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很大很远，许知远停停走走。《一个游荡者的世界》是游记，更是作者的精神之旅：越疏离时空，越走进历史，越贴近他国异乡。

当中国模式“震撼”全球，当中国向世界“输出中国”，我们是否会走向新一轮的精神封闭——封闭于一场幻觉的复兴，封闭于一种独特性的沉迷？

此刻，且随游荡者的疏离步履，踏上重新发现世界抑或理解中国的旅程，倾听中国与世界复杂而隐秘的对话——其间，流溢着怨怼、渴念、骄矜与自艾；其间，历史与现实、希望与失落交汇杂糅。

70年代知名媒体人、作家许知远出走远方，悠游他国，从亚洲喜马拉雅山山麓的文明古国印度到非洲尼罗河河畔的文明古国埃及，从冲突不断战火连绵的巴以地区到雄踞北漠大国依旧的俄罗斯，从共产主义、柏林墙、海德堡岁月的欧洲到传统、教养、自然、安静的剑桥……《一个游荡者的世界》首先寻求的不是恐惧，而是愉悦与知识。《一个游荡者的世界》作者像是启蒙时代的小册子作家们一样，通过展现不同民族的风俗来劝告自己的同胞，世界如此多元与丰富，跳出狭隘的自身吧，了解自己的缺陷与不足，我们自以为的独特，其实一点也不独特。

自序：拙劣的旅行者

世界的鸟巢

 加尔各答的乌鸦

 孟加拉文艺复兴

 到印度去

 中国学院

 叶名琛往事

 《印度商报》

 班加罗尔的历史学家

最快乐的王国？

 水坝风波

 静静的变革

 国王的教师

 半山的大佛

列宁的阴影

 炎热的红场

 怀旧之情

 历史的陷阱

 一个反抗者

 小郝的故事

 老北京餐馆

 彼得堡旧事

 海参崴的美人

欧洲四则

 共产主义与豆腐坊

 柏林墙与深圳河

 老黄与小黄

 他们的海德堡岁月

衰落与新生

 开罗的午后

 失败之城

 南方的遗迹

 亚历山大城的《阿凡达》

 牙医作家

 解放广场

漫长的告别

山腰上的中国人

剑桥一年

 明信片的校园

 留学生们

 徐志摩的康桥

世界的鸟巢

加尔各答的乌鸦

满城都是乌鸦。它们盘旋在天空上，掠过河面，落在楼房的阳台上，车顶上，垃圾堆上，电线杆上。它们不羞怯，也没有恐惧，聒噪不停，甚至在路旁的小吃摊上与人抢食。

它们还落在泰戈尔雕像的头顶。这是一个温暖的冬日下午，加尔各答城北的泰戈尔故居游人寥寥。小巷与院墙隔离了无处不在的噪音与肮脏，工作人员没精打采地翻阅着报纸，那些弯弯曲曲的文字不知是印地语还是孟加拉语。

我在枯黄的草坪上睡着了，对着楼前那座铜像。那是俄国人在1963年赠送的，为了纪念泰戈尔对于两国友谊的贡献。1930年，泰戈尔曾访问苏联，那是斯大林统治的黄金时代。很多杰出人物为此迷惑，赞扬这场伟大的实验，泰戈尔也是如此。“我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简直令人惊叹不已。这个国家与任何别的国家相比，毫无相似之处。这里的一切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他们不加区别地唤醒了全体人民。”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将近三十年来，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智慧，来平衡已陷入危机的西方。他赞扬过日本，期望过中国，俄国人如今则激起他最慷慨的钦佩，在两周的旅行中，他保持了一贯的高产，写下十四封信。在最后的两封信中，他的乐观开始消退，感到了苏联实验的另一面：“我还是觉得，他们不能正确地划清个人和社会的界限。在这方面他们同法西斯分子相类似。他们忘记了，削弱个人，不可能加强集体，如果束缚个人，那么集体也不可能获得自由。”

这最后两封信，没出现在苏联官方出版的泰戈尔文集中，他接受苏联记者采访时表达出的相似忧虑，直到1986年才刊登出来。

乌鸦不理会陈年往事，它们照样站在铜像的头顶，凝望深思，它们似乎比鸽子更自制些，不随便排下粪便。栽上了棕榈树、芒果树的庭院与两层英式楼房是泰戈尔的祖父所建。如今它是关于泰戈尔的一座小型博物馆。博物馆周围连绵的一片建筑，则是一所以泰戈尔命名的大学。它们也曾归属泰戈尔家族，它的规模与风格显示出这个家族曾是多么富有和风雅。

泰戈尔出生在这里，经过漫长多彩的旅途后，又在这里离去。博物馆中，泰戈尔睡过的床摆在那里，他写过的诗句、作过的画、拍过的照片都挂在墙上。

无处不在的，是泰戈尔的形象。英俊的、椭圆的面孔，富有穿透力的眼睛，都被包进了浓密、垂下的头发和白胡须中，还有那袭白色长袍，如果他再晚生一些年，必定可以直接出演《指环王》中的甘道夫。这一形象曾风靡世界——一位神秘的东方智者，了解拯救世界危机的智慧。它太深入人心了，当我看到他少年时照片中瘦弱、敏感的样貌时，多少有些不适应，似乎他理应一出生就老去。他是那个由报纸、摄影、电报、杂志构成的媒体革命中的全球偶像，他的外表与内涵同样至关重要。能与这个形象媲美的，可能只有爱因斯坦。伟大的物理学天才的头发如宇宙爆炸般展开，一脸孩子式的心不在焉。他们还会过面，在1930年的柏林，他们共同谈论科学、美与真。“如果不再有人类，那么阿波罗嘹望台就不再美了吗？”爱因斯坦问。泰戈尔说：“是的。”

有一间屋子摆满了泰戈尔家族男人们的油画像，他们都有个显著挺拔的鼻梁。另一间陈列室里是泰戈尔的画作。他在晚年时突然爆发出绘画的能量，也像他的诗歌、小说、歌曲、表演一样，似乎一开始就进入了成熟阶段。我多少吃惊于色调的黑暗与紧张，像是蒙克的版画。那个写作童谣一样诗句的人，内心潜藏着另一种力量。

这朴素的院落与展览没有太多的吸引力。我赤脚在地板上走着，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我从未对泰戈尔产生过特别的兴趣，《吉檀迦利》与《新月集》都曾短暂地出现在我的书桌上，但那些诗句从未打动我，它们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抒情，假装像儿童一样说话。倒是他的小册子《民族主义》，我读过至少两遍。它是泰戈尔1916年在日本与美国的演讲集，强烈地批评全球范围内日渐兴起的民族主义，认为那是虚荣、利益与权力的扩张。我在2008年的春天读到这本小书，猜想如果他在此刻的中国发表演讲，会是怎样一种态度，他的世界主义仍处处受敌。我还知道他来过中国，那是个混乱、焦灼的年代，中国人渴望一切来自外界的指导，杜威、罗素都来过，人们还试图邀请过爱因斯坦。泰戈尔和他们不同，他不是来自代表科学、民主、强盛的西方，而是来自印度，一个比中国更失败的国家——它不仅落后，还亡了国。

P1-3

拙劣的旅行者

很少有比我更拙劣的旅行者了。

2002年3月，我第一次前往纽约。距离两架波音飞机撞击大楼的事件不过半年，我却没想起去看一眼世贸中心遗址，把很多下午时光扔进了拥挤不堪的史传德二手书店。这所城市的悲伤、震惊、韧性、犹太面包房的香味和中央公园里的阳光，我都记忆不清了，发霉的纸张、腻腻的汗味、高高的书架，还有收银台前那个胸部丰满的姑娘，倒是从未忘记。

2004年5月，我在巴勒斯坦首都拉姆安拉的街头。阿拉法特正处于垂死状态，全世界的记者蜂拥至此，他们要捕捉一代传奇的落幕、伴生的虚空与躁动。在同事拍摄的一张照片里，我站在混乱街角的一根电线杆旁，心无旁骛地读一份《纽约时报》，身边是表情亢奋的人群。《纽约时报》的记者就在现场，我浏览的这篇报道所描述的，不过是身边的场景。

阅读是一种逃避。真实而巨大的纽约、悬而未决的拉姆安拉，都令我茫然无措，甚至心生恐惧，而书籍、报纸提供秩序、节奏与边界，多么惊心动魄、不可理喻的事件都在页边终止，只要跳过几页，就掌握了历史的结果。

我忘记自己是怎样逐渐爱上了旅行。在行程中，我能控制自己的烦躁不安，试着观察陌生人的表情，和他们交谈，品尝他们的食物，进入他们的客厅，倾听他们的往事……2011年1月，我坐上“突突”作响的三轮摩托车穿越班加罗尔的小巷时，意识到自己真的爱上了旅行。我期待自己像是浮萍一样，从这条河流漂到那条河流。

但我不是浮萍，无根的自由带来的喜悦也注定短暂。书籍是一种逃避，它让你回避现实的失控，旅行也是。它经常是智力与情感上懒惰的标志，因为无力洞悉熟识生活的真相与动人之美，人们沉浸于浮光掠影的新鲜感，以为看到了一个新世界，不过是在重复着旧习惯。异质的声音、颜色与思想，没能进入他们的头脑与内心，不过是庸常生活的小点缀。

旅行更深的意义是什么？是加缪说的吧，旅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恐惧。旅行者远离了家乡，一种模糊的恐惧随之而来，他本能地渴望旧环境。正是在恐惧中，你变得敏感，外界的轻微变动都令你颤抖不已，你的内心再度充满疑问，要探询自身存在的意义。人类的所有知识、情感、精神世界，不都因这追问而起？

我期待却可能永远也成不了加缪式的旅行者。他在一个充满着溃败与挣扎的时代生长，旅行与写作、武装抵抗一样，是他重构意义的方式。他对于恐惧的理解，或许只有浸泡在基督教气氛中的人才能真正理解。

这本书中的游记，不管它多么故作感伤与镇定，仍带有明显的乐观情绪。它首先寻求的不是恐惧，而是愉悦与知识。我像是启蒙时代的小册子作家们一样，通过展现不同民族的风俗来劝告自己的同胞，世界如此多元与丰富，跳出这狭隘的自身吧，了解自己的缺陷与不足，我们自以为的独特，其实一点也不独特。我也常炫耀自己的见闻，沉浸于道听途说的快乐。拙劣的旅行者的弱点也从未消失，我谈论了太多死去的人物与书籍，描述了太少的当前与未来。

这些篇章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痕迹。离初次纽约之行已经十年，这也是中国崛起的十年。在我试图把不同见闻带给中国读者时，中国也迅速涌入了世界。中国的商品、中国人随处可见，中文的标牌也进入了欧洲的百货商场、博物馆中，开罗的小贩们会说“你好”，而阿姆斯特丹的橱窗里性感女郎们则大声叫出“有发票”。中国形象，不仅是那个广东烧味、黄琉璃瓦亭子、客家话构成的唐人街，更带着一个暴发户的金光闪闪、粗陋不堪的痕迹。中国社会内部的成就、困境与失败，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愈发分明。在旅行中，我总是不断地寻找这些痕迹。

在通往世界的途中，中国变得更清晰了；在试图了解中国时，我也多少意识到自己的角色与价值。但我清楚，自己对内心的更彻底的追问尚未开始，我对于世界的理解，仍停留在知识层面，即使这层面也浅薄不堪。至于偶见的内心追问，也更多是暂时的情绪，而非深沉的情感。我还生活在生活的表层，连接灵魂深处的根还没有生长，它需要真正的恐惧与爱。

没有这些朋友，这些旅程、这本书都难以实现。感谢覃里雯、黄继新，他们是我最初的同伴。感谢王锋、邵忠、张力奋，这些文章的不同片段都出现在他们编辑的刊物上。最重要的是我曾经的恋人王子陶，她是个不屈不挠、观察力惊人的旅伴，她通过色彩、味道与人们不经意的小动作，拓展了我对陌生人与陌生社会的理解。

2011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