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兵制改革方面，1901年，清朝正式停止武举，逐步裁撤20%到30%的绿营与防勇，各省筹建武备学堂，按照西方国家军队建制，编练新式军队。1904年，清廷决定编练常备陆军36镇，每镇12500人，共45万人。由于政府财政匮乏，清廷要求各省自筹经费，限期完成额定的练兵指标。结果，从此令颁行到清廷灭亡，只有直隶总督袁世凯练成了北洋6镇，其他各省大多没有完成预定计划，全国总共有新建陆军17万人。不过较之以前，军队的现代化程度、知识化程度确实有了较大的提高。而且这些军队由于系各省督抚自己编练，为督抚自己掌握，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为清廷后来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埋下了伏笔。此外，由于新建陆军的军官多系海外尤其是日本归来的留学生，同时国内各省武备学堂、学堂教习大多也由充满革命思想的留学生担任，所以新军后来成了反清的主要力量，亦是大清王朝的掘墓人，这是清廷万万没有预料到的。

在教育现代化方面，1901年清廷下诏在科举考试中停止八股文写作，考试策论，也就是要求考生能够解说中国经典，评述中国历史、政治以及西洋历史政治文化等。自那以后，在新的科举考试指挥棒引导下，介绍西学的书籍在国内各地坊间开始了大规模的刻印。清廷同时还下令各省、府、州县设立大、中、小学堂，从而建立起一套近代教育体制。1904年以后，为了号召人们到学堂就读，颁布了相应的鼓励政策：给中学堂以及高等小学堂的毕业生以生员(秀才)的功名，给高等学堂的毕业生以举人的功名，给大学毕业生以进士的功名。自甲午战争之后，张之洞在湖北便开始向日本选派官费留学生，其他各省也随之跟进。到1901年，为了鼓励海外留学，清廷决定对于海外学成归来的学生，可以给与举人乃至进士的功名。1902年又仿照日本学制，制定了《钦定学堂章程》，同时大量引进翻译日本的教科书。一时间日制汉语现代词汇大量进入中国，并迅速成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分。鉴于科举考试的巨大惯性，为了推进现代教育的发展，同时又不至于出现人才断层，并给受旧式教育的人士以出路，清廷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道路，一边兴办现代学堂，一边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同时逐年递减科举名额。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连衔会奏，要求以10年为期，逐步废除科举制。他们表示：“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国家永远元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他们的主张获得了很多部门的支持，清廷也基本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同意10年内废除科举。1905年日俄战争后，受日本因善于推行现代化而战胜欧洲强国的刺激，张之洞与袁世凯再度会奏，指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此外，“科举一日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要求马上废除科举考试，使现代教育能够早日普及。于是，清廷决定，从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以前的举贡生员分别酌情给予出路。这样，在中国延续了1000多年并为中国历朝历代选拔了无数人才的科举制度，因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终于为现代学堂制度取代。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它确实反映了清政府要推行现代化的决心。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就学于各地中小学堂的人数急剧增加。学堂数目由1903年的‘700多所增加到1911年的52500余所，学生人数也由31428人上升到160万人。而且学堂门类相当齐全，除了正规的大、中、小学之外，还有工业、农业、商务等方面的职业学堂、师范学堂和师范传习所。另外，还有法政、工业、农业等专科学校以及各种类型的培训班，如图算、测绘、军医、警务、电报等。同样，赴国外留学此时也形成风潮，尤其是留学日本的学生人数最众。由于日本与中国文化风俗相近，而且在日本的学习生活费用低廉，日本方面对中国留学生又给与了种种便利，再加上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的刺激，所以留日人数大增。其实，赴日留学在戊戌变法之前就开始了，1897年有数十人赴日本留学，1898年维新派号召向日本学习之时，达到百余人。“新政”之后，留日学生剧增，1903年已经达到763名，到1904年，留学日本的人数为1300余人，1905年增加到2400余人，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6年，留学日本的人数急剧攀升到8000余人。以后人数虽然逐渐下降，但1908到1909年仍然有4000多人，1912年下降到1500人。总算起来，新政前后，留日学生总数有近30000人。当然，为了使留学去向国多样化，清廷也要求各省有意识地向欧美各国派遣留学生。不过，因为各种原因，留学欧美的学生数一直到民国成立之后，才大大增加。留学生在国外感受到现代思想，体会到民族危机，大都接受了革命思想，变成了革命派。归国后，他们或进入军队，或进入行政机构，或担任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他们到处散布革命的思想，变成了革命的种子。尽管清廷一再出文，要求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并采取多种措施强调留学生要效忠朝廷，但无甚功效。而且本国学堂里的学生在他们“海归派”教员的思想影响下，也走向了清廷的对立面。这也是清廷始料不及、同时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P38-41

笔者很早就有通过解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活动以科学地揭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演变历程的设想。在极左思想盛行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是受害最大的领域之一。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重心转向现代化，学术界才将近代史的研究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现代化，也才开始重视研究以前被忽视和歪曲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晚清“新政”。一时间，整个近代史研究都开始了拨乱反正工作，现代化研究成为近现代史研究的潮流。笔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南开大学学习的。那时，笔者主要关注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会成功这一问题，同时也开始思考有关中国洋务运动的有关问题。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研究生期间，笔者开始了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重点探讨和比较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人大久保利通与同时代的中国洋务运动领导人李鸿章的现代化思想，希望以此来揭示中日在现代化方面出现不同结果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李鸿章的现代化思想虽然有缺陷，但这不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当时中国现代化最大的障碍是国家的当权者与顽固派，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百般阻挠李鸿章的各项现代化举措，使李鸿章的现代化努力步履维艰，收效甚微。这一研究后来就形成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与此同时，由于当时出现文化热，我也关注中西文化比较方面的问题，并将现代资本主义思想、古代基督教思想以及其他宗教思想、中国的儒家思想进行了比较，发现儒家思想有很强的现代性。除了以前所说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外，我以为儒家思想最富现代特征的是理性的世界观、功利的人生观与和谐的社会观，这些同现代资本主义思想在原则上没有根本的差异，正是这些极富现代性的特征才缔造了东亚现代化的辉煌。进入南京大学就读博士期间，我开始了东亚现代化的比较研究，对东亚儒家文化、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现代化历程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试图揭示儒家思想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同时总结东亚现代化的共同规律。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东亚现代化之路”，主要通过东亚各地区政府领导人的现代化思想的比较，阐明东亚现代化所以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该论文后来在台湾出版成书。随着对东亚现代化成功原因的了解，回头反思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150多年的历史，不由得感慨万千。所以我在南京大学期间，就打算从东亚现代化共同规律的角度来重新考察中国近代形形色色的现代化思潮，我认为这样研究得出的结论应该更为客观可靠。但是由于工作量极其庞大，断断续续，一直到去年才完成了上半部分，也就是《中国近代化思潮(1840—1900)》。恰在此时，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需要揭示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活动，由于其主要内容正属于我打算写作的有关中国近代化思潮的下半部分，所以我欣然接受了这一写作任务。

这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尽管以前在材料方面有些积累，但是由于时间紧、头绪多、任务重，再加上本人学疏才浅，写作过程中倍感艰辛。本书定然存在很多缺陷与不足，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本书杀青之际，要特别感谢苏州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周建国老师，无论是在写作过程中，还是定稿，他都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与心血，他确实是一位认真负责的好编辑！

姚传德

2011年4月25日于姑苏城外独墅湖畔

引言

第一章 动荡、变革的年代

 第一节 《辛丑条约》后残破的中国

 第二节 清末“新政”与中国社会的变化

 第三节 军阀混战时期

 第四节 在现代化洪流中的知识分子

第二章 革命派知识分子的活动

 第一节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

 第二节 学者革命家章太炎

 第三节 革命家兼教育家蔡元培

 第四节 近代妇女运动的先驱汤国梨

 第五节 知识分子的觉醒

 第六节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与教训

第三章 改良派知识分子的救国活动

 第一节 君主立宪派的精神领袖康有为

 第二节 立宪派大将、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梁启超

 第三节 君主立宪派的思想家严复

 第四节 君主立宪派代表人物、实业家张謇

第四章 保守型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活动

 第一节 国学大师王国维

 第二节 国学大师、保守人士刘师培

 第三节 一代“怪杰”辜鸿铭

 第四节 保守型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活动评析

第五章 激进派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批判

 第一节 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

 第二节 激进文学家鲁迅

 第三节 其他激进派知识分子以及其活动的评价

第六章 其他派别的知识分子

 第一节 以清廷官僚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势力

 第二节 主张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

 第三节 宣扬国粹主义的知识分子

 第四节 主张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

第七章 苏南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后的苏南社会

 第二节 苏南知识分子与半亥革命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过去的一个半世纪对中国来说可谓风雷激荡，多灾多难。

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自地理大发现和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人类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现代化。尽管现代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其最主要的内容是经济上的工业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欧洲自从法国大革命以后，现代社会的原则主导了一切。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殖民主义以更大更猛的势头向全世界后进地区推进。所有的后进地区与民族要想不沦为殖民地，就必须改弦更张，走现代化之路。但是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是很晚的事情，也为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在工业革命前的早期殖民主义时代，当亚非拉广大地区纷纷沦为殖民地的时候，东亚儒家文化圈依旧屹立不倒，保持了自己的文明独立性。但是工业革命开始后，生产能力比以前的农业社会有了成千上万倍的提高；而现代民主政治的廉洁、有效以及对国家的动员能力都远非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专制政治所能比拟。1825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之后，庞大而落后的中国就成为西方殖民者亟待打开的市场。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实质是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之间的碰撞。可惜这次惨败并没有使广大国人认识到工业文明的优点，虽然在战后初期出现了几个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但是随着鸦片战争炮声的逐渐沉寂，“师夷之长”的呼吁渐渐为人们忘却。在中国继续固步自封之际，西方世界却在蒸蒸日上、一日千里地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创终于使部分满清权贵痛心疾首，再加上对西方文明有一定认识的上层汉族官僚的加入，清廷内部出现了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来自强的“洋务派”，至此，中国方才启动现代化的步伐。但是，当时唯我独尊的反现代化派仍然把持着朝政，百般阻挠现代化活动，致使李鸿章等人推行的现代化活动收效甚微。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中国败给了因为积极推行现代化政策而迅速强大的日本，国际上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此时中国社会才真正感受到国家的贫弱，感受到民族生存的危机，国内终于发起了以现代化为目的的戊戌变法。但是由于反现代化势力仍然把持着清廷的权力中枢，再加上改良派的一些策略错误，“百日维新”被血腥镇压。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中国遭到了更沉重的打击，顽固势力也被消灭殆尽。1901年，清廷通过“新政”大力推进现代化。可结果怎么样呢？“新政”在1905年以前走的是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中国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1906年后，由于国人认为立宪是强国之本，只有从速立宪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因而清廷又开始了立宪工作。但是这时的中国并不具备民主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条件，再加上满清权贵贪恋权位，立宪变成了毁灭清廷权威的闹剧。最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的统治在数月问便土崩瓦解。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目的是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但是，中华民国成立后，革命派根本没有控制国家的实力，最后不得不将无数志士牺牲换来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窃国大盗袁世凯。利欲熏心的袁世凯开历史倒车，搞起了洪宪帝制，结果在一片骂声中死去，中国转而陷入军阀割据的境地，战火连年，生灵涂炭，流离失所。此时全国规模的什么现代化、民主化都无从谈起了，中国现代化遭遇到了极大的挫折。这时又有一股思潮兴起，他们认为中国不能现代化、不能建立共和制度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的观念还停留在帝制时代，必须来一次思想革命，打倒为专制服务的孔孟之道，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新文化运动由此展开。

本文试图通过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各个流派知识分子思想与活动的解析，探究中国现代化艰难曲折的根本原因。

晚清的江苏(当时简称苏省，下辖苏州、松江、江宁、镇江、扬州等八府三州一厅)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居于全国领先地位，正因为此，它在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性事件中也有其独特性。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民革苏州市委策划出版了《苏省辛亥年》丛书，共计四册——《挑瓦革命的末代江苏巡抚程德全》、《国运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们》、《绅商也要革命》、《清末民初社会新万象》，分别从政府的上层管理者、知识分子、绅商三个社会层面的活动以及辛亥革命前后社会风貌的巨大变化揭示这一革命的必然性，同时结合苏省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特质展现苏省在辛亥革命中的个性表现。

本书是丛书分册《国运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们》，笔者姚传德通过解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活动以科学地揭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演变历程的设想。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由民革苏州市委与苏州大学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的《苏省辛亥年丛书》真实展现辛亥年苏省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功绩，在总结辛亥革命的百年时代价值的同时又有着诸多现实意义。

  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在不断地做选择题，知识分子们饱读诗书，但是在清末民初这一国运的十字路口，究竟是选择保皇还是立宪、选择改良或者革命，这是一个问题。激进的革命者名垂青史，而纵是饱学的硕儒有时也会勾错选项。本书是《苏省辛亥年丛书》分册《国运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们》，笔者姚传德通过解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活动以科学地揭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演变历程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