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巨擘中国人民的骄傲——贺钱学森院士90华诞(节选)》、《钱学森的科学精神》、《钱学森科学历程中的三大创造高峰》、《有一位好老师是一生的幸运——记钱学森先生的教导》、《缅怀钱学森学习钱学森》、《他一直都站得那么高，看得那么远——中国工程院院士汪成为回忆钱学森》……《钱学森--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作者黄宗煊)汇集了钱学森先生生前友好、战友、学生和身边工作人员等所写关于其生平、思想的文章。

《钱学森--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作者黄宗煊)汇集了钱学森先生生前友好、战友、学生和身边工作人员等所写关于其生平、思想的文章，还收录了钱老本人的部分书信和文章，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钱老作为赤诚的爱国者、伟大的科学家和睿智的思想家的崇高形象。《钱学森--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中还附有以些珍贵的档案资料和图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序

赤诚的爱国者

为了祖国的复兴——钱学森1955年归国前的人生经历

钱学森与清华

附：钱学森考取1934年清华第二届公费留美生的成绩

同窗·同行·同志——参加钱学森学长授奖仪式有感

浦汇·矶市·燕城——忆钱学森兄的二三事

附：《浦汇·矶市·燕城》读后致罗老

红色中国的钱博士

朴素·坦诚·真挚——忆学森与永怀的友谊

附一：写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

附二：钱学森致郭永怀的两封信

钱学森老师对我的教诲

“我的前途在中国”——记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回国前

附：召唤钱学森回国服务的几封珍贵信函

心向祖国——钱学森教授归国纪实

附：钱学森1955年6月15日致陈叔通的信

钱学森一家在回国海轮上许国志疏松桂

附：向祖国致敬

热爱祖国的科学家钱学森

附：怀念钱学森学长

追忆钱学森1955年回到祖国和参观东北的经过

上篇：“我终于回来了！”——追记迎接钱学森一家踏上故土的经过

下篇：“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追记陪同钱学森参观访问东北的经过与感想

附：1991年1月24日钱学森致朱兆祥信(摘录)

伟大的科学家

为人民建功立业一钱学森1955年归国后的人生经历

周总理让我搞导弹

人民很满意——贺钱学森同志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及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聂荣臻元帅与钱学森

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节选)

附：郭沫若书赠钱学森诗(影印件)

让科学精神永放光芒一读《钱学森手稿》有感

科学技术的巨擘中国人民的骄傲——贺钱学森院士90华诞(节选)

钱学森的科学精神

钱学森科学历程中的三大创造高峰

有一位好老师是一生的幸运——记钱学森先生的教导

缅怀钱学森学习钱学森

他一直都站得那么高，看得那么远——中国工程院院士汪成为回忆钱学森

高山仰止风范长存——深切缅怀钱学森同志

钱学森的主要论著

睿智的思想家

建国百年之际，中国必然强盛——1987年3月22日在伦敦对部分中国留学生的讲话摘要

回顾与展望(1989年2月)

母校要面向二十一世纪(1992年11月16日)

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的设想

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

高瞻远瞩深邃超前——钱学森书信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泉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不断发展并深化的

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

我这个人对洋人总不服气，总想要超过他们

我们中国人要直得起腰来

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

一定要把握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整体结构

未来的人工智能工作是人机结合的一项“大成智慧”工程

科学技术的宏观决策关系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全局

创始一个培养科学技术帅才的新时代

教育界也要“换脑筋”

21世纪中国的硕士是全才，又是专才

“大成智慧”的人会在21世纪中叶出现

“素质教育”的关键是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

产业革命是经济的社会形态之飞跃

我们要头脑清醒，不可把问题简单化了

迎接第六次产业革命，中国的科技工作者现在就要作准

第七次产业革命将彻底改革我们的卫生医疗体制及组织

应该更进一步考虑21世纪社会结构的大变化问题

规划设计现代中国的第三次社会革命

站在纵观人类历史的高度思考现代中国的社会革命问题

要用系统工程去攻现代中国第二次社会革命出现的问题

迎接人类社会的第三个时代

大约200年后，人类将进入世界大同

后记

到1942年钱学森的研究工作已有了成绩，教了些学生；同时由于美国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暂时放松了对外国人的限制，故得以参加机密性工作。大约在1939年，美国空军开始支持火箭研究。1942年美国军方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办喷气技术训练班，钱学森是教员之一，与陆海空三军技术人员有了接触。后来美军从事火箭导弹的军官中，有不少是当时的学生。1944年美国陆军得知德国研制v-2火箭的情报，遂委托冯·卡门教授领导，马林纳为副，大力研究远程火箭。美军原始型的“下士”式导弹就是他们那时开始设计的。钱学森负责理论组，把林家翘、钱伟长也请了来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同时钱学森还当了航空喷气公司(Aerojet Company)的技术顾问，加州理工学院提升钱学森为讲师。冯·卡门对钱学森是很欣赏的，所以在1945年初他被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团长的时候，提名钱学森为团员。这个团为美国空军提供了一个远景发展意见，钱学森从中学到从大处和远处设想科技发展问题的方法。1945年5月，欧洲战争结束的前夕，钱学森随科学咨询团去欧洲，考察英、德、法等国的航空研究，特别是法西斯德国的火箭技术发展情况。这时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他为副教授。这一时期，他取得了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宝贵经验，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冯·卡门这样评价钱学森：“他在许多数学问题上和我一起工作。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他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能成功地把它与准确洞察自然现象中心物理图象的非凡能力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他帮我提炼了我自己的某些思想，使一些很艰深的命题变得豁然开朗。”

1946年暑期，冯·卡门教授因与加州理工学院当局有分歧而辞职，作为冯·卡门的学生，钱学森也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再到麻省理工学院任副教授，专教空气动力学专业的研究生。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年轻的正教授行列。同年夏季钱学森向麻省理工学院当局请假回国探亲，9月中和蒋英结婚。蒋英是蒋百里、蒋左梅夫妇的第三女，生于1920年9月，是在维也纳和柏林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的女高音声乐家。蒋百里是旧中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左梅是日裔友人。

1948年祖国解放事业胜利在望，钱学森开始准备归国。为此他要求退出美军空军科学咨询团，但直到1949年才得以实现。他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直到1949年秋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就任喷气技术教授职务时才辞去。

1949年5月20日，钱学森收到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员、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美中区负责人葛庭燧写来的信，同时转来曹日昌教授(中共党员，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1949年5月14日写给钱学森的信，转达即将解放的祖国召唤他返国服务、领导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之切切深情。这时钱学森还看到周培源给林家翘的信，得知北京西郊解放时的良好情况。也见到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的罗沛霖(曾经以非党技术人员身份在延安工作过)，他认为钱学森回国，为解放了的祖国服务的时候到了。钱学森遂加紧了回归祖国的准备，以便实现他多年的宿愿。

但这时正值麦卡锡主义横行，美国全国掀起一股要雇员们效忠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几乎每天都发生对大学和其他机构进行审查或威胁性审查的事件。加州理工学院也被涉及。因威因鲍姆下狱，怀疑落到钱学森身上。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理由是他与威因鲍姆有朋友关系，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共党员，非法入境。钱学森这时立即决定以探亲为名回国，准备一去不返。但当他一家将要出发的时候，钱学森被拘留起来，两星期后虽在几位美国同事好友的大力帮助下保释出来，但继续受到移民局根据麦卡锡法案进行的迫害，行动处处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被滞留5年之久。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夫妇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封写在一张小香烟纸上寄给在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给陈叔通先生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陈叔通先生收到这封信的当天，就把它送到周恩来总理手里。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王炳南大使按照周总理的授意，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和斗争，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8月5日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说他可以回国。但在乘坐美国邮船的归途中，他仍被当作犯人对待。

在1950到1955年这一段争取回国的时间里，钱学森因受到特务监视，感到很大压力，除了教书和做研究工作以外，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参加得很少，但仍未放弃学术研究。钱学森这个时期的主要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是1954年在美国发表的《工程控制论》一书，和讲授力学工作介质物理性质的理论“物理力学”。当钱学森在回国前夕同蒋英带着幼儿钱永刚、幼女钱永真向他的老师告别时，冯·卡门充满感情地说：“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

就在美国政府迫害钱学森的5年中，加州理工学院的许多美国朋友安慰他，千方百计地给他解决困难，表示了真诚的友情，如w．R．西尔斯(Sears)教授，F．马勃(Marble)教授，M．米尔斯(Mills)，登肯·兰尼(Duncan Rannie)等。

钱学森后来回顾在美国的经历时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人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感到很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钱学森一家1955年10月8日到达香港，同日过了国境，回到解放了的祖国。P9-11

钱学森同志是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在他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中，与清华大学建立了深厚的历史情缘。钱学森1911年生，恰与清华同庚，1934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他参加了清华大学第二届官费留美生奖学金考试。他是20位被录取者中唯一一位考取航空工程专业的人。当时清华大学为钱学森的学业作了精心筹划和严格安排，由国内顶级航空界专家构成的导师组为其系统地补修了航空工程基础知识，并安排他到南昌、南京、上海等地的飞机厂实习，这使得钱学森在出国前已经具备了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到美国后，他仅用了一年时间就顺利地拿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随后即投到冯·卡门教授门下，到加州理工学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抗战期间，清华大学多次聘请钱学森回母校任教，但因各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1947年8月，钱学森在回国省亲期间曾到清华讲学。1955年10月，钱学森终于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回到祖国，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这期间，他创建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班和自动化进修班，为我国工程力学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中坚人才。

半个多世纪以来，钱老一直关心着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的学科发展，清华大学也以能有钱老这样的校友而感到无上的光荣和自豪。今天钱老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他为祖国的国防和航天事业做出的不朽功绩永远铭记在亿万炎黄儿女的心中，他那崇高的精神风范仍然激励着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奋勇前进。今天，我们纪念钱老最好的形式就是向他学习：

——学习他崇高的爱国奉献精神。钱学森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冲破无数艰难险阻，义无反顾地返回祖国。半个多世纪以来，钱学森把满腔的爱国热忱转化为科学研究和为国奉献的无穷动力，为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直到去世前，他还关心着祖国的科技教育事业，建议党和政府要加大创新型拔尖人才的培养力度，真正做到了为祖国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学习他科学严谨的治学理念。钱学森在科学研究中高度重视科学技术与哲学的统一，他曾经说过：“一个科学家，他首先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一个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这样，他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不致迷失道路；这样，他在科学研究上的一切辛勤劳动，才不会白费，才能真正对人类、对自己的祖国做出有益的贡献。”1991年11月，钱学森在给清华力学系博士生的回信中再次强调工程力学研究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只有深入实际，向工作在生产第一线的工程师学习，才能提高自己洞察问题的能力。

——学习他淡泊名利的思想作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当“两弹一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钱学森却主动向中央提出退居二线，让年轻人挂帅开展第二代火箭研究；1991年10月，中央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面对荣誉，八十高龄的钱学森却给自己定了几大原则：不题词、不为他人作序、不参加鉴定会、不写回忆录、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直到去世，钱学森一直住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家分配的老房子里，怕给国家增添麻烦，不愿改善住宿条件……钱老淡泊名利的思想作风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得尤为可贵，值得我们每个科研工作者学习。

作为钱老的母校，清华大学将继承和发扬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通过加强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坚持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切实改进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我们将教导广大学生像钱学森那样牢牢树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及“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价值取向，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自主创新的能力，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祖国和人民。我们将激励广大教师像钱学森那样为人为学，为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为培养更多的拔尖创新人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的是，要想了解钱学森为何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就必须走进钱学森的精神世界，回顾他走过的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文集，涵盖了钱学森的生平及有关历史资料，钱老生前好友、学生的回忆纪念文章，以及钱老书信选摘等，相信对于广大读者深入了解钱学森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故此推荐。

是为序。

当代世界著名科学家、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钱学森同志，于2009年10月31日走完他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征程。

钱老离开我们半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丰功伟绩仍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从他逝世到编完本书，我度过许多不眠之夜。我回忆起1947年8月，我投考完清华土木系后，刚好赶上36岁的钱学森教授从美回国探亲时到清华讲学，在科学馆二楼他做了“稀薄空气之动力学”演讲，这是他的最新科研成果。听讲的大都是教师，我和一位先我一年入清华航空系的中学同学也一起慕名去听讲。虽然由于钱学森是用英语讲学，我们根本听不懂，但他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40年后的1987年秋，我为编写《“我的前途在中国”——记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回国之前》一文，曾到阜成路航天大院采访过庄逢甘同志，他用手指着楼下说：“钱老就住在楼下。”直到去年钱老去世时，中央电视台播出钱老在航天大院的故居画面，我看到还是20多年前我曾去过的那栋三层红砖老楼，顿时热泪盈眶。钱老辉煌而曲折的人生轨迹，在我脑中印下了三个崇高的形象：

一是赤诚的爱国者。钱老继承和发扬了古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英雄气概，他在美国经历长达五年被迫害的生活之后，终于在1955年10月如愿回到他日夜思念的祖国。归国不久他就以强烈的使命感，勇敢担负起研制“两弹一星”和系列国防尖端武器的技术总负责人的重担。他在周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的直接指挥下，团结带领广大国防科技人员，克服种种艰难，成功地研制了一系列现代化尖端武器装备。今天，新中国真正强大了，中国人民极大地增强了现代化国防实力和抵御核威胁的安全感。这是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里程碑。

二是伟大的科学家。钱老奋力实践并倡导那种不畏劳苦、努力攀登科学高峰的创新精神。他在青年时代，就加人冯·卡门大师的合作者队伍，成为世界级知名科学家。回国后，他始终站在世界科技发展前沿，以自己的远见卓识从战略上思考和回答我国科技和国防科技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许多富于创造性、前瞻性的重要学术思想与建议，以他的渊博知识和超凡智慧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为我国科技事业和导弹航天事业发展作出了里程碑意义的贡献。

三是睿智的思想家。钱老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运用，直到晚年，他还反复学习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大力提倡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科学研究，展望中国和世界的未来。他的大量科学论著和洋洋十大卷《钱学森书信》，闪耀出灿烂的科学思想光芒。

2011年，我们将迎来钱老的百年华诞。为进一步了解、学习、缅怀钱老，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书，奉献给当代知识青年(包括留学青年)，希望能出现一个学习钱老、为国奉献的热潮。

回顾本书编辑过程，我要简略提及它与留学生刊物《神州学人》的关联。1987年5月，邓小平同志题写刊名的《神州学人》杂志问世。这是国内唯一一份以出国留学人员为读者对象的刊物，是我在欧美同学会工作时，在茅以升等老会长的支持下发起创办的。为对留学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从创刊号起，《神州学人》就理所当然地大力宣传老一代留学科学家的爱国事迹与巨大贡献。由于钱老的不平凡经历和他对国家的杰出贡献，他就自然成为留学生学习的楷模与典范。到1990年，《神州学人》先后刊载了十多篇介绍钱老的文章，很受留学生欢迎。

1991年3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一集，刊载了钱老秘书王寿云等撰写的《钱学森》传记。这是经过钱老本人多次修改、补充而定稿的。之前，王寿云少将、涂元季同志曾带着清样到欧美同学会找到我，要我们提意见。我见到书稿后如获至宝，喜出望外，因为之前从未见过如此详细、权威的钱老传记。

就在当年10月间，为庆贺钱老八十寿辰(1991年12月11日)，我萌生了编辑出版这样一本书的想法：以王寿云写的《钱学森》传记为主体，汇集《神州学人》已刊出和待刊出的有关钱老的文章，和10月16日中央授予钱老“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仪式上的所有祝贺讲话，以及钱老本人的讲话等。这本书主要发往海外，作为对留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学习材料。

当时国家教委、中央宣传部的领导都批文支持此事，但指示要“经钱老本人同意后才能办理”。当时国防科工委领导征求钱老意见时，钱老于10月31日批了以下意见：“我不同意再编一本什么《钱学森》，因为能用为向青年学生做思想教育的材料已全部写入《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一集)中了。而且其中讲我那一篇有2．5万字，《科技日报》也全文连载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同时，钱老还要秘书打电话给我：请《神州学人》不要再刊登关于他的文章；已发排的，也要坚决撤下来。我接到通知后，当然只能尊重钱老的意愿，立即停止了出书、发稿的计划。

直到去年10月底钱老去世后，我觉得这本书还是有出版价值的，因此我从档案柜中取出文稿，把它继续编辑出来，并且和有关同志对书稿内容作了调整和补充，这就是现在同读者见面的这本书。

在此，我特别怀念并感谢葛庭燧院士对《神州学人》杂志的热心支持，是他向我提供了当年曹日昌同志和他本人“启示”钱学森早日由美回国的珍贵信函。我同样要感谢我在清华时的老领导、原国家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同志，他在19年前就支持过此事，这次更是积极促成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来出版此书。我还要感谢母校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为本书作序。

本书日常有个编辑小组，除我和本书副主编高广温同志外，还有陈可淼同志、夏瑜同志和我的夫人朱玉婉，他们都为本书的编辑工作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贡献，我要向他们表示谢意。

为了选摘《钱学森书信》，和我同住一楼的郑启明等十多位老同志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我感激他们的劳动。

本书能选用一批珍贵的照片，应归功于人民画报社老编辑古进同志和摄影记者邹毅同志的联系与帮助。我还要感谢钱老的公子钱永刚同志给我们发来郭沫若院长书赠钱老诗词手书的照片，使本书得以增色。

我还要感谢清华老校友、北京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宣祥鎏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使用的照片中，有少量未能查明摄影者姓名，请知情者告知出版社，以便支付稿酬。

黄宗煊

2010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