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衡》为“两宋烽烟录”丛书之一。作者(顾宏义)依托翔实的史料，对公元十世纪北宋王朝完成中原统一之后，与北方民族契丹所建立的辽王朝相互间的关系变动，作全方位的观照。书稿共分《城头大王旗》《画策收南北》《呜咽高梁河》《拉锯战未休》《澶渊订和约》五章，加上一个追叙源流的“楔子”和一个总括大略的“尾声”。全书体例严谨，叙述流畅，形象可感，以其层次分明的叙述，独出机杼的见解，加上描绘清晰的地图配置，为历史爱好者提供了一本生动可读的通俗性学术著作。

《天衡(十世纪后期宋辽和战实录)》由顾宏义编著。

《天衡(十世纪后期宋辽和战实录)》是两宋辽金元史研究领域中的后起之秀，凭借扎实的史料功底，以流畅生动的笔法，对这一段历史作出巨细相接的全方位观照，特以线条清晰、形象分明，廓清浑沌茫然的迷雾。在同类题材的通俗性文史著述中，可谓无出其右。

数风流人物

楔子

第一章 城头大王旗（947—959）

 一 予取予夺（947—948）

 二 风云诡谲（948—951）

 三 高平扬威（952—954）

 四 三征淮南（955—958）

 五 快收三关（959）

第二章 画策收南北（959—975）

 一 陈桥兵变（959—960）

 二 雪夜定策（960—962）

 三 北守南取（963—971）

 四 金陵降幡（961—975）

第三章 呜咽高梁河（976—986）

 一 斧声烛影（976）

 二 宋帝蒙耻（977—984）

 三 燕燕当国（979—983）

 四 岐沟溃败（984—986）

第四章 拉锯战未休（986—997）

 一 血沃大野（986—989）

 二 守内虚外（989—995）

 三 真宗继位（995—997）

第五章 澶渊订和约（998—1005）

 一 烽火烛天（998—1003）

 二 六郎战迹（999—1004）

 三 化剑为犁（1004—1005）

尾声

后记

一予取予夺(947—948)

当契丹骑兵入主开封城以后，原后晋官吏面对新主，心态各异：部分不愿臣事契丹的州郡长吏，或闭关自守，或南投南唐，或西奔西蜀；大部分地方官员和在开封城内的官吏，纷纷奉表归附。但除了少数死心塌地追随契丹者以外，大部分官员其实持观望态度，尤其是地方州军长吏，更是密切注视盘踞河东的强藩刘知远的去就，来决定自己的归向。辽太宗在兵灭后晋之后，曾多次对后晋降臣谈起：“中国(中原)事，我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从他对待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的态度来看，可知这并不是一句虚语。

刘知远为石敬瑭的心腹大将，爵封北平王，镇守北都太原，独当一面。后晋出帝继位后，对前朝重臣刘知远十分猜忌，虽然任命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统辖北边军马，但实际上，河东以外的北边诸军行动直属开封，完全不告知刘知远，更不要说让刘知远指挥了。对此，刘知远也心知肚明，韬晦自守。

当后晋出帝与契丹交恶、大打出手时，刘知远深知后晋军难以取胜，实属自取危亡之道，却从未上奏论谏，也不遣兵人援、夹击辽军，反而乘机扩展自己势力，借口为防范契丹兵马入侵河东，大肆招募士卒，步骑战士达到5万余人，成为后晋诸镇节度使中军力最强者。辽太宗对此中隐衷也十分明了，所以与后晋主力在河北血战时，对河东方向并未过分防备。一直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的刘知远获知辽太宗已进入汴京城，即刻分遣兵马守备河东四边关隘，以阻止契丹势力侵入。当时，辽太宗下诏让包括刘知远在内的各地原后晋藩镇来开封觐见新天子。正在观望中的刘知远为了就近观察一下辽太宗行事如何，能否坐稳汴京龙椅，就派帐下亲校王峻南下，向辽太宗进献了三份表章：

其第一表，恭贺辽太宗进入汴京；

第二表解说自己不能前来朝觐的原因，因为“太原地区夷人、汉人杂居，戍守将士云聚，情况复杂，未敢擅自离开职守”；

第三表的内容是向辽太宗讨价还价：太原人贡辽太宗的所有贡品，因为有一支契丹兵马自河北西来太原城南的南川屯驻，正处太原南下汴京之通道上，太原城中军民颇为忧惧，故欲待辽太宗招回此军，道路始通，即可人贡。

对于刘知远虚贺自己称帝汴京、实则要辽军自河东主动撤兵的伎俩，辽太宗也是心知肚明，不过因时机未到，辽太宗表面上依从刘知远的建议，将偏师撤出河东，实质是为避免被刘知远一口吃掉。同时，辽太宗亦同样用虚的一手来笼络刘知远：赐手诏褒美刘知远的归附，在刘知远的姓名之前加一“儿”字，并赐予木拐。按照草原风俗，只有德高望重的贵臣才能得到可汗所赐的木拐，不论官庶军民，只要望见持木拐者经过，都需避开让道。而辽太宗在刘知远的姓名前加一“儿”字，则是用石敬瑭之先例，含有向刘知远示意自己正在考虑让刘知远成为“儿皇帝”。当然，从辽太宗对付赵延寿、杜重威的手腕上看，这仍然属于玩虚的。

过了几天，刘知远获知各地藩镇纷纷前往汴京朝见辽太宗，迫于压力，只得再遣北都副留守白文珂携带贵重的礼物和名马入贡辽太宗。辽太宗自然大为不满，就让白文珂带话给刘知远道：“汝不侍奉南朝(指后晋)，又不归附北朝，其意欲何所待耶？”此时，出使汴京的王峻回转太原，告诉刘知远道：“契丹贪残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国。”但已存据有中原之心的刘知远，迫于河东地处一隅，兵马不足，无力硬抗契丹全军，故不敢强拒辽太宗，所以听了王峻之言后，更是与契丹人虚与委蛇，等待时机。刘知远对急切劝说自己“举兵进取”的部下解释其中利害道：

用兵有缓有急，当随时制宜。现今契丹人新收降十万晋兵，虎踞汴京，未有他变，岂可轻动哉！且观其所欲获取者止于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况近时冰雪已消，气候转暖，其势难久留。宜待其去，然后取之，可以万全。果然，只想掠取“货财”的辽太宗君臣，被中原军民赶出了汴京，向刘知远提供了攫取天下的“万全”良机。

对于中原军民抵抗契丹的行动，宋代之后颇有人从“夷、夏大防”上进行分析。其实不然，五代时期人们对“华、夷之辨”并不强烈，对非汉族统治者也大体能接受，如后唐皇族为沙陀人，后晋皇帝亦有夷狄血统，而中原士大夫也往往北逃，出仕契丹。这与宋代理学盛行以后，人们严格“华、夷之防”者大有不同。辽太宗也未认为由于自己为契丹人、从而不为汉人所接受，是此次南下中原失败的原因。

辽太宗曾在北撤途中反省说：“我此行有三失：纵兵掳掠粮草，一失也；括民私财，二失也；不早遣诸节度使还镇，三失也。”对于其前二失，是指不该在汉人居住地区强行实施落后的草原掳掠行为，第三失是说不该不任用后晋降将、降臣去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辽太宗所说的“三失”确实是其被迫退出中原的重要原因，但辽太宗还是回避了造成此“三失”的深层因素，即来自北方草原的契丹皇帝对中原人怀有深刻的忌疑。虽然在得到燕云地区以后，辽太宗已逐渐接受汉宫，推行汉制，“因俗而治”，但因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后晋傀儡政权，最终却成为自己的仇敌，血战连年，所以对中原官民深怀猜忌之心，而由此施行的防范、制裁和掳掠政策，先后激怒了原后晋军士、官吏以及中原百姓，而军心、士心和民心一起丧失的结果，自然只有在一片喊杀声中狼狈逃归了。P15-17

说起宋朝，世人大多讥之为“积贫积弱”，而终致亡国。“积贫”一说，时贤论驳已众，这里就不多赘言。至于说“积弱”，宋人对外作战败绩累累，往往通过割地、输纳“岁币”以求得平安，结果先被金兵倾覆，后遭元骑灭国。由此看来，“积弱”的恶评大概是挣脱不了了。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赵宋立国三百余年，先后分别与骑马民族契丹、党项、女真、蒙古人大战多年。与汉、唐相比，两宋因西、北通往草原之道被阻隔，获取马匹甚为艰难，故其军队以步兵为主，在与西、北骑军对阵时，只能取守势，从而往往丧失战役主动权。宋军屡屡对外作战惨败，此为一大原因。但就是这样，宋朝在与之相始终的辽、西夏、金三国先后覆亡之后，又与曾东征西讨、横扫千里、“灭国四十”的强悍蒙古铁骑，在大江上下血战四十余年方才被灭，其中原因如只是归咎于“积弱”，显然有失之过浅之嫌。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金良年先生有意对此问题作一深究、探索，而我当时刚编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二书索引，对此也颇有一些想法，故欣然接受了稿约，于是就有了《天裂——十二世纪宋金和战实录》一书的出版。此后，又在金老师和责编绍元兄的一再鼓励下，完成出版了《天平——十三世纪宋蒙(元)和战实录》一书。而“宋辽和战实录”、“宋夏和战实录”两稿，却因多种原因一直拖至今日方告成，在此期间绍元兄的不断督促与鼓励，实在是这两部书稿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动力。于是，历时十五六年慢慢攒成了这个计有一百余万字的“大工程”，也算是对这些年来的“青灯黄卷”活计有了一个勉强说得过去的交代。今承蒙出版社的厚意，将此四部书稿合并出版，而总名之曰《两宋烽烟录》。其中《天裂》因出版已有年月，故此次颇有所修改，而《天平》则主要订正了一些文字舛误。

因为是叙述宋朝与辽、夏、金、蒙(元)的和战历史，故在书稿撰写时，虽然也大量取用辽、夏、金、元史料，并注意参考域外资料如古代波斯、中亚人对蒙古历史的记载等，但相对而言宋人史料更为丰富、系统，故所取为多。但在宋人著述中，因多种原因，其有关辽、夏、金、(蒙)元史实，尤其是辽、夏部分，却是甚为零散且时有桀误，故在取用时往往需先加考正辨析，以求其真。又出于简明通俗易晓考虑，故书稿在引用史料时，一般均已作简化或白话处理。同时，因近些年来我对其中部分相关问题如宋初宫廷政治等做过一些探究考证，故书稿中的有些说法与当下通行观点时存异同，在此特加说明。

本书中有关地图、插图，以及一些体例设计，出版社金老师和责任编辑给与了很大帮助。此外，因体例等关系，本书对于所引用的文献史料以及所参考的前哲时贤之研究成果，未能一一注出，特在此一并说明之，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顾宏义

辛卯腊月于海上梦湖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