荞麦花盛开的“龙南”
从那时起学制变革了，过去的高中入学考试在4月份进行，现在改成6月。考试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应本校初中毕业现已是五高学生的邀请，决定去登温仙岳。温仙岳屹立在岛原半岛上，过去只能从家里的海滨眺望它的雄姿。坐落在七合目周围的温仙町，过去仅有几间面向外国人的油漆涂木制的旅馆，没有现在那种高楼大厦。道路两侧喷着白色蒸汽的温泉，煞是好看。
熊本的高中是一座红砖瓦的建筑，因为位于龙田山的南麓，所以，学生们喜欢把自己的学校叫“龙南”，学校被围在高20米左右的土堤里，堤上栽种着一排排松树，正门面向通往阿苏的大道。一进校门就是一片田地。到秋天，满眼望见的是雪白的荞麦花。曾在此校执教的夏目漱石在他的文章里写过这样的句子：“进门便见荞麦花，不久即可品尝它。”不管怎么说，在校园内有田地还是很稀少的。
好多学生穿着系白棉布木屐带的高齿木屐走路，不脱木屐就走进教室里，遭到新从东京来的老师的训斥。还有的学生不剃胡须，特意戴着父辈用旧的帽子，以刚毅、木讷为人生口号，互相夸耀野蛮的举止。学校里，剑术、柔道十分盛行，学生称土堤上一排古松围着的松园为武天原，称另一个寄宿宿舍的右侧为白草原。
据说小泉八云(拉夫卡迪奥·汉)夏目漱石等有名的文学家在五高当过老师。
新生到校后，大致分成文科和理科，然后再分成英语组和德语组，一组60人，共用一个教室。在我的组里，有一个学生像古代士兵一样，穿着旧大衣。我正思量着这个人是谁，一打听这才知道，他就是后来担任了总理大臣的池田勇人君。他虽早一年入学，可据说是因病或别的什么原因留级一年。
挑逗警察的故事
和高年级学生在学生宿舍里只住了一年时间。住校时，深夜常在宿舍大喊大叫胡闹。说是经常在宿舍，其实有时也在街头任性顽皮生事，恐怕这也是从高年级那儿传下来的，如故意搬弄别人指示牌。在万籁俱寂的街头，拆下挂在某商店门口的招牌，然后放在离本店数十家远的别的店门口。想必这种行为很让受害者为难！
因此，不管怎么说，在同一组里谁也有几个亲密要好的朋友。有一次，听说有名的女义太夫，丰竹吕升要来熊本演出，我在东京也曾听过她的演出。这一次据说是在东云座，所以相约了三四个朋友去听。可是，到了买入场券的时候，才发现口袋里无钱，因为不管谁都指望别人口袋里的钱，可即使把每人口袋里的钱都集中起来也不够。没有办法，我们正要回家的时候，看见马路上聚集了很多人，凑过去往人群里一看，原来是一个警察殴打欺负醉汉。看样子醉汉是熊本市底下的矢部农村来的。警察说：“在这里，没有像你这样的乡巴佬转悠的地方。”看见这种情况，周围的人都哄然大笑。警察越骂越起劲，用种种粗暴的语言继续嘲弄那个乡下人。我们感到很气愤，实在看不下去，一个同学就站出来问：“我们是五高的学生，你叫什么名字？”他厚着脸皮回答：“你们是路过的，没有必要对你说。你问名字想怎么样？”同伴信口说道：“不，我们现在正在学法律，因醉汉没有正常的意识，像你这样处理是否妥当，我想向做警察部长的叔父问一下。”警察有点畏缩，对醉汉不屑一顾地说了一句“今后要规规矩矩地走路”，就离开人群，想赶快溜走。我们还不满足，说：“不想去那边的咖啡馆谈一谈什么的？”警察只好答应了。于是，我们就进了一家咖啡馆。可正当我们争论的时候，其他的警察也来了，对刚才这个警察说：“在这种地方，对学生不管吗？先带去派出所吧！”我们被带去了附近的派出所。警察问：“虽然你们说自己是五高的学生，可有什么证据呢？”“直到弄清你们是五高的学生为止，不能让你们回去。”的确，我们也没有戴帽子。渐渐地我们都开始担心起明天的考试来了。一个伙伴从怀中取出笔记本读起来。警察用讽刺挖苦的口吻说：“明知明天考试，还这样爱多管闲事，真行啊！你们都是头脑聪明四肢齐全的人啊！”这样，我们就完全变成了退守的立场。
正在这时候，外面的马路上走过一个人，穿着高齿木屐，发出响声。我们仔细一看，是同级同学三组的二阶堂源六，立刻喊他：“喂！喂！”二阶堂源六透过玻璃窗看见我们，奇怪地问：“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我们说明了刚才的经历，他大声给我们证明：“这三人都是我的朋友，肯定是五高的学生，没错。”
第二天，被学监叫去了，我们一说明情况，学监说：“是吗？你们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吧！”这件事就平安地过去了。
P23-25
《宫崎世民回忆录》是我1992年在山西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利用业余时间翻译的，转眼间近20年过去了，在中日建交40周年之际，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很不容易！
这20多年，我的工作和学习也经历了很多变动，但始终没有放弃出版它的努力，有好几次差不多都要出版了，却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不能出版，所以延搁至今。不管怎么难，书总算要出版了，心情还是有些激动的，当时翻译此书的一些情景浮现出来了。
决定翻译它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年青的小伙子，对学术充满着无限的热情和冲动。平常，除了吃饭睡觉时间，我整天都泡在图书馆里，看资料，做卡片，其乐无穷！由于我的专业是东亚国际关系，所以对中日关系就比较关注。在翻看日文书籍的时候看到了《宫崎世民回忆录》，粗粗地读了一遍，觉得其中有些史料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对研究中日关系很有帮助，心中就动了翻译的念头。说干就干，首先是联系出版社的工作，很快得到了回复，愿意出版，版权问题要我解决。我立即又和作者的夫人取得了联系，也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无偿授权某某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我开始制定了一个详细的翻译计划，就开始工作。规定一天至少要翻译四千字，这样我花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初稿就翻译出来了。又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校对，查找资料做注解，誊清后就交出版社了。那时候我还没有用电脑，全部书稿都要用手一遍遍的誊抄，辛苦是不言而喻的，但成功感还是可以抵消这些的。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给过我莫大帮助的几位先生是不能不提的。一位是欧阳绛教授，他是数学史专家，思维学专家，还出版有很多翻译专著。他是我走上学术道路的引路人，在本书的出版和翻译过程中，都包含着他的帮助，是他帮助我联系出版社，并在翻译过程中出现难题的时候，我们一起讨论解决；一位是陈霞村教授，他的专业是古典文学，翻译中有些日文是古文，我先把日文的古文译成中文，再请陈教授给我翻译成中文古文，给我的译文增色不少；一位是已故的日语专家王一凡副教授，他曾经是新华社的高级翻译，有很好的文字翻译功夫，有些翻译文字，我翻译出来怎么读都觉得别扭的时候，就请王教授给翻译一遍，通过对比，使我学到了很多翻译的技巧。在此向他们三位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还请作者夫人宫琦千代先生写了中文版序言，其时在东京访问的北京大学教授贾蕙萱先生把它翻译成中文。一切就绪，就等着书的出版，结果却等来了不能出版的消息，就此搁置了下来。
宫崎夫人在中文序言里说这本书出版后将陈列在荒尾市宫崎家的纪念馆里，我也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想法，2006年我去日本鹿儿岛访问，本想顺道去熊本县宫崎家的纪念馆看看，想想自己的努力还没有兑现，《宫崎世民回忆录》还没有陈列在那里，去了说什么呀，有了这样的念头终于也没有成行，只好等哪天书出版了再去参观也不迟。
在书即将出版的时候，特别要提到母亲。那时候，父亲在大学做教授，母亲操持家务，没有社会名誉，也没有社会地位，她的全部世界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兄弟姊妹六人和父亲。解放前，母亲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虽然生活殷实，但观念却是落后的，不让家里的女孩子读书，所以，母亲不识字，也没有上过学，虽如此，母亲却懂得很多大道理，尤其是深深知道没有文化的缺憾，所以，对父亲的事业无条件地支持，对我们兄弟姊妹上学的事无条件地支持。父亲一直忙着自己的事业，教育子女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母亲的肩上。这样，很多人生的道理母亲理所当然地就成了传授者。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们也一个一个长大成人了，懂得母亲的辛劳了，母亲也老了！我们的事有些她理解，有些她不理解，但只要我们的事业遇到困难，母亲总是一百个支持，毫无怨言。母亲就是这样，谁做自己认为的大事，她就会支持谁，为父亲，为子女操劳了一辈子。母亲总是说，她这一辈子，一事无成，一生都围着锅台转，要是小时候家里让她读书，她今天也可以做教授，这是母亲的遗憾。其实，在我们姊妹的心中，勤劳一生的母亲，她是成功的，是伟大的，虽然没有做成教授，但她是一个伟大的人！伟大的母亲！还有什么比这更成功呢！记得翻译此书的日子里，母亲看着我每天忙碌的样子，就想方设法从饮食上给我增加营养，时常在一旁数数我翻译的稿纸，提醒我今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当遇到我翻译到深夜还在灯下抄写的时候，就提醒我事情要一点一点地完成，不能指望一口吃成个胖子。一杯水，一个苹果，一句提醒的话，没有大道理，点点滴滴积累了母亲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母亲就是这样关心着自己的孩子！母亲于2010年元旦去世了，她不能看到此书的出版了，但她泉下会有知的。
本书能得以出版，是与王静鸿博士的大力支持和郭晓鸿博士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在此，深表谢意。
杨贵言
于兰州雁滩民建省委
2011年5月12日
shygy@yeah.net
除了浩瀚无边的宇宙以外，万事万物都有始有终。人类的终点不知何时也会来临。然而，人们却忘记了自己迟早有一天也会死亡的事实，尽情地享受着生的快乐。一个人死亡了，同时却也获得了新生。如果世界没有变化，也就没有万物的存在，从而也就没有人类的历史。世界缺乏变化，人生就会显得平淡无奇，而变化太快，又会勾起人回忆往事。这就是人生。
我辞去日中友好协会的工作之后，就决定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回忆录。人们常说的一个词叫大器晚成，我的情形可以说是小器晚成。从什么也不懂，到小学、中学、高中，直到进入大学，在初涉世事之后，又开始投身于日中友好运动，我把这些回忆及日中关系的前前后后写成几篇感想，整理成册奉献给读者。
既然开始写了，总希望能多几个读者。当时和一位朋友商谈，他说：“如果是你写的回忆录，那肯定畅销，我可以帮助你。”其他的朋友则劝我说：“写对现在的中国带有批评意思的文章没有用处，因为中国人即使不读你的回忆录，对实际情况自己也非常清楚。”
可是，我多少也了解一点现在的中国社会。在中国，不管怎么说，还是有言论自由的，但如果谁也不第一个开口，那么，就不会有震撼人心的破天荒的语言。再说，内情虽然自己清楚，但往往是短视的，而像我这样远距离地从外国人的角度看问题，也许看得更清楚。正如鲁迅说的那样，显微镜不能取代望远镜。我决定叙述有关用望远镜观察到的中国问题的想法。虽说如此，这也许还是有点类似于盲人摸象。
无论如何，我打算带着对日中友好的真情实感来撰写此书。其中也含有作为外国友人的直言，这与其说是为了日本读者，倒不如说是为了中国读者。写出来的东西如果真有一点参考价值的话，那我就感到无比欣慰了。
对于我来说，二三十年前翻译过萧乾先生以实录形式写的关于中国土改情况的一本书，并偶尔给报纸写些有关时事问题的文章，但是，能称得上自己著作的东西却一部也没有。这本《宫崎世民回忆录》如果没有青年出版社福井肇先生的帮助，恐怕就不会和读者见面了，在此特表谢意。
1984年3月
《宫崎世民回忆录》分为两部六章。第一部是奇人传记，第一、二章回忆了宫崎世民家族史及本人学习的经历，第三、四章主要回忆了从事中日友好运动的经历。第二部是奇人奇语，第一章是向中国的直言，第二章是向日本的直言，主要是作者对中国问题和日本问题的感言。从内容上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史料珍贵；二、视角独特；三、对中国友好；四、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
《宫崎世民回忆录》由杨贵言翻译。
宫崎世民(1902—1985)，日本日中友好协会前理事长。熊本县人。宫崎滔天(曾协助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并任该会顾问)的侄子。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专业。早年在保险公司工作，曾参加该公司的“共济工会”以及“关东消费组合”的活动。1937年应征入伍，随侵华日军到过上海一带，1939年退伍返日本。1940年在上海经营发电厂，1946年回国。从50年代开始从事日中友好活动。多次访问中国。历任日本友好协会理事、常任理事、副会长、理事长等职。1985年8月19日病故。
杨贵言翻译的这本《宫崎世民回忆录》所写的内容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从什么也不懂，到小学、中学、高中，直到进入大学，在初涉世事之后，又开始投身于日中友好运动”，将“这些回忆及日中关系的前前后后”写成的“几篇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