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少年
泉州，福建东南沿海，晋江下游北岸的一片秀灵之地，因其北郊的泉山(又名清源山)而得名。隋朝开皇九年(589)始改丰州置泉州，时治在今福州市之闽县，辖今福建全境。唐朝时福建境内分置数州后，泉州辖境始缩小为闽江下游地区，后一直为州、路、府之治所。唐景云二年(711)改原武荣州为泉州，治在晋江，即今天的泉州市。元朝时为泉州路，明朝时改为泉州府。
泉州府在宋元时辖有今晋江流域、澎湖列岛及厦门、金门、同安等市、县，是当时中国海外商业贸易最发达的地区。为便于管理和税收，宋元祜二年(1087)，宋朝政府在州城设置了相当于今天国家“海关”的“市舶司”，专门负责对海外商业贸易的管理和税收。南宋至元，这里是全国最繁荣的海外贸易中心。为此，当时的泉州城南专门划出一块“特区”供从阿拉伯远道而来的商人们居住，谓之“蕃坊”。在元初时来到中国的大旅行家马可·波罗眼里，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最热闹的商港之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外通商口岸，比广州早几百年。
让我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一千多年前泉州城的情景。这里当然还没有高速公路、飞机和高楼大厦等这些现代化的象征物，但她依然有着那个时候在全国其他地方难以想象的独特风韵。你一来到海岸，就会立即被这片耀眼的蓝所征服。这里，碧波荡漾，一望无际。你的一生中，可曾有过什么时候如此时，十分真切地有一种纵情投入大自然母亲怀抱的感觉？你不由得想喊、想叫、想跳，甚至想飞！是啊，你真想知道地到底有多大，天到底有多高。到此时，你才真切地意识到，以前的你，真真是一只井底之蛙，活得可怜极了，今日之你才真正一睹海的容颜、海的生机、海的风韵、海的胸怀。伫立岸边，纵目远眺，在蓝天白云之下是点点白帆，那是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生活在船上的那些你也许根本不认识的人，正是当时世界上活得最累，但也是最有见识、最有生命活力的。码头上挤满了五颜六色，形状、大小各异的船只，穿梭如织的人们正忙着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东西搬上搬下。进入城内，沿街店铺林立，商贾如云。信步其间，你会不经意间看到斯里兰卡的银首饰、印度的香料、马达加斯加的木雕，或波斯的挂毯。这里，你亲眼见到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其乐也融融……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如果说，发端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是以农耕为主要生存方式，以黄为生命主色调，那么，对这里的人们来说，蔚蓝色才是他们生命的主旋律。他们自幼就有一种“海之恋”，不安于土地的安稳，宁愿置身于诡秘莫测的海洋，喜欢驾一叶扁舟，去海上讨生活。到附近海域捕鱼捞虾，或干脆一帮人树起风帆，趁着季风，飘洋过海，来往于两洋三洲之间。海之旅意味着将自己的生命彻底交付给大海，蔚蓝色的海水便是命运的象征，既是诱惑，又是考验。虽“来自黄土，死后必归于黄土”，但一生的精力却是在征服海洋。
黄代表着一种质朴，一种厚实，一种安稳。千古以来，以黄河流域为发端，中华民族的祖先们世世代代背朝青天，面向黄土，靠一片后土，一双粗手，再加上大自然一年四季的稳定节律而春播、夏耘、秋收、冬藏，也就基本上可以生存了。这培养了他们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和对这个世界太多的信任感。他们相信这个地球是为人而诞生的，星星是为人而闪光的。人类已有的几种生存方式相比，农耕是安全系数最大的一种，但这种生活方式同时也使人们养成了得过且过、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惰性。
海的蓝色也给这里人们的命运涂上一层浓浓的以蓝色为底蕴的传奇色彩。出海去，意味着主动地去跟命运打赌，对幸福的追求是热烈的，但由出海而带来的生生死死、悲欢离合格外触目惊心。
海是地球上最活跃、最不安定的部分。蔚蓝色是诱人的，她充满了未知的变数。她温柔，安祥如母亲的怀抱；她威严，能顷刻间吞灭一切。“蓝”代表着一种活力，一种挑战与应战，一种不安分，不安于现状，永不满足的浮士德精神。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当整个民族还满足于以农为本，“不患贫，患不均”的小农经济时，这里的人们就有了强烈的商业意识。在这里，君子不以言利为耻，大大方方地以富裕为人生理想，不满足于靠生产来果腹，而喜欢靠经营，靠贱买贵卖来生利，而且，还把生意做到了国外。长期的海外贸易传统，泉州人练就了一副精明的大脑。可以说，他们是中国商品经济的先驱。这里是中国中古世纪最早的经济特区，最早以商业性闻名。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这个闭关自守的国度与时代，这里的人们最先走出黄土地的限制，面向海洋，面向世界。当整个中国的人们还坐井观天，自以为是天下之中心时，这里的人们就远涉重洋，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更为色彩斑澜的世界；当全中国的人们还抱着华夷之别的偏见时，这里的人们已经了解了海外的异域文化，而且已经与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们和谐相处了。他们已具有了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泉州也以开放性，以多姿多彩的文化交融名满天下。
虽然对今天的人来说，这一切都太平常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可千万别忘了，当时的中国尚处于闭关自守，基本上与世隔绝的状态。一直到明朝，中国的海禁还甚严，既禁海民私自与外国人有各种交往，也禁止沿海渔民人海捕鱼。在这样一种情势下，这里，不论其开放的人生视野，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还是其浓烈的相互交织的多彩文化，对尚处于中古时代的中华帝国，都是一道极其难得的风景线。
中国自古就有“地灵人杰”之说，以为山川之灵气一定会造就风流人物，这大概是“天人合一”信仰的一个具体表征。依此，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如果出现一些不同寻常的人物或事件，就应该是十分可以理解的；也许相反，如果没有任何特殊的人物或事件，反倒不可思议。
我们的主人公，明代伟大的思想家李贽就是凝日月之灵气、集山川之英秀、汲多彩之文化而成就的一位名士。一方水土一方人，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的人文胜迹，都为李贽这一思想家的成长抹上了一层厚厚的底色，成为其心路历程中的十分重要的无意识积淀。
扑朔迷离话家世
李贽所在的福建晋江的李姓家庭一如泉州一样，充满了神秘的传奇色彩，更恰当地说，正是色彩斑澜的泉州文化的典型代表。
晋江的李氏初祖李辅官，字弘弼，为唐朝武阳懿公李大亮之八世孙，河南光州刺史李若翁之中子。唐僖宗乾符元年(874)时，李辅官任安徽寿州参军。僖宗光启元年(885)，秦宗权发乱于河南蔡州，李辅官依令前往。辅官长期寄居于福建的汀漳，第二年，叛乱既平，李即率部返回福建。最后，兵事息，依例部卒就地解散，李辅官也就在福建的泉州安家定居了。
话说李辅官一脉传至第十九世李闾(字君和)，已是元朝末年。李闾有二子：长子名驽，字景文；次子名端，字景顺。就是这个李驽，后来改姓为林，又叫林驽。从此，李姓一门，分为二宗，一支仍继承李姓，另一支则转为林宗。但后代子孙们往往有先林而后李者，又有先李而后林者，林李各有其谱，然又有林李合谱。林李二宗分分合合，甚是繁复，平添了几分扑朔迷离。这一分为二，自有其中缘故；分而又合，反证出扯不断的血缘亲情。李贽对这种有分有合的林李故事就甚引为骄傲，后来他特为其一世祖作一对华表云：
九世同坟，历代明禋先俎豆，
一宗两姓，熙朝文物夸李林。
那么，李驽为什么会改姓为林呢？
原来，这李驽素以海上贸易为业，他家的船常往来于吴越间，当时即是泉州有名的巨富。明初太祖洪武九年(1376)，李驽奉诏出海去西洋。返乡时，竟然带回一位阿拉伯太太，而且他本人也信奉了伊斯兰教，一应生活行为习俗，均依其夫人而行。这一事件，震动了整个家族，当时其父祖的心境，举族乃至全乡的哗然，是可想而知的。身为华夏之人而娶夷人，习夷语，这不是“以夷变夏”，与祖训正好翻了个儿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今虽有后，然为夷人血统，变了汉种，这与无后何异？身为长子，竟公然干出这等断祖宗香火的大逆不道之事，真是要眼睁睁气死乃翁。此后，还有何面目见眼前族内的众人和死去的祖先呢？气愤归气愤，但李驽天生是个执拗的种，不管族内长辈的软磨硬吓，就是不改其行，终身信奉伊斯兰教，也不休他这位“色目”太太。最后，万般无奈，族人们做出决定：将李驽逐出李门，令其自立门户，此后子孙也不得以李为姓，于是，李驽从此便改姓为林，这便是林李分宗的由来。这是当时所能想到的最严厉的处罚，也是宗法社会中最典型的对叛逆的制裁。
然而，这一事件虽对李姓族内来说，是一件大事，但想来在泉州这个地方，绝非第一次，也非唯一的一次。如上所言，泉州城，晚至南宋时，就有大量的阿拉伯人定居于此做生意，长期以来，汉族与这些异乡人你来我往，互相交流、彼此影响，以至通婚，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这一事件，虽在发生时很让当事人有些激动，但后代子孙们便会见多不怪，想来以后的泉州人必不少效仿李驽者，故而林李二宗的后代们想来也渐渐对祖辈的行为有了更多的理解。说来说去，林李二氏毕竟是同门，于是，便有了此后林李二姓相依相助的和谐关系。
作为晚辈的李贽，读到其第二十世祖林驽的人生故事后，该作何感想呢？想来作为有着同样坚卓个性的后人，他一定会对其先人有深刻的理解、宽容，会心一笑后甚至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激赏与自豪。没有先祖特立独行的风范，也就不会有李氏门宗的传奇色彩。想必李贽日后面对世俗对他的刻薄时，这位先辈的浪漫故事一定给他不少的精神安慰，他一定会引以为同调，视之为前辈知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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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时期，阅读李贽的著作已经成为一种风尚，无论是民间学者，还是达官贵人，都争相传阅李贽的作品，即使是强烈反对李贽思想的传统士大夫也不得不倾服李贽思想的震撼力，如朱国桢虽然极力批评李贽思想“坏人心，伤风化，天下之祸未知所终也”，但他却又说：“李氏诸书，有主意人看他尽足相发，开心胸，没主意人看他定然流于小人无忌惮。”司马朔的《李贽评传》通过剖析李贽的心路历程，进一步揭示了李贽思想感染力的由来。
——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 南炳文
生物进化由于基因变异，社会进步源于思想异端。作者从李贽的异端思想中看到了社会变革的前兆。
“李贽即鲁迅之前身，鲁迅即李贽之再世”，这是作者的断语。看李贽一介书生，一生“不肯与人同”，以独立之人格，进行独立之思考，知此言实为的论。
作者称本书为“演义”。正因为作者投入了自己的人生感悟，才把卓老写得鲜活生动，才能代卓老立言，才能写出一部独特的心灵史。
——百家讲坛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 毛佩琦
在晚明，李贽的声望和地位以及拥有的粉丝数量绝对远远超过今天的易中天和于丹，更重要的是李贽不是昙花一现，他是一个启蒙思想家，是靠思想的力量征服了无数的受众。司马朔的《李贽评传》为我们走进李贽的思想打开了一扇窗户。
——南开大学明史方向博士 张献忠
张献忠先生提醒我写个后记，我才意识到似乎真的需要写点什么，对这本书的写作缘由稍作介绍，以便读者理解。
这是本旧作，它躺在我的电脑里已快十年了。不意去年偶得献忠先生谬赏，竟有了面世机缘。
上世纪90年代，国学热兴起，保守主义思潮出现。其时有学人提出：中国其实亦有自主现代化之可能。中国现代史不应从“五四”算起，而当从明中晚叶算起。其时，本人正在上海复旦大学读博，以为此说殊可观。是啊，谁能说中华民族注定不能自主现代化？如果上帝对中国人有足够耐心，如果历史老人专门给中国人划出五百年的独立探索时间，不许他人干扰，谁能说中国人就一定不能自己走向现代化呢？当然，我还是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提前四百年进入了现代化的时代。
如果中华文明史并非人类历史之特例，亦能循人类历史之公则，难道我们就不能从中国古代史中发现一点趋向现代化的痕迹吗？其实，历史教科书早已提及明代江南的资本主义萌芽。只是近年来我们太专注于西学东渐，才把这方面的事实有意无意地淡忘了。
正是在这种自主现代化理念的影响下，我与师兄王毅策划了一套书，在明清两朝各领域中选一些能体现中华文化即将发生古今之变的象征性人物，诸如王守仁、李贽、徐渭、汤显祖、李渔等，让他们集体亮相，代表“旧邦新声”，哪怕仅仅是些蛛丝马迹。丛书的题目都想好了，叫“暮色晨星”，乃旧时代新事物之意。众作者已选定，可惜出版事宜未能落实，故而这套丛书只好作罢。
虽然这套丛书未能成功出版，但我本人还是完成了自己的写作计划，我选择的是李贽。最早听说李贽之名，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那时兴“评法批儒”，李贽被选定为中国历史上代表进步一方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当时自己还是个中学生，对报上所宣传的儒法斗争并不知底里，对李贽亦只知其名而已。
当我把李贽的著作收罗起来，认真阅读后，我感觉到自己与这位思想家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近了，对他日生敬意。中国历代书生，多以圣人门徒自居，辛苦一生，仍自惭在夫子门墙外，鲜有能于孔孟之道外另有想法者。李贽是在古代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他能不依傍圣贤，独抒己见，诚为异数。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个真正有独立人格、能独立思考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寥若星辰。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李贽即鲁迅之前身，鲁迅乃李贽之再世。然鲁迅先生的见识得之于异域文化的激荡与启迪，而李贽则未有此便。虽然若以鲁迅为参照，李贽之所言所行也许真算不了什么，但若顾及李贽所生活的时代，应当承认李贽能至此已大不易。
自己既非李贽研究专家，亦非中国哲学史专家。因此，若从专业研究的角度说，本人并非写这本书的合格人选。只是因为当时年轻气盛，无知无畏，单凭对李贽的热爱就开始了写作。因此，这并不是一本关于李贽的研究性著作，而只是一本介绍性的小册子，更准确地说，它只是我初读李贽的心得而已。写作时，我还算一个年轻人，一个学子。现在，重读旧作，我已人到中年，是一个从业有年的研究者了。若从严肃的学术研究角度看，这本书应当是不合格的，但我还是愿意让她面世，因为我将她定位于一种面向社会一般读者的普及性读物。为尊重历史故，除了一些错字，我对旧稿未做任何修改，因为这正是我当时所能有的水平。
专家们事业有成后，往往悔其少作，其实大可不必。人生每一阶段的经验都是唯一的，并因此而弥足珍贵。今天重读旧稿，我仍能感受到自己曾有过的青春气息，其情愫，其才思，往往为今日所不逮。年愈高而胆日谨，直谨到不再有激越浩叹，不再能才情飞扬，不再敢姿肆评说，只能写下些四平八稳、中规中矩的文字时，又何尝不是一种遗憾？
此书虽名为“评传”，也确实有传有评，然称之为“演义”亦未尝不可，因为其中的“演义”成分确实在在多有。这一方面是因为所掌握到的相关材料有限，但更多情况下，乃我有意为之。我的想法是：既然太史公当年在没有录音材料的情况下，能将那么多历史人物的对话、心理写得那么活灵活现，并因此而成为“史家之绝唱”。在大致相同的情形下，为什么我就不能代卓老立言，写出一部李贽的心灵史呢？我期望自己这些演义文字基本符合了他老人家的本心。
我想在这本书里搞清楚两个问题：其一，李贽这位思想家的人生经验结构：是哪些东西——儒、道、释，以及他本人的人生阅历影响了他的思想？我从中深切地体会到：伟大的思想家，其个人的知识结构往往庞杂，其思想也就未易以一二语判定之。其二，李贽精神心理的演变历程：他为什么走过这样的人生道路，有这样的结局？我似乎把握到了其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其不肯与人同的个性是李贽之所以为李贽的重要因素。性格对于从事创造性事业的人来说真是太重要了。一个人，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思想家，如果他性子太温顺、太随俗、太善解人意，或人缘太好了，他所创造的东西，便很难棱角分明。
我没有把李贽只当成一位思想家来处理，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哲学家，在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上，他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我把他定位为一个文人、一个书生。
谈到李贽，大多数人只注意到他思想的异端色彩。其实，即使他的具体言论没有异端色彩，李贽个人的行状在古代士大夫精神史上，仍相当突出。依李贽后半生的表现，他应当属于隐逸之士。但是，历代隐士中，有为坚持政治理想而隐者，如西周初年之伯夷、叔齐，有为避祸而隐者，如东汉时之向长，有名隐而实不隐者，如南朝时之“山中宰相”陶弘景。当然亦有为精神自由、人格独立而隐者，如陶潜。李贽选择辞官流寓，拒不还乡，有同于陶潜者。然在我看来，其更主要的原因，乃是他对读书和思考本身的爱好，他走了一条纯粹书生的道路。对于求知，中国文人历来持实用主义态度——“学而优则仕”。连皇帝劝学，也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诱惑：“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由此我们可以推想：读书若没有这些好处，中国人大概会乐于当文盲的，故而书生中亦鲜有真正以求知、思考为乐者。
撰写这本书时，我尚从教未久，曾把当教授视为高不可攀的理想。可一次闲谈中，竟有位前辈说：“我这辈子最不想干的就是教授！”我的心不由一颤，当一个人临死时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干了这个行当”，那该是多大的人生悲剧啊，因为他已经没有机会重来。那么，我自己到底要不要当书生，书生的价值究竟何在？
阅读李贽对我而言，不只是走进这位思想家内心世界的过程，同时也是我自己实现精神自觉的过程，从李贽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李贽为了读书、思考，先辞官，后弃家，在常人看来，那该是多大的损失；可是，他老人家就这样心满意足地走过来了。我从他那里，感受到了求知和思考的意义，感受到书生的价值。我写下的那些解读李贽的文字中，其实也有我自己的人生情感与领悟，敏感的读者当能感受到。从此，我走出了迷茫与焦虑，能够心满意足地做一个书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贽已成了我的人生导师，这大概就是一个思想家所具有的精神魅力。日后有学生问及如何才能做一个书生时，我这样回答：一日幸而脱贫，二日安于温饱。无前者不足以生存，无后者不足以真正以知识、思想为乐。
读者若能因这本书，像我一样地喜欢上李贽，那我就甚感欣慰，不负卓老了。
因定位为通俗读物，为方便阅读计，文中所称引李氏原文，大多译为白话，特申明之。
云南省姚安县博物馆与姚安县图书馆曾向本人提供了有关李贽的文物、图书资料，由燕君女士在此方面帮助尤多，在此特致谢意！ 感谢张献忠先生及为这本小册子付出劳动的各位编辑！
每临旧文感物华，翘首自是期新篇。
司马朔
2009.8.27
本书虽名为“评传”，然称之为“演义”亦未尝不可，因为其中的“演义”成分确实在在多有。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所掌握的相关材料有限，但更多情况下，乃有意为之。我的想法是：既然太史公当年在没有录音材料的情况下，能将那么多历史人物的对话、心理写得活灵活现，并因此而成为“史家之绝唱”。为什么我就不能代卓老立言，写出一部李贽的心灵史呢？
李贽是中国16世纪伟大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他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经济政治思想、文艺美学思想和宗教思想诸方面的理论创造，不仅超迈前古，也远远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他的富于自由精神的思想和新兴气锐的言论，不仅使他成为晚明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思想旗帜和一代思想文化巨人，而且对于晚清思想解放运动、日本明治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都发生了深刻影响。他所倡导的反独断、反迷信的怀疑精神、自由精神和社会批判精神，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探索现代理性的重建之路，仍具有重要启迪和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