一种褒奖 如果我们把历史的叙述和记录当成人道主义，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历史过去了，抗战胜利的鞭炮的声音也消散了半个世纪了，生活在抗战时期的人过世的过世，消失的消失，一些人的背影和历史的背影也渐渐成为绝响。什么样的文字能成为历史的见证？人道主义是文字的最大公约，这是我的追求，这不但是我的这本书，也是我一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