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银行董事长约瑟夫·阿科尔曼、欧洲工会联合会秘书长约翰·蒙克斯、丹麦前首相波尔·尼鲁普·拉斯穆森、马萨诸塞州前州长威廉·威尔德、世界银行前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破解收入分配难题(欧美政治商业工会领袖解析国民收入差距)》作者罗兰·贝格、戴维·格伦斯基、托拜厄斯·拉斐尔、杰弗里·塞缪尔、克里斯托夫·怀默)采访了13位领袖人物，他们分别来自政治、商业、工会领域。这本书把原始采访记录呈现给读者。在这13份采访原稿的基础上，编者增加了一个导言部分，借以向读者介绍不平等问题所涉及的众多方面。

收入分配不平等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即使是以强烈拥护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竞争著称的美国和英国也有41％与67％的人要求政府采取再分配行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罗兰贝格基金会和斯坦福大学贫穷与不平等研究中心联合进行了一项研究：采访欧美政界、商界、工会的领导人。探寻他们对于不平等程度的严重性、不平等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降低不平等等问题的看法。毕竟他们对不平等产生的过程比较熟悉。并且对收入分配政策最有影响力。本书即是这一研究的总结与分析。

在《破解收入分配难题(欧美政治商业工会领袖解析国民收入差距)》(作者罗兰·贝格、戴维·格伦斯基、托拜厄斯·拉斐尔、杰弗里·塞缪尔、克里斯托夫·怀默)中，德意志银行董事长约瑟夫·阿科尔曼、欧洲工会联合会秘书长约翰·蒙克斯、丹麦前首相波尔·尼鲁普·拉斯穆森、马萨诸塞州前州长威廉·威尔德、世界银行前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等13位精英人物诚恳地发表了意见，并提出了建议，比如：政府应加大对各级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的投资以给每个人提供上升的机会，因为机会不平等是财富不平等的根源：企业应制定政策限制高管薪酬、提高员工薪酬以减小收入差距；过度的不平等使社会变得虚弱。但太平等则会赶走能干的人和喜欢冒险的人，因此，虽然市场经济有缺点，但它是扩大社会财富、削减贫困的唯一手段。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破解收入分配难题(欧美政治商业工会领袖解析国民收入差距)》的观点为读者思考当下中国面临的收入分配、社会公正、企业社会责任等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第一部分：导言

不平等太严重了吗？

第二部分：采访实录

约瑟夫·阿科尔曼，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董事长

波特兰·科伦博，拉法基公司名誉主席

加布里艾拉·加拉特里·迪·杰诺拉，意大利电信公司董事长

尤尔根·贺斌杰，德国巴斯夫公司董事长

莫里斯·列维，阳狮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约翰·蒙克斯，欧洲工会联合会秘书长

马克·司徒慕德爵士，英美资源集团前董事长、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前董事长

波尔·尼鲁普·拉斯穆森，欧洲社会党主席、丹麦前首相

弗雷德·史密斯，联邦快递董事长、主席、首席执行官

约翰·斯威尼，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荣誉退休主席

威廉·威尔德，麦克德莫特-威尔-埃默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马萨诸塞州前州长

詹姆斯·沃尔芬森，沃尔芬森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世界银行前行长

杨致远，雅虎的联合创始人、雅虎首席执行官

第三部分：总结

从访谈中看到的趋势与问题

高端观察

第四部分：评论

未来五原则

改善市场环境能减少不平等吗？

我有个朋友，他是我旧时的同学，原来是个工程师，后来转行做了哲学家，名字叫让一皮埃尔·迪皮伊(Jean-Pierre Dupuy)。他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担任教授。他写了一本有关神圣之重要性的书(我暂且这样从法文翻译过来，因为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词)。他说，有些不具有经济性质的东西，却具有符号性质，他把这些东西称为“神圣”。他的书中有～章谈论不平等问题。他在书中说，经济不平等已经不是个经济问题，而变成了社会符号，一种类似社会规则的东西，人们已经不能用理智来对待它。

不平等水平上升，我感觉到很不舒服。我持有传统欧洲人的判断标准，那就是不平等太严重不好。同时，我理解为什么会有不平等。我觉得不平等是很难抑制的，因为没有在经济上很有效的办法。所以，这也许才一是真正的问题。

在我看来，高管的薪酬是个问题，但它是一个大问题中的某个微小部分，当然，如今这个小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在我们的制度之中，为什么不平等会上升的原因是很清楚的。在一个自由的系统里，或者说在自由的全球系统里，有的人站出来维护这个系统，这些人被称为“能为产生价值作贡献的人”，另一方面，有另外一些人则批评这个系统较多，这些人被称为“能部分参与产生价值的人”。这两类人之间的距离实际上是非常大的。维护系统的能力，在人与人之间变化很大，在不同的事情之间变化很大，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变化很大。

如果你能作很大的贡献，你就能获得很多，其他人远不如你获得的多。在我们的政治传统中，社会民主党人、共产主义分子、社会主义分子有各自的解决方案，共同点就是建立一种国家制度施加抑制作用。社会民主党人的路线是通过税收重新分配，欧洲在1950年代基本上走这条路线。在英国，当时是老工党掌权，特别偏好这个路线。但是，实际情况证明这个路线是有局限的，因为这个路线破坏了经济活力。例如，瑞典那样边际税率高达70％，英国当时的边际税率更高，这么高的边际税率，人们的主动精神肯定都会被破坏。1970年代，我在美国读博士学位，我的英国同学说，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不回英国工作！

所以，‘用税收的办法进行收入再分配破坏了价值产生的机制。由于人们现在可以移民，所以你是无法把税率提高得超过世界平均税率许多，或者说你只能比世界上的避税天堂的税率高出一丁点。所以，提高税率的办法不灵了。

有其他方法可以降低不平等水平吗？如果收入再分配这个方法不灵，你能在收入的源头处削弱不平等吗？社会能认同呜？如果社会不接受再分配或不许过度赚钱，不平等问题能被抑制吗？我不是很肯定自由市场经济可以控制这种现象。例如，我曾经与金融市场里的朋友谈论过股票交易员的情况。我问他们为什么要给股票交易员这么高的工资。我的工厂里有许多非常优秀的工程师。我从来没有想过用我工厂赚取的利润的1％去付给他们工资。为什么工程师与股票交易员有不同待遇？我的朋友告诉我，股票交易员的好坏能产生很大的差异。如果股票交易员离开公司，他们会带着赚钱的技能去竞争对手哪里。可是，如果我的一位工程师走了，我知道，他带不走机器和厂房，虽然他在我的厂里很能赚钱，但他未必能在竞争对手那里复制出他在我这里具有的创造价值的机制。所以，给股票交易员高工资是有道理的。我的这个解释有可能是对的，也有可能是错的，或许有一部分是对的，还有可能有夸大的成分。

按照某个佣金率拿钱的人，在一段时间后肯定能赚很多钱。任何给自己的销售人员佣金的公司知道，在业务增长之后，必须重新把佣金的计数归零，因为销售人员已经拿走了太多的钱。所以，我觉得你无法在收入源上施加限制。对金融业的人来说，你可以增加他们的赚钱的难度，方法是限制他们举债、减少他们做业务的机会。如果你限制人们的积极性、限制金融机会，你就是在断送许多赚大钱的机会。银行家在这个世界上通常都能赚到大钱，19世纪如此，在法国也是如此。走进博物馆看看，那里曾是银行家的私家重地，他们赚的钱比当时任何人都要多许多。

上述就是我在金融危机之前的结论，我相信不平等是无法限制的，有些人肯定要比其他人赚得多。针对不平等问题，美国和欧洲当时有不同的途径，全世界都没有共识。变通办法是让不平等尽可能具有流动性，不像石头一成不变，要给予人们改变的机会，或者说让他们感到有机会在财富的台阶上攀登。历史上，美国对不平等现象是比较冷漠的，因为所有美国人都觉得自己能赢，能实现自己的美国梦。所以，我当时的心态简单地说就是要给每个人创造价值的最佳机会，鼓励人们发展自己创造价值的潜力，但要接受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将会比1950年代要大的现实。

然而，我的这种看法，即使在美国如今也变得不能接受了，更准确地说，至少是美国民主党和奥巴马的总统竞选运动不接受了。但是，奥巴马一定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奥巴马可能会增加税负，但他不是为了降低不平等水平，而是为了平衡预算。奥巴马增税的余地不大。目前，联邦边际个人所得税率是39％，也许可以提高到42％、43％或45％。加上州政府的所得税率，总税率大约是50％。如果边际个人所得税率不超过50％，人们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样经济还能创造价值。美国人不会因为被抽税50％而去那些抽税40％的地方。但是，如果税率达到70％或80％，美国人就会离开了。假定你的总税率是50％，即45％的联邦税率，如果经济体系仍然在收入源头上产生大量不平等，你并没有多少潜在的重新分配的空间。所以，我不知道高税率是否能解决问题。P23-25

我们采访了13位领袖人物，他们分别来自政治、商业、工会领域。这本书把原始采访记录呈现给读者。在这13份采访原稿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一个导言部分，借以向读者介绍不平等问题所涉及的众多方面。此外，我们对采访原稿进行了总结，梳理了采访中出现的主要议题和改革建议。

不平等太严重了吗？近几十年来，我们第一次看到美国人和欧洲人在公开争论一个问题：是不是不平等已经严重到不合理的地步？金融危机不仅引发人们对广泛不平等现象的注意，还吸引人们对金融公司的薪酬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如果把公众的态度比喻为来回摇摆的钟摆，那些公众现在的态度可以说已经摆回到那个希望严加管制的位置上。

显然，公众的意见和政治观点都在发生改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罗兰贝格基金会决定与斯坦福大学贫穷与不平等研究中心共同启动一个项目，诚恳地去听取欧美政治领袖、商业领袖、工会领袖的意见。领导这个项目的是五位具有不同职业背景的作者组成的团队，任务是要发现欧美杰出领袖如何看待正在上升的不平等现象。这个项目的目标不是要写一部有关不平等的鸿篇巨制，也不是去分析公众如何看待不平等，实际上这类材料已经有很多了。我们想呈现给读者的，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我们希望透过一扇窗户看到我们的高层领袖是如何看待当前这个历史时刻的。

在2009年的那个夏天里，我们采访了13位领袖人物，他们分别来自政治、商业、工会领域。这本书把原始采访记录呈现给读者。10年前，我们绝对不会相信会有这么多杰出领袖愿意讨论收入不平等问题。如今，这13位领袖人物愿意同我们讨论，说明时代真的发生了改变。这个变化也在暗示我们，不平等问题是个突出的公共议题，值得大家共同为之努力。

在这13份采访原稿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一个导言部分，借以向读者介绍不平等问题所涉及的众多方面。此外，我们对采访原稿进行了总结，梳理了采访中出现的主要议题和改革建议。由于我们有不同的职业背景，我们的看法也不一致，我们无意掩盖我们之间的差异。尽管我们之间的观点差异经常是实质性的，但我们竟然获得了非常类似的结论。这也许会让读者有些吃惊。

我们要感谢罗兰贝格战略咨询公司提供的经济资助，因为有了这笔资助，我们才能够去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地方开展面对面的一小时采访。我们还要感谢罗兰贝格基金会，因为罗兰贝格基金会发起这个项目，并给予项目大力支持。我们还要感谢斯坦福大学贫穷与不平等研究中心、艾冯沃克斯基金会对我们的支持。最后，我们要感谢艾丽丝·周女士，她曾认真地与受访者联系采访的事宜、抄写采访文字、整理采访稿。

罗兰·贝格

戴维·格伦斯基

托拜厄斯·拉斐尔

杰弗里·塞缪尔

克里斯托夫·怀默

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