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川博物馆正面战场馆，建筑简洁、敦实、厚重，膏意国民党抗战的正面战场以整体的形式展开，由中科院院士彭一刚担纲设计。该馆以国民党抗战为主题，以22次大的战役为线索，展示正面战场的抗战历史，是大陆唯一一座纪念国民党抗日军队的博物馆。

本书是书上博物馆系列丛书之《建川博物馆之正面战场》，通过文物、图片、历史资料再现当年抗日战场。本书由樊建川主编。

建川博物馆，全称建川博物馆聚落，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聚落内将建设抗战、民俗、红色年代艺术品三大系列20余个分馆。是目前国内民间资金投入最多、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收藏内容最丰的民间博物馆。樊建川抗战文物收藏以无可辩驳的史实和铁的证据，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侵华罪行和伪满政府、汪伪政权的奴颜卑骨；更以饱满的爱国热情讴歌了中华儿女抗击侵略者的伟大壮举，它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本书是书上博物馆系列丛书之《建川博物馆之正面战场》。

抗日战争文物的独家收藏，中国抗战全面战场的真实记录！《建川博物馆之正面战场》通过文物、图片、历史资料再现当年抗日战场。本书由樊建川主编。

不可忘却的历史记忆

一、抗战缘起

(一)国民党东北抗战

(二)“一二八”淞沪抗战

(三)长城喜峰口战役

(四)绥远抗战

(五)“皇姑屯”事件

(六)西安事变

(七)卢沟桥事变

(八)全民族抗战

二、正面战场

(一)淞沪会战

(二)忻口、太原会战

(三)南京保卫战

(四)徐州会战

(五)台儿庄大捷

(六)武汉会战

(七)南昌、随枣、枣宜会战

(八)第一次长沙会战

(九)第二次长沙会战

(十)第三次长沙会战

(十一)仁安羌大捷

(十二)滇西会战

(十三)常德会战

(十四)豫湘桂会战

三、空军御敌

(一)中国空军6:0首战告捷

(二)空军幼年学校

(三)重庆大轰炸

(四)宋美龄与抗战时的中国空军

四、抗战胜利

这样一座完整的蒋氏铜像能保留下来，的确不可思议。还有那把几经辗转，才到樊建川手里的“庐山受训纪念壶”，它们都是历史的见证。

蒋介石的抗战，在建国以后我们的历史上很少提及，致使这一段历史颇为模糊。

事实上，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和军队，对国家、对民族是有一定贡献的。这一点，在樊建川收藏的朱德所著《论解放区战场》一书中，已经提到并给予了肯定。众所周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发起的，并为其实现而作了艰苦努力。但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决策层，也表现出了合作愿望和积极态度，使合作得以实现，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如果说，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完全是被迫的，抗日也只是迫不得已，那么，第二次国共合作就很成问题，抗战初期那种全国抗战的局面也难以实现。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就在庐山发表了一个著名的“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声明”。这个声明中有一段人们熟知的名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段名言，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抗战士气。关于这一点，：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纪念文章中也有恰当评论：“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的政策重点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全国曾一度出现轰轰烈烈的抗战景象。”(《人民日报》1995年8月1日)。作为这种抗战景象的标志之一，便是抗战初期，涌现了中外报章盛赞的军队抗战“四大名团”。它们分别是：1937年7月在卢沟桥英勇反击日本侵略军，顽强与曰军血战到底的吉星文团；1937年8月防守南口要隘，以一团之众先是抗击日军3000人，继而抗击日军8000人，最后抗击有野炮60余门、坦克30多辆，还有飞机助战的日军10000人以上兵力，血战肉搏阻日的罗芳硅团；同年10月在山西代县阳明堡夜袭敌机场的陈锡联团；10月下旬在上海以“八百壮士”孤军苦战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四大名团”中，三个团是国民党军队，一个团是共产党军队。

1938年4月，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进行了中外熟知的“台儿庄会战”。接着1938年6月至10月，由蒋介石亲任作战总指挥，调集120多个师，100万人，组织了抗日战争期间所仅见的“保卫大武汉”会战。这次会战，日军共投入14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5个航空团，140余艘舰艇，计40余万兵力。持续半年之久的武汉会战，战线之长，时间之久，双方投入兵员之多，规模之大，国民党军队牺牲之重(伤亡、散失约60万人。日军也伤亡、失散、被俘约20万人)，均为抗战期间其他任何战役所不能比拟的。由此也不难看出，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所作出的功绩。

这里的一些涉及蒋介石的文物，可以说是他曾为抗日作出贡献的物证。P36-38

和平与战争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战争时期的人民期望和平，和平时期的人们同样不能忘记战争。中国人眼里的战争就是日本侵华战争，因为它离我们最近，因为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苦难最深，因为它至今还在不断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因为他们对战犯的顶礼膜拜。中国人民不能忘记，“抗日”这个词在中国已经不是简单地对那段屈辱历史的纪念，不是简单地抵制日货，它已经是一种精神，一种激励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每年人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来祈祷和平，诅咒战争，我一直都在做。我，一个普通商人，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文物见证一个时代，文物记忆一段历史。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

我真正走近抗战文物是因为一部电影——《血战台儿庄》。电影里川军师长王铭章将军的慷慨就义，惊天地泣鬼神。继而，一串数字让我震惊了：30余万川军以低劣的武器装备配以高昂的士气出川御日，加上历年征集的壮丁，共有300万川人赴战。内心的震撼促使我必须做些什么！为此我开始收集、考证抗战文物，阅读大量有关资料和书籍。

我做文物收藏是从1980年开始的。之前在农村插队干体力活，杀猪、种菜、挑担，自己缝被子。那时我是个非常好的体力劳动者，能挑100多公斤。19岁参了军，“文革”最厉害的那几年，我在内蒙古一个穷僻的地方当兵，打山洞，抡大锤。整整四年不读书，和电灯、自来水等为代表物的城市生活绝缘。1980年的《解放军报》上还可以看到我“打二锤”比赛得奖的消息。虽然部队驻地在荒原，但当上军人的荣耀感足以弥补物质匮乏的生活缺憾。我1979年开始收藏“文革”艺术品。1979年我考上了西安政治学院，算是进了城，并且有了工资，不过只有几块钱。变成了上衣有四个口袋的“知识分子”，就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有趣味的人；加上回归车水马龙的城市，见到古玩市场，便开始收集文物。后来去重庆教书，工资高了，就到废品收购站去买，利用各种关系和渠道去收；20世纪90年代成都古玩市场的兴起是我收藏突飞猛进的开始。到我离开学院的时候，收藏的文物有几大纸箱子，算是我的“财产”吧！真正开始有规模地收藏，是我下海经商后。直到现在，建川博物馆聚落建成开放，我还是不断地在收集，由爱好变成了责任。自1980年至今，我做文物收藏已有30多年了。我常常想：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13亿人中的每一个人去分享；而国耻，同样也需要每个人都承担。作为我来讲，经商有了一定资产，就想做一点事，我这样做对自己是_种满足，很希望自己的理想、愿望，对社会、大家也会带来一些帮助、好处，起码有所启发。

这些年来，在繁忙的商务之余，我奔波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的文物市场，大街小巷，数十年的所得，终成大观。我几乎是倾尽所有，收集了1000余万件藏品。

7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早巳硝烟散尽，当年的战场已变为桑田。战争亲历者年届高龄，余者廖廖。这段战争史正在远离我们的视线。

我之所以把抗战文物作为收藏对象，缘于我的军人情结。我的父亲和岳父都是抗日战士，我自己也曾有11年的兵龄，这种背景使我对战争有一种天生的关注欲望。

父辈是在面对面拼杀中认识“皇军”的，我们这代人是在《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文艺作品中认识“鬼子”的；而我们的下一辈正享受着日本先进的科技产品带给他们的舒适，至于“日本鬼子”，仿佛只是遥远的传说。

日本侵华战争早已盖棺定论，但日本总有那么一部分人，不承认侵华历史，甚至篡改历史，为战争罪人鸣冤招魂；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对此，我们既要理直气壮地驳斥否认侵华罪行的言论，更应该把事实摆出来，事实胜于一切，这里的文物胜于一切。

侵华日军荻岛静夫在当年日记里轻描淡写地说：今天我的将军给我发了一把刀，我想尝试一下它有多快，我把几个中国人的人头给砍下来了。——这种历史能忘记吗？很难忘记。像这样的事情看了很多，所以我的血气很翻腾，实际上我特别赞同我们对历史应该记忆，但是我们的目的应该是面对和平。所以，我收藏的宗旨是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战后，我们没有及时彻底地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漫画式、妖魔化的宣传很难得到日本人民的理解。我们要让日本人认罪或者是认错，我们自己应该对我们自己有很深的自我检讨的能力，我想这是很多人的观点。

侵略就是一种最大的暴行，还有一个我特别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现在中日两国民间情绪的恶化，日本人反感中国人，中国人反感日本人，这种情绪在不断地变化和上升，这个问题令我非常担忧。为什么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可以交流，而恰恰中目两个曾发生过战争的亚洲国家不能很好地交流。比如说我看过靖国神社，中国人实在看不下去，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看不下去。我们自己建的抗战博物馆，日本人来看的也不多，我觉得没有形成量。所以我建侵华日军博物馆的时候，一定全部收集日本的文物，全部是你的东西，你杀人放火的凶器。

我希望日本人能够来看，日本人能够心平气和地来看，然后促进我们之间的交流，民意会影响政治家的情绪和决策。如果要和平的话一定要正视这段历史，日本人要正视，我们中国人也要正视，然后面对未来。

一个人有自己的记忆才能不断地成长，小时候妈妈告诉我说，铁烧红了别摸它，很烫，但我就不相信，就非要摸，被烫得不得了，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摸了。它就是一种记忆了。有记忆了你就会总结教训了。你就不会挨打了，一个民族的记忆和一个人的记忆是一样的，不过就是13亿人的共同记忆。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容易健忘，比较及时行乐……这实在是我们不太好的地方。

抗战那段历史，在中国，有人很关注，有人偶尔关注，有人不太关注，我也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幸福地生活，我们也很忙，我们要买房、买车，我们要买衣服，吃饭谋生，不管怎么样，我们中华民族过去一直是动荡不安的，解放以后也有很多很多的风波，真正安定就是改革开放这30多年，就是1976年把“四人帮”抓起来以后。有人认为，历史应该慢慢地被遗忘，这都是正常的，但是我希望抗战的历史能够让中国人多去了解一点。我们抗战的胜利实在是太伟大了。

抗战其实也是一块“铁”，它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为什么日本打我们。因为当时我们分裂，国家穷，没有国力，没有强大的国防军，我们的民众特别是整个国家知识分子阶层，对历史的回望，对历史的关注不够。我可能是头一个建这种系列博物馆的人，但抗日战争本身就是一场全民族抗战。

在收藏抗战文物的过程中，我十分关注个人的命运，我喜欢那些有烟火气的东西。每当我置身于这些历史的物件中，无论是与日寇拼死的壮丁，还是残害自己同胞的汉奸，抑或是逆来顺受的民众，抛洒热血的百姓……都引起我深切地关注。比如那几十张良民证照片上麻木的眼神，比如战地救护培训证上戴船形帽的女战士张书芬……

经商之余四处奔波收藏藏品，下班之后查资料作考证熬夜写作，这中间有劳累辛苦，有力不从心，还有别人的不解。我的朋友说“你真是樊傻儿，收藏这些东西干啥？这是该政府干的活儿”，连我也常问自己，是不是大脑出问题了？但冥冥之中有一种执著支撑着我无论如何也要将抗战收藏进行到底——抗战精神是属于全民族的，而我们中华民族又应当是一个个秉持抗战的精神的人组成的！

基于还历史真相、对历史负责的信念，我决心做好这件事。虽然历尽艰辛，痴心不改，终于有所收获。我收藏的大量抗日文物，按启功先生的话讲，是有力的“旁证”，甚至有的就是直接的证据，可以有力地回击否认、篡改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也能让孩子们知道当年的历史真相。

在收藏这千万件抗战文物的过程中，我接触到它们僵硬外壳下活跃的生命，听到它们用不同方言讲述的故事，我被它们牵引着在抗战的风云中飘荡着，激动、悲愤、哀叹的情绪时时缠绕着我，使我对这场战争有了亲历似的感觉，我希望通过藏品背后的故事，让更多人吸取历史的教训。

收藏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事，每个人都有义务来做这项工作，我也只是历史碎片的一个收集者，而且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政府支持，需要大家支持。为了和平，我收藏战争，希望所有人都能为和平做一点什么。

战争的痛苦记忆应该成为民族的思想资源。我们必须维护国家统一，统一才有力量。在民族危亡之际，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才有力量。这是3500万生命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建这些馆纪念万千灵魂与雄壮中华心灵史之初衷。

2012年1月

樊建川抗战文物收藏以无可辩驳的史实和铁的证据，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侵华罪行和伪满政府、汪伪政权的奴颜卑骨；更以饱满的爱国热情讴歌了中华儿女抗击侵略者的伟大壮举，它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吕正操

一个贼，你问他承认不承认罪行，他至死都不会承认，因为他是贼。贼不承认，我们不要老管他，老跟他说也没用，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强大。

——原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启功

有些人你不服不行，哪怕嘴上不服，心里得服，比如当代川人樊建川。这是一个执着坚韧从不言败的人，一个热情洋溢可持续亢奋的人，一个有着梦想又在追逐梦想的人，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因为有了这个人，四川安仁镇诞生了这么一片蔚为壮观的博物馆群落，我们以及我们后人幸运地拥有了一个古老而苦难民族的浩荡民间记忆。

——著名作家 周梅森

在我们的同胞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的目光是那么深邃，他们的胸怀是那么博大，他们的责任感是那么强烈，为了民族的尊严，为了民族的富强，为了人类的和平，他们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一个不断孕育优秀儿女的伟大民族，有理由拥有自己光明的未来。

——人民日报记者 林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