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下的大裂变》(作者白效咏)，是浙江文艺出版社“读史馆”丛书的一种，内容是春秋战国这一段历史。

本书力图满足读者“看热闹”和“明智”的两种需求，同时，笔者还有一点存心，那就是汲取古人思想学说中的人性光辉，涵养我们的心灵。

这本《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下的大裂变》(作者白效咏)，是浙江文艺出版社“读史馆”丛书的一种，内容是春秋战国这一段历史。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下的大裂变》共选取了十四位人物，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争霸风云”，取代表性的列国之君；第二部分“济济多士”，则选取诸侯国六位著名的谋士；第三部分“百家争鸣”，选取老子、孔子、孟子、韩非四人，略述其身世及学说。

第一章：争霸风云

 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霸主

 一、齐桓公何以称霸

 二、尊王攘夷，会盟诸侯

 宋襄公：礼乐文明的余晖

 一、宋国与“二代三恪”

 二、宋襄公的霸主梦

 三、规则与功利：千古凭谁定是非

 晋文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赵武灵王：倒在温柔乡里的英雄 

 一、赵氏的兴起

 二、励精图治：赵武灵王早期的光辉岁月

 三、昏招迭出：英雄难过美人关

第二章：济济多士

 孙叔敖：千古循吏第一人

 一、孙叔敖的身世

 二、孙叔敖相楚

 三、严格执法，不徇私情

 四、体察民情，谋国以智

 五、改革军事，北霸中原

 六、工于谋国，善于谋家

 子产：古之遗爱

 一、子产的身世及早期外交活动

 二、子产相郑及其政治经济改革

 三、子产的政治胸怀

 晏子：鞠躬尽瘁的“裱糊匠”

 一、“裱糊”的最高境界：一心以事三君

 二、君臣相得四十年

 伍子胥：只会做事、不会做人的悲剧英雄

 一、悲剧的开始：覆巢之祸

 二、复仇之旅

 三、吴越争霸

 四、不识时务的亚父

 范睢：恩怨情仇纠缠一生 

 一、范睢的身世

 二、西入强秦，智说昭王

 三、隐忍以待，巧除穰侯

 四、面辱须贾，报怨魏国

 五、妒贤忌能，害死白起

 屈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一、屈原的黄金年代：入议国事，出接宾客

 二、忠而被谤，发愤作骚

 三、遭谗被疏，张仪欺楚

 四、怀恨被放，怒投汨罗

第三章：百家争鸣

 老子：寂寞的智者 

 一、老子其人

 二、《老子》其书

 孔子：高扬人性光辉的理想主义者

 一、孔子的家世

 二、野合——孔子诞生的传说与真相

 三、孔子生平

 四、《论语》三昧：仁、礼、和

 孟子：浩然正气大丈夫

 一、孟子的身世与学说

 二、孟子的身后沉浮

 韩非：心理阴暗的独夫帮闲 

 一、韩非其人

 二、以管窥天、以蠡测海：韩非的人性论及人际关系学

 三、韩非学说透视：法家非法治，乃极端集权专制

因此，此时的天下或者说诸夏地区迫切需要一个霸主来作为秩序的维护者和抗击夷狄的领头雁。郑国在郑庄公薨后，陷入二十年的内乱中，自顾尚且不暇，霸业戛然而止。鲁国由于自身实力所限，有心无力。而齐国有了齐僖公打下的“小霸”基础，恰恰是崛起的最佳时期。所以，齐桓公继位后不久，即与管仲一起制定了图谋霸业的计划。这一计划的提出，可以说既顺应了时势的要求，又充分考虑了齐国的实际情况，是对战略机遇准确而及时的把握。

齐桓公成功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就是君臣确立霸图之后，又作出了正确的战略选择。首先改革内政，增强自身的实力；再威恩并用，修睦邻邦，改善周边的“国际”环境；时机成熟后，树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北伐戎狄，南拒强楚，组织诸侯会盟，自己也顺势将霸业推向顶峰。

执政之初，为实现霸图，桓公也曾首先选择了加强军事力量的建设，欲以武力作为称霸的后盾。桓公的这一决策遭到管仲的反对，他反复向桓公阐明“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的道理，君臣达成一致，将精力转移到改革整顿内政上来。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谁能抓住机遇，率先改革，谁就能成为上帝的选民。桓公与管仲打着“修，旧法”的旗号，对行政管理、经济、税收、军事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齐桓公和管仲所动的第一刀就是以“修旧法”为名改革内政，以减少改革的阻力。一般而言，老百姓由于受学识、经历的限制，对于新生事物总有天然的恐惧感，因此对于改革也是天然地排斥，这倒不一定是因为改革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无论是商鞅变法也好、王安石变法也好，尽管改革的出发点都是强国富民，但老百。姓回报的态度都是“民日不便”，历千年而未改。懵懂的王安石打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旗，与大家公开对抗，结果自然是一败涂地。齐桓公和管仲君臣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打着“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的幌子，对内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凡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受老百姓欢迎的，就坚持下去；经实践检验不行的，就坚决改掉。以民意为改革的方向，“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所以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其具体内容为：

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协调好士农工商“四民”的关系。管仲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即士农工商四类人都是国家的基础。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四类人“不可使杂处”，理由是“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因此“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这就是说，士农工商四民的聚居地要有所区分，而且要相对稳定。具体说来，则是“三其国”、“五其鄙”。“三其国”就是把国都分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齐桓公亲自帅十一乡，大贵族高子、国子各帅五乡。同时设立“三军”，也分别由齐桓公、高子、国子率领。另外“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一帅”，在国都建立起严密的管理体系。所谓“五其鄙”是指在郊区“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一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各保而听，勿有淫佚者”。实行这种“定民之居”的办法，不仅有利于管理，有利于分工，而且有利于同业内部的互相交流学习。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寓兵于农，有利于兵民之间的转换。由于大家长期生活在一起，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能辨别出敌我；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识，无形中提高了齐国军队的战斗力。管仲还认为，老百姓太穷太富都不好。太富则对爵禄不会动心，太穷则不畏刑罚，两极分化会导致国家法令不行。为了保持“四民”相对平等的经济地位，又提出对他们不能一视同仁，政策上必须有所倾斜，“富而能夺，贫而能予”(《管子·国蓄》)。对农民采取扶持政策。农民是社会的多数，农业又是经济的基础，所以“兴利者，利农事也”(《管子-治国》)。对手工业则宜实行官营和私营两套体制，对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的、灵活的管理办法。能工巧匠不能生产奢侈品，必须满足全社会的需要。他在《管子·轻重甲》篇对商人的界定则是：“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非君所赖也，君之所与。”富商巨贾如果任其自流，其后果是“贫者失其财”、“农业失其五谷”，商人最终操纵国家的经济命脉，甚至干预政治，造成“一国而二君二王”。所以管仲主张在发展商业的同时，必须打击富商巨贾。盐铁、粮食、布帛等重要物资均由国家垄断经营。

相地而衰征，关市几而不征。这是管仲针对郊区农业和商业的改革。所谓“相地而衰征”是指根据土质的好坏美恶，也就是区分“陆、阜、陵、瑾、井、田、畴”的不同情况，从而确定对土地征收赋税的多少。《管子大匡》中还讲到了具体的征收办法：“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这里不仅考虑到了土地的情况，而且考虑到了年景，两年收一次税，好的年景征收十分之三的税，一般的年景十分之二，差的年景十分之一，荒年则不收税，这当然比不分青红皂白征收同样的赋税要合理得多，也更便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管仲的这一改革措施实际上是对旧的井田制度的根本的变革和瓦解，他以政治家的敏锐目光，准确地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而作出了英明抉择，极大地促进了齐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所谓“关市几而不征”则是指对于来往的货物，无论是几经周转，都免征关税和市税。这一政策的施行极大地刺激了齐国商业的发展，也吸引了周边诸侯国的商人前来齐国做生意，一时“诸侯称广焉”，不仅大大有利于齐国人民的富裕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而且用经济的纽带紧紧地把诸侯国与齐国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另外，为了增加军资，解决军队的武器问题，管仲还规定犯了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犯重罪，可用甲与车戟赎罪；犯轻罪，可以用车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铜铁赎罪。这样在不加重人民负担的情况下就很轻松地改善了军队的装备，同时又使犯罪的人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受到了人民的拥护。P3-5

人们之所以看历史书，我想，除了历史专业的人之外，大概出于两个原因：一部分人被历史的故事情节所吸引，把历史当小说看，所谓“看热闹”，纯粹出于消遣。大部分人很可能是受了培根的影响——他在《论读书》一文中说：“读史使人明智。”——想从史书中学些奇计阴谋，以便在激烈的人生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诚然，历史中充满了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也不乏各种场合的人生角力，勾心斗角，拈酸吃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二十四史也是二十四部阴谋权诈史。所以要想从历史中学到些权谋，那是相当容易满足的。但我以为，读史的真正收获。并不在于学一些人生中常用的小聪明，培根先生之所谓“wise”者，在这里也许当作“博学有见识”解。读史书，历观朝代的兴亡、人事的变迁、恩恩怨怨、是非成败，见得多了，从中体悟出些道理来，提高自己对人生世事的洞察力和预见性，这才是上层境界。古人云，鉴往以知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这本小书，是浙江文艺出版社“读史馆”丛书的一种，内容是春秋战国这一段历史。春秋战国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圣哲迭现，英雄辈出。那个时代，周王室的权威几乎扫地以尽，难以维持“礼乐征伐白天子出”的统治秩序，只剩下“天下共主”的政治符号意义。秩序的崩溃，一方面意味着混乱、无序，大家渴望有英雄振臂一呼，来重新收拾局面，维系安定的生活环境。这是霸主产生的社会政治基础。一些胸怀远略的大国之君，开始代天子征讨，主持诸侯会盟，成为天下秩序的维护者，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在春秋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五个霸主，这就是所谓的“春秋五霸”。但“春秋五霸”具体指哪些人，历史上却有不同的说法。比较流行的两种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或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两种说法牵扯进来的共七位国君。其实，五霸的说法远不止这两种，牵扯进来的也远超七人，这其实反映了当时参与争霸的国君数量之多。我们熟知的齐桓公为五霸之首，但在他之前，其实已有郑庄公、齐庄僖公等所谓的“小霸”，召开地方性的诸侯会盟，维护王室威信。从总体上讲，春秋时期，虽然“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但春秋前期诸侯国之间进行的还是争霸活动，并不以灭人之国为主要目的。至春秋后期以至战国时期，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仅周天子连政治上“天下共主”的符号意义也所余不多，各诸侯国的公室也面临着来自卿大夫的挑战，甚至为卿大夫所取代，由“政在诸侯”演变为“政在家门”，甚至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局面。于是，晋一分为三，姜齐也被田齐所取代，季氏家臣阳虎也掌控了好长时间的鲁国政权。诸侯国之间，也由原来的争霸战争转变为兼并战争。战国中后期，演变成齐、楚、秦、燕、韩、赵、魏七国争雄的局面。最终的结局，当然是奉行法家政治的虎狼之秦一统天下。这是政治演变的大概。

秩序的崩溃，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思想上、学术上的束缚解除，“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由官府垄断的礼乐也好文化典籍也好，开始流布到民间，一部分掌握文化的王官也沦落到民间，士的数量增多。自孔子始，开私家讲学之风，更进一步促进了士阶层的壮大。礼崩乐环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引发了士的思考，他们从不同的侧面为这个无序的社会开出药方，因而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主要的有儒、道、墨、法等家，还有拿不上台面的纵横家和成为绝学的名辩家，后世往往称之日“百家争鸣”。这一时期学术自由度和活跃度以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在我国历史上都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为了在争霸战争或兼并战争中占有优势，各国开始了招纳贤才、发奋图强的活动，也积极探索新的制度或施政措施，整个社会孕育着新的变裂。反映在政治上，即是各国的变法运动，变法成功者，往往率先崛起，齐桓公的煌煌霸业就是最好的例子。反映在思想学术上，即是百家争鸣，涌现了一大批学术精品，如《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

本书力图满足读者“看热闹”和“明智”的两种需求，同时，笔者还有一点存心，那就是汲取古人思想学说中的人性光辉，涵养我们的心灵。在风格上，尽量写得轻松些。当然，限于笔者水平，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景，到底如何，还需读者评判。出于以上原因，选取哪个角度写作，便成了首要问题。从制度入手，或许历史演变的脉络更清晰，但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一来，很少有人愿意去看枯燥的制度变革’；二来，礼乐文明的崩溃与制度创新是个缓慢的过程，很难有清晰的界限，更重要的’是，各国情况并不同步。思量再三，决定选取代表性的人物，从人物入手，也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来兼具故事性；二来一切历史的演进，都由大人物推动，时代越往前，大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所占的地位越重，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尽管我们常说“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本书共选取了十四位人物，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争霸风云”，取代表性的列国之君。齐桓公是五霸之首，开“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之局面，他的用人之道和把握战略机遇的能力及战略计划的实施，无不说明他成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霸业洵非偶然。在宋襄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礼乐文明的背影，他固守仁义，坚持按规则出牌，结果一败涂地，送了老命。他的争霸悲剧，也是规则败给功利的悲剧，从深层次讲，甚至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晋文公是晋国百年霸业的奠基者，尽管孔子批评他“谲而不正”，但他从流亡公子在短时期内一跃而成为号令天下的霸主，他的用人之道和治国方略，自有其可观之处，更不要说他传奇的经历了。而从赵武灵王这位半拉子英雄身上，我们则可以看到战国时期君主的缩影。在那个竞争更为激烈、时局更加激荡的时期，一着不慎，往往满盘皆输。在战国，半拉子英雄绝不止赵武灵王一个，类似的还有齐闵王等。

第二部分“济济多士”，则选取诸侯国六位著名的谋士。由于选了齐桓公，所以不再选管仲，因为此二人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同样的道理，选了孙叔敖就不再选楚庄王，尽管他的霸业毫不逊色于齐桓、晋文。孙叔敖作为千古循吏第一人，不仅治国有术，谋家有方，更令人钦佩的是他清正廉洁、执法严明、不阿权贵、体恤下民的政治品格。同样的还有子产和晏婴，子产不仅能把“国小而逼、族大宠多”的郑国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能在楚、晋两大国的夹缝中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其胆略固足以雄视千古。但真正令人佩服的，还是他那“不毁乡校”的政治襟怀和“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政治品格。晏婴先后辅佐过三位性格不同、爱好各异的君主，不但能全身避祸，还能勉强支撑处于季世的齐国的大国地位和尊严，显示了这位“裱糊匠”的高明之处——尽管他不能，甚至任何人都不能挽救齐国目益没落的命运。伍子胥一身牵系楚、吴、越三国兴衰，他的传奇经历，正足以反映这一段历史，而他的悲剧性结局，多源于他只会做事不会做人的性格。在利口覆家邦的纵横家中，范睢显然是翘楚，比之人品低下不入流的苏秦、张仪，高了不止一个档次，这是选取他的原因。当然，从范睢身上，我们也可以体味到人性的复杂。一生纠缠于个人恩怨之中，这不能不说是这位草根出身的英雄的致命之伤。至于屈原，时运不济的他无缘施展治国平天下的韬略，“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最终自投清流。他已成为干百年来无数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

第三部分“百家争鸣”，选取老子、孔子、孟子、韩非四人，略述其身世及学说。墨家虽号为显学，实则战国后期几近乎绝迹，于中国历史影响不大，这是不取墨子的原因。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孟子，不少人误认为这位孔家店的二掌柜一开始即地位尊崇，其实不然，孟子的身后浮沉，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学说演变的梗概。

对于选取的人物，可能见仁见智，秦穆公、魏文侯、商鞅、吕不韦、庄子等人物未入选，不能不说是遗憾，但限于篇幅，也为了这本小书尽早问世，只能留待日后弥补了。

春秋战国的特征，可以借用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场白来概括：“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王纲陵替，动乱不已，岂非“最坏”！斯时也，“礼乐征伐白天子出”的秩序分崩离析，周室衰微，夷夏冲突，诸侯争霸，大国兼并，世局之嬗变接踵而至；“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生灵之涂炭触目惊心。然而，生机盎然，希望孕育，又岂非“最好”！这在经济上，是农业进步，工商发达，城市繁荣；在政治上，是制度鼎革，人才辈出，管理创新；在文化上，是百家争鸣，学术下移，思想解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春秋战国的历史，充满着矛盾，洋溢着激情，流淌着痛楚，展示着愿景。“乱”与“新”，如影随形；“祸”与“福”，相反相成！

白效咏博士的这本《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下的大裂变》，从剖析人物入手，去解读这个“变”而寓“序”、“乱”而趋“新”的时代，无疑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新尝试。该书分为三章：“争霸风云”收列国之君，“济济多士”收各国谋士，“百家争鸣”收“道”“儒”“法”学派之代表者。不妨把这三类人物看作三条线索：从列国之君去窥探风云激荡的国际关系，从谋士贤臣去感受各国在这大裂变时代的发愤图强，从学者及其作品解读这个时代哲人的思考，可收纲举目张之效。作者亦庄亦谐的笔触，带给读者的不仅是“读史使人明智”，还有轻松和愉悦。

——黄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