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家庭有这样一个传统——“耕读传家”。简而言之就是一边耕地,一边读书。
“耕读传家”观念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普遍来讲,中国古代有四个阶层,即士、农、工、商。士一般指读书人,这些人没有固定的财产,却有文化、有追求,运气好的时候也能当官。士和农工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可以在乡下买块地耕种,甚至没钱买地的话,可以找个地方开荒。士一般来说不屑于去从事工商业,因为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工商乃是末业,虽然读书人经商赚大钱的也不少,但整体而言,士实在混不下去的话一般还是会选择去种地。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即使现在也还是很有道理的,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就更是如此,所以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很多皇帝春天时都会亲自耕种一块地,达到劝农耕种的效果。我们经常说“江山社稷”,“社稷”是古代人祭祀的谷神和土神,古人将其与“江山”合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工商不被看好,剩下的就只有入朝当官了。在远古时,大家都是打猎、采集,有饭大家吃。当官也没什么太多好处。我们看到史书上记载,尧舜禹都要干很多农活,舜要么挖井,要么修理房子,一天到晚风吹日晒地在外面耕地,年纪不轻了,还是一条光棍,最后尧看他干活卖力,又深得人民拥护,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他,并让他当了部落首领。禹也过得不轻松,治水九年,三次路过自己家门都没时间进去看看。
西周时,确立了分封制和宗法制,周天子把全国的土地分给自己的亲戚、功臣和夏商的遗民。如我们所熟知的姜子牙的后代被封在齐国,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周公的后代被封在鲁国,也在今天的山东,所以现在山东又常被称作“齐鲁大地”。中央称天子,地方依次称诸侯、卿大夫、士。诸侯也分给卿大夫一些土地和人民,卿大夫再分给士一些土地和人民,士之后不再分。同时,从宗法制的角度来说,天子的地位由嫡长子继承,诸侯、卿大夫、士也不例外。嫡长子那一支从家族角度来说被称为大宗,其他的被称为小宗。也就是说,相对于诸侯来说,天子是大宗,诸侯是小宗;相对于卿大夫来说,诸侯是大宗,卿大夫是小宗。依此类推。这样,国家制度与家族制度紧密结合,家国合一。秦朝之后,分封制作为一种全国性制度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更便于中央控制地方的郡县制。宗法制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的姓就是这一影响的证明,举例说,汪这个姓,其源头是鲁国国君的一个儿子被封到一个叫汪的地方,之后他的后代就都姓汪了。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国形成了一些专门治经学的家族,这些家族至少精通《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里面的一部经。在文化传播不是特别方便的古代,精通一部经,就有了一个饭碗,就有做官的机会。即使不做官,很多做官的都跟随某个人学过经学。如此,久而久之,朝廷大政就渐渐由读书人把持了。到魏晋时,形成了一些世家大族,这些大族光读书做官,不用种地。很多氏族子弟由于长期缺乏劳作锻炼,连走路都得要人扶着。其他阶层的人也基本上没有机会做官,政府没有新鲜血液注入,最终这套制度被科举制取代。科举制的创立将读书与做官直接联系起来,读书就有做官的机会。耕地的可以读书,可以读书就可以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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