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所卓越的大学，其背后必有一位成功的校长，如北大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浙大竺可桢，正是他们成就了这些大学。鉴往知来，回望民国时期诸多著名大学，无不得益于校长的远见卓识、人文素养、人格魅力与渊博学问。他们集胆气、才气与人气于一身，大胆改革、锐意进取、推陈出新，创造了民国高等教育的奇迹。

《民国大学校长》遴选的13位校长，一个个如雷贯耳，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他们的治校理念、办学实践与个人风范是今日诸多校长难以企及的，故对其进行归纳整理，以期对当今大学校长提供借鉴与思考，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任何一所卓越的大学，其背后必有一位成功的校长，如北大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浙大竺可桢，正是他们成就了这些大学。鉴往知来，回望民国时期诸多著名大学，无不得益于校长的远见卓识、入文素养、人格魅力与渊博学问。他们集胆气、才气与人气于一身，大胆改革、锐意进取、推陈出新，创造了民国高等教育的奇迹。《民国大学校长》遴选的13位校长(按照他们出生的先后顺序)，一个个如雷贯耳，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他们的治校理念、办学实践与个人风范是今日诸多校长难以企及的，故对其进行归纳整理，以期对当今大学校长提供借鉴与思考，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民国大学校长》包括：

唐文治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主要缔造者，因官场腐败而弃官从教，踏上教育救国路。他认为，大学的使命是振兴中国；办学思想是科学尚实、学以致用；培养目标是造就领袖人才。唐文治强调以德立校、以德树人；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延聘中外名师；选派优秀学生到国外学习；按照西方模式，改革课程设置。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铁路、机电等领域的专家学者。

蔡元培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魄接管北大“烂摊子”，凭借自己的独特人格，实行教授治校，发挥教授会的作用，主张“无为而治”；倡导学术自由，采取兼容并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三请陈独秀，慧眼识梁漱溟；首倡男女同校。蔡元培一生经历了三次婚姻：旧式婚俗，中西合璧婚礼，新式婚恋。温文尔雅的蔡元培竟然要打学生，也被北大女生打过耳光。

张伯苓创办我国第一所私立南开大学，提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精神；奉行土货化的办学方针；实行民主管理，教授治校；广纳贤才，聘请名师。他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到处化缘，提供经费保障。对体育有着深刻、独到的理解，是我国奥运的先驱者，奥林匹克精神的最早传播人。张伯苓一生两袖清风，生活俭朴。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蒋经国多次劝说张伯苓去台湾，被婉言拒绝。张伯苓与周恩来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

郭秉文是“东大之父”。没有郭秉文，就没有东南大学的声名鹊起。郭秉文实行学者治校，学术自由，学生自治；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和交往；广延名师，聘请一流教授；开放“女禁”，发展女子高等教育；提出“四个平衡”的教育思想。实施“三会一体”的管理体制；为了筹措经费，首设董事会，创办国外基金会，与国内外大学合作办学，争取社会名流捐款。郭秉文因军阀割据、派系林立而突遭免职。

马君武一生对教育矢志不渝，初衷不改。他淡泊名利，生活俭朴，为人正直，秉性刚烈，不畏权贵，敢怒敢言，留下了许多佳话趣事：拳打宋教仁，杖击李肇甫，嘲讽张学良，诗讽汪精卫。马君武学问渊博，是翻译家、科学家与爱国诗人。倡导“公德”教育，以德育人；提倡科学教育，强化技术应用；革新办学模式，倡导教研并重；兼容并包，网罗人才。因诗与柳亚子成为故交，后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

蒋梦麟负笈西洋，学贯中西。他注重学术，认为“大学者，为研究高等学科而设”；倡导学术自由，注重效能，强调规章制度。他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对学校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塑造大学精神，保障学术自由，改善办学条件，重视科学研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因其贡献突出而被称为北大“功狗”。

梅贻琦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是其治学理念的最好诠释。他实行“教授治校”，倡导学术自由，提倡通识教育，广延名师，提高教师待遇；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创造的奇迹主要得益于梅贻琦。他具有极强的规则意识，一生廉洁与俭朴，主动放弃前任校长享受的各项优惠待遇；他有爱心，关爱学生，具有崇高的道德操守。  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13年，形成了一套系统、科学的教育理念：办学思想强调社会责任，教育目标是培养领导人才，教学目的是训练学生思维，学术宗旨是追求真理。以“求是”为校训，培养有用的专门人才。实行教授治校，营造民主管理氛围，改善办学条件，广求名师，选拔优秀学生。竺可桢校长一生傲骨铮铮，有不媚俗，不媚外，不媚权贵的美誉。

胡适主政北大，倡导科学与人才并重，提倡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主张科学的治学方法，强调教育独立。他实行“无为而治”，改组机构，聘任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胡适是第一位学者大使，敢和罗斯福发脾气，在美国发表了许多鼓动人心的演说，因受排挤而去职。胡适喜欢做红娘，有一本“鸳鸯谱”。与胡先辅因共同的爱好走到了一起，因观点相左而绝交。

吴贻芳经历了不幸的童年，父母、哥哥、姐姐先后去世，正是凭着顽强与毅力成就了自己的一生。她是我国第一届女大学生、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她的办学宗旨是培养为社会献身、为社会服务的人才，将“厚生”定为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训，提出女子高等教育思想，严格招生制度，实行导师制。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吴贻芳被推上了政治舞台，参加联合国制宪大会，是世界上第一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

熊庆来是云南最早的赴法留学生，回国后先后创办东南大学数学系，把清华数学系建成学术中心，积极推动我国数学研究的发展。“熊氏无穷级”是被国际上以科学家个人姓氏命名的重要学术成果，是近代数学先驱。执掌云南大学，实行教授治校，遴选名师，加强学生管理，注重科学研究。他慧眼识英才，提携华罗庚，聘请刘文典。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健将，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罗家伦执掌清华期间，推行“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的政策，真正造就了一个现代化、独立化的清华大学。改隶废董，倡导学术独立，改善办学条件，建立清华研究院，加强学生管理，迁移校址。聘人是罗家伦最留心、最慎重的事。他是民国首任驻印大使，为印度国旗的制定谏言，与印度新政府交涉西藏问题。罗家伦与张维桢一见钟情，两地相思，八年长跑，缔结良缘。

胡先骕是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一代宗师，是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他认为教育目的在教人适应生活环境；注重道德教育，反对功利主义；大学教育，既贵专精，尤贵宏通；适于学生个性，不可过于标准化。在实践中，他改善办学条件，延揽名师，改革教学方法。编写第一本大学植物学教科书；创办第一个生物系；创建庐山森林植物园。因反对李森科事件而落选学部委员。他一生峥峥风骨，拒绝加入国民党，回绝蒋经国，避见蒋介石，得罪宋美龄。

由上观之，民国大学校长的成功各具特色，难以复制，但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实行教授治校，倡导教育独立，追求学术自由，善待师生员工，加上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是他们成功的关键要素，也是当今大学校长借鉴、反思之所在。

唐文治

 一、弃官从教

 二、治学理念

 三、工科大学的先驱

 四、弦韵不辍

蔡元培

 一、“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

 二、实行“教授治校”

 三、“囊括大典，网罗众家”

 四、首倡男女同校

 五、三次婚姻

 六、与北大学生冲突

张伯苓

 一、南开创始人?

 二、“化缘”办南开

 三、“体育校长”?

 四、中国奥运的先驱者

 五、独特个性?

郭秉文

 一、“东大之父”?

 二、办学理念?

 三、实施“三会一体”的管理体制

 四、为东大筹资?

 五、“明日照常上课！”

 六、易长风波

马君武

 一、人品与个性?

 二、学问渊博?

 三、教育理念与实践

 四、与柳亚子的交往

蒋梦麟

 一、负笈西洋，学贯中西

 二、教育理念

 三、北大工作历程

 四、北大“功狗”?

 五、婚姻：因北大结缘

梅贻琦

 一、倡导学术自由

 二、提倡通识教育

 三、提出“大师论”?

 四、实行“教授治校”

 五、惊涛骇浪中的好舵手

 六、崇高的道德操守

竺可桢

 一、教育理念

 二、求是精神

 三、“浙大保姆”

 四、傲骨铮铮

胡适

 一、高等教育理念

 二、高等教育实践

 三、第一位学者大使

 四、当红娘

 五、与胡先辅绝交

吴贻芳

 一、人生历程

 二、厚生教育

 三、女子高等教育思想

 四、执掌金陵女子大学

 五、推上政治舞台

 六、趣事

熊庆来

 一、近代数学先驱

 二、执掌云南大学

 三、慧眼识英才

 四、高尚品德

罗家伦

 一、五四运动健将

 二、治理学校

 三、教师队伍建设

 四、民国首任驻印大使

 五、与张维桢的爱情传奇

胡先骕

 一、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

 二、文学家和诗人

 三、教育理念与实践

 四、创建庐山森林植物园

 五、落选学部委员

 六、铮铮风骨

参考文献

在蔡元培的网罗下，文科方面陆续聘请了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胡适为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所主任，钱玄同为文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刘半农任预科国文教授兼文科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编纂员，马叙伦、陈垣、马裕藻、朱希祖、徐宝璜、崔适等也纷纷到任；法科方面有马寅初、陶孟和、陈启修等；理科方面有李四光、丁燮林、程寰西、王世杰、颜任光、李书华、翁文灏、朱家骅、何杰等。另外，还有梁漱溟、鲁迅、范文澜、李圣章、罗振玉、贝熙业、邵飘萍、徐悲鸿、盖大士、冯祖荀、沈尹默、马叔平、萧友梅、贺履之、汤定之，等等。这批人几乎无一不是国内学术界的顶尖人物。经过蔡元培的一番整顿后，北京大学教师队伍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批人不仅思想开放，而且各有所专，学有所攻，年轻有为。据1918年统计，全校教授共90人，其中35岁以下者共有43人，平均年龄只有30岁，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只有25岁，胡适、刘半农、刘文典、杨丙辰也都仅27岁，而这时北大本科生的平均年龄是124岁。

北大人说，北大有多少个教授，就有多少种学术观点，诚如斯言。在史学方面，既有信古派的黄侃、陈汉章，也有疑古派的胡适、钱玄同；李大钊、陈独秀可以在讲坛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有人在课堂上传播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倡工读互助主义，有人宣传儒佛道。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提倡白话文，黄侃、刘师培、林损等则极力主张文言文。黄侃讥讽胡适应把名字叫做“往哪儿去”。而正是胡适、陈独秀当年提倡白话文，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从而为中共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那年头，胡适上课时总是西装革履，洋派十足；而辜鸿铭上课时则是长袍马褂，拖着长辫子，手持旱烟袋，有仆人为之点烟上水……但他精通英、法、德诸国语言，蔡元培就请他讲授外国文学。尽管刘师培充当清探于先，发起筹安会于后，但他对古代文学研究很深，蔡元培就请他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当时陈介石、陈汉章一派讲的文史与沈尹默一派不同，但能够各行其是；黄季刚、刘申叔极端的维护文言的文学，而胡适、钱玄同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二者也互不相碍。由此可见，蔡元培使用人才能够容人所短、用人所长，充分发挥各方面人才的专长。

那时北大老师开课，任凭学生自由选择，既出现过每逢胡适讲课时需改至大教室或礼堂，还座无虚席的现象，也有一门课仅有一名学生选修的场景。至于课堂教学中不同观点的交锋、指名道姓批评对方观点，也是家常便饭。胡适对钱穆的《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折合今古家法，十分佩服，遂常常在课堂上对学生们做义务宣传。但他对钱穆、冯友兰、顾颉刚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争论，在课堂上也是大肆抨击。可这并不影响学人之间的友谊。几十年后王昆仑回忆说：“蔡先生长北大时，主张’百家争鸣，所以会有两教师唱对台戏的情况，这不仅充分体现了学术民主，而且能启发学生的思想，培养独立思考、探讨真理的兴趣与能力。我那时在文科学习，选修文字学。教文字学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钱玄同；一位是老派黄侃。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一天，我正在课堂上听钱老师的课，不料对面教室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地骂起钱玄同来了。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我既听钱玄同的课，也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这种情况并非罕见，它生动地反映当时的北大，在蔡先生的领导下，‘兼容并包’、百家争鸣、学术民主的气氛。”

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指导下，各类学术团体也是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例如，陈独秀、李大钊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1921年改名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有胡适、马叙伦等组织哲学研究会；梁漱溟组织行知社；徐志摩组织阅书报社；其他如教育研究会、成美学会、进德学会、雄辩讲演会等竞相出现。当时办的刊物有校方的，如《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国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有教授私人办的，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刊》《读书杂志》《语丝周刊》《现代评论》《猛进》；也有学生办的，如《新潮》月刊。其中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最有名，影响也大。正因如此，蔡元培辞职后，连辜鸿铭、黄侃这样的复古守旧派人物也坚决支持挽留蔡元培，黄侃甚至说：“予与蔡孑民志不同，道不合，然蔡去，余亦决不愿留，因环顾中国，除蔡孑民外，亦无能用余之人。”

四、首倡男女同校

中国妇女长期受封建制度的压制与束缚，直到民国初年，“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七岁不同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观念，仍然十分盛行。蔡元培在教育界向这种旧观念发起了攻击。1912年年初，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上任伊始，就积极倡导尊重妇女人格及平等权利，极力主张男女应享受同等教育，并决心改变我国男女不平等的落后现象。他主持修订了教育部的学制，第一次在政府法令条文中宣布教育权上的男女平等。不久，我国初级小学实行了男女同校。但是，守旧势力非常强大，致使高等学校到五四运动前夕，仍然不能实现男女同校。当时，全国只是专为女子设立了一些高等学校，如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福州华南女子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等。教育部对男女同校问题也是畏首畏尾。1918年年底，教育部在给北京大学的公函中说：“国立大学校为社会视听所系，所有女生旁听办法，务须格外慎重，以免发生弊端。”许德珩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五四’前夕，为了串联同学一起参加五四运动，我和另外几个男同学去女子高等师范。在一间很大的屋子里，两个女同学代表接待我们，还有一个女监。我们坐在这一头，女同学坐在那一头，中间坐着女监。房间大，距离远，说话声音小了听不清，大了又不礼貌，好多话还要请中间的女学监传达才行。”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对这一现实极为不满。1919年3月15日，他在北京青年会作了《贫民院与贫儿教育关系》的讲演。他认为：男女社交公开，尊重女权已是世界潮流，“我们国里还能严守从前男女的界限，逆这世界大潮流么？”在这次演讲中，他已经有了试验大学男女同校的想法。4月下旬，甘肃女学生邓春兰在看到北京大学日刊刊出的蔡元培的上述讲演后，写信给蔡元培，要求“于国立大学增设女生席”，并表示自己愿负笈进京，“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由于蔡元培在五四运动期间离开北京，因此邓春兰要求进北京大学补习之事没有结果。6月，邓春兰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呼吁大学开放女禁。《少年中国》8月号出了一期妇女解放问题专号，转载了这封信，从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20年1月1日的上海《中华新报》，发表了蔡元培对该报记者的谈话，蔡元培说：“大学之开女禁问题，则予以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女之规定，如选举法中之选举权者。且稽诸欧美各国，无不男女兼收，故予以为无女禁与否之问题。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报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蔡元培的这番讲话，无异于公开宣告北京大学准备招收女生。1920年2月，因病失学在家的江苏女生王兰，很想进北京大学求学。她托正在北京大学上学的弟弟王昆仑去求蔡元培。蔡元培问王昆仑：“她敢来吗？”王昆仑回答：“她敢。”蔡元培说：“可以让她来试试。”就这样，王兰成了北京大学的第一个女学生。王兰到校时，春季入学考试已过，学校准许她先人校旁听。随后，陆陆续续进校的女旁听生，包括那位首先发难的甘肃女学生邓春兰在内，达到9人。她们都在这年暑期经过入学考试后，转为北京大学的正式学生。当时，全国各大学都不敢提议招收女生。蔡元培针对这种情况说：“一提议，必通不过。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收男生的明文。如报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这时，有人责问蔡元培：“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慨然回答：“教育部招收大学生，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北京大学招收女生，开了大学男女同校的先河。此后，全国各地大学纷纷仿效北京大学的做法，敞开校门，迎接女青年。P2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