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的这部长篇新作，以近百年前哈尔滨的一场鼠疫为背景，讲述了老城人们的悲欢离合。小说中，几乎从未谈到，但又在每一处都隐含着探寻和倾听：这座城、这些人，推而广之，这片大地和这片大地上的人民，他们怎样承受灾难，承受人世的无常，他们怎样挺过来，让炊烟升起，让粮田丰饶，让岁月重归安宁。

一百年前，一场鼠疫在东北大地蔓延，共有六万多人为此失去生命；仅有两万多人口的哈尔滨傅家甸，疫毙者竟达五千余人！

迟子建用她沉静而饱满的叙述，带我们走进那座灾难笼罩下的城市。沉闷混沌的日子、迷惘诡异的氛围；所有深藏的爱怨情仇，在死亡的重压下活力萌发，枝缠叶绕，难解难分。

 当数千具尸体在烈火中化为灰烬，我们不由得祈祷：愿每一个灵魂，都能找到自己的天堂。

一 出青

二 赎身

三 丑角

四 金娃

五 捕鼠

六 蝴蝶

七 桃红

八 烧锅

九 过阴

十 离歌

十一 道台

十二 殉葬

十三 烟囱

十四 典妻

十五 冷月

十六 口罩

十七 封城

十八 灶神

十九 分糖

二十 焚尸

二十一 晚空

二十二 回春

珍珠(后记)

翟芳桂家的店铺，在埠头区的斜纹二道街，是最招乌鸦的。一是因为门前那两棵粗壮的大榆树，使乌鸦有落脚之处，再就是她家开的是粮栈。五谷的味道，对乌鸦来说，无疑是诱人的。

乌鸦喜欢群飞，所以落在榆树上的乌鸦，三五只那算是少的。通常，翟芳桂清晨打开店门，会发现榆树矮了一截，乌鸦好像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头。你若想让榆树恢复原样，就得舍一把谷子，将它们撒到树下，乌鸦便纷纷落地啄食。榆树颤悠几下，个头又回去了。

翟芳桂不讨厌乌鸦，首先它们会穿衣服，黑颜色永远是不过时的。其次，它们性情刚烈，不惧寒冷。到了冬天，那些色彩艳丽的鸟儿，都扑扇着翅膀南飞了，乌鸦却仍在北方的雪野中挺立着。还有，它那粗哑的叫声，带着满腔的幽怨，有人间的色彩，不像画眉、黄鹂、燕子，虽然叫得好听，但太像天上的声音了，总觉得无限遥远。翟芳桂因为爱乌鸦，有时会偷着撒几把谷物给它们吃，若是被她男人纪永和看见，他就把她和乌鸦连在一起骂：“有本事自己找食儿去呀，白吃我的，小心烂嘴！”在他眼里，乌鸦穿着丧服，叫起来跟哭一样，不是吉祥鸟。乌鸦也认人吧，若是先打开店门的是纪永和，不等他驱赶，它们一轰而起，朝松花江畔飞去。

纪永和厌恶乌鸦，粮栈的生意只要稍差一点，他就会赖在乌鸦身上。为了阻止它们来，他曾爬上榆树，将乌鸦蛋悉数掏了，再将巢捣毁。乌鸦蛋是绿皮的，纪永和打碎它们的时候，不怀好意地对翟芳桂说：“哼，藏在春宫里的，就不会是什么好鸟！”翟芳桂想起自己在娼寮的日子，只能叹息一声。乌鸦有记性，它们被端掉窝后，不再来筑巢，可是那两棵榆树，它们还是恋的，依然一早一晚地光顾。气得纪永和直想把那两棵榆树拦腰截断。可是树虽然长在他家门前，却不归粮栈所有，是俄国人的。伐掉榆树，等于是在洋人头上拔毛，纪永和没那个胆子。

纪永和骂乌鸦的时候，也避讳人的，比如在斜纹三道街开糖果店的陈雪卿。她是满人，传说乌鸦救过清太祖，乌鸦在满人的心目中，就是报喜神和守护神。朝廷里特设“索伦杆”，祭祀乌鸦。满人看见乌鸦，分外喜欢，撒以五谷，从无伤害。陈雪卿有一件宝蓝色的织锦缎子旗袍，胸前就绣着一双乌鸦。有一回纪永和骂乌鸦，正赶上陈雪卿来粮栈，她气得扭头就走。纪永和追上去，一迭声地赔不是。纪永和抠门得出名，但在陈雪卿身上，他不敢不大方。她来买粮，他舍得低价出售。除了迷恋这女人的气质，纪永和惧怕的是陈雪卿背后的男人，因为他是胡匪。其实，几乎没谁见过那个男人。他回到哈尔滨，似乎永远是在夜间，而且进了家也不出门，待个三两天就走了。平常的人，就只有从陈雪卿生的儿子身上，揣测胡匪的相貌了。那人应该是方脸吧，小眼睛，蒜头鼻子，长着一张可以吃四方的阔嘴巴。陈雪卿的店面不大，卖的糖又都是阿什河糖厂产的，单调，生意算不得好，但她吃的穿的，却比谁都精细和讲究。人们背地议论，陈

雪卿的糖果店，不过是个招幌。她真正的财路，在那个神出鬼没的男人身上。他为她送来了大把大把的银子，陈雪卿花钱时，才能挺直腰杆。就说埠头区吧，自中东铁路修建之后起，这里就是俄国人的天下了。他们开的面包坊、咖啡店、香肠铺、冷饮亭、鲜花店，去的中国人少而又少，可陈雪卿常去。她夏季的各色旗袍，十几套不止，光冬季的旱獭皮大衣，就有两件，一件雪青色，一件深黑色。陈雪卿常在周末时，扯着孩子，去商务街口的伊留季昂电影院，看直接从巴黎和柏林购进的外国电影。这家影院开业之时，翟芳桂恰好从门前路过。看着影院门口燃起的上千支庆典的蜡烛，翟芳桂心想，要是能跟个知冷知热的人，坐在里面看上一场电影，多美！在她想来，看场电影不难，而能跟意中人看电影，就难了。

翟芳桂是直隶省顺德府人，一哥一妹，排行老二。那一带的男孩，因为贫穷，做太监的多。说是身下缺了一件东西，身上却是样样不缺了，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划得来。哥哥翟役生是一心想出人头地，十四岁那年，甘愿净身，入宫做了太监。翟芳桂家的房梁上，自此多了一个裹着红布的升，里面的半升石灰里，埋着哥哥被割下来的阳具和睾丸，上面还覆盖着用油纸包裹的净身契约。家人管这个升，叫做“高升”。哥哥离家后，翟芳桂常常看见母亲泪涟涟地仰望那个升，摇头叹气。翟芳桂的父亲，习惯于黑夜时，拎个小板凳，坐在高升下，一袋接一袋地抽烟。郁郁寡欢的他们，在那一年，受法国传教士影响，做了基督教徒。每逢周末，不管田里的农活多忙，他们都要去小教堂做礼拜。翟芳桂不喜欢父母胸前吊着的十字架，觉得它看上去像是两把交锋的刀，阴森森的。不过，乡村小教堂她是喜欢的，因为它弥散着好听的钟声。

父母做了教徒没几年，义和团兴起了。在“扶清灭洋”的浪潮中，教堂多被焚毁。那些外国传教士，被称为“大毛子”；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人，被叫做“二毛子”；而用洋货的，是“三毛子、四毛子”等等。只要是毛子，就是被挞伐的对象。

翟芳桂十六岁时，一个夏日夜晚，她热得睡不着，站在窗前，看着月亮圆了，便想着去河边洗洗头，清爽清爽。因为出汗多，她的长发粘在一起，像是一把霉烂了的芹菜，散发着难闻的气味。而在家洗头，一则费水，二则会扰醒父母和妹妹。翟芳桂轻手轻脚带上屋门，出了院子，朝河边走去。那条河离他们村庄一里多路，翟芳桂本来就比别的女孩胆子大，再加上那晚的月亮将夜晚照得如同白昼，她奔赴河边，毫无怯意。她洗头发的时候，有好几次，手触着了柔软的鱼，大概鱼儿将她的长发当做水草了吧。洗完头，翟芳桂转过身，猛然间发现村庄里火光冲天，老天好像要烤什么东西，而把身下的这个村庄当做了柴坑，将它点燃了。翟芳桂吓坏了，赶紧回村。当她气喘吁吁地走到村口时，碰见了几个逃出来的村民，其中就有与翟家相邻的开油坊的张二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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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头猪，一被放到牧场上就开始吃。它并不只是选择上好的草，而是碰到什么就吃什么，肚子撑得溜圆了，鼻子却还贴着地面，不肯离开。大团的阴云悄然移动到牧场上空，眼瞅着暴雨就要来了。喜鹊、火鸡和小马都到橡树下避难去了，猪却头不抬眼不睁地继续吃。只是在冰雹哗啦啦地砸到它身上的一刻，猪嘟囔了一句：“纠缠不清的家伙，又把肮脏的珍珠打过来了！”

这是朱尔·勒纳尔《动物私密语》里的一则故事。读它的时候，我刚把《白雪乌鸦》定稿，轻松地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去旺角的几家小书店淘书归来。我买了这本妙趣横生的书，黄昏时分，坐在可以望见一角海景的窗前，安闲地翻阅。读到《猪与珍珠》时，我实在忍不住，独自在寓所里放声大笑！也许是《白雪乌鸦》的写作太沉重了，心底因它而积郁的愁云，并没有随着最后一章《回春》的完结而彻底释放，我笑得一发不可收，把自己都吓着了。

细想起来，我在写作《白雪乌鸦》的时候，跟那头心无旁骛吃草的猪，又有什么分别呢！我只知道闷着头，不停地啃吃，是不管外面的风云变幻的。

有了写作《伪满洲国》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经验，我在筹备《白雪乌鸦》时，尽可能大量地吞吃素材。这个时刻，我又像那头猪了，把能搜集到的一九一O年哈尔滨大鼠疫的资料，悉数收归囊中，做了满满一本笔记，慢慢消化。黑龙江省图书馆所存的四维胶片的《远东报》，几乎被我逐页翻过。那个时期的商品广告、马车价格、米市行情、自然灾害、街市布局、民风民俗，就这么一点点地进入我的视野，悄然为我搭建起小说的舞台。

当时的哈尔滨人口刚过十万，其中大部分是俄国人。中东铁路开筑后，俄国的政府官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以护路队名义出现的军队，纷纷来到哈尔滨。而中国人不过两万多，且大都聚集在傅家甸。这些来自关内的流民，处于社会生活的底层，出苦力和做小本生意的居多。

一九一O至一九一一年秋冬之季的东北大鼠疫，最早出现在俄国境内，其后经满洲里，蔓延至哈尔滨。这场由流民捕猎旱獭引发的灾难，到了一九一O年底，已经呈现失控的状态，哈尔滨的傅家甸尤甚。风雨飘摇中的朝廷，派来了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帮办伍连德。这位青年医学才俊，虽然在英国剑桥受的教育，但作为甲午海战英雄的后人，他骨子里流淌着浓浓的中国血。举荐他的，是外务部的右丞施肇基。施肇基是在考察槟榔屿时，认识的伍连德。

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后，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尸体解剖等一系列科学手段，判断此地流行的是新型鼠疫——肺鼠疫。也就是说，这种鼠疫可以通过飞沫传染。他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如呼吁民众佩戴口罩，对患病者厉行隔离，调动陆军实行封城，及至焚烧疫毙者的尸体。虽然清王朝已是暗夜中一盏残灯，但摄政王载沣难得的一次开明，下旨焚尸，使东北鼠疫防控现出曙色。

然而我在小说中，并不想塑造一个英雄式的人物，虽然伍连德确实是个力挽狂澜的英雄。我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也就是说，我要拨开那累累的白骨，探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

动笔之前，我不止一次来到哈尔滨的道外区，也就是过去的傅家甸，想把自己还原为那个年代的一个人。在我眼里，虽然鼠疫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但一个地区的生活习俗，总如静水深流，会以某种微妙的方式沿袭下来。那一段道外区正在进行改造，到处是工地，尘土飞扬，垃圾纵横，一派喧嚣。我在街巷中遇见了崩苞米花的、弹棉花的；遇见了穿着破背心当街洗衣的老妇人、光着屁股戏耍的孩子、赤膊蹬三轮车的黑脸汉子以及坐在街头披着白单子剃头的人。当然，也在闯入像是难民集中营的黑漆漆的圈楼的一瞬，听见了杂乱的院子中传出的一个男人粗哑的呵斥声：不许拍照，出去！而这些情景，是在我所居住的南岗区极难见到的。在接近道外区的过程中，我感觉傅家甸就像一艘古老的沉船，在惊雷中，渐渐浮出水面。

然而真正让我踏上那艘锈迹斑斑的船的，还不是这些。

有一天，从游人寥落的道台府出来，我散步到松花江畔。江上正在建桥，停着好几条驳船，装载着各色建筑材料。水面的工地，与陆地唯一的不同，就是灰尘小，其他并无二致。一样的喧闹，一样的零乱。可是很奇怪的，江畔的垂钓者，并没有被水上工地的噪声所袭扰，他们如入无人之境，依然守着钓竿，有的轻哼小曲，有的喝着用大水杯沏的粗茶，有的慢条斯理地打着扇子，还有的用手摩挲着蜷伏在脚畔的爱犬。他们那样子，好像并不在意钓起鱼，而是在意能不能钓起浮在水面的那一层俗世的光影：风吹起的涟漪、藏在波痕里的阳光、鸟儿意外脱落的羽毛、岸边柳树的影子以及云影。我被他们身上那无与伦比的安闲之气深深打动了！我仿佛嗅到了老哈尔滨的气息——动荡中的平和之气，那正是我这部写灾难的小说，所需要的气息。

就在那个瞬间，我一脚踏上了浮起的沉船，开始了《白雪乌鸦》的航程。

我绘制了那个年代的哈尔滨地图，或者说是我长篇小说的地图。因为为了叙述方便，个别街名，读者们在百年前那个现实的哈尔滨，也许是找不到的。这个地图大致由三个区域构成：埠头区，新城区和傅家甸。我在这几个区，把小说中涉及到的主要场景，譬如带花园的小洋楼、各色教堂、粮栈、客栈、饭馆、妓院、点心铺子、烧锅、理发店、当铺、药房、鞋铺、糖果店等一一绘制到图上，然后再把相应的街巷名字标注上。地图上有了房屋和街巷，如同一个人有了器官、骨骼和经络，生命最重要的构成已经有了。最后我要做的是，给它输入新鲜的血液。而小说血液的获得，靠的是形形色色人物的塑造。只要人物一出场，老哈尔滨就活了。我闻到了炊烟中草木灰的气味，看到了雪地上飞舞的月光，听见了马蹄声中车夫的叹息。

然而写到中途，我还是感觉到了艰难。这艰难不是行文上的，而是真正进入了鼠疫情境后，心理无法承受的那种重压。这在我的写作中，是从未有过的。写作《额尔古纳河右岸》时，尽管我的心也是苍凉的，可是那支笔能够游走在青山绿水之间，便有一股说不出的畅快；而写作《白雪乌鸦》，感觉每天都在送葬，耳畔似乎总萦绕着哭声。依照史料，傅家甸疫死者竟达五千余人！也就是说，十个人中大约有三个人死亡。我感觉自己走在没有月亮的冬夜，被无边无际的寒冷和黑暗裹挟了，有一种要落入深渊的感觉。我知道，只有把死亡中的活力写出来，我才能够获得解放。正当我打算停顿一段，稍事调整的时候，中秋节的凌晨，一个电话把我扰醒，外婆去世了。

虽然已是深秋了，但窗外的晨曦依然鲜润明媚。我不知道去了另一世的外婆，是否还有晨曦可看？她的辞世，让我觉得一个时代离我彻底远去了，我的童年世界永久地陷落了。

我乘当日午后的飞机回乡奔丧。时至深秋，哈尔滨的风已转凉了，但阳光依然灿烂；可当飞机飞越大兴安岭时，我看见山峦已有道道雪痕。那银白的雪痕如同条条挽幛，刺痛了我的-心。我终于忍不住，把脸贴在舷窗上哭了。就是在这苍茫的山下，七八岁的我，跟外婆在黑龙江畔刷鞋时，看见了北极光；也是在这苍茫的山下，隆冬时分，我跟外婆去冰封的大江捕过鱼。外婆将活蹦乱跳的狗鱼扔给大黄狗吃的情景，我还清晰记得。捕鱼的夜晚，因为吃了鱼，外婆和我的嘴巴是腥的，大黄狗的嘴巴也是腥的，整座房子的气息都是腥的，可那是多么惹人喜爱的腥气呀。

外婆的遗容并不安详，甚至有点扭曲，可见她离世时，经历过痛苦的挣扎。这样的遗容，让人撕心裂肺。北极村已经很冷了，中秋的夜晚，我站在院子中给外婆守灵的时候，不时抬眼望着天上的月亮，总觉得外婆选择万家团圆的日子离去，有什么玄机在里面。那晚的月亮实在太明净了，明净得好像失了血色。我想大概是望月的人太多了，数以亿计的目光伤害了它。午夜时分，月亮周围竟然现出一团一团的彩云，我明白了，那晚的月-亮是个新娘，飞来的彩云则是她的嫁衣。外婆可能在这个日子变成了一个花季少女，争着做月亮的伴娘去了。

中秋节的次日，北极村飘起雪来。起先我并没有留意到园田中的山丁子果，也没有留意到大公鸡。雪花一来，天地一水地白了，树上的红果子，就从雪幕中跳出来了。它们像微缩了的红灯笼，明媚地闪烁着；再看雪地，也有鲜艳的颜色在流动，那是几只羽翼斑斓的大公鸡在奔跑。想着外婆停灵于明月之下，飞雪之中，想着她一手抓着把好月光，一手抓着把鹅毛大雪上路，天宫的门，该不会叩不开的吧？这样一想，我的心便获得了安慰。

难言的哀痛和北极村突袭的寒流，使我大病一场。料理完外婆的丧事回到哈尔滨后，我开始发烧咳嗽。咳嗽在白天尚轻，到了夜晚，简直无法忍受，暴咳不止，难以安眠。镇咳药几乎吃遍了，却毫无起色。我感觉五脏六腑仿佛移了位，不知道心在哪里，肝和肺又去了哪里，脑袋一片混沌，《白雪乌鸦》的写作被迫中断。

病在我身上缠磨了大约半个月，见我对它一意驱赶，终觉无趣，抽身离去了。重回长篇的我，不再惧怕进入鼠疫的情境了。看来哀痛与疾病不是坏事，它静悄悄地给我注入了力量。

春节前夕，初稿如愿完成了。我带着它回到故乡，轻松地过完年后，正月里对着窗外的白雪，飞快地改了一稿，算是对它的一次草草“检阅”。而细致地修改它，则是三月到了香港大学以后。我与中文学院沟通，将我在校两个月的活动调整在前半个月，这样集中完成了系列讲座后，我有整块的时间可以利用，他们慨然应允。

进入四月，我又踏上了《白雪乌鸦》的航程。这次的修改，虽然没有大动干戈，但为了更切合人物命运的发展，我对其中的个别情节设置，还是做了调整和更改。因为时间充裕，在语言上也是字斟句酌，反复打磨。这种不急不躁的润色，让人身心愉悦。

从我在港大的寓所到维多利亚港，步行一刻钟便到了。工作一J天，我常常在黄昏时分，去海边散步。海面上除了往来的巨型客轮和货船，还有清隽的私人游艇；而海湾上空，常常有小型私人飞机掠过。然而我最羡慕的，不是豪华游艇和私人飞机，在我眼里，那不过是表面和刹那的繁华；最吸引我目光的，是海上疾飞的鹰！鹰本来是山林和草原的动物，不知什么原因，它们精灵般地闪现在维多利亚港湾。它们好像携来了北方的气流，每每望见它们，我都仿佛听到了故乡苍凉而强劲的风声，无比惊喜！我羡慕它们钢铁般的翅膀，羡慕它们可以四海为家，羡慕它们在天地间的那股傲然而雄劲的姿态。在维多利亚港湾，这些鹰无疑就是滚动在天上的黑珍珠，熠熠生辉！人们啊，千万记住，要是遗弃了这样的珍珠，就是错过了这世上亘古的繁华！

《白雪乌鸦》完成了，我踏上的那艘百年前的旧船，又沉入浩森的松花江了。我回到岸上，在长夜中独行着。四野茫茫，世界是那么的寒冷，但我并不觉得孤单。因为我的心底，深藏着一团由极北的雪光和月光幻化而成的亮儿，足以驱散我脚下的黑暗。我愿意把这部作品，献给始终伴我左右的精神家园——“龙兴之地”。只希望它在接纳的一瞬，别像那头贪吃的猪埋怨我：“纠缠不清的家伙，又把肮脏的珍珠打过来了！”

迟子建

2010年6月9日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