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人生如梦，白驹过隙”。
人生何曾如梦，时光又何曾如驹。当人们爱这么说的时候，多半是在中年之后。仿佛须臾间，顿悟到了时光的不可逆性——过去的，就永远过去了。就像滚滚长江东流水，绝无重返的可能。
生活是否美好，人间是否温馨，其实不在于山水的浓淡和财富的多寡；而在于万物的真善关，在于心境的纯朴和宁静。
梦境之所以让人流连，也许就在于它能给你我一个全然不同的境遇。期盼你我渴望的真挚情感，在美好的梦境中出现，就成了很多善男信女的祈求。
回想往事，一生过来，真正称得上做事，又真正化在值得所做事上的时间，到底能有多少？
除了日常柴米油盐的稻粱谋，除了人伦婚丧嫁娶的俗间事，再扣除头疼脑热的疾病侵扰，以及天灾人祸的无端降临。不仅如此，还有多少无谓的消磨、扯谈、等待、彷徨……就这样一生之中，耗去了多少时光？
最后，真正用来做事的时间，其实少之又少。人们常说“一生立志”，听起来气概豪迈，其实也不过是“立”在这余下不多的时光上。
沪地有谚：“三岁看八岁，八岁定终身”。不过，这“三岁”和“八岁”之前的判定，就不知凭的什么路数？曾试探过不少专家和高人，所言者，不外乎“天机不可泄露”之类。如坠云里雾里，道行深不可测，犹如苏州的“玄妙观”。我辈焉得窥其玄妙乎？
家父家母只信事在人为，而从不敬神烧香。我也就未曾被抱去什么地方的“玄妙观”或“城隍庙”，求神祈福(如洋崽子上教堂洗礼)。本人自幼立志从文而不在从政，个中原委也非三言两语能说清。人生一世，命途中有多少祸福玄机，恐怕只有天晓得了。至于在报界和学界以文谋生，尝遍了酸甜苦辣后，亦是覆水难收了。
现在回想起来，本人自小立志从文而无意从政，大概始于两方面的原委。一方面，或许因开悟较早，从小学到中学，各科成绩基本都列前茅，属于老师们喜爱的那类学生。少不更事，便自以为可凭这点聪明“走遍天下都不怕”了。
人聪明固然是好事。然而，世间万物皆有度——聪明少则虽愚，聪明多则也无益。这个道理，是在有了些年纪后，才逐渐明晓的。
另一个原因，大概是读到古文“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篇章时，曾做过“老右派”的老师，对官场怪状的诠释着实精彩。由此留下了深深的负面印象。
不过话也要两面说。倘若我所接触的为官人士中，大都能英姿勃发，才华横溢，为人公道，处事干练的话，或许还能把“老右派”教师对“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解读扭转过来。只是很不幸，我所碰到的为官人士(由于职业的因素，接触的数量还不算少)，确有不少夸夸其谈，见识短浅；长于算计，拙于处事。每遇寻常小难，便推诿畏缩，犹如“没头蚁”；每遇丁点小利，便奋勇争先，犹如“蝇争血”。
官场是否像有些人说的“黑厚”，本人不敢妄言。但看看那些个“老官客”，一辈子混下来，除了假话不离口，皮笑肉不笑，还能有啥像样的真本事？ 爱屋及乌的反面，大概也就是“恨屋及乌”，更使我视官场为畏途。不过，是所谓“缘分天注定”，我也偏偏与官途多次擦肩而过，甚至后来也算做过几天不大不小的官。就借此念叨几句吧。
文革结束后，本人在职读书期间，1981年夏，到一家初创不久的世界经济类的周报参加应聘考试。经过国文(知识、写作、改稿等)、英文(译稿、写作等)两科的一整天的考试，在近六十人的竞聘者中，有幸成为四个参与复试(面试)者之一。又通过面试成为最终拟聘用的两人之一。
那时的劳动力还完全是部门(单位)所有制。调动工作之难，一点也不亚于蜀道之难。当我到所在的公司的劳资兼组织科申请调动时，组织科长很严肃地找我谈话。告诫我是公司所谓的“重点培养对像”云云，要我三思而后行。调动之事也就因此被卡了一年多。后来见我去意坚决，又有人从中疏通，才总算放行。
这张简称WEH的周报后来也确实不负众望，成为中外公认的“国内一流，世界著名”的报刊。然而世事难料，正当工作渐入佳境之际，报社却因非常之原因，中道崩殂。偶在街头遇到早年单位的人，便显得十分惋惜：“小舒，"-3时你要是不走的话，后来上海新组建的XX公司的头头，很可能就是你的了0”闻此言，我只能一笑了之。
人生得失，何须非得用做官为尺度？
WEH周报中道崩殂后，为稻粱谋四下奔波。蒙友人推荐，我曾到一张国际金融类的报纸工作。从任职新闻部主任，到总编助理，到副总编辑，前后三年有余。这张报纸的主管单位，后来是中央新闻单位的派出机构，副部级的。又有友人逗趣道：“舒兄，你是副部级单位主管报纸的副总编，大概也是享XX级的了。”闻此言，我又只能一笑了之。
人生路上．少问归宿，因为归宿几乎都是一样的——台湾曾仕强教授的论说极为精到——人的一生所为，只是证明了你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大概天性就属于“不认命”的那一类人。然而，“不认命”的存世态度，也就隐含着对现存秩序的不臣服，预埋了未来不安的种子。
除此之外，我大概还有“不矫饰”的审世态度。如前所说，聪明和睿智固然是好事，然而也得不过分才好。倘若洞察世事如超声波扫描，也就大大的不妙了。
试想，迎面看到三位丽人——少女靓美，少妇丰韵，贵妇典雅——阁下的心情本该是非常愉悦的。
不过，倘若以“不矫饰”的目光(如超声波扫描)审视过去——看得少女腿股有伤疤；少妇盆腔有肿块；贵妇胆囊有积石——阁下还焉有雅兴？再看仔细一点，三人的腹内还都荡漾着早餐牛奶豆浆的波涛——少女的波涛上飘荡着几只生煎包；少妇的波涛中起伏着几片小馄饨；贵妇的波涛下滚动着几粒牛肉丸——如此景象，还何美之有？有这样“洞察力”的人．谁会欢迎他？
这还没完，事不过三。本人偏偏还有“不成熟”的处世态度——天真浪漫，率性而为，口无遮拦。在所谓“成熟人士”的眼中，简直就有几分异类相。
不过，话又要回过来说——“成熟者”就一定完美吗？恐怕未必。水果成熟了，色香味甚是诱人。然而，水果“成熟”之际，也就是腐败之始了(所以再好的水果店也一定有烂水果筐)。姑娘“成熟”了，窈窕丰腴，人见人爱。然而“成熟”的她，离老态也就愈近了(所以漂亮卓越往往也是“剩女”的序幕)。而市井所谓“剩女”者，多半不懂或不愿承认这个“科学发展观”，做着天生丽质可以永恒的美梦。终有一日不得不睁眼醒来，晚之也！悔之也！
由此论之——树林中一定要有“不成熟”的青涩果子，果园才会四季飘香；人群中一定要有“不成熟”的青涩小妹和毛头小伙，社会才会鲜活灵动；职工中一定要有“不成熟’’的青涩“愣头”和“傻子”，单位才会生机盎然。倘若人人都“成熟”了(一本正经、不苟言笑、老谋深算)，只怕这个单位离衰败也就真的不远了。
以“不认命”、“不矫饰”、“不成熟”的浪漫态度生活于世，就难脱“老顽童”的标签了。郑板桥先生也被后人戏称为“老顽童”，他所作的《竹石》，大概就是“老顽童’’风貌的绝妙写照——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精神诚可嘉，文艺大有益，但日子就未必好过了。在俗世的“小人”堆中度日，“老顽童”就很难有好果子吃。即便你自以为抱着“近君子，远小人”，及“道不同则不相与谋’’独善其身的态度。
“远小人”也难保阁下“独善其身”的根子就在于——既然是小人，就绝非安分守己之辈——他天生就要折腾的。小人当然一辈子无法企及君子和才子的高度，他所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把君子和才子拉拽到跟自己一个档次。小人们可以为此孜孜不倦——造谣、污蔑、泼脏水，乃至泼皮耍赖，无时不用其极——有条件要折腾，“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他也会上门来寻事的。
别说是阁下和我这样的凡人，就连孔子这样的“至圣先师”，也曾有小人上门寻衅——而且还带着很冠冕堂皇的理由。
在孔圣人的老家曲阜，有一日，某君气派十足地寻上孔府门来。大声责问孔子的门徒：“一年有几季？”
这算什么鸟问题？不过，孔子的门徒还是执礼答日：“回先生的话，四季。”
而此君斜眼道：“错！一年只有三季！”
这是什么鸟人？孔子的学生自然不服，与之强辩：“先生差矣！从盘古开天地至今，哪年不是四季，岂有一年三季之理？”
来者大怒，怒目突出，咆哮道：“孔子门下竞有这等学生，居然不知道一年只有三季？真是辱没斯文！这孔门学府还敢标榜自己是‘国内一流，国际著名’，真是气死大爷我。你若再不信‘一年三季’，就把你的老师喊出来问问，看他如何说。否则，看大爷我怎么使出无敌八卦掌和降龙十八腿，先砸了你们的山门，再荡平你们的孔府……”
正当学生张皇失措之际，孔子闻讯而出。听罢两边的争执，连忙对来人作揖道：“先生所言极是，一年确实只有三季！” 那人好不得意，继续训斥孔子的门徒：“怎么样，还敢不服？不服不行吧！”
说过，还不罢休。看着门匾又追问：“你们孔府和我，到底谁是‘国内一流，国际著名’？”
孔子连忙说：“当然先生您是‘国内一流，国际著名’。不不不，老夫又失礼了。先生您不仅是‘国内一流，国际著名’，而且早已是‘国际一流，太阳系著名’了。失敬，实在是大不敬。”
于是那个人，“咚咚锵”扬长而去。口中还哼着宁绍小调“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好不得意！
待那人走后，学生很不满也很不解地问孔子老师：“先生您一直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要讲真话。为了坚持真理，要‘不怕丢官，不怕离婚，不怕杀头’！要敢同一切反动分子斗争到底。一年明明是有四季，那鸟人胡搅蛮缠偏说三季。可老师您居然附和他，也说一年只有三季。这又是作何道理？”
孔子吐了一口长气，仰天叹曰：“唉，我们说一年有四季的真理，那只是对常人而言。你注意到没有，刚才来的这位，浑身上下都泛青绿色的。他不是常人……”
“他不是常人，那他是什么？”学生愈发显得不解。
孔子慢条斯理地说：“他从头到脚都泛青绿色，就充分表明，他不是寻常十二生肖中的人，而是属蚂蚱的(沪语称为‘蝈蟒’)。蚂蚱春天孵化成虫，夏天长成交配，秋天产籽而亡。要等到来年春天，再周而复始。所以蚂蚱的概念中，一年就只有三季。他哪里会知道一年有四季？”
孔子老家的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对“三季人”讲一年有四季，徒劳无益；而对“三季人”之类的讲什么科学发展观，也等于对牛弹琴。
千万别以为这是舒某人凭“艺术想象”杜撰出来的。炎黄子孙，谁敢杜撰到孔老夫子头上？告诉各位，说这个故事的，也不是常人；而是在CCTV主讲“百家讲坛”的台湾师范大学的名师曾仕强教授。他主讲的《胡雪岩的启示》，好评如潮。
每言及此，曾仕强先生忍不住长叹日：“直至今日，生活中的‘三季人’还是太多，太多了。”
曾先生感叹所指，自然包括了台湾的“学界”。不过窃以为，两岸同文同种，又是“一国”之内的国情，曾先生所言的“三季人”，无论是在海峡彼岸的台湾，在海峡这边的大陆，都是一样的并行不悖。而大陆这边不仅“三季人”风光无限，孪生的“三种人”也一样是横行无涯。
哪三种人？阁下何必明知故问——各处的研讨会上，哪里见不到这样三种人：巧言令色的人；见风使舵的人；瞎捧起哄的人。
黑格尔先生说：存在的总是合理的。白格尔先生说：存在的合理的又总是以不合理为前提的。套用“黑白”两格尔的思路，以兼具“合理”和“不合理”的讽喻手法，来折射今日大陆学界之怪状，或许也不失为一种“路径选择”。
君若有闲，翻翻这本《快乐研究所》中所记载的奇闻异事，就知道了。勾勒出“三季人”和“三种人”有滋有味的风雅生活，以及陪衬他们的世间百态，也确是创作《快乐研究所》的思路之一。 这三部“快乐系列小说”，确确实实都纯属“文学虚构”的产物。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我向来觉得，以某个原型照写出来。很难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形象。只有从社会上“千人各面”中抽象出来的艺术虚构，才会有文学形象的艺术价值。众所周知，若就真实性而言，恐怕没有一种艺术载体“从细节到全体”的真实程度能超过照相术的。然而经典美术作品的感染力，不仅没有因此而减弱，反倒是愈发的增强。
齐白石大师所画的蟹虾，蟹爪不是八只而只有六七只；虾身也从七节减少为五节甚至更少——越简化作品越鲜活灵动。这同样也印证了“艺术真实”往往比“自然真实’’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我的虚构手法，也诚如鲁迅说的——“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者听过的缘由，但决不会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者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见为止。”
传言当初《阿Q正传》面世后，曾有数位正人君子先后抗告。说是鲁迅笔下的阿Q模样，分明是恶意丑化了他们那里的某某族亲。周老太爷自然不会理这种茬。不过，他老人家的粉丝们偏不认账，要去论个分明。实地考察证明，那几个地方周老太爷不仅平生从未去过，而且就连八代之外的“表表亲”也无半个。君子们还能说甚？
然而斗转星移，天下就偏偏有这么巧的事情——本人壮着胆子在前两部《快乐诊所》和《快乐会所》中所虚构的很多情节，有不少竞在现实q-出现了。以致不少朋友纷纷夸我有“先见之明”。令我汗颜不止，只得惊叹“乖乖隆里咚”(即古之“嗟乎”)！
常闻学界诸君坦言：当今学术领域的种种怪相，大概到了瞎子也快看不下去的地步了。由此，在《快乐研究所》原先的设想中，就曾有鞭挞学术腐败的虚构情节——
在一个子虚乌有的研究机构“SOSAS”(特别救命研究院——只救命，不救灵魂)中，“三种人”活得最为滋润。敢说大话的，被誉为“创新思维”；能捞钞票的，被誉为“创收能手”；会瞎起哄的，被誉为“创造点子”。抄袭和剽窃之类的勾当，在这个既要做灵魂婊子，又想立学术牌坊的“SOSAS”，更被美誉为“集思广益，引进吸收”。人人竞相以此为能事，所谓“科研考核”和“学科评选”，其实也就看谁能抄出“新水平”，剽窃“上台阶”，以图进一步登上“国内一流，国际著名”的排行榜。
只是在动笔时，有不少朋友劝我：“舒兄，格种介推板(丢人)的事体，侬写伊做啥？”想想也有道理。再说一部书的大体篇幅，也总得有个限度。有关虚构的“sOsAs”的调侃情节，就在正式写作中省略了。
然而不幸得很——此种为友人所不屑的“介推板”事情，居然又被某学术机构的“抄袭门”所应验了。网上爆料，某机构的某位头面人物被揭露论文造假。其“论文”与被抄袭的“原文”的红黑文字对照表，一目了然，百口莫辩，就连港台报刊一时间也传得沸沸扬扬。
消息传来，不由得暗自庆幸——当初的虚构情节幸亏没有写出来。倘若虚拟的“s0SAs”机构“抄袭剽窃”调侃情节入书出版后，恰逢某机构的“抄袭门”事发，岂不又会有朋友夸我“先见之明”。除了臊得要挖个地洞钻下去，我还能咋办？
倘若，又有积极分子向“某大师”靠拢(这是必然的)，举报本人居心不良，搞影射文学——白纸黑字，虚构哪有这么准的——我就算变成市井八婆，浑身是嘴，又怎能辩得清？倘若，又恰逢“再保鲜教育”开始，上头指定我“自查自纠”，恐怕我也只有“买块豆腐撞撞煞”的命了！呜乎！
怪事远还没有完。原本一向自我标榜“学风端正，治学从严”的这家学术机构，从此之后，不光是“抄袭”“剽窃”这两个词无人再敢说；就连“炒”、“嫖”、“偷”、“盗”这样的词语，也杳然绝迹。就像周老太爷笔下的人群，见到阿Q后，非但“癞疤”不能说，就连“秃”、“光”、“亮”、“烛”这样的字眼，也万万是说不得的。
如此“人生如戏场”，焉不让人啼笑皆非。思前顾后，真不知道是“笑比哭好”。还是“哭比笑好”？
尝闻蓬莱仙岛之外诸国中——有教授因被揭发学术造假，而向国民公开道歉的；有总裁因企业破产累及员工，而切腹谢罪以示负责的；更有政治家因刚受监察起诉，而跳崖自尽以表清白的……
此种行为，在吾国人士看来都是大大的傻冒——吾地文脉源远流长，版本也在不断地升级——“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早有了“窃钩者诛，窃文者侯”的升级版。大师们不过是“复印”和“粘贴”点文字，又算个毡？
每逢此类大师衣冠楚楚，在貌似庄严的场合，一本正经地宣讲其所谓的“新世纪、新格局、新创意、新观念、新思路、新构架、新发展、新展望……”时，我忍不住哑然失笑。因为这绕口令似的“新八股”，不由得让人想起儿时江湖艺人在街头模仿“金陵塔，塔金陵……”的梨膏糖叫卖声，以及随后必有的“猢狲出把戏”。
另一个——“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圣训，也早就升级为“吾非圣贤，孰能无过”。无论是官员、董事长、总经理，还是学者，就算被法庭三堂会审确认有罪的，也向无道歉认错之说(更遑论自裁谢罪的)，反倒还在抱怨叫屈——他捞了几千万外快无事，我这个才捞了二百五十万的咋就要治罪？他搞垮了多少家国企无事，我的煤窑才死几个人咋就要追究？他剽窃了多少万万字还能升官，凭什么我刚抄袭了个课题报告就要免职？
于是，这些各种流派的“正人君子”们，忍不住都要仰天长叹，泪如雨下——他奶奶的，谁敢让老子自杀谢罪？老天爷啊，还有没有公理呀？
人与人的差别，群体与群体的差别，乃至民族与民族的差别，国家与国家的差别，归根到底还是文化的差别。一个人最终之所以受人仰慕，在于他的文化高度；一个民族最终之所以受人尊敬，在于他的文化理性；而一个国家最终之所以受人尊重，在于他的文化软实力。
说了多少年的“与国际接轨”。回头看看，单就这一条“自查谢罪”没接轨的，就知道我们“与国际接轨”还有多大的差距！ 不过也要实话实说——在“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上。国人有落后的方面；也有非但不落后，而且还一马当先的领域。
与国际上所谓的“信息爆炸”相比，吾地所“爆炸”的不仅是信息，就连素称“两袖清风”的学界，也在空前的大爆炸、大膨胀。中专变高职，大专变本科，单科学院变全科大学，而夜郎国里的所谓“综合性大学”也都喊出“争上世界百强榜，敢把牛津拉下马”的雷人口号。
这还不算太离谱的。更有甚者，不过是摇唇鼓舌。拉起了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也就是《芦荡火种》里胡传魁“忠义救国军”的档次。也不嫌寒碜——牛皮拣大的吹，旗面挑大的扛——“某某全球战略研究所”的牌子就敢当街挂出：各类“高层次战略研讨会”也就走马灯似的开。
说是“各类研讨会”，其实就是那帮子人赶来赶去地拿红包(华威先生也赶场子，但好像不拿红包)。诸君在“高层次研讨会”上慷慨陈词——扣除说话中翻来覆去的“我们是享X级研究机构”、“我们是国内一流，国际著名的智库”，还有颠来倒去的“嗯、哈”“这个、那个”等语气词——掐指算算，就没剩多少实打实的干货了。
虾有虾路，蟹有蟹道。就凭着跟上头有什么勾连，或是疏通了李师师们的渠道，好说歹说请了某位腰粗腿短的大人物来拍了张合影照。从此便四下宣称：“某某首长非常关心我们所”。边说少不得还要边散发合影照片，就像发扑克牌的“大卦”一般。
这就不由得让人想起，明代宗臣在《报刘一丈书》中对“今之所谓孚者”的形象描述——“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日：‘适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厚我！…
既有某某首长非常“厚我厚我”，端的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机立断，江湖上的“某某研究所”牌子，立马就挂牌成“某某研究院”。旋即，在“研究院”的大龙旗下，原来的各研究室立马又升格为研究所。俄顷，“某某研究院，，又自封为大研究院，甫升格不久的旗下各研究所，又变身为小研究院，小研究院之下少不得又开出一长串的小小研究所来。小小研究所之下又少不得开出一长串的小小小研究室来……
如此循环往复，“院长”“所长”“主任”，子子孙孙近乎无穷。原本是江南河荡里舀河泥的农家帽帽船，经过这般惊艳转身，就变成了庞然大物的战略航空母舰。嘿嘿，咱不愧是龙的传人吧！虽说老外有的是“兰德”“企业”之类的洋枪洋炮，盛气凌人。可他们毕竟是“洋巴子”，哪里懂得中国的“Kungfu”？哪会真正拎得清，国人如何与国际接轨的门道？
少不得又有好心朋友问我：“舒兄写这部《快乐研究所》，难道是想真的推动大陆学界‘与国际接轨’吗？”
朋友们高看我了。在下一介书生，哪有那么大能耐，让“三季人”和“三种人”幡然悔悟？也无胆魄鼓动“三季人”和“三种人”自裁以谢罪——那既不符合佛祖的慈悲情怀，更不符合伟大导师“给出路”的政策。我焉敢忤逆？
既如此，那么你老兄何必还要千这劳神费心的事，非但赚不到钱，没准还要遭人白眼呢？这就实在不太好回答了。
人之心结，总难为他人所悉解，古今亦然。司马迁之“诚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瞿秋白之“多余的话”；鲁迅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大概均出于此种心结。 曹公雪芹，在贫困交加中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穷生命之余脉，竭人间之华章，写就中华文学巨著《红楼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每读此言，就让同道者辛酸不已。更让人想起屈原大夫说的那句让人痛楚不已的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然而，时过境迁——今之君子倒是很清楚所为者“何求”的。曹公雪芹焉能料到：他在饥寒交迫中所写就的《红楼梦》，非但解决了今日一大批人(编辑、印刷、出版、发行、讲学、研究等等)的饭碗问题，而且还成了今之君子追逐名利的摇钱树。
君不闻——“红学”殿堂上，或演讲，或报告，日进斗金；或著书，或立说，声名显赫；或讲学，或聚徒，门庭若市。惶惶然之间，专家乎？学者乎？教授乎？博导乎？学术带头人乎？有突出贡献者乎？享受特殊补贴者乎？
君不见——“红学”大道上，端的是香车宝马，巍巍然贵族乎！端的是唯我独尊，凛凛然泰斗乎！
君不思——“红学”世界上，所有这一切，全靠曹公的“满纸荒唐言”，全靠曹公的“一把辛酸泪”。目睹此情此景，除了叹息“嗟乎”，又能复以何言？
生前贫困交加，身后盖世功名，又岂独曹公乎？杜甫，饿毙于沅水之舟；李白，困倒于当涂之野。痴迷于写作，忘情于文辞。一生劳心费神，非但赚不到钱，还要遭人的白眼，没准连命也搭在里面了。古往今来，凡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大抵如此。
鄙人已是“日暮途穷”，岂敢揽“忧国忧民”的旗幡？不过是“自己的兴趣所致，去写一本自己想写的书，写成一本自己想看但愿别人也喜欢看的书。”(《快乐诊所》“后记，，)
以往很长的岁月中，写作充其量不过是业余爱好。在所做过各种职业中，我真正心仪的，要数气象、报业、学人三种。从军时做过气象专业，也曾因此受过嘉奖；从事报业采编时，也曾两次获得上海市级的新闻奖；后来在社科圈子里谋生．也在所谓的“权威期刊”上(如《现代传播》、《法学》、《学术月刊》等)发表过不少论文，也曾愧领奖项。
然而这些职业，自己心仪是一回事，而能不能做下去．又是另一回事。道理很简单——所有这些平台，都有赖于单位(其实是单位的主事者)掌控的。别人是否愿意让你做，又能让你做多少，绝非你个人的良好期望所能决定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几乎所有的职业者，其实都是··套中人”。正因是“套中人”的缘故，我曾热情做过的气象、报业、学人三种职业，终究难以为继。也就无法实现在毛圣人的指引下，踏着竺可桢、邹韬奋、陈寅恪等前辈足迹前进的宏愿了。
文学写作或许该当别论。如同画家、雕塑家、书法家之类，它大概是为数不多的，既不依赖单位或他人资源，也无需官方行政许可(就像对行医和演艺所施行的)，而主要依靠个人才干和努力的社会活动。只要作家能自己构思作品，创作作品，出版作品，他就能够直接面对最广大的社会读者群。而社会大众的评价只承认作品本身的真正价值，而藐视权势者的淫威。
如果说本人从事文学写作，有什么基于现实的考量，那就是——力求从“套中人”变为“方外人”。由此，就用笔作为“匕首和投枪”(鲁迅语)，我挤进了小说作家的领域。
至于有朋友嗔怪：“舒兄对世态的描写，为何这样动漫夸张？”为何用讽喻体写作，前两部书的“后记”，已有较多叙述，不再赘言。伦勃朗有段话说得很精辟：“画作固然取决于作者所看到的，但更取决于作者观察事物的方法。”如果有君子对讽喻体的描述，总感到不太舒服，那我也只能借用《钦差大臣》著者果戈理的老话作答：“脸丑莫怪镜子歪”！
附带一句：除了已提及的塞万提斯、莫里哀等文学泰斗外，茨威格、果戈理等几位大师的作品，和他们的深邃思想，也深深感染了年青时期的我，并陪同我一路走到今天。享誉两岸、著作等身的李敖先生近日在上海也说道：“我希望我将来留下来的、永存的都是文学作品……鲁迅真正留下来的东西就是《阿Q正传》。”
在第二部《快乐会所》的扉页上，我写下了永远快乐公司总经理肖史仁所说的一段话——一个人人只认得发财钞票的社会，与一个人人只知道狂喊口号的世界是同样的荒诞可笑。
一位年轻的博士朋友，这样表示了他的理解：‘‘舒老师．你的这句话几乎概括了六十年来的社会特点——前三十年狂喊口号，后三十年只认钞票。”
从抓社会形态特点的角度讲，他说的还真有点道理——且不论他的理解与我写作的原意是否相同。
疯狂的造神运动和无休止的高喊口号，不能不说是前三十年的主要社会形态之一。
这里就有一个花絮。文革中，革命群众在造神运动中的相互攀比，就看谁在“最最……敬爱的革命导师’’(还有“伟大的红太阳”等等)之前，加的“最”字最多。各派一路攀比下去，谁也不肯相让——在“最”字多少的原则问题上。决没有调和的余地。
据说——也只能是据说了，谁能数得过来——“最，，字最多的时候达到了十几个，乃至二三十个。那时一打开收音机和有线广播，听到最多的就是此起彼伏的“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而当时，全国山河一片红。在攀比“最”字多少的问题上，少数民族的革命群众也同样不甘落后。
笔者那时在西域从军，营房就在乌鲁木齐西南角，传说当年孙悟空大战牛魔王的“妖魔山”的山脚下。每天一大早．就从周围维吾尔族老乡村庄的大喇叭广播里，传来了一阵又一阵“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的声音，震耳欲聋。很像如今正在举办的南非世界杯上“呜呜祖拉’’的声响。汉语中的“最”字，在维吾尔语中发“En’’的音，大致接近汉字的“嗯”。随着“最”字的不断增多，“嗯’’的声响也就不断地延长。清晨惊醒后，也就没法再睡了。军营“哒哒嘀哒”的起床号，几乎就被取代了。
现在回想起来忍俊不禁。可我们当时生活的主旋律，就是“嗯嗯嗯嗯……”的声响。
后来的三十年，是所谓“市场机制”勃发的时代。也被人戏称为“只认钞票不认人”和“人情薄如纸”的时代。
一不留神，电脑上把“人情薄如纸”错拼成“人情不如纸”。苦笑之际又一想，以今日之世态，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纸虽薄，尚有一层脸面。而今日不少人，就连这层薄薄的脸面也都顾不得要了。社会到了“人情不如纸”的地步，难免就寡情薄义。或许，人间不知真情为何物，久矣。
我有一个同学FDS君，向来待人热情，乐善好施。每次同学聚会，他也总以工作单位在市中心方便为由，主动做东。忙前忙后，从不计较啧烦。
一日路过F君处，便邀我在他单位自办的茶座饮茶聊天。难免会说到"-3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此时，F君竟一反常态，脸色凝重地对我说：“舒兄，其实我也知道，有不少人表面客气，不过是把我当成一节甘蔗。榨取过后，剩余价值利用完了。就当残渣一扔了之了……”
我不免心头一惊，问他：“明知别人是在利用你，兄又何必一以贯之呢？”
F君惨然一笑，答道：“就算给社会做点善事吧。社会上做好事的人多了，当我们自己有难的时候，善有善报，也会有奇迹出现的。”
然而谁也没料到，不久传来的消息却是：这位古道热肠、乐善好施的F君，竞已“自挂东南枝”，弃世而去了。所为何事——或为工作？或为家庭？他没留下片言只语——无人知晓。好人F君，就这样孤零零地走了；而且走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除夕——这又不禁让人想起鲁迅笔下那个已经捐了门槛的祥林嫂，还有同样除夕雪花中的鲁镇。
同学问再聚首时，都无言以对——默默念叨，他何以至此呢？
说到底，人毕竟不是关汉卿笔下“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局、炒不爆”的“铜豌豆”(套曲《不伏老》)。其实——只要是人，即便是再仁爱，再达观的人，其生命中也总有不能承受之重！有不能承受之痛！
扪心自问——当孤独的时候，我们渴望理解；"-3贫困的时候，我们祈求施惠；当迷惘的时候，我们期盼指点；当无助的时候，我们亟待关怀……而当他人孤独、无助的时候，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呢？
如果在那阴阳交界的边缘上，如果在那生死相错的剁那间，我们中任何一个曾经受过F君恩施、帮助的人；任何一个曾经感受过他欢乐、笑脸的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若能宽慰他一句，若能搀助他一把——那么，阳间会多存一条好汉，阴间就少留一个冤魂。
只是，生活中从来也不曾有过“如果……，，
如果FDS君真地因厌世而去——猜想让他感到无望的并非是哪个个人，而是对整个的生存环境。人间不知真情为何物久矣！回馈别人一张笑脸，_句暖语，难道真的就那么难吗？莫非，我们都成了莫里哀笔下的达尔丢夫？莫非，我们都成了不折不扣的“吝啬鬼”？
须知：人的情感是相通的；人的命门也是相连的——“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曹雪芹的这句话．不只是写给林黛玉的，而是写给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的。
良医治人，也治国。沪上中医名家裘沛然老先生(上海中医药大学终生教授，公推为“新中国60年全国百位名医”之一)，在其年过九旬时所著的《人医散话》中，振臂疾呼：救救我们的社会诚信！ 裘老先生论做人一生之难点，仅三字：“不欺也”——即无论做事做人，于公于私，都心胸坦荡，举止公允；不欺天，不欺地，不欺神，不欺人；更不可复手云雨，欺上欺下；欺瞒上级，欺压下属。
生活中除了常见的“欺上欺下”者外，另一类的“正人君子”也不乏其人。看上去器宇轩昂，义正词严，仿佛是在为民立言，不由得不让你感动。不过且慢，只消有谁扔上一块肉骨头，骨头上刻有殷墟古字“享品级”，诸君立马偃旗息鼓，口吐“汪汪”，作摇尾乞怜状。
社会纷扰之所以不断，很大程度上就因为：想不劳而获，又想抢大肉骨头的“人”太多；进而摇尾乞怜，想做狗腿子的“人”也就更多。谁掌握了肉骨头的资源，就必定会有一大群想啃肉骨头的狗腿趋之若鹜。由此就不难理解——明朝大奸臣严嵩一旦权柄在手，何以顷刻之间就能云集一大批“严党”狗腿子。“势利”之导向也！
本人几年前曾作《报cF先生书》一文，挂发在我工作单位的职工信箱中。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想必会让类似的“严嵩”和“严党分子”很不自在——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官员一样，也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已。
君不见现实社会中，在位时仗着职务资源(亦是公有资源)而颐指气使，巧言令色，骄横擅权，不可一世者并非个别。虽为常人所侧目，然围绕权势者为图分点残羹而察言观色，迎奉拍马，帮腔帮闲者，自然也并不罕见。然而，某日盖了红印的A4官防一旦下来，权柄不握，资源不再，拍马附势者即刻作鸟兽散，去争宠新的主子。门前冷落车马稀，连鬼影都没得一个；就是回到从前的“领地”，进门后别说让座倒茶，没准连个打招呼的都没有。受此刺激，加上失权后的心态失衡偏执，很可能突发妄想型的痴呆综合症。虽然结局未必像萨特的一出名剧中间那样的凄惨，但是孤独吊影的悲凉，却是免不了的。怨谁？
怨谁？为趋利而结伙者，末了也必定为趋利而鸟兽散。从古至今，多行不义必自毙，自有公道在人心。
说起来也真的让人汗颜。据某报刊正式公布了一项“有关社会诚信调查”的报告，所谓“性工作者’’的‘‘诚信度”．竟然名列前茅！大大超越了对“干部”(亦称“人民公仆，，)的诚信度评价。在记者的暗访中，从事“性工作”的外来妹倒是实话实说：“像那种以次充好，以死鱼死蟹欺骗客人钱财的事情，在我们这里是决不会发生的。”
“性工作者”居然上了“不欺也’’口碑——不仅让人瞠目，让人汗颜，更让人震撼！
人间毕竟有正道。信奉“不欺也”的君子，终究还有很多。
在我三十岁之后步入报界，因而也涉足学界和社科界之后，因缘巧合，得以有幸结识了沪上的众多名家大师。这其中，尤以杨小佛、施岳群、袁恩桢、夏禹龙、陈扬、刘修明、黄冬元、盛巽昌等前辈，还有已在往生世界的钦本立先生(他仙逝时，沪上主要报纸刊发了统一题文格式的讣告)，铭记最为深刻。
他们中有的曾是，更多的未曾是我的上级领导；他们中有的也曾是俗称“双肩挑”型的名学者；他们的个性爱好和处事方式也不尽相同。虽然以世俗的考量而言，他们对我的著书，未必就有多少直接的作用；更不必说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位曾有助于我的“升官发财”。然而，或以正直的人品，或以渊博的学识，或以谦逊的情怀，或以包容的胸襟，或以平民的质态等诸种美德，他们对我的人生旅途，宛如道道亮丽的坐标。虽知此生仰望而不可及，然戚戚视为明鉴，仍期期勉力循之。
仍有憾事一桩。钦本立先生辞世前，已离职卧病在华东医院，在下亦曾去拜探。其情其语其状之不堪，实不忍再言也。私心念切，当钦先生大行之际，务必作最后的告别。然而1991年4月某日，忽见报章所发的钦先生逝世讣告，乃大惊。既惊于钦先生之溘然辞世，更惊于此事竞无人通告原报社的同仁诸君。
为逝者祭行告别，这是中国人沿习几千年的起码道行；也是毛圣人在祭奠张思德所撰的经典文辞中所提倡的。此事有违常理，甚觉怪诞。个中原委，至今不晓。未能为钦老先生送行．实为此生一大憾事。然而民谚“不知者无罪”，还望钦老先生在天之灵恕谅则个。
除了在前两部《快乐诊所》和《快乐会所》中已表谢意的诸君外，在此，还要向张国良、龚向群、孙琴安、许国良、杨亚琴、汪建强、杨剑、周忠菲、顾建发、赵菊人等亦师亦友的诸位，多年来始终给予的热忱帮助，再表深深的感谢。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叶春华、丁淦林等诸位教授，引领我走进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术殿堂，传道、授业、解惑于我，善莫大焉。谨在此一并致谢。
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宁洪老师，接连承担了《快乐诊所》《快乐会所》《快乐研究所》三部小说的责任编辑，所付出的辛劳，以及对作者我的种种关心帮助，非三言两语所能表述。朱辉军副总编对小说的热情支持和高屋建瓴的指点，都使我获益匪浅。谨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
先哲大师曾感言：“一切都是过眼烟云的，只有著作是永。巨的。”人的一生过来，无非就是“风风雨雨、恩恩怨怨、聚散离合”十二个字。生活本不是容易的事。某些时候为了生存，人不得不处在愚蠢、势利、伪善的环境中。但忍辱负重的他，目的始终在于前行；而绝不会被浸润成愚蠢、势利、伪善的人——这是他矢志不渝的信条。人之相聚交，总有其始；人之相离散，也总有其因；也都非人愿所能及。若能得友而引为一生知己者，多半恐为文耳！唯有文学所催生的心灵沟通，才会是长流不息的情感之河。
感谢上述各位友君，还有众多的读者朋友，在尘世的风霜雨雪中，给我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平民书生，点亮一盏盏夜行烛光，送来一丝丝人间真情。
衷心为各位友君祈福，也盼愿“快乐三部曲”给所有的卖者朋友带来快乐——生活快乐，工作快乐，阖家快乐．一生永远快乐！
作者舒汉锋
初稿完成于2009年12月上海
改定于2010年8月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