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中国最佳杂文》由乾荣、王蒙编著，杂文选本，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将发表子2010年1－12月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

杂文选本，偏重真性情的袒露和书写，并寻求文学体验中的人文关怀。选本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关注生活，体察民众的阅读心理。

《2010中国最佳杂文》由乾荣、王蒙编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太阳鸟文学年选为当代文学存档，已历时十三年。

《2010中国最佳杂文》将目光锁住纯文学的佳作精品，以其独具的民间视野，爬梳整理着文学的年度精品。它恪守纯文学阵地，坚持编选的民间视角，逐年梳理，逐年集粹，自成风格。

选本在传统阅读的基础上，打开了文学的多元生存空间，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它更多的是参与其中，而不是以客观审视或居高临下的姿态亲近现实，它关注生活，靠近民众的阅读心理。因此，这套选本不奇异、不乖张、不空蒙、不小资。平实、亲切、生活、现场，就是它的特点。

序 杂文，写成“可以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

陈应松 所谓故乡

狄马 不留宿债给孩子

高红十 得瑟

瓜田 我开始喜欢骗子

郭庆晨 哭笑不得说“配套”

郭振亚 广告夸张与明星谵语

韩三洲 遥想当年“外宾”好

韩小蕙 圆明园，好一个商业资源

何申 七十五，能杀否？

何三畏 中国特色的爱情市场

黄波 被小人物改变才是一个国家的光荣

黄一龙 不是这个是那个

金陵客 “不考语文”错了吗

老土 贺部长，俺跟您说说古仁人为官之道

黎明 官员“雷语”的积极意义

梁衡 肢体导演张艺谋

林希 不受骗，并不难

柳萌 “人民的任命”在心上

潘采夫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终身成就奖

彭俐 我们动不动就不高兴

裘山山 省下的时间哪儿去了

阮直 世上没有安于老实的人

蛊柳刚 地主和他的老婆、儿子及私生子

苏文洋 那个人是你亲弟弟呀！

孙振军 《蜗居》的“大错”

唐德亮 “哼哼嘤嘤”的蚊子

滕朝阳 真假精神病人：个人、家庭的不幸与社会的不幸

汪金友 老大的幸福与阿Q的幸福

王晖 武丑乎，文丑乎？

王荆 “谈虎色变”和“谈虎色不变”

王春瑜 伟哥与皇帝

王得后 鲁迅又出状况了？

王开岭 修复黑夜

王乾荣 今人难当“徐霞客”

王重旭 华佗呀，你真傻

魏得胜 仇和？求救？求久？

魏剑美 “替坏人说话”的勇气

吴营洲 相约星期天

吴志实 读画

伍里川 “麻雀实名制”

肖复兴 我们进入搞笑年代了吗？

徐强 把每个人都设想为无赖

徐昕 打黑“黑色版”

徐怀谦 变脸

徐迅雷 恩重如山的葡萄

许锋 你土不土

许身健 这是中国“园子”里的“凄惨小白菜”吗？

鄢烈山 同情小岗村已故书记沈浩的妻女

严瑶 “名”花渐欲迷人眼

严宝康 不成功，赶紧死？

杨学武 俄罗斯姓什么

叶延滨 灭“小三”秘笈

夜行者 辛弃疾未弃之“疾”

佚名 贾宏声之死：中国地下电影的牺牲品

佚名 中国外汇能买几个果子？

易中天 三俗非俗

张雨生 农民工的“帽子”

周泽雄 我们的安全感与彼辈的安全感

朱方清 马诺回应赵忠祥的一封信

朱铁志 致良知

所谓故乡，就是总梦见那儿的鬼地方。

所谓故乡，就是有个理由可以矫情一下，说“很怀念”的那么个地方。

所谓故乡，就是想哭哭不出的地方。

很破，有些恼火。河流淤积了，池塘变成了旱地。好端端的庄稼地或者小路上耸起了几个坟堆，疹得慌。估摸着这是谁，这又是谁，心情很不爽。老人们走着走着全走进了土里；不该走的也走了，闻之令人嘘唏。咋的啦？这世界不按规矩出牌……唉，一大堆伤感的事儿，就是故乡。

草黄了，阳光本来有些温暖，狗又咬我。狗是当代的狗，不认识我，古代人。少小离家老大回，回到家乡不见家。家都不见了，成了油菜地，旁边垃圾成山，还有些破败的房舍，别人的，想起往昔。

故乡人给我一本故乡人写的诗词(一个什么会刊)，好像是替谁作宣传似的。何必这么殷勤做别人的代言人？那时候你们这些老前辈没被整得半死？没吃的，剥树皮吃。你们的家人破衣烂衫，那时你们写诗也说“齐欢笑”、“欣逢盛世”。今天又“欣逢盛世”。中国的盛世咋都叫你们赶上了？又是好风光啊，又是杨柳青啊，又是好政策啊，又是阳光灿烂，百业兴旺啊，又是农村处处歌声扬啊，还河水悠悠啊，船棹轻轻啊。河道已经改了，房子没了，过去的欢乐也没了，墙基倾圮在水里，一切都改变了样儿，物是人非，你们咋这么高兴哩？咋这么革命浪漫主义哩？对坟冢，对痴呆老人，对肃杀的冬，对颓败的房舍，对明明浩荡过如今却狭窄的河流不闻不问，究竟是为啥哩？儿时的荷塘和游鱼和蛙声和碧绿的水草都消失了。一些破破烂烂、因陋就简的农家乐，吃的狗和土鸡却是崭新的。咕噜咕噜冒着红艳艳的气泡。这些活着的人对我们山川地貌的改变无动于衷，只知道找味重的菜吃，吃火锅，一个火锅，两个火锅，三个火锅，一桌都是火锅。加上烈性酒，加上烈性烟，加_卜烈性辣椒，加上烈性酱萝卜，加上一些随吃随扔的软巴拉叽的一次性塑料餐具，好像是吃了就上战场一去不回头似的，好像要把世界吃光，把故乡把人生把阳世吃垮似的。每个人两个胃，或者更多。都这么胃口好，仿佛医院是多余的火葬场不存在，可以吃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还是这个毒狗肉火锅，怎么吃，我还在，还坐这里，还是满杯上。什么扯淡的文化啊科技啊胃溃疡啊酒精过敏啊，也不分男人女人也没有谈情说爱花前月下也没有职称也没有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群体性事件，也没有地震和水灾，也没有联合国没有美国没有南海问题没有气候变暖，没有亲人没有仁义廉耻，只有这个火锅围着坐，一醉成仙，成为世界主宰，当下存在。

在我少年的时候，没有乡愁，也不知道异乡，只有满身心的愉悦，只想吃和玩。后来有了乡愁，是去了很远的地方，故乡抛弃了我。所谓故乡，就是水还在，而当年的少年不在了。少年在，那个时代不在了。时代在，而地方不在了。还有那些草，蒲草、蒿草、四叶草，蝉和蜻蜒，和湖埂，这些与水有关的东西不在了。

我是一个很坚硬的人，想得很开，不易生闲愁。看别人的作品，总觉得窄窄的。当然，除非是愤怒。愤怒是需要境界的。一个日渐苍老颓败下去的故乡，不值得我去为之呼天抢地。有时想想，也就过了。

荒凉就很好嘛，未来如果没有荒凉开垦，全是硬化道路与楼房，与桥，故乡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野草摇曳，断墙半陷，就是故乡最好的记忆，就是真实好看的故乡。

问题是，你非还要说我们故乡河水清清，兰舟桂棹，那就夸张些了。有比作家更黑更损的，说，你们要我们爱国爱家，爱个什么？摩托车这么多，到处撞死人，垃圾遍河没人管，只管经济，只爱商人，商人来了哈哈笑，GDP上去了，官员升迁了。升官又不考核垃圾，又不考核河流，又不考核文化。五十年前是没有现在吃得好，可50年前有雪，有清澈的湖水，有水草。我要你现在还我水草，你有吗？你永远没有了。

其实，所谓故乡，就是希望你给我一个名分，不要太霸道，以沉默和遗忘为霸道。我记得你，你不记得我；我叨念你，你不叨念我；我走近你，你不走近我；我疼痛，你不疼痛。你就是一把时间，让啥都腐烂无存啊。

所谓故乡，就是心越走越近，而人越来越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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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写成“可以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

王乾荣

25年前，龙应台女士在台湾(《中国时报·人问》写专栏，于国民党威权严峻统治之下，大批台湾社会弊端——居然大义凛然！大揭台湾社会乱象——居然几无顾忌！大喊“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居然声嘶力竭！

她形容台北的交通“乌烟瘴气”。她贬称台北是她“见到的最丑陋的城市”。她把淡水河比喻成一条“烂肠子”。她告诫孩子家长，“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她竟然傻里吧唧地说，“厕所比伟人铜像重要”，甚至蛊惑人心，说“政府若失信于民，人民要有勇气兴讼”！(引文见三联书店2010年5月版《野火集》，下同，别有出处者另注)

如此铁板铜锤、目眦尽裂的粗砺“凶相”，不认识的人，谁也不相信她竟然是一位柔弱女子。

后来龙应台将《人间》文字，以《野火集》一书出版，一时洛阳纸贵，风靡台湾，被誉为“照出了台湾社会人心诸多弊端”的“亮光”。“野火”燎原，“龙旋风”声名大噪，随“火势”而刮遍台岛乃至全球华人世界，于今不衰。

可是，龙先生不过生了一下气，急吼吼说了一些实话而已，没有什么呀。类似“出气”般的谠论，今天在咱们大陆的网络页面、报刊版面，不说铺天盖地，也差不多俯拾皆是，密密麻麻，比龙女士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在当时台湾，那简直“反了”！这般“离经叛道”的“歪理邪说”，明目张胆的“抹黑”、“煽动”，可是极力限制言论自由、只许人民“听话”、喜欢歌舞升平、享惯歌功颂德的统治者，所乐意听的？当然不。“党国”的“有关单位”，十分“抓狂”了！

于是：“中华民国行政院教育部部长”李焕，约龙应台去“部长”办公室“漫谈”；“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宋楚瑜，想“见一见”龙女士；军方“政战部主任”许历农将军，欲请她“吃饭”……这些赫赫大员的意图，不言自明。尽管尚无情治机构出面，人们仍为龙先生捏一把汗。

还好。龙应台记录那几场“约见”情景时，写道：“李部长极谦逊，专心地聆听，并且做了笔记。”“宋主任夫妻态度自然，言谈诚恳。我们交换了些对-时局大事的看法。”“许将军温文儒雅，谦和中不失锐利……‘你的文章，’他说，‘是祸国殃民。’”

关心龙女k的朋友，总算出了口长气——其文虽然被歪曲和夸张成“祸国殃民”，“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及被禁的风险，但并未被‘封杀’”；其人，更没有被拘押、公诉、审判，乃至坐牢。

在风雨如磐的高压之下，龙应台侠女一般，一点儿也不唯唯诺诺、吞吞吐吐、温柔敦厚，既痛快淋漓发出了她的怒吼，倾泻了她的怨怼，诉说了她的衷肠，剖白了她的肝胆，燃烧了她的情愫，标示了她的期许，寄托了她的愿景，于几近无真声处，反“潮流”而动，大放厥词，出入所不敢言，道人所不能言，在某类人听来，简直句句刺耳，声声如雷，引起文化管制当局的惊恐和不满——却奇迹般未遭封杀。这是何等境界！她浑身趁几多解数？她是不是太聪明，太有才了？是的，太有。

她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台湾《中时晚报》总主笔杨渡先生深知龙氏。他2005年在《检验龙应台》一文中说，龙应台所写，“是一个可以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她选择了一个角度，一个射击手的目标”，这样，“既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她进步的一面，但又不直接让当政者觉得充满敌意，而加以摧毁”。想想看，一人的先进言论，总是大大喇喇莽莽撞撞，动辄突破当局“可忍”界限，连报纸都上不了，又如何去影响读者和大众呢？杨渡说，龙应台“懂得在禁忌和被容许的极限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走在“既有几分危险的高度，但又不至于掉落而亡的地带”，所以，她“赢得最大掌声”。

龙应台所写，属于“敏感文体”杂文。杂文也像人，首要的是生存，然后温饱，进而发展——你不能叫它生下来就夭折了。龙氏以巨笔重批文工会、警总、地方当局、官僚、政客……既可能被查禁，因为文笔火辣而“凶狠”，相当于大陆所谓“恶攻”；却令当局找不到查禁的理由，因为她说得真实而准确。她总是道出“常识”，故而“巧妙地闪躲了政治炮火”。

另一方面，龙应台遭到更激进人士指责，说她“只打苍蝇，不打老虎”。龙反驳说，她的杂文，“是策略，所以不直接打‘老虎’，是信仰，因为我确实认为‘苍蝇’责任更大，比‘老虎’还大”。其实她虽然没有“直接打‘老虎’”也巧妙地几近“摸”了几把“老虎屁股”，“捋”了几下“虎须”呢。

回顾龙应台当时景况，审视咱们，不由感慨满怀。杂文作者及杂文在大陆的遭际，如诸多“右派”杂家及其杂感，如夏衍、唐弢、孟波及其《长短录》，如马南邨及其《燕山夜话》，如吴南星及其《三家村札记》，过去的，尽人皆知，不说了。毕竟时代进步，如今舆论环境跟“过去”比，有时真觉恍若隔世。即如前述。现今网络报刊杂文随笔，比诸50年前的“放毒”、40年前的“影射”、30年前的“反党”，以及20多年前龙女士的肆意和“狠毒”，都要放胆和赤裸裸得多，并且汗牛充栋。但据我目之所及，尚未发现反对共产党的。在这个大框架内，作者们有啥写啥，并没有遇到太大麻烦。若在1957年，我确信，光是这个选本的作者，一多半早戴上“‘右’帽”了，还让你发言？

当然不是没有麻烦。袁成兰900多字一篇小杂文《梅花奖舞弊案随想》，不是触怒了一位小小文化局长，被告上法庭吗？而杂文作者如此“被官司”，虽说令人啼笑皆非，却属于“正途”。有没有宣传部长或文化部长像宋楚瑜等那样颇有风度地约请作者“漫谈”或“吃饭”，我不知道，但是没有人像1957年那样上纲上线，断然给作者扣上“攻击党的文化政策”或“反对党的领导”帽子。也许，是袁成兰揭批的政客官衔太小，不值得官方郑重其事“开导”她，兴师动众围剿她；反正，她不但没有被，“约谈”，被打成反革命，几经周折还赢了官司。这就是舆论环境的改观——咱们虽不满足，也应该肯定这个进步。

不能不提一下“个性官员”薄熙来先生。他在治下“打黑”，曾有所针对地说：“有些人埋怨我们‘打黑’，其实做任何事情，总会有一些人品头论足、七嘴八舌……自己不干事，对人民群众拥护的事，又酸溜溜地说三道四，东拉西扯。”依我看此话有理。可郭光东先生在《南方周末》作文说，…品头论足’也能对打黑作贡献。在一个多元时代，各种声音都会出现。关于重庆打黑，也不可避免地有舆论的多元趋向。赞成、当然是真实民意，反映民众长期为基层黑社会所苦。建议和批评其实也很正常，迄今为止，还没发现一人反对党和政府把打黑除恶进行到底的，所‘埋怨’的决不是打黑这个大方向、大前提，而是对其中可能发生的不严格依法办案的警醒，充满了对法治的向往之心，期待打黑能够更忠实于法治”。而“媒体和学界人士的禀性的确与一般人有些许差异，他们更喜欢‘品头论足’，‘说三道四’，‘东拉西扯’”。这话，既是对薄熙来言论的一定认同和补充，字里行间也不无若明若暗的“冒犯”意味。郭光东与之理论的，是那么大的国家级干部，真是斗胆！本人见识格局甚小，读郭文至此，虽觉在理，却心中骇然，额头冒汗。而事后获悉，郭光东并没有被怎么样。这至少是宽松、宽容的一个例证。想想，郭先生即便说错，也是赤心一片，为的是给共和国大厦增砖添瓦，而不是恶意拆台；他之所写，不过是一篇“可以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而已。  然而，并不是所有大干部都有薄熙来的胸怀和气度，也不是所有小干部都像那个文化局长一样，诉诸法律而“说事”——这算文明的。咱们头顶的一些土皇帝，生活在几十几百年前，他们可以随意到不讲任何规则。在舆论上，他们害怕的，不光是杂文；他们钳制打击“冒犯”他们的作者的手段，野蛮、强悍、粗暴而简单，小儿科般一个字一抓。辽宁西丰县委书记派警察进京拘传《法人》杂志记者；中央电视台记者被山西太原检察官从京城家中捕获；陕西渭南警方赴京抓走报告文学作家，广东东莞警察连一位小说家，也抓了……只因为，这些记者、作家“抹黑”或“歪曲”了他们。官员质问作者“为谁说话”，成为广布的年度雷入豪语。龙应台如果在这些霸王治下，不管她多么聪明，多么善于“避险”，也必遭抓捕无疑。朗朗乾坤，社会主义，文明国度，“牛”官霸道造次如此！这类明火执仗的愚蠢非法行径，至今仍在发生。相比之下，只空发议论的杂文作者的境遇，似略“好”一筹——只是，别涉及本单位。有位叫柳洫的先生在网上披露：“我认识两个作者，在杂文界小有名气。他二人屡选本单位的人和事做靶子，虽未点名，但正话反说，嬉笑怒骂，结果都光荣下岗，举着大扫帚到马路上‘写杂文’去了。”不晓得，当时龙应台有没有“单位”，单位的头头，有没有权力贬她去耍笤帚？

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小说家因文字被抓之事，引起全社会谴责，暂且不表，还回到杂文。杂文作者被抓被限，我没有太多听闻；被贬去扫马路，如上述，听过一回。现在，人人都是杂文家，尤其网上。问题在，咱们小人物不是像20多年前龙应台在台湾所说，不会生气，而是可以随时随地大生其气。咱们的话实在太多，几乎可以在宪法容许范围内气鼓鼓地畅所欲言。咱们理直气壮，怒发冲冠，说得或许比龙应台当年更放肆、更凶猛。咱们正义凛然，引吭高唱着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和公民权利。咱们激情四射，也可以吸引眼球，掀起轰动效应。咱们嬉笑怒骂，甚至可以无聊地饶舌。但是，说了，骂了，轰动了，又怎样？茅于轼先生呼吁：“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挺好。但是某地区、某部门那类“土围子”，你讲理，人家就不讲理。比如中国特色的，蛮横的，令人发指的，连字面都透着权力至上的所谓“强拆”，拆死了多少生灵？江西宜黄一官员竟称，“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谁都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条真理；这位革命者，言之凿凿把“共产党”置换成“强拆”，不是视老百姓为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吗？既如此，当以大刀枪炮灭之而后快，还讲啥理？想想，如今熙熙攘攘的社会，有多少事，是靠讲理而非权力办的？杂文家言辞犀利明快恳切，反贪刺腐，揭污捣秽，针砭时弊，或者长于修辞，善用曲笔，绕开“敏感”话题，循循善诱，悲悯众生，说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费去几多笔墨，装了多少箩筐，可庶几乎统统——无用；最多，间接导致个把不关紧要的小恶官倒台，无涉大局。再想想，有多少弊端，是因杂文家下笔如霹雳的抨击而消除的？什么样的“劣根性”，是因杂文家鞭辟入里的透析而拔根的？鲁迅近一个世纪之前揭橥的脓包，龙应台20多年前画出的恶相，历历似在眼前，有些在当今社会剧烈变化的空气里，益发弥散，彰显出更恶的人性。

当然“刺”丰“美”鲜的杂文，有天生不满于现状的灵魂。它不是雍容绰约的“杨贵妃”，而是桀骜不驯的“刑天”。可杂文再有刑天的脾性，却远没有那大汉的本领。而且杂文家对“现状”的“不满”，理应包括自身。想起耶稣老头一个故事——几个人当着耶稣之面，要把一个据说犯下“风化罪”的女人用石头砸死。耶稣说：“你们之中谁没有犯过罪，就砸吧。”那帮人自愧，默然溜走。如果杂文是“石头”，杂文家以之“砸”歹人坏事，应该。但也不妨反思一下，自己人性中有没有罪恶的一面，假若做了官，会不会恃权“强拆”，该不该“砸”？郜元宝在《鲁迅六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一书里引述竹内好评论鲁迅杂文的一段话，“真正的文学只把颓败的现实政治当做一面校正自己的镜子，随时从中警惕自己的沉沦，从中‘筛选’出自己”，我十分认可。杂文家别说做龙应台、做鲁迅，能自觉朝“警惕自己”、“筛选自己”方向努力，同时其文或对读者聊有启示，就不错了。

还有龙应台关于“打苍蝇”那话，咱们应该记取，多打包括自己在内的“苍蝇”——“礼失求诸野”嘛。当然，偶尔也学学郭光东。这并非专捏“软柿子”或一味贸然“碰硬”，而是选择“角度”——等到一旦咱们的“苍蝇拍”被没收，咱们就连在报纸上“打苍蝇”，也不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