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以及精神思想资源、教育问题等研究。

《血是热的(学者随笔)》为作者散文随笔精选，内容分为我的家庭与成长经历、和第二故乡贵州关系、和北大关系以及我的教师梦等，比较充分地展现作者人生历程与学术、思想成就。

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以及精神思想资源、教育问题等研究。2002年退休后继续与青年朋友以各种方式交流对话，为成长中的学子们打开广阔的精神空间。

《血是热的(学者随笔)》为钱理群的散文随笔精选，内容分为我的家庭与成长经历、和第二故乡贵州关系、和北大关系、我的教师梦、和当代青年的关系以及关于右派人物的文字等，比较充分地展现作者人生历程、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等。

《血是热的(学者随笔)》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发行。

辑一 哦，你是我的父亲

 我的家庭

 哦，你是我的父亲

 这也是一种坚忍与伟大——先母逝世二十周年祭

 哭好哥

 愿你永远是年轻的革命者——悼二姐

辑二 压在心上的坟

 无以表达的悔恨——奉献于三哥的灵前

 我还感觉得到他的手温

 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永远压在心上的坟

 我的隐痛——在北大最后的讲课

 一封寄不出去的信

辑三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报春晖”的意义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贵州读本》编者絮语(选)

 我读《一个人的安顺》

 小城故事

 思想寻踪——篮子《山崖上的守望》序

辑四 保留一块精神的圣地

 我与北大

 北大校园里的“兔子”

 我的那问小屋

 从麻木中挤出的回忆——王瑶师逝世一周年祭

 承担、独立、自由、创造——谈谈《民国那些人》

 保留一块精神流浪汉的圣地

 北大的一只乌鸦——我的告别词

辑五 我的教师梦

 我的教师梦

 曾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

 以“思想者”的立场，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

 我理想中的中小学教师

 这才是个合格的，真正的教师——读王栋生老师的教育随笔

辑六 我和当代青年

 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震灾中的思考

 相濡以沫——我和青年朋友的通信(选)

辑七 面对血写的文字

 面对血写的文字——初读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

 步履蹒跚却永远向前的背影——记林希翎大姐

 活着的理由——我看纪录片《和凤鸣》

 在这位女性面前我们羞愧难言——读李蕴晖

 《追寻》

 “右派小人物”的命运和境界——《钟朝岳文钞》代序

辑八 竟是如此沉重

 青春是可怕的

 精神界战士的大悲剧——读朱珩青《路翎——未完成的天才》

 这本书竟是如此沉重——我读《神史》

 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

编后记

我的家庭

先谈家庭。我出身于世家。外祖父项兰生，他一生经历很丰富，从晚清到辛亥革命，到1959年去世。我昨晚还在看他的年谱，看得津津有味。外祖父出生于1873年，是晚清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王韬的学生。他的年谱里有一段对王韬的回忆很有意思：“韬师住四马路十路……韬师谈论甚豪，论天下大势，历两时许，滔滔不绝。”第二天他又请外祖父吃饭，“并赠著述十数种，以后往见数次，几曾嘉许，颇得教益，并尝日通书后，对于八股文不必看的太重，务必多读史书，认识世界大势，为立身行己基础。功名问题，可以坚决放弃。”这里记述了我外祖父受王韬那一代的影响，老师强调的是：八股不要看得太重，要多读史书，认识世界大势。这是一个非常开阔的眼光。后来我外祖父成为维新派人士，他最早在杭州办白话报，开办安定学堂；然后又担任浙路公司公务科长。办学堂，办报纸，修公路，这都是开时代风气之先的。以后他做了大清银行的秘书官，他的日记记载了辛亥革命时大清银行界对革命的反应，我看了觉得很有史料价值。以后他又创办浙江兴业银行，担任董事长，到五十岁时就退休了，五十六岁(1928年)时完全退休。可以看出他是早期维新派人士，而且又较早参与中国银行界，应该是江浙实业界的一个代表人物。

我的父亲天鹤先生是安定学堂第五届毕业生，外祖父就把长女嫁给自己的得意门生。我的母亲从小受西式教育，请英语老师教英文。父亲后来大概是1906或1908年去美国留学。他先是考取了清华学堂预科，然后从清华毕业后到美国康乃尔大学学农科。胡适也在那里学农科，他应该是胡适的同学。我曾谈过20世纪初有两次留学高潮：第一次是包括鲁迅在内的留日学生，主要学习人文科学，学军事，学政治；第二次高潮是我父亲这一拨留美学生，主要学习自然科学。那时著名自然科学家竺可桢、语言学家赵元任等都是我父亲的朋友。他们发起组织自然科学家团体，办《科学》杂志，我父亲是最早发起人之一。我曾经研究过他们的《科学》杂志。当时在中国比较早提倡民主科学，一个是《新青年》，另一个就是《科学》杂志。我们过去对自然科学这一块不够重视，其实真要研究“五四”，自然科学家是不能忽略的。我父亲基本主张农业治国，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后来“好政府主义”成为这批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强调要改变中国面貌必须进人体制内，这与我们今天某些知识分子的思考非常接近。所以蒋介石1928年统一中国后，国民党也试图走专家治国的道路，有一批专家进入国民党政府机构内，我父亲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参加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时担任国民党政府农林部的常务次长，相当于今天主持业务工作的副部长。我父亲主持全国农业有十五年之久，在抗战时期对大后方农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我研究了他的农业思想，觉得非常有意思。他提出一个观点：发展农业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为达到这个目的要综合发展，强调农业的商品性，发展商品农业，而且从金融、信贷、生产、流通、科技、教育——各个环节发展农业经济，这些农业经济思想与今天非常接近。但当时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下不可能实现，实际上没起多大作用。在我看来这也是个悲剧。总的说来，我父亲属于胡适这个体系。1948年胡适准备组阁，我父亲是他组阁名单中的农林部长。我另外一个哥哥，三哥，抗战时从沦陷区逃到重庆，后来跟穆旦他们一样作为大学生当美军翻译，以后进入外交界，1949年从大陆到台湾，以后又到美国，做国民党驻旧金山“领事”。他和父亲都属于国民党系统。

我另外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属于共产党系统。我们家庭有两次大分离，一次是抗战初期，父亲随国民党迁重庆，就把几个较大的哥姐留在上海外祖父和舅舅家；我生于重庆，当时哥姐还在上海沦陷区，我们没见过面。我二姐抗战时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在上海参加新四军，成为一个文工团员。她的丈夫丁毅，就是《白毛女》的作者之一，是一个忠实的老共产党员。我和二姐解放后才见面。还有一个在沦陷区的哥哥也参加地下党，成了南京学生运动的一个领导人。在《1948：天地玄黄》有两个地方提到我的哥哥姐姐，别人不知道，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秘密。里面有两章比较特别，别的文学史家不会写，这与我的家庭遭遇有关。其中一章写学生运动中的文艺活动，可以说这一章是为我的哥哥写的。还有一章写解放区的文工团活动，为的是纪念我姐姐，而且还引用了一段她的文字，是有关知识青年与战士结合的感受，写得非常生动。我用这种方式默默纪念我的哥哥姐姐，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大家后来不提这些老共产党员，我觉得不大公平，所以我尽可能地写到他们当年的贡献。

我们家第二次大分离是1949年前后。1948年我父亲把我们从南京带到上海，当时准备从上海逃到广州，再逃到台湾去。结果到上海后我母亲不肯走，因为他们兄弟姐妹一家人都在上海，我外祖父的好朋友陈叔通和张元济当时都是进步人士，跟共产党有联系，所以我母亲不肯走。于是就让我父亲到台湾看一看，一看就回不来了。所以这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我曾经跟李欧梵先生(我们两个同年)开玩笑说，如果当年到了台湾，就是跟他在一起了，所以历史是说不清楚的。这就是我们家第二次分离：我父亲去了台湾，我当外交官的哥哥去了台湾，后来我大哥去美国留学。我们家后来再也没团圆过，我曾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家的悲剧：生不团圆，死各一方。我父亲葬于台湾，三哥葬于旧金山，母亲葬于南京。

选自《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P2-5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就做过钱理群的“粉丝”：那时在南师附中他读高三，我读高一，同在仿苏建筑凹字型教学楼的三层与一层。那时他是“长着圆圆的大脑袋的小男孩”，被呢称作“钱大头”，“是全校老师、学生公认的学习、品德兼优的模范学生”(《哦，你是我的父亲》)。我多次在大课教室里听过他如何读书如何作业的学习报告。1956年他考进北大新闻系，他的多才多艺仍给我们附中众多的学弟学妹们留下不尽的遐思。

改革开放后，南师附中恢复校友与校庆活动。钱理群历经波折已在北大中文系做教授了，他是海内外一百多届校友中视母校南师附中(1902年创立，1908年有首届毕业生)为“精神家园”的第一人。2004年3月，钱理群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回到母校南师附中给高中学生一连四十多天上鲁迅作品选读课，我作为“粉丝”在旁听席上又一次目睹了已成为大学者的钱理群的风采：“大学者‘大’在哪里？就‘大’在他们始终葆有赤子般的纯真、无邪，对世界、社会、学术永远有好奇心与新鲜感，因而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承担、独立、自由、创造》)钱理群的赤子之心感动了附中，也感动了社会，讲课稿随即被编为《中学生鲁迅作品选读》，成了江苏省语文新课改的选修教材之一，钱理群以“赵黔生”的笔名与南师附中语文组的几位老师列为“编委”，而两位“主编”依例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我不理解，而钱理群十分坦然：“我现在有两个身份，一是教师，二是学者；但对于我来说，教师始终是第一位的，我在很多场合都反复强调，希望人们把钱理群首先看作是一个教师。我这个人有深入骨髓的教师情结，天生的就是当教师的料。”(《我的教师梦》)在我这个钱理群的“粉丝”看来，钱理群是教师第一，学者第二；课堂上的钱理群胜过文本上的钱理群。

钱理群是在北大成长为一位大学者的：“我与北大因鲁迅而结缘。——四十多年前，我在北大读了《鲁迅全集》而初识这位影响终生的精神导师。以后在命运安排下，我离开北大，走出京城，只身来到古夜郎国，伴随我的就是这套《鲁迅全集》。就这样进人了生命的沉潜时期：沉潜于鲁迅，沉潜于中国社会最底层。这时，才开始懂得了鲁迅，于是又有了‘回北大讲我的鲁迅’的梦。”(《我与北大》)

钱理群师从王瑶先生。钱理群感激王瑶先生当年招研究生独独不考英语，才让在贵州深潜十八年的已不习英语的他能脱颖而出重回北大读书。“在我看来，王瑶师正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鲁迅式的学者，鲁迅式的知识分子。”(《从麻木中挤出的回忆——王瑶师逝世一周年祭》)名师出高徒。钱理群以《心灵的探寻》(1988)开始走上研究之路，连同此后的《周作人论》(1990)、《周作人传》(1991)、《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1994)等“四大名著”，奠定了他在鲁迅、周作人、曹禺等现代作家独特个性研究领域的学者地位。本想从这“四大名著”中摘录出一些编入这本随笔以飨读者，但因其严谨的学术体系与各自不同的视角，我揣摩再三却终究无法下手。

阅读与研究文本，与作者或读者进行心灵的对话，是钱理群独自开拓的侧重于精神探索的一种学术阐释：“对于以阅读与研究各类文本为职业的我”(《这本书竟是如此沉重》)，“却从未间断心灵的交流，精神的对话与传递”(《我与北大》)。

钱理群的这种“心灵的交流，精神的对话与传递”的学术阐释有三大特征：第一，宏观鸟瞰与微观透视的融合。钱理群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在精神探索中一有感悟，即登高大呼，热望有同志者与他一道前行。比如1998年他曾发出过这样的呼唤：“所有‘右派’兄弟姐妹，你们在哪里？”随即开创了一门新学科：“1957年学”。又比如1999年他以“思想者”的立场介入中小学语文教改：他身先士卒，从宗旨确立到框架设计，从章节划分到评注练习，均亲历亲为，以主编身份亲领数十位志同道合的大学中学教师，编著成《新语文读本》(分小学、初中、高中卷)和《新语文作文》(分小学、初中、高中卷)，社会评价高过统编教材，反响热烈。第二，大立信仰与大破迷惑的期望。2007年9月钱理群对北大中文系学生说：“没有信仰，没有目标，什么都不在意，都无所谓，这确实是个大问题，生活中没有了依赖，人就失去了主心骨，脊梁也就挺不起来了。”(《承担、独立、自由、创造》)钱理群回顾道：“向北大81级至97级连续十七届的学生讲了十五年鲁迅。我至今也不能忘怀：80年代每一次讲课都是一次心灵的强烈共振；……进入90年代中后期，人们仿佛又发现了鲁迅，以致北大最大的教室也容不下听课的学生：不是又有了什么‘热’，只是年轻人在作自我选择时，更愿意倾听鲁迅的声音。”(《我与北大》)钱理群与青年学子相濡以沫，生死与共，受邀到各校演说，与青年朋通信通话，更以博客上网广交朋友，传扬“五四”精神，深信鲁迅精神在民间、在青年，期望青年有“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志向与精神。第三，高层文化与底层社会的沟通。钱理群视贵州与北京为他的两个精神基地：“我在1960年大学毕业以后就被分配到贵州，直到1978年到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而离开，在贵州生活了十八年。这正是我从二十岁到三十九岁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我在贵州经历了大灾荒的年代与文化大革命的大劫难，这就意味着，在我人生道路最艰难的岁月里，是贵州这块土地和贵州老百姓，以其宽厚的胸怀接纳了我，我也和他们一起共同经受了生命的磨难，而建立起了永远隔不断的精神上的血缘关系。”“这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此后二十七年的北京生涯中，我也一直保持着与我当年工作的贵州安顺的密切联系，以至于我经常自豪地说：我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处于中国思想、文化、教育高端的北京大学，一个是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贵州，我的学术生命正是因为有了这两大依靠，才获得了一种独特的风貌与价值，同时也赋予我一个使命，即要用自己的学术与教学活动将中国的高层文化与底层社会沟通。”(《“报春晖”的意义》)他常去贵州讲学，与贵州朋友一道编著了《贵州读本》。2004年他回母校南师附中给中学生上课，也是一种“报春晖”的情结。

钱理群因其“深入骨髓的教师情结”，他的运思写作采用了一种相濡以沫、心灵交流的“对话”体。这种“对话”既是发自肺腑的，也是激于时代的，处处闪耀着“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志向与精神。

本文集在编选过程中，得到钱先生的具体指导，在此深表感谢。

许祖云

2010年3月21日定稿于南京水木秦淮之月光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