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与杨度——帝王术误两高才；梁士诒与杨度——同幕争宠忙与闲；朱启钤与雍剑秋——交通系大佬与军火贩子；吴长庆与袁世凯——敦厚成全一枭雄；宋教仁与赵秉钧——政治书生与特务政客；章太炎与袁世凯——书生政客难相与；梁启超与章太炎——民初论政两枝笔；章太炎与孙中山——分合不定两“冤家”；陶成章与孙中山——时起纷争同盟者；陈其美与陶成章——同一阵营两政敌……

连连看民国大人物，连连看历史潜规则。国学专家叶观澜读史拍案惊奇。

连连看民国大人物，连连看历史潜规则。国学专家叶观澜读史拍案惊奇。

自古文人秉性，大都清高自傲，仅凭金钱权势难服其心。但置身皇权之下，政治安全、经济地位皆不能独立自保。作为弱势群体，他们以清高掩饰内心自卑和防御心理。而强权人物，一旦施以足够礼遇。满足其邀名自熏的虚荣心，则他们马上卸妆，洗去清高的粉黛，换上愚忠者的小心和恭敬。

举凡城府甚深，机心阴沉，老于世故，性喜谋算的政客，不免有强盗看家之想，最忌惮身边部属精通算术，乖巧灵动，好为帮派之事，以为不好驾驭，不便驱使，所以大多好用诚实厚道之人。

蒋介石用人方面渐成一套：授人军事重权除了“黄埔出身和浙籍人士”两大标准外，外添一“条以我划线，忠我者用，亲而防近，疏而不远；用人必疑，从旁制衡”的用人原则。总之分而治之，谁也别想独享恩宠，以防尾大不掉。至于两大标准之外的人物，但有所用，则只给政治高位或参赞名义，决不授予重权。

马氏个性“直率近乎孩童，勇武略似鲁莽”，这种风格是不适合玩政治的，因为政治最是注重风度矫饰，讲究尺度平衡的。似这般快意恩仇、口无遮拦，做人不知转圜，行事不留余地，脸色等同于心思的人，跻身民国那样变化无常的政坛中，注定是要吃亏的。

王闿运与杨度——帝王术误两高才

梁士诒与杨度——同幕争宠忙与闲

朱启钤与雍剑秋——交通系大佬与军火贩子

吴长庆与袁世凯——敦厚成全一枭雄

宋教仁与赵秉钧——政治书生与特务政客

章太炎与袁世凯——书生政客难相与

梁启超与章太炎——民初论政两枝笔

章太炎与孙中山——分合不定两“冤家”

陶成章与孙中山——时起纷争同盟者

陈其美与陶成章——同一阵营两政敌

陈其采与陈其美——携手前行两兄弟

陈其美与蒋介石——相互成全两要人

陈布雷与邵力子——文士好友道不同

何应钦与陈诚——共奉一人两对头

马君武与张学良——半世纠缠一首诗

文士相轻，是中国读书人沿袭千年的传统。对于同时代者，无论其人辈份多高，名声多大，地位多显赫，鼻孔朝天的章太炎一般是不拿正眼相瞧的，譬如有人问他对梁启超文章的看法，他竟毫不客气地说，无一字可以入史！再问吴稚晖之文如何，章更是以语无伦次来形容。

但若章氏这般睥睨天下者，却独服一人，那便是三湘名士王闿运。

王闿运何许人也，居然能折服此老？

王闿运，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1833年生于善化(今长沙)，逝于1916年，祖籍湖南湘潭，是晚清名重一时的大教育家、史学家和经学家。王家祖上本是湘潭名医，读书科考，博取功名的正统观念渗透王氏家族血脉，可谓根深蒂固。奈何其父读书不成，转而赴善化经商，一腔热血便转寄在小壬秋的身上。不想壬秋幼时笨拙，无心课读，成天耽于儿童嬉戏，乃父大为苦恼，不久竟因操劳过度辞世而去。好在叔父不弃，访得严师督教。一日，壬秋背书错误百出，遭塾师重责，一顿竹板之后，其师痛切陈词：“大户子弟，无心向学，则光宗耀祖何可得乎？岂不有愧于列祖列宗？”接着又是一番鼓励：“学而蚩于人，是可羞也，蚩于人而不奋，毋宁已。”壬秋顿悟，自此心智大开，醉心于学，进步迅猛，成绩斐然：9岁熟读五经，14岁“文翰翩翩”，闻名乡梓，19岁县试中第一名，24岁参加长沙乡试中举人。

不过好运到此为止，此后王氏数次参加会试均未中。

王氏年少才大，心气颇高，自然不甘于此，于是便独辟蹊径，潜心研究起“帝王学”来，企图以此来打通富贵之门。岂料终老一生，非但己身为此所误，还连带祸害了自己的高徒——被袁世凯称为“旷世逸才”的杨度。

“帝王学”，简而言之便是物色、选择、拥戴、辅佐“非常之人”，设计并运用非常之谋略，助之成就帝王事业的学问。说是“学问”，其实无非教人押宝强梁，乘乱趋势，但问目的，不计手段。总之，阴谋于密室，逞强于时势，重术而轻德。所以历代士林正派人物都不屑于此道，将斥之为“帝王术”，认为它是有“术”无“学”。

“帝王术”承继法家法、术、势思想，参合兵家三十六计，于诸子百家学问中各择一二实用者，掺杂打造成一门独特暗器。中国历史上的苏秦、张仪等一班纵横家，都是玩弄此道的高手。他们穿梭于各国，纵横捭阖，依违两端，以三寸不烂之舌，时而鼓秦斗赵，时而说燕离齐，合纵连横交替并用，目的就在于通过把自己辅佐的一方推上帝王的宝座，来成就他们个人的现实功业，谋取自家的富贵。

这些人说白了就是一群魑魅魍魉的无耻文士，往大了说也不过是些政治野心家、冒险家和阴谋家。

由于苏秦张仪这班人在历史上开创了成功范例，造成了巨大的历史动静，对后世的影响不可小觑，所以历代都不乏一些士林高士趋其后尘，如三国诸葛亮、明初牛鼻子道人姚广孝、清初汉家书生范文程。

某种程度上，“帝王术”及承载其主体思想的纵横家，已经构成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的一道潜伏的地下暗流。表面上看，这条长河似乎发源于儒、释、道三条干流，其实不然，干流之外另外却暗藏着很多细小的支流，其中法家就是最大的一支。所以中国文化才有“表儒里法”一说。而“帝王术”便是由法家这条支流直接衍生出来的一条旁系浊流。历史上某些年份，气候反常，阴阳失调，干流往往缺水，支流便大行其道，而浊流便乘虚而入。这便是乱世。

乱世出英雄狗熊，也出高士鬼才。

大凡操弄“帝王术”的，都懂得夜观天象，讲究“谋利之前先谋势”，一般都喜欢纷争乱世，因为唯有乱，才会鹿走中原引来争者，有争必有二，有二他们才能依违两端，审时度势，选择潜在成功者，乘其将起未起、欲强未强之时，投机下注，以奇谋妙计献之麾下，助其在争斗中一举胜出便大功告成。天下既定，人主自然要论功行赏，届时自己免不了要封侯拜相。可谓投资小收益大。

可见操弄“帝王术”并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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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代，肇始于1912年1月1日。这一天，孙中山在混沌动荡中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从此，民国时代开始了。此后，帝制共和几经反复，独裁民主相互角力，直至三十八年后“蒋记民国”倒台，大陆版的民国时代便匆匆结束了。

真可谓，骤然而来，骤然而逝。

然而，在这短短38年里，民国却涌现了一批响当当的人物。

这批人物，有的起自草莽，有的源于旧朝，更多的自然是新潮派。出身各异，职业不同，尽管都挤在同一面“推翻帝制，缔造共和”的革命大旗下，嘴上大声说着新潮时尚的词，然而，很多人的心底终究怀着中原逐鹿问鼎天下的旧梦。

于是，适才诅咒帝制的人，转身坐上了龙椅！昨日大骂军阀者，眨眼又成了军阀！

就连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也不能完全免俗，倡言人权，却要廖仲恺等革命党人，按手印宣誓将其个人性命完全交付给自己，一起去干中国的民主事业。

英雄乎？奸雄乎？抑或枭雄耶？

王道乎？霸道乎？抑或无道也！

民国那些人物就这样纷纷登场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他们或结群为党，或三两为友。结党者未必能同仇敌忾，为友者自然不能全都终保友谊。

为友为仇，全看当时社会的情势。

当然，无论身为同志最后分道扬镳，还是先为朋友最终割袍断义，都在民国春秋里留下条条清晰可见的人际脉络。

顺着这一条条人际脉络，我们便可在纷乱糊涂中找到一个不糊涂的民国。

于是，便有了这本书的诞生。

叶观澜

2007年2月15日于一止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