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德全没有科举功名，他凭着惊人的治世才干由布衣幕僚奋斗到黑龙江将军和江苏巡抚，但是在大厦将倾之时，即使是能力超人也无力回天，程德全在给清廷呈上“最后的忠告”之后于绝望中转向革命阵营，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清廷高官中率先反正的第一人，也因此而成为民国时代江苏省首任都督。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100年，程德全也已离开人世80余年了，《挑瓦革命的末代江苏巡抚程德全》回到程德全所生活的历史情境，重新来审视这位有“民国第二完人”之称的独特的末代巡抚。本书由王玉贵著。

程德全，四川云阳(今属重庆市)人，字本良，别字纯如，号雪楼。他出生于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火如荼的19世纪60年代初，殁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大部分磨难的亲历者。和他的前辈诸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人一样，程德全属于在实干中崛起的高官。

《挑瓦革命的末代江苏巡抚程德全》的主人公程德全最终选择与清王朝决裂，在众多封疆大吏中率先反戈一击，经过多年官场历练的他，在局势尚未明朗、革命的尘埃尚未落定的情况下，就毅然主动站到革命阵营一边，从而一改东南政治力量对比的格局，是需要相当的政治决断能力的。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100年，程德全也已离开人世80余年了，《挑瓦革命的末代江苏巡抚程德全》回到程德全所生活的历史情境，重新来审视这位有“民国第二完人”之称的独特的末代巡抚。本书由王玉贵著。

引言

第一章 生逢乱世

 第一节 “洋人的朝廷”：国人唾弃

一、甲午中日战争：空前的民族灾难

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政府沦为“洋人的朝廷”

 第二节 自强努力的失败：清政府统治合法性的逐渐丧失

一、戊戌政变：统治阵营内部的权力纷争

二、最后的挣扎：清末新政

 第三节 摧枯拉朽：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

第二章 关外岁月

 第一节 黑龙江的主政者

 第二节 锐意进取，积极作为

一、整顿吏治，整肃贪腐

二、统筹考虑，开发东北边疆

三、箄路蓝缕，创办实业

四、创办新式教育，培养人才

五、整治社会秩序，打击盗匪活动

六、司法改革

七、军事改革

八、对俄交涉，捍卫国家主权

九、加快蒙旗地区的改革

十、上书立宪和消除满汉对立

 第三节 遭人诬陷

第三章 程德全抚苏

 第一节 勤政的巡抚

一、整顿吏治

二、积极推行地方自治

三、大力进行灾害救助

四、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

 第二节 支持立宪者的最后忠告

第四章 辛亥革命中的程德全

 第一节 宣布反正，苏州光复

一、武昌首义，各地纷纷响应

二、光复前的苏省社会

三、程德全宣布反正，苏州光复

 第二节 全省相继光复

一、全省相继光复

二、程德全赴南京就任江苏都督

 第三节 建章立制，重建社会秩序

 第四节 积极参与全国政权的筹建

第五章 辛亥革命后的程德全

 第一节 南北议和成功，程德全回任江苏都督

 第二节 革命党人倒程失败，江苏实现统一

 第三节 全力侦查“宋案”

 第四节 心灰意冷，遁入空门

一、被迫再次宣布江苏独立

二、遁人空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变革似乎总难寻找到最佳的合适时机：当问题尚不明朗时，少数人的改革诉求因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认同，便无法付诸实施；当问题层出不穷，到了不得不进行变革的时候，又会因为问题已积重难返、沉疴难起而使多数民众相信即便进行变革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起先看来只需动些小手术就能得到根治的病症，因为未能恰当地把握时机而逐渐演变为不治之症。正是这一悖论的存在导致中外历史上的许多改革要么成了走过场，要么最终没有成功。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改革时机的选择和确立就显得十分重要。况且，改革者并非在真空中生活，总有自己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考量，并欲借助于变革来实现，于是问题变得复杂起来。清末新政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上述悖论的真实写照。

于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主义办工业。1903年9月，清政府宣布成立商部，后来改为农工商部，负责国内的实业开发和铁路建设，明确指出要鼓励民间力量从事实业建设。在其通过的“奖励公司章程”中说：“向来官场出资经商者颇不乏人，惟狃于积习，往往耻言贸易，或改换姓名，或寄托他人经理，以致官商终多隔阂。现在朝廷重视商政，亟宜破除成见，使官商不分畛域，合力讲求，庶可广开风气。”尽管在有些学者看来，清廷此举的目的在于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且对于这一观点也有历史资料为证，但这一政策的出台，至少在客观上是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的。

其次，废除科举考试，设立新式学堂，提倡出国留学。1902年，清廷通令各省选派学生到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1903年，又颁布了学生章程，对各级学堂已经毕业的学生补授贡生、举人和进士等名衔，还规定已通过会试的人必须再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1905年，根据袁世凯和张之洞的建议，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度。

再次，改革军制，逐步裁撤旧式的绿营、防勇，编练新式军队。1903年，清政府在北京成立练兵处，实际负责人为袁世凯。为培养新军官兵，清廷要求各省普遍设立武备学堂，并从1904年起，每年派出100人左右到日本学习军事。

不能说这些举措都没有取得效果，但从维护和巩固清朝统治的主观目的来看，则大多没达到预期，有的还走向了反面。比如编练新军，本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但不少新军后来都参加到埋葬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中去了。

清末新政在总体上是不成功的，有些举措仅仅是一场骗局。例如，清朝统治者在实行宪政方面所玩弄的把戏，就是如此。

随着资产阶级上层力量的不断壮大，他们要求分享权力的欲望也日益强烈。在他们看来，实行立宪政治，既可以满足自己参与政权的欲望，也可以借此消弭日益高涨的革命气氛，从而达到延缓清王朝统治的目的。他们原以为这种一举数得的美好愿望不仅能够得到清朝统治者的认可，而且会很快实现。但结果证明，他们的想法完全错了。

起初，清政府在资产阶级的一再要求下，在实行宪政方面做了一些装点门面的工作。1905年底，清廷派镇国公载泽、户部右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等5位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五大臣先后回国，在上呈给清廷最高统治者的奏章中说，实行宪政可以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经过御前会议的一番紧张讨论，清政府于9月作出决定，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从改革官制入手，逐步厘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遍设巡警等，作为实行立宪的“预备”措施。从此，清政府主导下的宪政运动就算是启动了，而且似乎每年都有新动作。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张朋园先生曾对1906年9月后清政府在预备立宪进程中的所有举措进行过系统梳理，发现其基本呈现出只进不退的态势，举其要者，有如下数端：

1906年：下诏仿行宪政，从改革官制人手，并将厘定法律、广兴教育、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作为预备立宪的基础；停实官捐，确定禁绝鸦片年限；颁布新的中央官制，行政中枢军机处照旧不变，只对某些部的名称做了更改，并增设至11个部。

1907年：公布地方官制，将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权分别收归陆军部和度支部，令直隶、东三省及江苏先行试办，同时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将地方督抚中权势最大的袁世凯和张之洞调至中央，担任军机大臣；改政治考察馆为宪政编查馆；派遣达寿出使日本，汪大燮出使英国，于式牧出使德国，考察三国宪政；下令筹设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并准备设立各府州县议事会；又命各省设调查局，各部院立统计局。

1908年：定咨议局章程及议院选举章程；颁布宪法大纲，定9年之后开国会，并颁布逐年应行筹备事宜；继又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调查户口章程，清理财政章程，以及设立变通旗制处。P24-26

1911年，对于中国来说，毫无疑问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同时也是永远值得隆重纪念的一年。这一年，辛亥革命的发生使中国历史的走向发生了重大改变：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终于在一次看似不经意的军人暴动中宣告结束了。许多中国人在自己元法左右的局势变化面前，有的与时俱进，继续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牵引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有的被汹涌而来的激流裹挟着艰难地前行；有的试图阻止历史前进的步伐，最终却遭遇灭顶之灾；有的则乘机施展权谋，以逞一己之能、遂一己之愿。

熟悉辛亥革命这段历史的人都明白，延续了两百多年的貌似庞然大物的清王朝，是被看似很寻常的保路运动引爆埋葬的。引人深思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事实上，从1840年开始，清王朝在应对帝国主义的多次武装入侵和本国异己力量的频繁冲击时，自身的举措失据、应对失当，已使其统治合法性遭到广泛质疑。同时，统治集团本身的应变能力和自信心也明显不足，并且呈现出中枢矛盾加重、地方督抚离心倾向增强的特点。到辛亥革命前夕，清廷已油尽灯枯、行将就木，适当时机的致命一击，将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武昌起义就承载了这样的历史使命。

就在摧枯拉朽的武昌起义后不久，张謇曾替程德全起草过请求清政府赶快实行立宪的奏折，但终因时局发展太快而未能给清廷以足够的时间实施，当然清政府也没有准备实施立宪。事后，张謇曾对自己将死马当做活马医的举动有过说明：“绝弦不能调，死灰不能热。聋虫不能聪，狂夫不能智。”言语中虽有着明显的遗憾和失落，却也大体道出了清廷覆灭的真正原因。这也是诸如程德全、张謇这类曾对清王朝寄予厚望，直到其退出历史舞台前夕仍一再向其献计献策、力图挽回败局的封建士大夫最终选择与其决裂，转向支持革命的重要原因。

由此看来，本书的主人公程德全最终选择与清王朝决裂，在众多封疆大吏中率先反戈一击，由皇权任命的江苏巡抚一变而为反正后的江苏都督，绝非亡命之徒孤注一掷，也不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经过多年官场历练的他，在局势尚未明朗、革命的尘埃尚未落定的情况下，就毅然主动站到革命阵营一边，从而一改东南政治力量对比的格局，是需要相当的政治决断能力的。其实，认真分析程德全的当机立断，其个人因素固然相当重要，但客观环境的影响起着更为深层的作用：程德全已经看透了清王朝的腐朽本质，认定这个政权已无可救药，与其与它一起陆沉，不如反戈一击，使地方免受战乱破坏，百姓免遭戕害。

程德全，四川云阳(今属重庆市)人，字本良，别字纯如，号雪楼。他出生于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火如荼的19世纪60年代初，殁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大部分磨难的亲历者。和他的前辈诸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人一样，程德全属于在实干中崛起的高官，但他没有耀眼的科举经历，加之“挑瓦革命”又不够暴力，历来也没有获得太多的高评，因此，其受关注的程度明显低于革命特征十分鲜明的蔡锷等名人，这就导致其历史面目一直不是很清晰，纵使有些评价，也以负面的为多。比如，一本在中国产生过相当大影响的近代史著作中写道：“程德全是个善于投机的官僚。1900年义和团战争时，他以候补知县的身分在黑龙江，对于占领齐齐哈尔的俄国侵略军殷勤接待，侵略军对他很满意并表示信任。他在官场上由此发迹，一步步升到江苏省的巡抚。在辛亥革命中他摇身一变又成了民国创立时的一个要人。”有的研究者甚至这样评价程德全：“武昌起义前后，他竭力摧残江苏人民的反清斗争，并串通江苏豪绅，怂恿清廷立宪，阴谋抵制革命。后在革命的洪流冲击下，清政府土崩瓦解，程德全又使用反革命的两面手法，伪装响应革命，在苏州扮演了‘和平光复’的骗局，摇身一变而为中华民国的江苏都督。等到革命转向低潮时，程德全便公开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积极配合袁世凯等篡夺革命的果实。”

从当时当地的客观情况来看，要求程德全这样的地方督抚率先站到拥护革命的立场上来，或者由他们出头造清王朝的反，实在是一种苛求。程德全属于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尽管他可以有足够的理由对当时的体制表示不满，但是对于他来说，拥护和发动革命不仅意味着要摧毁其所拥有的权力合法性基础，而且意味着要跟旧权力彻底决裂。这对于受过封建传统文化教育的地方大员来说，还存在如何克服传统政治伦理羁绊的问题。在传统士大夫的价值观里，来自于社会底层和体制外的革命造反与为人臣子的叛主变节是有本质区别的。在政权更迭之际身居高位的封建士大夫所受到的心灵煎熬远比普通百姓严重得多：不及时转变立场，要被世人指责为迂腐落后、冥顽不化和死硬顽固，最终有可能无谓地成为旧政权的殉葬品；转变得过快，也要冒被世人指责为没有气节、认贼作父、惯于投机的风险，况且一臣不事二主，牺牲事小、失节事大，是他们接受、奉行并用以谕人的政治伦理观念与标准。这是我们在评价程德全这一类官员在清末政治变革中所取态度时应特别注意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拨乱反正之风的兴起，学术界也开始检视并反思以往过多受阶级斗争观念影响下的学术研究，有关程德全的研究成果开始逐渐增多，评价也趋于客观和理性。

李茂高、廖志豪先生发表在《学术月刊》1981年第9期上的《江苏光复与程德全》一文，首开重新评价程德全的先河，对所谓“投机革命”说进行了驳诘。吴切先生发表在《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的系列研究成果对程德全在民国初年的基本表现也做了深入、系统的探讨，基本弄清了相关史实，尽管他对程德全的评价仍是基本否定的。

21世纪以来，史学硕士学位论文成为程德全研究的主体成果。这些论文已很少受以往陈腐观念和说教的影响，而开始就事论事地探讨程德全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及其是非功过。其中的代表性成果有胡长青的《论辛亥革命前后的程德全》(扬州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1届硕士学位论文)、罗云的《程德全在黑龙江的筹蒙改制政策》(内蒙古大学2006届专门史硕士学位论文)、杨郁松的《程德全与黑龙江地区的近代化改革》(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7届学历硕士学位论文)、徐桂华的《程德全与清末黑龙江新政》(河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2007届硕士学位论文)、程刚的《程德全与黑龙江》(苏州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10届硕士学位论文)。他们在取得史学硕士学位前后，还发表了一批有关程德全的专题研究论文。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100年，程德全也已离开人世80余年了，让我们回到程德全所生活的历史情境，重新来审视这位有“民国第二完人”之称的独特的末代巡抚。

2010年盛夏的一天，同事兼好友的姚传德先生告之，民革苏州市委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计划出版一套围绕辛亥革命与江苏这一主题的丛书，想邀我写作其中的一本。

我的主攻方向在当代中国史方面，除了上课需要外，平时没花多少时间和精力阅读近代史方面的研究论著和资料。这几年因参与王国平先生主持的苏州市重大项目《苏州史纲》和《苏州通史》的研究工作，虽积累了一些资料，并对近代苏州的总体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但毕竟不是专治近代史和地方史的行家；况且在晚清末年，程德全虽有某些代表性，但毕竟不是轰动性的大人物，有关他的研究资料和成果都很少，而丛书的要求又较高且时间急，这叫我有点畏难起来。

在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我查阅了当时所能查阅的几乎所有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感觉到从大历史的角度，尚能写出一部20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但肯定不能就事论事，而只能将程德全在辛亥年间的重大抉择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中来进行考察，这也与出版社的想法基本相合。这就是我写作该书的由来和基本考虑。

事实上，在我看来，以往那种过分贴标签的研究历史和评价人物的做法，在程德全身上几乎完全不适用。程德全固然受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有不少所谓的历史局限，但在总体上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物。他关注国家命运、民众疾苦，在他主政一方时，总是力所能及地捍卫国家主权、保护民众利益。为此，他不惜与晚清权臣袁世凯产生嫌隙，因而不被袁所看好和倚重，他也不被革命党人所看好和信任，因为他与资产阶级立宪派人物如张謇等人相交甚欢、过从甚密，彼此也相互赏识。

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我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程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程生于1860年，此时正值外国列强所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高潮阶段。他殁于1930年，此时正值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原地区大打出手的时候。可以说，程德全的一生处于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身处于这一时期，又曾长期担任朝廷命官，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尽量捍卫国家主权和保护民众利益。袁世凯是一代枭雄，有更大的权力野心和政治企图；革命党人主张除旧布新，在将代表旧世界的清王朝彻底打翻后，重建新世界。程德全既没有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和抱负，也不赞成革命党人先破坏后建设的政治理念，但作为有独立判断世事变化能力且一向为官清廉、敢于负责、不断趋新的地方官员，他既不想也无力成为阻挡历史进步的绊脚石。晚年的他，因看破了政治斗争的险恶、奸诈和无聊，选择遁入空门来了度余生。他是一个颇有特色和个性的人物。因此，程德全在辛亥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与传统所认为的“投机”革命一说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一观点虽非由我首先提出，但本书确实是按照上述思路来安排篇章结构和基本内容的。当然，在具体写作中，我并非采取“我注六经”的态度，强使客观历史来就我的主观判断。至于我的基本判断能否得到学界的认同，那就留给读者来评判了。

由于我并非专治中国近代史和苏州地方史，加上自身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的有限以及时间上的仓促，本书肯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乃至谬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所有责任都由我承担。

尽管写作本书对我来说有不少困难，但我仍要感谢姚传德兄对我长期和一贯的信任，同时也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张凝女士对我的帮助。家人对我的关爱和支持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王玉贵

2011年3月底于苏州翠园新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