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恬编著的《日落日出》里不仅有如今多半失传的农艺，更透出浓浓的文化和历史气息。他把我国东南海滨先民们创造的乡村文明，连同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黾勉勤劳，都化为不灭的记忆而鲜明、生动、具体地保存下来。此外，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通过阅读他的书，阅读了他这个人：一个人能够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放下沉重，自强不息，终于把不利和困扰化为通往成功的路径——他如今一面认真勤奋地履行他所承担的职责；一面不忘他的酷爱，作为一位作家，他以朴素、生动的笔墨，细致地记叙那些难忘的风景，还有那些艰难的农活。我发现，他是一个有心人；他的工作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文学写作，而是一种包含着文学特质的类似文化考古的开掘和留存。

陈家恬编著的《日落日出》中的记述唤起了我浓浓的乡情，久远的岁月，岁月中流逝的久远的情感记忆。那一切如今都变得非常的遥远了。那些本色的、近乎古典的农业社会的原景，包括器皿和工具—木制的、竹藤编的、铁铸的、石凿的，还有那些创造和掌握它的人们（其间蕴藏和凝聚着他们的智慧和汗水），那些人们曾经拥有的、如今多半失传了的农艺，已逐渐弥散在历史的风烟中了。它们是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像是—支纯真的童谣，更像是一曲悠长的挽歌。《日落日出》里不仅有如今多半失传的农艺，更透出浓浓的文化和历史气息。

序言

 遥远的风景

遥遇望白云

 番薯啊，番薯

 吃山

 开门头件事

 松树也流米

 烧炭日记

 木头行旅

行行失故路

 起冬

 育秧

 耖田

 布田

 薅草

 稻黄了

 分谷子

 通往米饭的路

 即使绝收也耕种

 有尾牛

 麦浪滚滚闪金光

 线面小调

 种豆南山下

 瓜瓞绵绵

 有点菜脯味

 烧粪

 茅厕

依依墟里烟

 嫁接

 疏花疏果

 奇异的埔李

 柿子谣

 茶油进行曲

 最后的脐橙

 田园将芜

 放牛

 羊殇

 头顶一片瓦

 梦巢

附录

 永恒的记忆在于未来

 敢遣春温上笔端

 来自泥土襟怀的芬芳

 把一种记忆写实了

 倾听历史回音

后记

 深切的怀想

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我的老家，番薯的地位，绝不亚于前苏联的马铃薯。若将“土豆加牛肉”这句外来名言，演绎成本土俗语，那就是“番薯加猪肉”。番薯，成为民生的主要象征，掘了多少，吃了多少，都是衡量家庭贫富、年景兴衰的关键指标。茶余饭后的话题往往离不开番薯。在外人面前开口说话，人家都觉得你有浓郁的番薯味，明显的地瓜腔。

我们的命运跟番薯休戚与共。正如母亲回忆的那样：“那个时候，有乇食。有奶水，给囝天天嗍奶干也不好，索性断了奶。囝饿呀，搂在胸前，讨食，拱来拱去，有拱到奶头。啼，啼累了，睡。醒来，又拱，又有拱到，又啼。囝啼，自己也跟着啼。只得把抹过姜母。的奶头掏出来，让囝嗍几口。囝被辣得大啼。只好唧几坨番薯饭，努在手指上，给囝塞一塞。”

没错，是番薯，就是番薯，拯救了我们，塑造了我们，成就了我们。我永远忘不了它的大恩大德。

乡亲们按番薯的肤色，起绰号似的，红的叫红薯，白的叫白薯，紫的叫紫薯，黄的叫黄薯。少数人也叫它地瓜。番薯，生吃，像梨，像苹果一样清甜；熟食，有的蓬松如板栗，有的甜软如饴。

番薯是俗称，学名为甘薯。“番”的意思是异邦。番薯究竟从何处来？成了我曾经的疑问。

起初，我从温饱的角度看待番薯，它只是一种极平凡的粮食作物。上初中时，读到明末杰出农学家徐光启的《甘薯疏序》，从那佶屈聱牙的文字里，领略了它的非凡。

后来，我又从陈世元《金薯传习录》中知道许多：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历年贸易吕宋（今菲律宾），久驻东夷，目睹彼地土产朱薯被野，生熟可茹”，“思闽省隘山陬海，土瘠民贫”，“偶遭歉岁，待食嗷嗷”。于是，他不顾当地政府禁令，“以利得其藤数尺，挟小篮中，由舟而归”，试种成功。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恰逢闽中饥荒，其子经纶向福建巡抚金学曾禀报番薯六益八利，恳求“行知各属，效法栽种”。金巡抚从善如流，通饬栽种。大获丰收，荒不为灾。百姓受益，遍地皆种，足果其腹，出现了“引种一根番薯藤，救活一半中国人”的奇迹。

朴实的民众最懂得感恩。最真实的历史往往隐藏在小巷深处，最感人的事迹往往复活于民众口碑。早在清代中期，福州百姓就建报功祠，主祀金学曾，配祀陈振龙；后来，又有人在乌山建先薯亭，缅怀“甘薯之父”陈振龙的丰功伟绩。直到今天，徜徉于福州某一条街巷，或许还能听到老人讲述他的掌故。为感念金巡抚，番薯也多了一个闪光的名字：金薯。

看似平凡的番薯，却隐藏着许多有趣的秘密：

番薯个头大小各异，而芽眼数量却几乎相同。论理是个头大的先萌芽。其实不然。个头大的，萌芽反而缓慢，稀疏的几条，胖嘟嘟的，呆头呆脑。

晚薯萌芽比早薯快，所以薯种多从晚薯中挑选。健壮、修长、根短小、个头中等，无病虫害、皮肤光滑、生于垄边的番薯，作为首选。此类薯种萌发的芽，又多，又白，又壮，又整齐，令人欢喜。

被选为薯种是幸运的。主人把它当宝贝，装入木楻或水缸，盖过新鲜的松针、谷壳或米糠，又叮嘱家人：凡是喝酒的，谁也不得接近它。它害怕酒味。酒味会使它迷醉，溃烂不堪。

立春之后，开始育薯种，类似母鸡孵小鸡。选个温暖的日子，在菜园里垒座圆台，铺一层圊肥，盖一些细土，柔软，肥沃，活像人工胎盘。

育薯种不像孵鸡蛋那样简单，只要能享受到母鸡的体温就行。它喜爱的姿势有两种：竖摆、斜摆。当然也可以横摆。不过，稍有常识的人是不会将它横摆的。竖摆的薯种萌芽多，也整齐，但纤弱，不受欢迎。唯独斜摆——前一个约45。摆放，即薯蒂、薯背向上，薯尾、薯腹向下，后一个依样摆着，济济一堂，萌芽才会如意。摆好了，撒些土粪，以稻草为被褥，以塑料薄膜作外衣——有如这个春天长出来的第一朵蘑菇，说出来的第一个童话。

大约一个月，薯种开始萌芽，嫩嫩的，紫紫的，像可爱的小精灵。它们探头探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P8-9

遥远的风景

当今社会，城市已是中心，乡村变得遥远了。处身城市的喧嚣之中，能够读到这样一本专写农事的书，真是喜出望外！这书唤起了我的乡村记忆。在我的家族中，母亲那一系是生活在乡村的，外祖父的家在闽江畔，种花（茉莉、珠兰、含笑，还有高高的白玉兰，都是熏茶用的），插秧，也养牛。童年时我到过那里，尽管为时短暂，心灵深处却认同了乡村。我家虽住城市，但那是城乡结合部，窗外的龙眼树下就是邻居耕牛的栖息地，出门不几步就是绿茵茵的稻田，还有清澈的沟渠。我们一家都是读书人，母亲却有很多乡村朋友。

《日落日出》让我欣喜，不仅是因为作者写了农事——它几乎就是一本无所不包的文学的乡村手册，而且更因为作者写的就是我的家乡，是我熟知的外祖父的乡村、我自己心中的乡村。书中保留了很多我曾经熟悉、如今变得陌生的闽都十邑通用的方言一福州话。亲切的乡音，亲切的山水田园，亲切的家乡风习，打开书页的插图，那些如今已成古董的旧时农家常用的器物，加工番薯的，割取松脂的，扦插和嫁接果树的，烧炭的，放排的，育秧的，犁田的，薅草的，砻米和碓米的，榨油的，腌制果品的，还有拉、晒福州特产线面的……这些我童年时代熟悉的器物，都是我梦中的朋友，如今都一一活现于篇页问。

书中的记述唤起了我浓浓的乡情，久远的岁月，岁月中流逝的久远的情感记忆。那一切如今都变得非常的遥远了。那些本色的、近乎古典的农业社会的原景，包括器皿和工具—木制的、竹藤编的、铁铸的、石凿的，还有那些创造和掌握它的人们（其间蕴藏和凝聚着他们的智慧和汗水），那些人们曾经拥有的、如今多半失传了的农艺，已逐渐弥散在历史的风烟中了。它们是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像是—支纯真的童谣，更像是一曲悠长的挽歌。

重要的还不是家晤神奇地再现了那令人梦魂牵绕的旧物旧事，而是在他的叙述中深情地融入了他独特的个人阅历和感悟，尽管他标明这是一本“农事散文”——在日益城市化的今天，这已非常难得——我发现他写的却不囿于“事”，而更着意于“人”从事这些劳作的人。这是极可贵的。这些文字凝聚了作者对世代从事农业劳动者的尊重和敬爱，也展示了作为农家子弟的家恬风雨人生的经验，其中有钟爱，有欣慰，也有隐忍的无奈。作者自言，当他经过艰难的努力而“置换了身份”（指他高考落榜、回家务农，后来通过国家干部录用考试而从政的经历）后，“‘惦的依然是农村，想的依然是农民，写的依然是农事”。

他以饱含深情的笔墨，细致生动地书写了他和他的亲人、朋友风雨朝夕（即他说的“日落日出”）的谋生的历程——这一切是那样的艰难和沉重，又是那样的充满劳作和收获的喜悦。我看到一颗质朴而热爱的心在跳动，为土地，为土地上的一切生灵，为自己的汗水，为付出辛劳之后获得的欢愉。尤为重要的是，我了解了作者的身世和经历：一个处身在远离城市的偏僻山村，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只是依靠“自我奋斗”的农家青年无奈又坚定的蹒跚前行的足迹——家恬的成功给我们以深深的鼓舞和启示。

书里不仅有如今多半失传的农艺，更透出浓浓的文化和历史气息。他把我国东南海滨先民们创造的乡村文明，连同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黾勉勤劳，都化为不灭的记忆而鲜明、生动、具体地保存下来。此外，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通过阅读他的书，阅读了他这个人：一个人能够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放下沉重，自强不息，终于把不利和困扰化为通往成功的路径——他如今一面认真勤奋地履行他所承担的职责；一面不忘他的酷爱，作为一位作家，他以朴素、生动的笔墨，细致地记叙那些难忘的风景，还有那些艰难的农活。我发现，他是一个有心人；他的工作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文学写作，而是一种包含着文学特质的类似文化考古的开掘和留存。这里是作者笔下乡村起厝的一个细节——

脊檩仍在完善之中。师傅一会儿拿下钩于脖颈的曲尺，对着这一头量量；一会儿抽出夹于耳边的扁笔，对着那一头划划；一会儿半蹲，凑近树头，瞌上一只眼，瞄瞄；_会儿把木头翻个身，再瞄瞄；一会儿又捧起墨斗，“轱辘轱辘”抽出墨线，“啪哒”一声，弹出一条清晰的线段。最考验功夫的是，脊檩中间朝向前厅的那个部位，务必劈成手背状。师傅量了又量，划了又划，算了又算，刨刨修修．精细如绣花……满意之后，请人题写四个字：“紫微銮驾。”

这是我童年非常熟悉的场景。感谢作者生动地再现了那一切，他的描写使我如对故人，唤起了我对逝去岁月的悠长的怀想。再看他笔下的“扎排”。这是临江临水才能看到的劳动画面。他细致地再现了木排制作的过程。这里是木排的棹的制作：

扎排的最后工序是制棹。棹，有如操纵杆，是木排的枢纽。一爿木排有三条棹：一条安装于排头第一节，一条安装于排尾最后一节，一条备用。最重要的是头条，它承担指挥协调的重大使命。棹的选材与制作十分讲究。选用长约2．5丈、通身干透、大头小尾的杉木。制作时，架于柴马，墨斗先在它的中间弹出两条相距约1．5寸的平行线；翻过正对面，再弹出两条相距约一寸的平行线；最后，劈去墨线以外的木材，末端劈成便于掌握的圆柄。接着在第一节前头固定一截木枕。

上面这样的文字，要是不曾亲历，或者亲历了不曾细察，甚或不曾亲历又乏于细察和熟记，断然是无法写出的。可以认为，家恬的工作不仅仅是我们通常知晓和熟悉的作家的工作，他用文字证明了他不仅是一位富有创造性、同时也是一位善于展现浓郁的地方特色的有个性的作家。他的工作也证实了作为农民的儿子，他对劳动、劳动所体现的文化传承的热爱和敬畏。

我注意到家晤在描写的农事活动过程中所展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以及乡村普通人对环境的呵护、对一切生灵的悲悯情怀——质而言之，是一种人性之美。书中经常出现类似《烧炭日记》所记载的乡民朴素人性的光辉——依姆（即北方的大妈）从猎人枪口下挽救了被追逼于绝境的麂子的生命，麂子“临走的时候，向她点头三下，像是三鞠躬”，动人的是这样的结局：

两年后的一个黄昏，那座古厝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炊烟袅袅，一派祥和。忽然，那麂不知从哪里跑来，直奔厅堂．用它那秤钩似的双角挑起坐有婴儿的椅轿，飞跑。全厝几十号人相互喊叫着，追逐而去。就在黄麂把椅轿轻轻放于远处路边的那一刻，惊魂未定的人们，又听见厝后山上轰隆隆响起，山崩地裂，泥石流像巨铲，一举铲走了整座古厝……

我童年经常听母亲讲这样劝善的故事，内中不一定是麂子，也许是乌龟，也许是兔子，也许是什么鸟类。家恬的农事中，有很多这样的世事和人事，从自然到社会，从环境到人心，他的写作具有广阔的外延。这体现了他创作所追求的高境界。

2010年11月1日于北京昌平

深切的怀想

时间向来独自赶路，无暇顾及流连的人们。怀想是对过往人事的敬意。没有记忆的人不可能有自己的身份意识。我坚信两句话：一句是，永恒的记忆便是现实；一句是，永叵的记忆在于未来。

如果说生活是一条永不枯竭的河流，那么，它的源头就是一件件农事，金豆一样紧密排列的农事。

故乡是万物之源，是我永远的心灵子宫、精神胎盘和情感脐带。我越来越觉得身边事物的可贵，无论它诞生，无论它消逝，无论它存在，都具有某种普遍意义——但凡令我上心的，我就有责任记述它们，客观地记述它们，尽管很难很难。“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似乎可以这么说，艾青这句名诗替我诠释了全部的创作动机。

故乡曾是活跃农事的大舞台。“一切过去了的都会变成亲切的怀念。”诚如普希金所言，关于农事的记忆，它像种子和根，一直蛰伏于我温暖如春的怀抱。即使现在，信步走近一个村庄，或沿着山区公路疾驰，一个寂静到肃穆的村庄忽然跃入眼帘，有如路边踔跃而过的野兔、雉鸡或松鼠，也总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而不是陌生与畏惧。每当我闻到清馨的草木气息，听到昂扬的鸟鸣、虫唱、鸡叫、狗吠、牛哞、羊咩、风吹、水吟、孩童哭泣和“回家吃饭喽”的呼唤，看到古朴的土房瓦厝、勒痕道道而光滑的老井和袅然的炊烟，便拥有回归父母身边的温馨；每当我见到乌黑的、细腻的，蓬松的，发酵般的泥土，便浮想联翩——就那么几粒泥土，不知多少年，不知多少代，不知多少人，在那里，一季季耕，一季季耘，变魔术似的，翻来，覆去，种什么，长什么，让人生存，让人发展，多么神奇，多么金贵，真是“土能生万物，地能发千祥”，“土地是个金饭碗，世世代代吃不完”；每当我面对成堆成垛的收成，便油然而生敬意——敬土地，敬农民，敬农事，敬农具，敬种子，敬庄稼，敬节气，敬阳光雨露；每当我凝视精妙的农具，优雅的劳作，便联想到神圣的文学之母、艺术之母……

然而，“无工不富”的呐喊早已淹没“无农不稳”的嗟叹。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开凿的“农本之渠”几近壅塞，源头活水日趋消瘦。“君知稼穑，则知惧。”“仕知民事，则知愧。”“士之本在学，农之本在耕。”这些命旨深远的理念，渐渐梗阻，不能一以贯之。农耕文明所缔结的人与田园之间如胶似漆的联盟，变得越来越疏远了。简单地说，不少边远村庄的现实便是作家周大新《再爱田园》中那些痛切的比喻：“最初，人们只是不再关心田园里的收成，收多收少与己无关；后来，是像男人不再心疼自己女人一样的不再疼她，任其贫瘠荒芜；再后来，开始对她厌恶甚至有了恨意；最后，像那些对妻子不忠的男人一样对她开始了背弃和逃离。”

“一切的路通往城市。”这位西方诗人的断言千真万确。许多村庄徒存形骸，像存心的老树一许多人放弃天伦之乐，放弃子女教育，放弃肥田沃园，急切、忐忑而又迷茫地涌入城市，仅凭一腔希冀、一心忍耐、一把苦力，干城里人不愿干的活，吃城里人不愿吃的苦，甚至冒着欠薪的风险，挣来一点无根又无源的工钱。水泥地、高楼、广场、草坪阻断了他们与土地的关系，与地气的连接。他们每天面对的不再是田园与种子，而是工地、车间或者其他；操持的也不再是锄头与犁耖，而是陌生的机械或生产线。中年以下的，农事常识、经验与技能渐渐贫乏；中年以上的，土地情结也渐渐松懈。他们的称谓变了，形象变了，思想观念变了，生活习惯变了，谋生手段变了，生存状态变了-农民只作为一种身份——农民工而存在，仅与自己的特质有关，仅与自己的习性有关，仅与自己的故乡有关，仅与自己的户籍有关，而与现今的农时无关，与现今的农具无关，与现今的农事无关，与现今的农业无关。如果从长计议，德国哲学家本雅明那句不怎么动听的话，就值得思量再三了：“我们变得贫乏了。人类的遗产被我们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取‘现实’这—小块铜板。”

于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凸显出来——留守村庄的，多为老人、妇女和小孩；精英分子——青壮年越来越少，已成稀缺资源，绝非剩余或溢出。许多农事愈益潦草、日渐消失。许多农具赋闲于某个角落蒙尘生锈。许多原始而奇异的农耕场景如花凋谢，尽付阙如——恐怕今后也不可能重现。大江东去，淘尽多少风物。红杏深花、菖蒲浅芽时节，谁还能这般自觉：“想俺为太守的，深居府堂，那远乡僻坞，有抛荒游懒的，何由得知？”要想领略劝农花酒，只能去看《牡丹亭》第八出了。寻找四时农事之美，务必回到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山水国画里去了_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由自然生态、传统文化、生产方式、亲情归属、价值取向等要素构成的传统社会的精神家园正在瓦解。

这种趋势或疼痛，早在150年前，敏锐的亨利·大卫·梭罗已经觉察到，并在宁静的《瓦尔登湖》畔流露出深沉的忧思：“古代的诗歌和神话起码让我们看到，农事曾经是一门神圣的艺术；却被我们的不敬的匆忙和草率弄得面目全非……没有节庆日，没有列队游行，没有庆典仪式，就是我们的耕牛展示大会也不例外，所谓的感恩节也不例外。农夫本来是通过这些仪式表示其职业的神圣意义，或者以此来想一想农事的神圣起源的。现在引诱他的却只是收获的奖金和宴席了。”

“人类不止在过渡，而且在转型；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新社会，而且是一个崭新文明的再创造。”我相信未来科学家托夫勒的这一断言。因此，我的看法与农具系列小说《太平风物》的作者李锐相似：“无论以田园的名义，还是以革命的名义，把亿万人世世代代绑在土地上是这个世界最不人道、最为残忍的一件事。”我的身体离开农事多年，但思绪未曾离开须臾，如同庞大蓬勃的错综复杂的葛藤始终不渝地揪着安身立命的泥土——无时无刻，都在期盼那些业已冷清的村庄也能迎来伟大的复兴。

细节大于整体。所以我在记述的时候，总怕漏掉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又铭心刻骨的细节——正是那些细节真实而又生动地呈现出农耕文化的深刻内涵；正是那些没有上过几天学的老农，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老农，讲究自然，讲究完美，奉优良传统为圭臬，躬行“和”之道，“顺”之道，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做给下一代看，说给下一代听，才使生活中最具价值的农耕文明得以戒指似的代代传承，才使许多农耕故事和农耕景象得以日月般的永远存在。

于是，宁愿犯忌，不讲章法，不讲技巧，不惜笔墨，信手写来。“你要描写一个动作，就要找到那个唯一的动词；你要描写一种形状，就要找到那个唯一的形容词。”我深知难得星月之词、云霞之句，但我努力遵循福楼拜这一指示，甚至刻意沿用一些孑遗生物似的简约而传神的方言和俗语，进行原生态表达——让手中笨拙的笔充当傻瓜机，照实摄录——村庄、家园、习俗、土地、农民、农事、农具、种子、庄稼、收成……尽量趋近历史，保全真实，以便观照，以便缅怀，以便感悟。

夙愿既遂，仿佛一位易于满足的农民，历尽艰辛，迎来收成。此刻的感觉，真有点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所说的那样：“……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如蒙披阅，有过相似经历的会说：“确实是这样。”没有相似经历的也会说：“原来是这样！”那就谢天谢地了；倘若因此怀想农耕文明，对农村萌生爱意，也替农业说话，也为农民出力——“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更是倍感欣慰了。

最令我感动的是，当我像怀揣一件收藏多年的古物恳请专家甄别真赝一样，诚惶诚恐地将拙著寄给心仪的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张炯先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先生，著名评论家阎纲先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忠实先生，著名作家王朝柱先生，著名批评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有顺先生，著名民俗家鲍国忠先生求教的时候，诸位的热忱寄语；当书名由《半亩纪事》改为《日落日出》的时候，著名书法家、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朱以撒先生的两度题写；当拙著付梓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先生的亲切接见，作家出版社编审、著名批评家唐晓渡先生和副编审、编辑部主任王宝生先生的精心指导……总之，每一缕垂爱的阳光，我都铭之记之；每一滴关怀的雨露，我都念兹在兹！

2011年4月5日于半亩草堂

熟悉的和已经遥远了的是我们中国人今天的内心世界，将熟悉的和遥远的曾经支撑与推动了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的劳作技艺与具象物品，整理成文字，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它包含了文明本身。为这，要感谢家恬和他的《日落日出》。

——何建明

家恬的文字无疑是质朴的，有乡土气息，有乡村的怀想，还有对逐渐远去的农耕文明的追忆。

——陈忠实

笔墨十分流畅、细致、真实。读起来，一如闻道家常，津津有味。作为散文，《日落日出》不独有审美意义，而且很有历史的认识价值。

——张炯

处身城市的喧嚣之中，能够读到这样一本专写农事的书，真是喜出望外！它几乎就是一本无所不包的文学的乡村手册。作者的工作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文学写作，而是一种包含着文学特质的类似文化考古的开掘和留存。

——谢冕

以个人的”农事体验”而非一般的“田间调查”叩问民族的信史，融入作家的感悟和判断，洋溢着主体的智慧和才情，基于史，发乎情，述而作，臻于文。生动的细节描写和极富泥土味的现场感，显示出作者不矫饰、不欺世、信而不诬的现实主义立场。

——阎纲

收到《日落日出》，眼睛为之一亮，立即翻阅，看完第一篇《番薯啊，番薯》，就有一股来自泥土襟怀的芬芳在眼前氤氲着、在心中弥漫着，叫我爱不释手，一篇接着一篇读下去……这是一本打动了我的别致的散文集！

——王朝柱

或许，家恬是想告诉我们，时代如此之新，而人心却依然是旧的。他的写作是后撤的，而他着力经营的那个写作根据地，从实事出发，却又从这种实中生出了一种虚，讲安身，也讲立命，我们读后，无法忘怀，念兹在兹。

——谢有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