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1906-1968),新月派诗人,诗人,散文家,出版家,翻译家,参与编辑过多种期刊。
《时代讲话》为“邵洵美作品系列”时评卷,将其鲜为人知的在时论领域的成果集中呈现,让读者看到作为时评家的邵洵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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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时代讲话/邵洵美作品系列 |
分类 | 文学艺术-文学-中国文学 |
作者 | 邵洵美 |
出版社 | 上海书店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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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邵洵美(1906-1968),新月派诗人,诗人,散文家,出版家,翻译家,参与编辑过多种期刊。 《时代讲话》为“邵洵美作品系列”时评卷,将其鲜为人知的在时论领域的成果集中呈现,让读者看到作为时评家的邵洵美。 内容推荐 《时代讲话》为“邵洵美作品系列”时评卷,将其鲜为人知的在时论领域的成果集中呈现,让读者看到作为时评家的邵洵美。议论时政,实为“五四”以来现代文人的传统,邵洵美是这一传统中的一员,他的时论贴合彼一时代的现实生活,无论内政或者外交都在审视、议论范畴,诸多现实话题,成为他议论针砭的对象。邵洵美关注现实,有热情,有担当,在于当政者的对应关系中,始终保持独立思考的姿态,尽量用自己独有的言语方式来表达个人观点。其时评中显露出的敏感与预见,得诸广博学识和敏于思考。从文史资料角度而言,《时代讲话》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目录 序 容忍的罪恶 学者的态度 戏剧色彩的政治 出主意的动物 当我参预政治的时候 为要人们伸冤 天机一条 外国街道与中国街道 弱国三事 感想的权威 老长辈的责问 破坏战争以维持和平 爱国不是投机,爱国不是反动 激昂慷慨的文字忽然少了 究竟有没有蓝衣党 请宋部长说真话 自由监狱 头脑简单的元首 领袖的人选问题 蓝鹰运动与统制经济 新罪恶 中国始终是中国 文盗 德意志的公开秘密 权威在中国 毒国 新人材的发见 七日日记 藏本事件的教训 言论自由与文化统制 外商控制与计划经济 真正的元首 痛苦外交 挽留孙科胡汉民等 吃饭问题 中国应有准备 “日本通”通不通 小百姓的三问 外国话 自由与幸福 偶像与人格 青岛与庐山 人民与国家 奸情的暴露 中东路卖买与日俄妥协 分头协约 开诚布公 新英国运动 经济的理想国 孔子之道 自由万岁 对事不对人 白银问题 医生杀人不犯法 中国的男女 从防灾演习说起 悼史量才先生 大资本家的荣誉 海缩失败的原因 主义与动作 图书审查 制造国货报纸 假造文凭 实行的人材 娼妓问题 要人的谈话 民主和独裁 教育难 萨尔普选有感 对外与对内 政制问题的讨论 哲学在今日之任务 比尔苏斯基与波兰 汪院长辞职问题 洋人与租界 中国为什么沉默 幸当局安人心 因祸得福 和平之限度 驯良的百姓 我的外交 旧剧革命。 主动的外交 和议不屈 《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回忆录》读后感(存目) 安置战时妇女和儿童 中国新文人统一的力量 自由谭九则 自由谭十二则 自由谭八则 自由谭八则 自由谭十则 自由谭十一则 自由谭十四则 关于游击队的论辩 万百晓的中国人 赶快写定我们的战史 反战 出版事业在中国 政治文章与老百姓 理论与实施 紧急征兵(存目) 竞选总统 编后小言 试读章节 外国街道与中国街道 伦敦的街道都伟大得很。他们从这一块地方通到那一块地方。你便用了他从这一块地方去到那一块地方。他们象征一个起点,一个终点。为住在伦敦的人,街道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系联的两个地点。他们从家里走到店里或是办公处里,待忽再回到家里。街道的责任便是去让一个人走到他所要去的地方。 这个,我想,便是伦敦的街道和大陆诸国的街道不同的地方。在法兰西,意大利以及西班牙,你是简直生活在街道上的。你在街道上造谣言,谈政治,调情,偷懒。你在街道上吃饭喝酒。你在上面消遣你的日子。你更坐在那里对着它望,像在电影院里望着银幕一样。你可以看见几千百出戏;他们可以叫你笑,可以叫你心跳。人们又都在街道上装腔,作势,高谈,低语,像在舞台上也像在游戏场里;你可以参加也可以在旁边观察这些小情小节。在法国,街道是一切结合的泉源,它把所有在上面走过的人都带到生命的河流里去。 这两段话是一位法国女作家到伦敦去旅行以后,在一本书里所写的印象。她虽然是描写英国和别国的人对于街道关系的不同,但是英国及别国的民情国情的分别也可以从这里看到了。英国人刻板的生活,和法国人活泼的趣味,都从他们对于街道的关系而显示的清清楚楚。 当然,天底下没有一个人不和街道发生关系的:没有街道(在此地包括一切的行径),人和一切的关系都会断绝;没有街道,也许便没有人类。所以从街道上去观察一切人的活动,是不会失望的。一位闭户读书的学者不及一位沿路探访的新闻记者了解世故人情,便是因为前者和街道太疏远了。 那么,从中国的街道,我们能看见些什么呢?凡是我们中国人,凡是曾经在街道上经过的,我想都应当能回答这一个问题吧?不过有些人会说,上海的街道和内地的不同,内地的街道有时会没有人。以我的家乡余姚来讲,它在内地是比较活泼的城市,但据说它还保存些古风。一出门便有几只对你摇尾又像会咬你的野狗(前年回去扫墓,看见有几个警察拿了竹竿把它们沿路一只只打死,据说防疯狗,又据说用竹竿是为了省枪弹);走几步就有粪缸,经过的时候,一群苍蝇就满天飞,有几只会紧跟在你后面厮缠不清;脚下的石板有些是活动的,不留神会摔交;走了不多时,后面就又会跟着一群乞丐。在苏州,有一群驴夫会把你抱到驴背上;在杭州有一群船夫会把你拉进划子里。那位法国女作家要是来到中国,我不知道她会写些什么文章。 我是生长在上海,又是居留在上海的;对于上海的街道当然知道得更详细;让我把上海的街道和我的关系讲一讲,也许可以回答上面的问题。 在我回忆里,我第一次知道和街道发生关系,大概还只三岁。记得女佣为我洗好脸,换好衣服,就把我带到祖母跟前。祖母手里早拿好了一个黄布包,为我挂在胸前;又在我眉心里用挖耳头染了一点胭脂。(黄布包里是一本经咒,点胭脂也是避邪的)。又对我说,到了外边不要乱跑,乱跑了有“陌陌人”会把我抱去,那次好像到一家亲戚家去贺喜,到了那里女佣总把我抱在手里,否则也总把我的手拉紧;回家的时候,那位亲戚给我一枝安息香,一路上女佣只是拍着我说:“乖宝宝,居居哉,弗要吓,乖宝宝,居居哉……”从此我听到上街去总觉得好像是冒险。长大了,祖母一天到晚只是查问我们一班孩子,就怕我们溜上街去。她又时常警告我们,说小孩子不能出去,外边全是拐子,他们会念咒语,对我们念了咒语,我们就会失去知觉,我们会看见左右是两条河,后面一头奔上来的老虎,我们就会望前逃,一直逃到拐子的家里。她越是说得可怕,我越是觉得街上有趣,时刻想出去看看这些奇怪的事情。终于有一天,得了机会一个人走出了后门。那天正是新年初二,天已快黑了,我口袋里带了许多月炮,看见人家的孩子都在放着玩,便自告奋勇加入了。忽然有一辆黄包车跑过,上面坐了个外国人,月炮放在空中,下来恰好掉在他身上,他竟然像头受了伤的老虎,大叫一声,跳下车来,捉住我的领口,重重地在我后脑打了一下。以后虽然有我的教师听得信息赶来和他讲理,虽然那个外国人在到捕房去的路上溜走,可是我受的侮辱永远也不会忘掉,同时对于街道的印象又坏了一次。 以后读四书了,先生讲到孔子的功绩;据说孔子治国不到三月,百姓即“路不拾遗”。他又说可惜孔子治国只有三月便被奸人赶走了。我从此就觉得现在的街道上都是沿路在拾着人家掉下来的东西的人。当先生教到“三人行必有我师也”的时候,我总想“三人行必有我贼也”来得更合时宜。过后又听人说:“上海遍地是黄金”,同时又看见人沿街在拾香烟屁股,于是更确定了我“世道日衰”的信念。 人一天天长大,虽然祖母管紧了不准出门,可是从家人口里传来的街道上的消息,总是什么快马车翻身了;某某人让巡捕捉去了;什么宋教仁被刺了:所有的新闻,都是在证明街道上的危险。 等到自己学会了开汽车,更觉得路上的人时时刻刻像在逃难。在路上好像每一个人都想独出心裁发明些走路的样子:有的走在路中东张西望装出一种看风景的样子;有的拖老带小像跳舞的样子;有的突然地从路边跳出来像变戏法的样子;有的低头缓步像哲学家的样子;有的走一步退一步像和你玩“老鹰捉小鸡”的样子;有的像在地上找东西的样子;有的又好像要和汽车头决斗的样子……样子实在太多了。记得前年有一位墨西哥画家到上海来,我们无意中谈起各种动物在汽车前穿马路的样子。他说,晚上开车看见前面的猫最可怕,远远地你只看见两粒绿光,等你走近,它一闪就好像钻进你的车底下,等你赶快停车,它却早已等在路边了。他又说,狗也特别,它们或是站在路边,或是站在路心,起先并不动,等你走近,它就直打你车前冲过去。他说最奇怪是鸡,譬如它要从路左穿到路右,等你走近,它一定嘴里装出一种急叫,穿过去可是不到路右总又马上退回来;据说鸡的后面是拖着一根生命线的,它怕你会把那条看不见的线压断。我便觉得上海的穿马路人又像猫,又像狗,又像鸡。我总不懂天底下为什么有这种为要早到对街一秒钟而愿意冒生命危险的人。其实到了对街他一样地还是看风景。 我这些当然是坐在汽车里说的话;走在路上反过来又会觉得汽车像老虎,它只想吃人。“他们已经比我们快几十百倍了,他们还要开足了速度,又不是去赶死!”这是当我们走到路上骂坐汽车的人的话,还有街道上那种“马路如虎口,当中不可走”的牌子,那是给走路人的警告。而坐在汽车里的人,有几个又像犯人一样,左右前后有武装的保镖,好像满街都是强盗。 所以我说,假使有人要问我上海的街道,就连内地的街道;我一定说:“危险!” 选自1935年《时代画报》第8卷第7期“时代讲话”专栏 P23-26 序言 李辉 无缘见到邵洵美先生。潦倒落寞的他,在承受了牢狱折磨和“文革”震慑的一连串磨难后,于一九六八年告别了这个世界。十年后,当我一九七七年有幸参加高考走进复旦大学时,上海哪里还能见到他的身影?最初的文学教科书里,也难寻他的名字。读他的作品,是在后来;知道他的故事,主要借助于他的同时代人的回忆。不同的人,不同的讲述,一个人的命运,泼墨而成一片五色斑斓:美妙、飘逸、传奇、委屈、感伤、悲凉…… 我所交往过的文化老人中,唐瑜、马国亮、黄苗子、丁聪等先生,都与邵洵美熟悉。早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他们与邵洵美相交往,一起活跃在上海文化圈。年龄上邵洵美比他们大不了多少,文坛辈分却算得上他们的前辈,编辑文艺刊物,则是既合作,又竞争。丁聪先生曾对我这样说过:“当时上海有两个画报系统,良友出版公司属于广东帮,有《良友画报》等好几个刊物。时代图书公司属于上海帮,有张光宇、鲁少飞、叶浅予,以漫画家为主,邵洵美做老板,刊物有《上海漫画》、《时代漫画》、林语堂的《论语》等。” 丁聪、黄苗子虽在“良友系”工作,却与“时代系”的关系也颇为密切。譬如黄苗子先生,谈到邵洵美,他总是怀着感激与敬重。一九二九年,他在香港还是中学生,向叶浅予主编的《上海漫画》投稿并获采用。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激励,两年之后,他与父母不辞而别,只身来到上海,随后成为文化圈的一员。在他的记忆中,邵洵美爽快而慷慨,既有才识,又有财力,引进世界上最新印刷机,用上好纸张,装点出上海期刊出版的一片美丽亮色。 丁聪不止一次在聚会中兴致勃勃地回忆一件往事。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邵洵美拥有中国最好的一套彩色印刷设备,时代变迁,他已不再可能拓展业务,遂决定出让设备。丁聪时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他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与邵洵美洽谈转让事宜。丁聪印象中,走进新时代的邵洵美,早已没有了以往的潇洒和飘逸,曾被鲁迅讽刺和批评过的他,似乎预感到自己迟早将被新时代抛弃的结局,显得落寞,甚或有些焦虑。他已经不再可能从事出版,这套设备没有了用武之地。他与丁聪没有讨价还价,以不高的甚至相对低的价格,让丁聪把这套设备运回北京,交由《人民画报》使用。丁聪说,之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邵洵美。 知道邵洵美后来的行状,是读了恩师贾植芳的回忆文章《我的难友邵洵美》。“他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脸上,一只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一件古铜色又宽又长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须发蓬乱,颇有些落拓不羁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气。”这是贾先生一九五。年第一次见到邵洵美时留下的印象。这一年,也是邵洵美把最好的印刷设备忍痛割爱之际。落拓不羁,泰然自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与丁聪记忆有所差异的另一种状态。 状态虽有不同,一个文人的大起大落乃至命运的不可预测性,留给后人的感触总有相近相似之处。黄永玉先生虽没有见过邵洵美,却对其人生旅程的辉煌与悲怆有一种透彻的感悟,为此,几年前他还特地写过一首短诗——《像文化那样忧伤——献给邵洵美先生》: 下雨的石板路上 谁踩碎一只蝴蝶? 再也捡拾不起的斑斓…… 生命的残渣紧咬我的心。 告诉我, 那狠心的脚走在哪里了? 不敢想 另一只在家等它的蝴蝶…… 在诗中,黄永玉以一个艺术家的体验,将邵洵美由盛及衰的文化使命,浓缩为一个凄美的词汇——“忧伤”。 在描述邵洵美的文章中,最感人、最具有历史冲击力的,莫过于贾先生的《我的难友邵洵美》。读过不止一遍,每一次读之,心中都有无限感慨满溢而出。 邵洵美在狱中闲谈时对贾先生的两个叮嘱,尤令人难忘。贾先生写到,五十年代末他与邵洵美在狱中同囚一室,邵洵美怕自己来日无多,希望贾先生日后如有机会,一定替他说明两件事:一,一九三三年萧伯纳来上海访问时,由他出面宴请并花费四十六块银元,出席者有鲁迅、林语堂、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但在公开报道中,他的名字未被提及。二,他的文章均由自己亲自执笔,而非鲁迅所批评的是请人捉刀代笔。 两件事情均与鲁迅相关。由此可见,在邵洵美心中,三十年代初期他与鲁迅之间发生的隔阂、争论,一直是无法释然的一个心结。哪怕穷困潦倒,身处逆境,耿耿于怀的仍是这两件陈年往事,而此时,鲁迅已去世二十多年。 可以理解他的这一心理纠结。尽管与鲁迅有过争论,他却并非像后来人们想象的那样,与鲁迅“老死不相往来”。相反,当时的文坛,文人之间一方面可以在刊物上公开而平等地互相争论、批评乃至讽刺挖苦,现实生活中却又并不一定都是仇人。邵洵美要澄清的第一件事,还原出当年上海一个真实的文化氛围。 在我看来,第二点误会的澄清,对于邵洵美本人更为重要。 邵洵美这样对贾先生说: “还有一件,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写的,这真是天大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才好……” 一个写作者,难道还有比澄清自己不是“捐班”更重要、更紧迫的事情吗? 该为邵洵美庆幸。幸好他在狱中遇到了文学同行贾植芳,而贾植芳先生历来又以坦诚、正直、豪爽而著称——可以相信,正是在几个月的接触中,邵洵美感到贾先生是可信之人,才会与之恳谈,予以拜托。许多年后,贾先生写出了这些,他没有辜负邵洵美的委托。模糊的历史场景,扭曲变形的人与事,由此变得清晰而恢复常态。 这些日子,翻阅邵洵美这本《时代讲话》(“邵洵美作品系列”时评卷)的校样,我不时想到贾先生转述的邵洵美的第二个委托。这是从未听到过的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声音,却依稀可以让人听出委屈、无奈与可怜。好在,这种感觉随着阅读的延伸渐渐淡去。因为,一本《时代讲话》,将邵洵美当年不为人知的另外一个写作领域——时论——的成果,集中呈现在我们面前。 …… 时隔六十多年,邵洵美在“时代讲话”中发出的这一声音,听起来,似乎还是那么清晰、有力。读这番话,不由让人顿生感慨。时至今日,抗战史的“写定”远没有完成,但是,今人的诸多努力,如史学家杨天石、袁伟时、杨奎松等人孜孜不倦于历史梳理,如新闻人崔永元等同仁以“我的抗战”系列致力于汇集抗战幸存者的口述实录,如作家张正隆等以纪实文学打捞抗战传奇……无不是在履行着各自的历史使命,在朝着“写定”的目标前行。不妨说,今人所做的这些,其实都与邵洵美一九四五年发出的呼吁遥相呼应。 具有历史感的人,彼此的心永远相通。 当年撰写时论的邵洵美,预想过他与今天的人们,还能有这样一种历史衔接吗? 完稿于二○一一年四月十日,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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