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稿首次面世震惊全球,英国驻清外交官回忆与慈禧的六年情史。牛津大学图书馆尘封六十八载回忆录首次出版。大太监李莲英的日记,解答光绪与慈禧的死亡之谜。最天才的作家;最叛逆的浪子;最情色的人生。
埃蒙德·特拉内·巴恪思爵士,1873年出生于英国。1898年来到北京,由于精通汉语、蒙古语和满语,成为英国外务处专员。1913至1922年之间,巴恪思把大量珍贵的中文印刷书以及部分卷轴和手稿,都捐献给牛津大学博多莱安(Bodleian)图书馆。巴恪思1944年1月辞世于北京,在临终前一年,他完成了自传体著作《太后与我》。在书中,巴恪思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了他在清朝末年寓居中国的生活。本书由王笑歌译。
相信《太后与我》的读者会和译者王笑歌一样,经历下面的阅读之旅:初则为其深度、广度惊人的情色信息冲击,感觉天翻地覆,心、脑茫然;大浪涌过之后,留于心底的,却是中国式的黍离之悲,它纯粹而灵性,超越了沉重的肉身。
由此,冒着过誉的危险,译者愿意把《DM》称为当代的《金瓶梅》。
下面分四个部分,讲述译者的所见所感。
一、名人之性爱
男男、男女性事,受虐、虐待,口部、肛部行事,人兽行事,形式丰富多彩,描写明确直白,译者估计,全本的《金瓶梅》也不过如此。乍见之下,实在震撼。
二、清末人物、国政与风俗
本书叙及,慈禧一身所系,从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京、珍妃之死、西行逃难,到宫廷起居、光绪的幽禁生活、光绪与慈禧之死、东陵被盗掘,无一事不引人注目,几乎在在关涉重大——不仅是当事者的存殁悲喜,更是中国亿万小民命运改变的源头。作者埃蒙德·特拉内·巴恪思爵士以接近政治最高层之利,在本书中或直接白描、或通过相关人物口述,为诸事提供了真切的细节、独特的视角。
三、事实还是想象?
作为私人写作的历史,《太后与我》中颇多记载与官方历史所记录者大相径庭,读者生疑,非常自然。以译者所见,重大的不同有三:京师的同性恋盛况、慈禧的性生活、慈禧与光绪的死因。
四、黍离之悲
黍离,字面意思是植物茂盛之状。
以译者之见,此种黍离之悲,正是本书与《金瓶梅》神似之处,亦是本书的精华所在。虽然情色满眼、真假莫辨会影响世人对于此书的接受,但是有此深邃之悲情《DM》就具备了长久的价值。
“你见过沙皇吗?”
“是的,陛下,六年前他接见过我,正在他加冕之后。他风度迷人,但我要说,他非常惧内。他不喜我的同胞,称之为犹太人,大概因为这个民族在英国颇为庞大。”
“李鸿章告诉我,皇后很美:你知道,我们派他去莫斯科参加加冕礼。”
“是的,陛下,像太阳神一样傲慢,我们说,像女神路西弗(Lucifer)。她笃信占卜和预测。”
“好吧,”太后说,“到了我中饭和午睡的时辰。李莲英会招待你午膳,希望你好胃口。切勿拘礼。”
她离开了,我等待李的时候,发现老佛爷的会客厅更像博物馆而不似闺房。陈列着许多设置在不同时间的钟表,各色玉石雕成的“万寿山”,无数镜子,明朝的橱柜,大小形状不等的佛像,景泰蓝的神龛,漆面的桌子,玉坠,绸垫,五花八门的瓷器,金盘,旧钱币,象牙,黑檀木家具:塞得满满,在此间行走必须小心谨慎,以防碰撞。夜晚(当时宫中未接电路)在其中匆匆行走,必定险象环生。日本的审美观容不得屋子中摆放过多的陈设;我记得1921年日本现在的国王(当时的太子)拜访阿瑟尔(Atholl)公爵(巴迪克,Bardic)的时候,后者告诉我,王子的管家查看了公爵的寓所,要求将十分之九的家具都抬出去,才能让太子居住!
老佛爷吩咐了李莲英一些话,他过来将我带到侧厅;那里有张长长的餐台,摆放着俄罗斯风格的前菜、酒、饮料和成瓶的那让(Narzan,意为“高加索山的水”)。酒大多产自克里米亚,有大瓶的起泡白酒,有勃艮第红葡萄酒,更有开胃酒,上乘的香槟、威士忌等等,应有尽有。另有十几种小点心,李莲英告诉我,是一名俄国御厨的手艺;整个气氛让我想到据说是全世界最考究的匹兹堡宴会。对于只有两个人的餐食,是过于铺张了,但我非常感激太后的盛情。
以狄更斯的天赋,必定能细致入微地描写满桌盛宴;却不是我的拙笔所能尽述。我曾在俄罗斯逗留有日,对俄国菜肴相当熟悉;但对于中国烹饪,除了常听说的燕菜、鱼翅、烤鸭诸如此类之外,有几道御宴珍奇(李莲英如实告诉了我中文名目)我是只闻其名,从未亲见。他私下告诉我有几样是老祖宗偏爱的,还说她食量甚小,夜间又常感饥饿,所以半夜往往要备些小点。她睡眠很差,晚上一定要贴身女婢侍寝,等她抽完一袋鸦片,真正安睡之后方可离开。李又说,老佛爷要他照顾我万不可“挨饿”——实际上备的食物足够一打人享用——听了我的回答她很欣然。
她当时说:“犒赏他白银五千两,谢他挽救我的珍品,别让他为我倾囊。”
李莲英给了我一张五千两的银票,是他私人炉房开具,另有一千两给我的仆人,两名陪我入宫的随从也赏了二百两之多。“太后午休之后,对你另有褒奖,她老人家说,功懋懋赏;她要我现在赐你这道金牌(我提到的那块),凭此你可随时进出宫中,无人敢拦。”
“很快我们将起程去中海,如果你想在紫禁城逛逛,等朝中文武离开之后你便可随意。”
我对李说,我很欣赏太后的大方。
他道:“是的,她为人慷慨,但最不能容忍小人利用她的豪爽,暗地里揩油水。她深知每一样货品的价格,绝不容许卖家漫天要价。比如,若哪个她宠爱的太监[就像你刚才看到的小崔子(不要与崔德隆混淆),在她出巡时效力身侧的]对她说:‘老祖宗,这些鸡蛋共用了您六两银子’,她会欣然接受这价格,尽管是高了二十倍有余;但他若告诉她市价是二十文钱一只(实际上人人都知道,只要一文钱一只),她必然会雷霆大怒。我净身三十五年有余,比我的前任安德海更了解太后难以捉摸的脾气。他下场甚惨,死在东太后和恭亲王手里。”[注:对此节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如弥尔顿(Milton)所言,此书充满皇室仇恨、钩心斗角,我本人并不推荐,因合著者为我所不齿。]“伺候太后,一定要谨记,她首先是女子,和其他妇人一样喜怒无常。”[我想到迪斯雷利(Disraeli)描写维多利亚女王的妙句:“她首先是女人,其次是女王;所以,要总是赞美逢迎。”]
我问及义和团。李道:“窃以为,拳民神术确能保其刀枪不入,可惜一番义举最后蜕变为血腥暴乱。这在前朝历史中也屡见不鲜;以赤胆忠贞之心,摧枯拉朽之势,到头来惨遭剿灭,虎头蛇尾。然而,庚子之乱(1900)无疑在世人面前巩固了太后的地位,现在洋人都当她是中国最圣明的统治者。也算是否极泰来。”
我说:“您可曾听闻英国人休博特·詹姆斯(Huberty James)在使馆被围时遇害之事?”(1900年6月22日)“确有所闻:我目睹他在皇城东门外被处决。荣禄意图相救,但老祖宗听说他任教于京师大学堂,那是她所愤恨的,大学堂与翁同稣及维新党相交过密;因此她下令将萧(詹姆斯)当场斩首。听着他求救实在是让人心碎。
“自始至终除了荣禄,我猜还有皇上(这时他语气明显带了轻蔑),坚决反对之外,我们皆信任义和团,连庆亲王在内,尽管他从未明言。因此我们在你们洋人眼里,都是罪可及诛的,我也是死罪难逃!我猜可能是我的俄国朋友从中斡旋,我才幸免株连。”
继而他坦陈他与俄国公使交往密切,俄公馆当时是各国领馆中最具势力的。他与俄罗斯亚洲银行经理、后来成为驻华公使的波科蒂洛夫(Pokotiloff)私交也厚。很多人都知道,总管太监李莲英每年从关东半岛总督、海军提督阿雷克塞耶夫(Alexeieff)之处领取五万卢布津贴,另外还有数笔巨款嘉奖他办事得力,例如签订《喀西尼公约》(Cassini Convention)及其他慷慨条约时他表现不凡,最终是将满洲里拱手送给俄国。如果不是后来日俄战争改写了局势,清政府几乎失了东三省,他和李鸿章同样难逃其咎,不过他处在幕后而已。P11-14
相信本书的读者会和译者一样,经历下面的阅读之旅:初则为其深度、广度惊人的情色信息冲击,感觉天翻地覆,心、脑茫然;大浪涌过之后,留于心底的,却是中国式的黍离之悲,它纯粹而灵性,超越了沉重的肉身。
由此,冒着过誉的危险,译者愿意把《DM》称为当代的《金瓶梅》。
下面分四个部分,讲述译者的所见所感。
一、名人之性爱
男男、男女性事,受虐、虐待,口部、肛部行事,人兽行事,形式丰富多彩,描写明确直白,译者估计,全本的《金瓶梅》也不过如此。乍见之下,实在震撼。
更加让人惊叹的是,这些性事、爱事的主角常常是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上的名人。
作者着墨最多的乃是慈禧太后。这位统治中国近五十年的人物,乃是此书的女主角。书中情色内容的大半,即是对于慈禧性生活的描写。慈禧的搭档,是林林总总的男性。与之相偕出镜次数最多的,正是本书作者。此人系英国爵士、学者,一生中的大半时间工作、生活于京师(后改名为北平),1944年七十一岁时在此离世。作者曾为《泰晤士报》、北京大学、英国领事馆工作,出版过学术和通俗著作,因此亦非无名之辈——虽然在此前,译者并未听说过此位人物。与作者“同情”诸人之中,最著名者,当是清廷重臣荣禄。虽然书中并无正面描写,但是二人的精神、肉体之爱亦反复被提及。
清室的几位皇帝也各有特点。嘉庆喜好同性,横死之时,正与男宠行事;同治出人风月场所,染上梅毒,不治身亡;光绪亦有同性之好。
因为本书作者的同性取向,男同的事例遂令人目不暇接。嘉庆、光绪故事尚属耳闻,作者亲历的喜好同性或双性的皇亲国戚足有几十位。宫中众位太监,如李莲英这样名噪一时的人物,几乎都乐于此道。作者并提及其他古代!当代的名人同好,如王尔德、米开朗基罗、苏格拉底、恺撒、黎留塞主教、张勋等等的此类轶事,不一而足。
相形之下,除了作者与慈禧,男女之事反倒少见。不过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与其仆从约翰·布朗之恋)、法国总统福尔(与妓女行事时中风死去)、英国人赫德(曾长期担任清朝的海关总税务司)等等,也都是重磅人物。
与男女之事同样数量不多,却奇异得很多很多的,乃是人兽行事。乐于此道者,包括李莲英等太监、某些与宣统皇帝同辈的贵族。人虽名气不大,有此与常人迥异之能,连本书作者都感觉不适,译者更是瞠目难言了。
如此种种,可以概括为名人的“月之暗面”。自然,这些人并非清心寡欲之善男信女,但是,人们此前对于他们的认知,总是局限于比如说慈禧的政治举措、苏格拉底的言辞思想。其中某些人、事,比如同治的非正常死亡、王尔德的同性之好,在坊间多有流传,但只是涓涓细流,今日忽而成为汪洋大海,难免令人恍惚。读者看惯了虽有圆缺、却总归是正面的月色,忽然被暗面笼罩,会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本书与《金瓶梅》情调有种种相似,这是最夺人耳目的一种。如所周知,《金瓶梅》作为情色作品的名气实在太大,掩盖了其杰出小说之名。读者看到《DM》,第一印象恐怕也只会是上文所述名人之性爱。
不过,再震撼的景致供应过量之后,也难免令人疲劳。所幸,本书的性爱作为前景固然出彩,背景所展现的时代一样颇有可观之处。
二、清末人物、国政与风俗
清代末期既是多欲之秋,亦是多事之秋。本书叙及,慈禧一身所系,从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京、珍妃之死、西行逃难,到宫廷起居、光绪的幽禁生活、光绪与慈禧之死、东陵被盗掘,无一事不引人注目,几乎在在关涉重大——不仅是当事者的存殁悲喜,更是中国亿万小民命运改变的源头。作者以接近政治最高层之利,在本书中或直接白描、或通过相关人物口述,为诸事提供了真切的细节、独特的视角。
以光绪皇帝为例。此人一生,乃是慈禧威压之下的傀儡,但毕竟是一国之君,行止值得关注。本书作者叙及两次与他相见,时间不长,却亦展现出其人性格。从光绪之言语、神态判断,其确知本书作者与慈禧的暖昧关系,但是交谈之间,光绪只是以“私下”、“秘密”等词暗示,并不明言——应该是无此胆量——对于慈禧的命令,其唯唯诺诺之态难以掩饰,所以译者有此推测。不用说,慈禧及其手下对于光绪非常轻蔑,李莲英即曾在背后直呼“载湉”,本书作者也以“乡下人”蔑称之,他的同性取向,甚至是否有性能力,也是人们议论的焦点。在慈禧眼中,光绪更是无知儿童一般,不妨当面斥责、呼来喝去。矛盾的是,慈禧诸人完全认同皇权。他们心目之中,“当今皇上”无用,“皇上”之地位却是至高无上。所以,慈禧对于光绪总是称呼“皇上”,仅有一次,恼怒之下,“贱骨头载湉”脱口而出。反观光绪,其可怜自不必言,但其个性中的懦弱在本书作者笔下跃然纸上:在慈禧背后、面前,他一样全无血性。慈禧手下的太监将其杀害,完全没有心理负担,也根本没有遭遇抵抗。这个人物在本书中着墨不多,但是作者提供的细节符合人们对于其性格、命运的了解,又有新的内容,因而相当有价值。一斑想见全豹,可见本书作者除了有能力提供丰富的性信息,对于人情事态的描摹一样细致。
与政治高层同样难为人知、却又引人人胜的,是关乎天意、鬼魂的神秘事件。本书中有不小篇幅叙及水晶球占卜、扶乩、通灵、魔鬼附身等等,今人观之,或许难以尽信,但是一百余年之前,统治中国人的思想世界的,正是这些怪力乱神。
其他方面的人情风俗。比如打赏仆佣的例钱,比如市风开放因而少年时的荣禄与慈禧可以相偕赶集,等等,也为本书提供了背景的宽阔和纵深。
三、事实还是想象?
其实,在本文一开始,这个问题就应该提出。或许,读者也会早早地怀有大大的问号:这些,是否真实?
作为私人写作的历史,本书中颇多记载与官方历史所记录者大相径庭,读者生疑,非常自然。以译者所见,重大的不同有三:京师的同性恋盛况、慈禧的性生活、慈禧与光绪的死因。
本书之中,京师的同性恋爱及其交易蔚为大观,涉及人物主要是梨园优伶、皇亲国戚和宫中太监;慈禧性欲极其旺盛,因而男宠众多,常常通宵云雨。这两方面,对于译者——虚度三十余岁,阅读量在同龄人之中不算太小——而言,却基本是闻所未闻。
为什么会这样?先说对于慈禧的认知。人们所知的慈禧,究竟是什么样子?看看下面的文字即可。
慈禧太后(1835—1908)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清成丰帝妃。满族。叶赫那拉氏。1861年(成丰十一年)咸丰帝死,子载淳六岁即位(年号同治),被尊为太后,徽号“慈禧”。杀辅政大臣垂帘听政,镇压民众起义,立光绪,采用洋务派政策,对外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破坏维新变法,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签订《辛丑条约》,“预备立宪”抵制资产阶级革命。后病死。
这是权威的辞典《辞海》之1999年版对于斯人的描述。为节省篇幅,“杀辅政大臣”至“资产阶级革命”部分系引者的概括。
这就是现代标准的宣传、教育文字:描述、评价人物,着眼于“群体的人”,即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等方面的外在的行为、特征,而对于“个体的人”,即人物之性情、心态、情爱等等全不措意。不可否认,辞典的形式限制了这些文字。然而,更大的限制显然是当前历史叙事的两极分化:一极是学术化的严肃文字,另一极是娱乐化的荒诞游戏。兼得两极之利的作品并非没有,却如凤毛麟角。像“慈禧及满族贵族之性生活”这样的题目,不适宜以学术文字讲述,遂只能堕落为猎奇故事,完全丧失历史价值。在两种路线之外平实地讨论历史人物的性生活,反而成了不正常,这实在令人悲哀。同性恋话题虽然日见开禁,毕竟还未完全进入大众认同的叙事,更是难得见到平实可靠的文字。本书所描写者,在程度上给人过度之感,但是译者缺乏可靠信息与之比照,因而无从确定其真伪,只好存疑。
慈禧与光绪的死因万众瞩目,本书的说法明显只是孤证。通常认为,二人均系病亡,慈禧之死因从未见到异议。近来的研究表明,光绪乃是死于急性砒霜中毒,但砒霜的来源并无定论。以此论之,本书只是一家之言。作者已逝,我们无法请其提供证明。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行考证。译者认为,无论是否事实,作者的描写细节丰富、且保持了足够的自省,已然具备了独立的价值。
四、黍离之悲
黍离,字面意思是植物茂盛之状。《诗经》某篇以此为名,据说是周人行经故国,见昔日之堂皇宫室尽已成废墟,生满黍稷,遂有人情世事无常之伤痛。
中国朝代兴亡倏忽,转眼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如《三国演义》开篇词所言: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中国人却正是于此种无常之中,体味到深切的存在之感:以人之渺小,参天地之悠悠,会心在远,才能超脱物我。
比如《金瓶梅》,艳名远播,但是识者如袁宏道、鲁迅见其“描摹世态,见其炎凉”,“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故将之归为“世情书”。这就是透过三级之幕,洞悉黍离之悲。
以译者之见,此种黍离之悲,正是本书与《金瓶梅》神似之处,亦是本书的精华所在。虽然情色满眼、真假莫辨会影响世人对于此书的接受,但是有此深邃之悲情《DM》就具备了长久的价值。
比如第二章,慈禧将要出场,读者正在企盼、想象,作者却荡开一笔,写道:“彼时她刚从东陵返回;二十二年之后,她那安放在灵柩之中的圣体被扯出寿衣,完全赤裸,覆以可怕的黑斑,头发蓬乱,虽细微处亦清晰可辨,暴露于陵前,任由‘庸众’围观。”这几句所描述的惨状,在第十八章“被玷污的陵墓”之中通篇皆是。但是此处的几十个字,比起那一章所有的文字更加黑暗。繁华逝去、尊荣不再,突然之间,读者会感到,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光明。
本章还有如此文字:“那日,她身穿一件火红的无衬里袍子,绣着代表皇后的凤凰和象征长寿的仙鹤图案;外罩同色的罗纱罩裙,印着一束兰花。外穿一件绣着‘寿’字的古铜色马甲,配了一根色泽华贵的珍珠项链。她手上戴了许多戒指,其中一只翡翠红宝石戒指尤其可爱,我猜是来自宁境街的式样。”
明快灿烂的描写之后,作者却笔锋一转:“我怎能想到有一天会看到她干瘪的尸体裸露在七月毒辣的阳光下。即便是不朽的汉尼拔或恺撒,最终也是尘归尘,土归土。”
此处的悲凉更加浓重。生死本是人之常情,而在与慈禧相关的大量的性事细节展开之前,作者即以黍离之悲笼罩全局,令所有的享乐、高潮都存在于“色即是空”的阴影之下。如此笔调,使作者自己从第一人称叙事的强烈的“在场感”之中抽离出来,既得近距离描摹之细致,亦使其间炎凉无处可遁。
本书中更有一些文字沧桑沉痛,即使完全没有语境,仍属杰出。 斯人去矣,如雪化无痕,而我总是希望,他仍在世间,不再拘于促狭之生、男妓之身与嫖客之癖,自由自在。或许,他会偶尔想起,曾有一个异国青年,与他缱绻如许。“虚空的虚空”:或者如荷马笔下的海伦所言:“并非尽是梦幻!”当灵魂化做肉体,与无可言喻的、无尽的、灵肉合一的狂喜融化在一起;如是种种,可能莫非蜃景与幻觉:灵魂受难、心愿成空,然而,毕竟也为浮生所系,纵是身化尘土,追思仍为之灿烂:“直至破晓,暗影飘逝”。(第一章)
如果没有想象,记忆全无用处。想象是不可知论者对于永恒的真实颂歌,它用青春的晚霞照亮逝去的时光。这些关于过去的美好幻景,即使不能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至少可以助人面对生活的煎熬。“活过,爱过”:我复何言?(第九章)
这些思绪、这些文字,出自母语是英语的西人之手,令人惊叹。由于语言、文化的隔膜,西人理解此中曲折,已属不易。本书作者能以西文表述此中堂奥,殊可赞赏。
这恰好也是一个极妙的隐喻。孔子早就说过,礼失而求诸野。在学术化文字的严肃难近和娱乐化文字的荒诞无稽之间,有《DM》这样的作品出现,译者幸甚,读者幸甚。
——中文版译者 王笑歌
2007年,北京电视台的《科教观察》节目中,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向斯首次披露慈禧有过持续六年的跨国恋。2008年第12期《文史月刊》上刊登了向斯先生在《中国第一女人的奢侈生活》中揭露的一个惊人的资料,慈禧在六十几岁的时候,曾有一位英国情人。
据向斯先生所说,牛津大学一个图书馆的负责人透露,他们那儿有一个特别珍贵的手稿,那里面详细记载了慈禧的这段忘年恋:与慈禧发生恋情的这位军官叫埃蒙德·巴恪思,当时二十九岁,慈禧已是六十三岁。资料记录了慈禧和这个年轻军官第一次发生关系的详细过程。这个外国军官长得非常漂亮,后来,慈禧还送给他一册刘仁写的《渔樵二十咏》。刘仁乃是乾隆时期的大学士,这本书是用泥金写的。
后来,向斯先生翻看这段历史的时候发现,确实有埃蒙德·巴恪思这么个人。他是1873年出生的,1899年到北京。1902年6月份的时候,慈禧正式召见外国的一些公使和公使夫人,那么他作为一个重要的中国通,肯定是进入了宫里,这个时间上也是吻合的。
正是北京电视台的这则报道,将众人的视线集中到埃蒙德·巴恪思这个人身上,实际上这部《太后与我》的手稿总共被印制了四份,转给伦敦的英国博物院图书馆、牛津大学博德莱安(Bodleian)图书馆、巴黎国立图书馆、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城的哈佛大学图书馆。而书的手稿和留有作者更改手迹的第一本副本,则送给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
向斯先生在《向斯说慈禧》一书中写道:“1908年10月,慈禧太后去世,结束了中国这位第一女人长达五十年的铁腕统治。然而,关于她的故事没有结束。巴恪斯突然宣布:他拥有许多宫中秘密档案和大量中文古旧手稿,一些是在1900年“拳乱”期间搜集到的,还有许多则是他与慈禧太后秘密情人关系的六年期间所获得的。这无疑是一枚杀伤力极大的重磅新闻炸弹,此言一出,天下哗然,人们不敢相信,晚年的慈禧太后,竟然在她生命的最后岁月还有一位厮守到最后的英国情人!
“可是,巴克斯手中掌握了大量的宫廷秘档和大量只有亲历者才会知道的深宫秘密。他的这些秘密材料,不仅证实了康有为当年的生动描述,渲染慈禧太后确实是一个淫荡的女人,而且,也真实地证明了巴恪斯确实是慈禧太后晚年忠实的情人。最令人惊奇的是,许多宫中内幕和后宫生活细节以及离奇的经历,巴恪斯都描述得十分真实和准确,若非亲身经历,许多细节是无法杜撰和虚构的,其中,包括如何下毒结束了东太后的性命,如何将假太监留在宫中供她寻欢作乐……
“更值得书写一笔的是,巴恪斯将一批八吨重的中文古旧手稿,大约二万七千件的中文手稿和卷轴,赠送给牛津大学图书馆。唯一的条件是让牛津大学给予他教授头衔。然而,牛津大学欣然接受了他的中文手稿,却没有答应他的唯一条件。但是,牛津大学却在图书馆的荣誉名单上写下了巴恪斯的名字:名字刻在图书馆最醒目的大理石上,与大名鼎鼎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并列在一起。”
本书是英国人埃蒙德·巴恪思男爵于1944年辞世前写成的一部手稿,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已出版本书的繁体中文版。
但凡读过此书者,惊叹为奇书者有之;斥它无耻者有之;赞它“描摹世态,见其炎凉”者有之。有称其“基本上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亦有指责其“有计划、有步骤地伪造证据,欺世盗名”,伤风败俗的。
本书译者王笑歌认为:清代末季既是多欲之秋,也是多事之秋。《太后与我》所叙述的故事,以慈禧一身所系,从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人京、珍妃之死、西行逃难,到宫廷起居、光绪幽禁、光绪和慈禧之死、东陵被盗,无一不引人注目,这些不仅是当事者的存殁悲喜,更是中国亿万小民命运改变的源头,“作者以接近政治最高层之利,在书中或直接白描,或透过相关人物口述,为诸事提供了真切的细节、独特的视角”。 鉴于此稿出自一位那一时期确实在中国北京生活过的英国爵士、学者之手,虽其中许多情节的真实性尚不可考,但对于历史,永远都需要有正视的勇气与不为所惑的鉴别能力。对于书中为了情节连续而保留下的少部分关于宫廷性乱、同性恋等的描写,相信读者能用理性的眼光辩证看待,真正体味在学术化文字的严肃难近和娱乐化文字的荒诞无稽之间,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借作者的视角把它作为了解清末人情风俗的参考。
相信拿起这本书,任何一个读者都会问:是真实的,还是胡编的?作为私人写作的历史,加之作者追忆时记忆的失误,书中颇多记载与官方历史所记录的大相径庭。书中所记载之事大多打破常人所想、所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书多层面的人文与艺术价值还是需要读者去发现,去考证。
这不是纯粹的情色书,除了其中的轰动效应之外,它还有文学方面的意义。他这本最后的著作,是对清朝的颂歌;是写给一个逝去时代的性爱情书。我本人并不认为此书在编造事实,即使是,也是一个渊博的语言天才花了无数心血写出的一部令人惊叹的历史小说。
——英文版编辑 Derek Sandhaus 2010年
以译者之见,此种黍离之悲,正是本书与《金瓶梅》神似之处,亦是本书的精华所在。虽然情色满眼、真假莫辨会影响世人对于此书的接受,但是有此深邃之悲情,《满洲的衰落》就具备了长久的价值。
——中文版译者 王笑歌 2009年
《满洲的衰落》收录了20章内容,描写清朝宫廷的见闻以及与此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人物。慈禧太后是关注焦点;作者在大多数场景中都亲临其中,但只有极少数有其他人证明。整本书出色地刻画了一个行将就木的王朝。从历史学家的观点看,最重要的一节莫过于已经提到的皇帝和太后之死。
——R.贺普利(R.Hoeppli)19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