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历史书,离我们最近的历史。
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在正面抗日战场,中日共计有23次大会战。据日本方面不完全的统计,侵华日军共伤亡85万人以上,最后投降125万人。而中国军队则付出了400万人的伤亡代价(加上平民,则要达到3500万人)。它是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年间,中国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战争。如此大的伤亡,如此惨重的代价,如此完整的胜利,这是我们所说的腐败的国民党吗?在正面抗日战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历经八年的抗战疲惫,再面对内战又会是怎样的战斗心情和力度?这一切,都将在本书中一一为大家提示。
本书是关于正面抗日战场的长篇历史故事,它以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为发端,以东北沦丧为起点,对国民党及各派系力量在正面抗日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做了真实的历史还原和充分的肯定。
全书犹如一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恢宏画卷,着力展现了在那个大时代背景下纷纷登场的各类人物的形象,生动刻画出中日两国在外交、战争等各领域的历史纠葛以及“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全方位殊死角逐。
作者以或幽默、或浪漫、或激越、或悲壮的笔调,带着读者重新走进黑土地,走进上海滩,走进大西南,领略曾经有过的那些铁甲和鲜花,眼泪和欢笑,欣慰与悲怆。
闯关东
清朝入关后,东北地多人少,一片荒芜。清政府为了吸引汉民去开荒,什么优惠政策都用上了。
当时有明文规定,你只要到了东北,就可以把自己当成是在外地开会住宾馆,什么也不用带,连毛巾牙刷都不要。政府会无偿供给你粮食、土地和耕牛,条件是必须加入当地户口,在东北落地生根。
要知道,这种政策就是到了现代也属于优惠的没边了。
既不要文凭,也不要资历,转眼问,房子票子车子就都有了,这种好事,到哪里去找?
可愣是没什么人去。
估计跟宣传不够有点关系,因为那会交通不发达,不太可能专门组一个考察团,开着车把大家先送到东北去看看,亲眼见识一下当地的美丽富饶。加上中国农民的乡土观念根深蒂固,都不肯轻易抛乡别土,离开祖辈生息之地,这就造成了政策很优惠,但群众并不踊跃的奇怪局面。
为了完成招生指标,有关方面对勤奋工作于招生第一线的同志也出台了相应激励政策,规定谁能招募到农民来东北的,连科举都不用考就可以给个官做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
所谓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到了康熙年间,经过十多年的推广,这条好政策逐渐为大家所熟知,往东北去的农民越来越多,尤以山东为最(“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
这回轮到政府着急了,因为满族人是从东北发家的,这里是他们的龙脉。人少了固然种不成粮食,但太多了,扰了地方清静,这“脉”还能不能延续得下去就成了问题。
于是清廷赶紧废止招民开垦的政策(“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并颁布禁关令,严禁汉人迁入关外,来了个前后两重天。
著名的柳条边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柳条边者,有满洲长城之谓也,其实说穿了就是一道篱笆墙,只不过这道篱笆墙的影子不知道咋就那么长,延伸开去,竟然长达千余公里,一下子就把关内关外给遮断了。
但是对于关内百姓来说,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粱,苦依然是一样的苦,到关外去讨生活已经成了他们在黑暗中唯一的指望。尤其到了嘉庆初年,老天不给面子,这里闹旱灾,那里发大水,连白莲教也跟着凑热闹,结果河北、山东等地弄得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大批难民不顾禁令,“蜂拥蚁聚”,“扶老携幼”,哪怕刀架在脖子上都要到篱笆墙那边去看一看。
闯关东,实在是吾国近代一个充满血泪和不堪回首记忆的历史名词。
至咸丰十年(1860年),禁关令已名存实亡,加上当时俄国人老是不怀好意地在黑龙江边上移来蹭去,清廷便采纳黑龙江将军“移民实边”的建议,正式打开了柳条边。一时间,关内“闻风踵至”,几乎把东北变成了一个“移民社会”。
到我们的主角登台亮相的时候,作为已经得以立足的新移民,他已经不再需要拼着性命“越过那堵墙”了,但为了生活,他还必须继续“闯”下去。
活着
如果不是家庭遭遇变故,老张的人生完全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可实际上家里一贫如洗,并没有什么财。店面是有一家,只不过有财老爸并无半点经商的才能和热情,他另有一个兴趣爱好,叫做“设赌抽红”,虽然偶尔也能赚点钱,却终非致富之道,所以家里就只好一直“无财”下去。
那个年月,读书考取功名是大多数人的梦想。张作霖也是如此,他甚至曾对识文断字有一种近乎虔诚的渴求。由于家里实在无钱供他读书,这小子就趴到私塾馆窗户上偷听,一来二去,把个塾师都给感动了,答应可以不收学费,让他免费跟读。
翻翻史书,穷孩子靠着这种虔诚得以走上仕途的还真不老少,大约从古到今,吾国吾民都是这么穷苦着熬过来的。这才有了范仲淹食粥划块,欧阳修芦苇习字的典故,他们后来也都学而优则仕,成为一代贤相名臣。可惜身逢乱世,张作霖却没了诸如此类的好运气。
光绪十五年(1889年)。老张应该对此刻骨铭心,因为老爸就在这一年被仇人给害死了。一夜之间,本来已经漏风透雨的家自此再也支撑不住,哗地一声全塌了下来。
那一年,光绪十九岁,将要亲政,他已经在考虑怎样治理天下,而张作霖十四岁,他面临的最大问题,却是怎样把自己的肚子给填饱。
无论我们现在怎么看,都不能否认这段经历对张作霖的重大影响。其实,在民国人物中,并不是他一个人这么倒霉。后来的蒋介石、黄郛,都是从小不是失去老爸就是失去老妈,这在无形中造就了他们性格中的一个独特之处,那就是一方面夹缝之中求生存,在激烈无比的角斗场中能够一拼到底,绝不回头,另一方面,在受到挫折时也不免时时触景生情,感伤身世,具有非常浓厚的悲剧情结。
不过那个时候,拜将入相与张作霖的距离实在太远,对于彼时的他而言,就算做个普通读书人也已经成为一种奢求。活着才是硬道理,当年闯关东的祖辈们留下的人生信条,再次交到了老张手里。
靠老妈一个寡妇显然是没法养活自己的,十几岁的张作霖便跟着一伙生意人到了高坎镇讨生活。
可是一个未成年人,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他能干什么呢?
答曰:像武大郎一样地去卖烧饼。
这个活实在太乏味了。既然没有书可读,老张也像他老爸那样学着开始耍钱玩。这下可好,大饼没卖出几张,老本却全给赔个精光。
那就换一个行当吧,学木匠。
老张捡起大锯,呲牙咧嘴地拉了几下,然后——
扔了。
这是人干的活吗,太累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乐趣。人的一生,怎么能在这样无趣的生活中度过呢?
这大概就是老张之所以为老张的特别之处:我要吃饱,但我也要幸福,我的幸福人生在哪里呀?
更现实的问题是,究竟哪一行适合于自己。
老张找啊找,终于找到了一样,那就是去跟动物世界的小朋友打交道:学兽医,具体来说就是相马和医马。老张发现这才是他喜欢而且擅长的,据说,他曾经把一部牛马经的要诀背到烂熟,一般病马在他手上都能做到药到病除。这之后,他就得到了一个在大车马店当佣工的机会。
东北的车马店就和沙家浜里的春来茶馆差不多,无非是“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只不过来客对茶没兴趣,他们只对马有兴趣,而这些客人中自然少不了旁门左道、三交九流。老张在这些人中间跑来跑去,识马相马的本事固然长了不少,识人相人,包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水平也在不断见涨。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以小伙子的聪明能干,假以时日,是颇有些做车马场老板的潜质的,那就是另外一个类似于胡雪岩的故事了——后者也是从钱庄小伙计开始干起的。P3-5
十五年前,在武汉珞珈山。
到处都是樱花,雪白的,粉红的。花衬着人的笑脸,人映着花的颜色。很多人游观,很多人走过,其中也包括我。
是谁种了这些花树?
说出来是很煞风景的事。那是更早的年代,一群来自东瀛岛国的日本人,更确切地说,一群日本军人留下的“纪念”。
十五年后,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论坛上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写抗战会从东北开始。
确实,我们记忆中的抗战,一直都是与卢沟桥的那声枪响牵连在一起的。
于是,我再次想起了珞珈山上盛开的那些樱花。
东北有肥沃的黑土地,他们要把樱花种在黑土地上,接下来,还会继续栽种到北京,到上海,到武汉……
事实就是这么简单,但又不止这么简单。
樱花不美吗?很美,但那不是属于我们的。
在绚烂的樱花树下,他们准备收获我们的果实,然后传播他们的文化。
没有意外的话,我们将世代成为他们的贱民。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那些不甘屈服的东北男人最早做出了反抗。东北军的最高首领张氏父子甚至为此付出了差不多一生的代价,而这一切,就是为了四个字:抗日御侮。
从第一个提着枪的日本人踏上中国领土起,从第一个跃身而起进行反抗的中国人起,抗战就已经开始了。
我期望这个时间点能被大家记住,尽管这可能只是我个人的“历史观”,尽管它可能被正史的轻轻一笑所忽略。
即使再缩短一些,从日本兵在皇姑屯埋下炸药开始,到“七七事变”,此间也已历九年。它的时间范围,仍然超过了我们通常所熟知的“八年抗战”。
事实上,我们的反抗从未完全停止过。
然而国土仍然在一天天沦丧。
为什么当卢沟桥一声枪响时,日军就能直接对北京形成包抄之势?
那是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占领了长城以北!
“今日欲救日本,即不能救中国”。这句“名言”是当年日本人当着面讲出来的。他们一定要灭亡中国,灭亡我们的文化和传统,这才导致了国人忍无可忍,抗战至此全面爆发。
今天,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抗战都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即共产党坚持了敌后战场,国民党主持了正面战场,而这个正面战场,也不是发端于卢沟桥,事实上,早在上海淞沪会战、长城抗战时,中日政府军队就已经较量过多次了。
忽然又想起了珞珈山的樱花。
就我所知,现在还有游客穿着和服在花丛中拍照留影。
无论赏花,还是拍照,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有问题的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日本军人在山上栽种樱花时,我们的先辈曾做过怎样的浴血抵抗,中国离被灭亡的命运也仅仅只相差半步之遥。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