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暗下来，没有人继续说话了。房间里还挂着上一次做展览的摄影作品。人们在排放随意的椅子上坐下来，很多人倚墙站着。初春的房间里，融合着咖啡香、暖气的氤氲和一点点熟人见面的愉快气氛。
讲座开始了，罗伯特·伯纳欧和凯伦·史密斯坐在前排，一边放映艺术家的幻灯资料，一边对作品进行讲解，他们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多年，所谈论的题目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
对于罗伯特来说，北京的确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每天8点左右，他从家里到798的现代书店，和工厂里的工人上班的时间相若。整理书籍，自从在书店旁边开了咖啡馆后，他也会过来打点咖啡。
他曾经创办chinese—art．com，这应该是最早用英文制作的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网站，他邀请中国的评论家冷林、皮力、栗宪庭、易英、尹吉男、殷双喜等人做客座编辑。1999年，这个网站被《艺术报》评为全世界五个最佳的艺术网站之一。这个只有四个人在33平米的房子里做的网站，一直坚持到2004年。
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后，网站的维持完全不能指望有新的投资，罗伯特决定将网络的内容汇编成书。就这样，Timezone8在网站之外，开始进入出版领域，第一本书是澳大利亚学者John Chark的著作《千年之末的中国艺术》，第二本是芝加哥大学的艺术批评家巫鸿所著的《十字路口上的中国艺术》。由于在中国大陆外国人无法成立独立的出版公司，罗伯特在香港成立了Timezone8出版公司，随后几年，这个公司出版了大量英文版的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书籍。2002年3月，从三元东桥的幸福大厦33平方米的办公室搬到798工厂，当时798的租价是六毛钱每平方米，罗伯特艺术生活的重心也渐渐从网站转为做出版和每天经营书店。
罗伯特和他的同事们将颓旧的回民食堂改建成书店，是一个冒险的举动：Timezone8书店几乎是798工厂最早对公众开放的机构，除了隋建国、于凡等艺术家寥寥可数的工作室，这片厂房仍沉睡着等待改建的命运，每天过往的大多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七星集团的工人们。
黄锐、徐勇、赵半狄等人也先后搬入798，东京艺术工程、798时态空间逐渐向公众开放，一个艺术社区渐渐显出模样。罗伯特喜欢用“community”(社区)这个词来描述798。他经营的Timezone8是书店、咖啡馆、画廊、文化讲座的集合，来这里转悠的艺术家、设计师、大学生、文艺青年是“社区”的组成部分。
这个社区是什么样子的呢？
它是混杂的，这里有不同的人出没，人们在这里相遇制造出某种其融的环境，有机地聚集。
在北京这个缺乏行走乐趣的城市里，798提供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步行空间，第一次来到这里的行人，即使看到了沿路的路标，也很容易在工厂机器的轰鸣声中走失，无论是陈听东艺术中心门口的红色铁拳还是赵半狄工作室门口张贴的“熊猫人去台湾”的海报，都会让初来的闯入者惊奇；这里也并不是原生环境被完全抽离的展示区，798时态空间的徐勇甚至希望在时态空间和隔壁的车间之间建一面玻璃墙，能让两边的人互相观望。在798还没有成为城市艺术地标之前，在各种画廊和艺术空间进出、游荡闲逛的工人显然比慕名而来的艺术游客更多。现在，抱着相机的中外游客已经成为了798最常见的面孔。以前发愁
店面冷清的罗伯特现在担心的是：“一旦在这个地方成为了卖毛主席雕塑的工艺市场，那不就和潘家园没什么区别了嘛。”这个communitv，并不是纯粹的艺术社区，在这里，你既可以看到粗劣的工艺品、民族服装店，也可以看到最新的西方艺术家的装置艺术品。
夜晚，厂区寂静漆黑，直到2006年秋天，这里的主路才亮起路灯，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有派对的夜晚和画展开幕的周末，从城中各处赶往798。 罗伯特说就像侯瀚如在《在中间地带》一书中所写的那样，罗伯特自己也处在一个中间地带，他和这个城市里的其他人一样，“都是从别处而来，都有一个融入的过程”。不到五年的时间，798的房价翻了几番，工厂车间改成的酒吧和广告公司转眼间变成了艺术家的工作室和画廊，除了本地的艺术家，各国面孔也不鲜见，这个地方快速地搅拌着各种热情与野心。2005年、2006年间，新的画廊不断进入798，最早进入的一些小俱乐部、酒吧开始渐渐撤出房租高涨的厂区，商业画廊逐渐成为了这片区域的主流，而在2O06年由798的物业所有者七星集团牵头成立的798艺术区建设管理办公室也开始对798进行“产业化”的规划。
在商业力量和权力规划还没有全面到来的空隙中出现的混生生态，会逐渐让位于更大更“国际化”的机构吗？比如2006年底开幕的耐克706空间，或者2007年开幕的尤伦斯美术馆。
798最早的住户之一洪晃将798的变化过程比喻为“窑变”，就像烧制瓷器一样，过程难以控制，结果也难以提前判断。
2002年，他鬼使神差一般发现了这片厂房。黄锐，星星画会的组织者之一，《今天》杂志曾经的美术编辑，1984年移居日本，九十年代以来很长时间都无法正常地往返于他的旅居国日本和祖国中国。
“那一刻，看到这里的厂房以后我觉得像在做梦一样。何晓明带我进来的时候里面特别黑，当时是早春时候，晚上六点，有一点微光，从很脏的窗户里透出来，那个地方全是土，有几个旧机器，这种房子的弧线我特别喜欢一最美好的曲线都是弧形的。
进入这个空间，毫无选择。”黄锐回忆说。这个“毫无选择”的潜台词是，发现这个地方让他“达到了幸福的顶点”。
“在日本，一拳过去像打到棉花套一样。”他开始忙碌，青年时代对社会文化活动的热情经过在日本的长期压抑重新释放出来。
这个在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中“进去过”的过来人，二十多年后，依然用自己的方式活跃在798。他介绍了最早进入798的国际画廊东京艺术工程到这里；他和徐勇等人一起在2003年4月组织了“再造798”的大型展览；2004年开始举办的大山子艺术节，也是由他发起。
很长时间以来，关于798的媒体报道中，黄锐几乎成为了艺术区的发言人一
“让798存在并发展下去，是我最重要的工作”(《星期日新闻晨报》2004年2月22日，《生活在798，很酷》)。
“我们需要交流而不是传达”(《新京报》，2006年3月9日，《黄锐代言艺术区表态，希望能配合政府共建创意产业园区》)。
“下一步我要拆798的墙。墙内的798只是个概念，我要把这个概念扩大”(《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六期，《北京798，从军工厂到艺术区》)。
面对这样一个积极寻找发声渠道，善于调动艺术机构、媒体和公众的社会活动家，一直处于尴尬的沉默状态的七星集团，几乎是毫无准备地卷入到了与艺术家的对立中。
2000年12月，原700厂、706厂、707厂、718厂 、797厂、798厂等六家单位整合重组为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由中关村电子城对718大院进行重新规划和改造，七星集团部分产业迁出大院，为了利用空置厂房的资源，七星集团将部分空置厂房进行了短期出租。七星集团在2002年开始陆续和租户签订合约时，已经做好了这片区域将在2005年改建成中关村电子城的准备。大量的退休员工和老化的机器设备，让七星集团希望脱离旧的工业空间，搭上新的产业快车。
而在这个“产业调整期”中，忽然跳上急行列车的乘客却改变了列车运行的方向。 翻开2004年关于798和第一届大山子国际艺术节的媒体报道，基本都是来自黄锐、李象群、徐勇等艺术家和租户的声音，这些刚刚进入798不久的艺术家以发展当代艺术和保护工业建筑的名义，呼吁保留798。而这个时候，在媒体的报道中，这片区域的所有者扮演的是隐身人的角色，他们以沉默拒绝了媒体的采访。而另一边，黄锐们已经找到了如何保留798的方式一“就是不断地找一些媒体卖点让公众注意这个798艺术区。”
正是艺术家面对媒体时的积极态度和798厂房的被动，使当时关于798的所有声音都倒向了艺术家的一边。几年之后，洪晃说，媒体都在报道艺术家做什么，有没有人听听厂方的声音？这些一辈子都在和机器打交道、在国营单位工作的人，面对这样的变化，有没有人关心他们是怎么想的？采访了多次艺术节活动的《新京报》记者周文翰也认为，最初的报道由于七星集团的缺席，显然是“失衡”的。七星集团面对积极运动的艺术家，最初的强硬态度后面是不知如何对话的失语。
事情并没有因为厂方的失语和强硬的沉默而改变，从2003年开始，《纽约时报》、《南华早报》等境外媒体都对798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而北京本地新创刊的《新京报》的报道更是连篇累牍。798通过艺术节的渠道，逐渐成为新的城市符号并为人所知，成为北京积极定位的“国际化”身份的新标签，而急于发现“新北京”的海外媒体，则让798的名字在海外艺术圈里也有了知名度。
艺术家到了某些废弃的城市空间，用他们的作品和生活方式让旧的工业空间变得“酷”起来，转而成为新的时髦，更多的人被这种时髦吸引，进入这样的区域，继而抬升了房价，艺术家们则因为房价的提升和日渐商业化的环境而离开被开发出来的空间，转去新的未开发地区一这种城市空间再生的模式，在纽约SoHo被应验过，也被伦敦东区H0xton一带的变化所印证。在城市逐渐都市化的过程中，工业空间逐渐从产业格局中隐退，那些工业时代留下来的物理空间在新的时态中则与新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了一起，过去的工业产品生产地现在成为了创意、艺术作品的栖息地。在西方，空间功能的转变基本由商业环节的流动自然变化，不同的是，在北京，推动这个变化的并非只有商业力量。P5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