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他们为历史留下见证
恰逢2009年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举行一年一度的老干部团拜会，与会者欢声笑语，济济一堂。似这般例会，年年举办，年年相似，今年大不一样。过去一年本所的科研成果固然令人鼓舞，然而更令人瞩目的是，有两本著作一出版就获得社会的好评，而这两本著作都是由近代史所的退休研究员自由选题，独立完成，按社科院学术管理的惯例，实属体制外的个人著作，没有领导的青睐，也没有任何资助，又都是大部头，冷主题，照例不为市场注意，可是好书不怕巷子深，一经读者阅读，就得到热烈的反响。
一本是由陈铁健整理的《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出版不久，就有多家报刊发出摘要。更有报纸刊载，读者评出2008年度最具有人文精神的十大著作，这本书荣列其中。传主李新在七十多年前是川东学联的主席，算得上旧时代的一名“愤青”，他怀抱救国救民的理想，组织一批青年，徒步赶赴延安，奔向革命，历任县委书记、吴玉章的秘书、近代史所副所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参与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主编多卷本的《民国史》和《中国革命史》，是海内外著名的现代史和党史专家。他一生奋斗在文化战线，风风雨雨，整过他人也被人整过，到晚年大彻大悟，畅开心扉，由衷地说：“是手段绑架了理想！”以忏悔之心道出他的经历、内疚和遗憾。所以这部回忆录展现的是一段已消逝的岁月，一度被涂饰的历史，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困惑，如今又深深地打动了21世纪新一代的读者。时代的差距没有妨碍两代人的沟通，反而引起强烈的共鸣，因为现实本是历史的发展，而历史感悟本身就有超越时空的穿透力，在后世赢得不绝的回响。
再一本著作，是由周良宵、顾菊英夫妇合作编写的《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系列，六十多万字的《文化革命大事记》和五百万字的光盘资料，这是他们历经26年广搜博采、求实存真、精心打磨的力作。当我捧着这样一部厚重的大部头，心中非常感动。要知道，周良宵是著名的元史专家，顾菊英是资深的近代史编辑，他们毕生从事的研究是远离时事的历史，在他们的既往论著中，从没有评说现实的议论，也从来不过问政治。可以说，他们是两个深坐书斋、与青灯黄卷为伴的书生，无党无派，似是桃花源中人，为什么到晚年风貌顿改，放弃熟悉的专长，以老弱病痛之躯投入“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周良宵身患癌症，顾菊英要忍受脑瘤开刀后遗症的痛苦。这是一个常人也不敢轻易触动的敏感问题，他们并非不知道可能会遭遇到的风险，却苦苦耕耘二十多年！以致这部著作蓦然面世，引得同事们惊讶不已，是什么力量推动他们走出书斋，面对严峻的现实，秉笔直书？是道义和良知！这是历史学家最可贵的道德操守，最值得大写特写的优良传统，它们都在这呕心沥血的皇皇巨著中，一览无余，在当今天下，竞有此等作者驱浊扬清，怎不令人敬重！
十年“文化大革命”，论时间，占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六分之一，而这十年是中华民族最疯狂、最惨痛、最堕落的十年，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人类历史上也堪称一场劫难。我们不应该忘记，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是改革的起点，三十多年来改革的成就证明，这是中国开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决策。正是对这十年浩劫的拨乱反正，扭转了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拯救了国家，拯救了党。无可置疑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是改革开放获得合法性和正义性的前提，忘记这场浩劫，就是对改革的背叛！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批判“文化大革命”都将伴随改革的业绩而载入史册，成为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记忆。如今当十年浩劫逐渐被淡忘的时候，这一著作以翔实、严谨的资料，历历可考的事实，重现那血雨腥风的年代和民众的斑斑血泪。虽然这一著作目前还不可能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成果，但读者会记住它，有朝一日当十年“文化大革命”再次被送上审判台，它，就是最有力的见证。 目前“文化大革命”档案尚未公开，在这种限制下，这部著作也许并不完备，甚或有讹漏，后续的作者一定会超过他们。然而棘地荆天踽踽独行者，是党外的一介平民。这部书是国内目前所见分量最重、规模最大的揭露“文化大革命”的当代史学著作，仅此一点就足以使共产党员们汗颜。古人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空话、大话说千遍、万遍，不如一句大实话！我深信会有更多的后来人尾随其后，完成这一时代的使命。
这两部著作的传主和作者，一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战士，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是从家门进校门，再进研究门的党外知识分子，“三门”干部。他们有不同的出身、经历和人生体验，虽然同在一个研究所却很少交往，如今已是阴阳两隔。当初他们不约而同地拿起笔，直面历史，又同在2008年年末出版作品，不期而遇，殊途同归，冥冥之中是什么力量吸引他们从不同方位书写历史的见证，是道义和良知！
这使我想起一个年轻人对我说的话：“刘老师，你们这一代人未完成的学业，可以由我们来完成，但你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和感受，如果不留下来，那就永远地消失了。”这是令我非常动情的一句话。可不是嘛！我们不幸生在波谲云诡的年代，有多少人不由自主地沉溺其中而至献身亡命；又庆幸经受了这千年难遇的风暴，大风大浪促使多少人从梦中惊醒，顿悟昨日之是是非非，重新找回自我，不亲身经历又哪能理解我们这一代的追求、迷惘和幻灭的痛苦。这句话代表的，是整个年青一代对我们殷切的企盼！P3-5
我们这一代人都成长在舆论一律、思想一律的时代，都已习惯相似相近的人事，凡有出格者都视为异类，甚至加以排斥。坐井观天看人，将人看成一种模式，这已成为思维定式。殊不知，这世界上山川日月，斗换星移，天地之间最为丰富多彩的是人，是人的面目、性格、心理和情感……
——刘志琴
不拘一格求真知
——我的自述
研究历史并不是我最初的选择。20世纪50年代的我以第一志愿考取复旦大学物理系，不久因病休学，这才捧起了历史书。起初完全是为了休闲和增加点知识，所以钟爱的是那些文史并茂的作品和史家。他们在散文诗歌中挥洒的文采华章，论史说理中分析精辟的智慧，都使我动心，我逐渐转移了专业的兴趣，复学时就进了历史系。
学历史的想法是简单的，就想做一名教师。这是永远与年轻人为伍的职业，教师有年老的时候，学生川流不息，永远年青，所以教师的工作是在充满生机的思想园地，在这样的园地里生息，拥有的是一颗永葆青春的心。可是天不从人愿，1960年毕业后我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深宅大院（它后来发展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直到1975年我才调到近代史所，开始做研究工作时已经38岁了。
当我以老大姐的身份与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并不后悔在多年学术组织工作中耗费的青春。探索历史真相、揭示事物至理的科学研究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仅此一点就足以使我不计功利，埋首书斋。
这段经历不同于一般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从我进入研究所以后，就有人认为我是学院派，也有人把我归入另类。说我是学院派的，是因为我从1960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多年来耳濡目染，所言所思，莫不与学术有关，沾染学院气，也算顺理成章；说我是另类的，是因为我曾在部领导的手下做过十多年的学术秘书工作，那在稳坐书斋的人看来，自不是正宗。
当我放弃有可能擢升官员的机会，来到研究所，为的是寻找一个独立思考的园地，能在这园地自由驰骋，这是我多年的梦。但在改革开放以前，那是一个没有自我的时代，服从分配几乎是学子的天职，领导指哪，我向哪，从没有越职的非分之想。当一个螺丝钉高于一切，自然要高于自己的遐想。
应该感谢“文化大革命”，这虽然是一场浩劫，但却使我茅塞顿开，我从政治思想的反思中，找回了自我。虽然它姗姗来迟，却是由我自己做主，真正属于我自觉自愿的第一选择。
这一选择也给我带来因缘际会。1979年，我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论东林党的兴亡》。两个月后，有一次接待日本著名学者、京都大学小野和子教授。在机场初次见面，连寒暄还没有来得及，她突然鞠了一躬对我说：“你的大作拜读了，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她的坦率、真诚令我非常感动，连刘大年先生也惊叹日本学者对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了解得如此之快。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一种看法得到附和固然高兴，有不同音调也是一种愉快，尤其是争辩后的思考，往往有出其不意的长进，我与小野先生就因为有不同见解成为挚友，交往二十五年。也是这篇文章使我体会到老一代学者的宽容大度。在这文章中我指名批评了学界的泰斗侯外庐先生的一种论点，当他看到文章后，不仅没有质难，还向历史所林甘泉所长表示希望调我到他麾下工作，这对我一个半途出家的研究者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研究历史真痛快！我常想，造物者对人类最大的恩赐，是赋予人类与众不同的脑袋，这与众不同的“众”，不是我、你、他，而是生息在大千世界中林林总总的生物品种。植物、动物，脊椎、灵长，等等繁多的科属，唯有人类才有一颗高高挺立在身躯顶端的能够思考创造的脑袋，从此人类才得以高昂头颅，傲视天下万物，自诩为万物之灵。
你说这脑袋是谓何物？在生物家眼中，它是血肉之躯的一部分，经不起撞击、重压，与其他生物无异；在思想家心目中，它是一个褒贬千古、纵横四海、无所不往的思想工具。而在史学研究中思考问题，不仅要发掘尘封已久的文史旧典，还要综览海内外学人的最新研究成果，融汇现代科学精神，发现前人见所未见之处，做出自己的一得之解，这是我的快乐之源。史学研究虽非我的初衷，却给了我自由翱翔的天地。所以在我刚进研究所的时候，给自己题了一首座右铭：“坐集千古之智，以善取为乐；不法前人后尘，辟蹊径求知。”
对于研究工作，我并没有将它当作职业，主要还是兴趣的驱使。兴之所至，论题经常会有转移，文章一旦出手，该说的话说完了，也许又被另一个问题所吸引。虽然多年来热热闹闹的成果大多属于社会文化史领域，但萦绕在心底挥之不去的却还是对明史的思考，这不仅是我参加研究工作的起点，更重要的是由于晚明历史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封建王朝发展到晚明有可能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却又未能走向转折，这一时代澎湃的思潮，变幻的风云，构成列代末世王朝从未出现的奇景异观，给今人留下不尽的悬念和思考。这有永远的吸引力，也会成为我学术生命的归宿。
文化史从20世纪80年代复兴后，我又踏人这个领域，这沉寂多年的学科重新崛起，引起很多思索。改写中国思想史是我搞文化史研究的想法之一。我曾写了一篇文章《公众人物与中国思想史研究》。这是一篇论纲。我认为，古代史研究也要注意公众人物。钱玄同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曾提出，明清时代影响中国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孔夫子，一个是关羽——关老爷。有些“愚夫”可能不知道孔夫子，但没有不知道关老爷的。匡亚明主张研究中国思想史所列出的名单就有关羽，但这也引起了争议。
何为封建社会的公众人物？这是社会上层、下层都推崇的人物，这有两类，一是“清官”，一是“义士”。这样的人物有他的永久性、神圣性。关公、包拯，永远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已经成为思想符号，具有全民性。中国社会是一个礼俗的社会，是以礼代法的。礼治是人治不是法治，清官为民请命，反对权贵的法外特权而受到民众的推崇。清官虽然只是理想化的形象，但是百姓是永远需要的，包括今天，清官戏也特别受欢迎，因为目前还没有健全的法治，而到法治社会，清官的作用就会降低。义士打抱不平的侠义行为，为民一吐胸中的怨气，也是老百姓需要的。下层社会的思想，与主流思想有所不同。关羽不是思想家，但后来他变成思想符号，很多东西已不是他本身具有的，而是社会附加给他的。孔子研究也是如此。有真孔子和假孔子，真孔子是春秋时代的孔子，假孔子是明清时代的孔子。假孑L子可以研究，假关公为什么不能研究呢？国外研究思想史也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种半真半假的神话传说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它代表当时人们的思想。那么研究个人的思想，除了本人的东西外，时代附加给他的东西，应不应该属于研究的对象？把公众人物引入中国思想史，是要研究“关羽现象”、“关羽崇拜”。“包公崇拜”从明清以来，到现在依然存在。为什么对于这种活的思想无动于衷呢？
我用“世俗理性”的概念来概括士大夫教化民众的观念，把精英的理念推向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国是礼俗社会，以礼化俗是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
礼俗社会具有礼俗文化。礼俗文化就一定要带“俗”，对“俗”要进行研究。我曾和李泽厚交换过意见，他认为“生活是个本源”，我说，你从哲学方面提出问题，我要从历史方面去说明。在20世纪80年代当我写晚明城市风尚变迁时，谈到由消费生活启动而引发伦理道德观念的变迁，研究上层社会通过哪些渠道来改变民情风尚是重要的一环。这是贴近社会、贴近民众生活的课题，也是新时期史学发展的方向。
从社会文化现象来看可以解释许多历史问题。比如说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一般都是从经济、地理环境方面去解释，但也可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一贯到底，融人民众的生活方式，以礼化俗，主导俗的发展，致使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礼与俗的契合，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上层与下层的凝聚力，这是礼俗社会的一大特色。它是通过什么渠道，怎样广布全社会？中国士大夫是如何建立教化民众的使命感？历史学家应该去解释很多历史问题，解释了这些东西就会有很多智慧在里面。解释是有困难的，也有时会解释错，但这都不妨碍你以科学的精神去探索，用一种真实、无误的知识去说明。
有人问我是否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为什么有些新看法一定是来自外国呢？！我恰恰是从本土出发得出的结论，要说有相似之处，那只能说是历史有普世现象。中华民族的历史资源非常丰富，只要有一种开放的思想，把眼睛向下看，我们也会形成自己的学派。我国的礼俗文化有丰富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国独特的文化观念。研究工作不光是受外面的影响，本土研究也可以影响外面。
从传统到现代史学功能已经有所变化。当前的史学功能应该是教育为上，包括知识教育、素质教育，也包括给人以智慧。未来社会是一个智能竞争的社会。智能怎么开发？把历史只看成为领导提供资政的东西我看没有多大前途，但作为对民众的教育它会有很大的功能。现代化的发展，必然会使一些传统的学科发生新陈代谢。历史应该在未来社会的智能竞争中发挥作用，研究者必须调整自己的智力结构。
1985年在《哲学研究》上我发表了《略论史学工作者的智力结构》一文，也是有感而发。在研究所里，像范老就主张史学家应该成为百科全书，像字典一样。我很尊重范老，但这个观点我不能同意。如果要求史学家人人像字典，人就工具化了，削弱了研究的能动性。我认为，研究能力就是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对史学工作者来说，主要表现为对史料的选择、判断、推理、概括和说明的过程。这是包括记忆力、思维力、创造力和表现力的综合智能，所谓智力结构就是这几方面的有机组合。
林甘泉先生在历史所里也推荐了我的这篇文章，说是代表了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的思想。其实问题很简单，为什么过去不能发现？一方面有“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另一方面存在着因循的传统，后辈人只是跟着前辈人走，只是去进行考证和补充。史学人才有两种：一种是开拓性人才，一种是建设性人才。现在大量的人才是建设性的人才，但是必须有开拓性的人才提出课题。这是我借用爱因斯坦关于自然科学的说法，其实任何学科都是需要的。史学研究需要进行开拓，史学工作者要从自身去进行思考，不要只考虑市场的影响。
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历史学应该重新定位，不能像封建时代的历史学，也不能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学，不能把历史学变成政治的奴婢。在现代化的社会中，一些学科的位置必然会发生变化。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历史出智慧》，这是针对严中平先生70年代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历史出科学》。严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师辈，我经常同他讨论学术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觉得科学的东西是需要反复验证的，但是历史是不能验证的，它还是属于人文学科。凡是认定史学是一门科学的人，主要是认为史学能总结社会发展规律。规律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必然性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像自然科学规律一样，可以重复，可以预测，从而可以指导未来，所以才称为科学。但对历史学来说就有两个问题：一是历史常常受到偶然性的挑战，使它不能按照既定的规律发展；二是科学是对未来的探索活动，科学研究的成果是可以验证的，所以它才能转化为技术，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力量，而历史是永远不能验证的。历史活动离不开人的参与，这是极其丰富和复杂的精神活动和社会行为的表现。历史能给人智慧，这种智慧也具有普世性的规则。但你要把规律神圣化，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就不行了。历史学无限崇拜必然性，但不要把它神圣化。一神圣化就绝对化了。历史人物和事变有它的偶然性，过去把偶然性只是看成必然性的陪衬。说历史出科学，就是由于历史学探讨规律。但历史越发展，我们就越可以看出历史规律的有限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历史中有些极为相似的东西，第一次出现可能是喜剧，再次出现可能就是悲剧或闹剧了，相似而不相同。所以历史不是不可捕捉，但规律是有限的。必然性的重要性可以强调，但必然性不能神圣化。所以，历史最现实的就是给人智慧，这种智慧就包括对规律的掌握。
总之，我认为历史不能出科学，只能出智慧，称历史学为历史学科而非历史科学要更切合实际。但已经习惯的称呼也无妨照旧，只是在研究者心目中这是有限定意义的，如果明确表白的话，我想历史学是经验性的知识。因为是经验性的，自不乏一定的规则可参照，所以也有科学的因素。但又由于这是经验性的，对后人可能有参照性、启示性，而并不具有指导全局的作用。这也是作为人文学科的科学观念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差异。
当初我对严中平先生的《历史出科学》一文的提法有些异议，当时还想不明白，却一直在我心中存疑。后来在我为“中华智慧集萃丛书”撰写序言的时候，又冒出了对这一问题的思索，自以为逐渐清晰，便以《历史出智慧》的命题表述了我的态度。由于故人已仙去，不忍就此再进行讨论，况且序言也不容对此多加议论，所以对此只能浅尝辄止，主要是正面阐述对历史智慧的看法。在我心目中无疑认为，历史不能出科学，只能出智慧。
前面我已经说了，历史学是经验性的知识，因为是经验性的，自不乏一定的规则可参照，所以也有科学的因素，但由于这是经验性的，对后人有参照性、启示性，而不一定就是指导作用。这也是作为人文学科的科学性观念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差异。自然科学是实验科学，其中也要参照经验，但经验性的历史知识永远不能实验。不能重复、不能验证、不能假设的学科，何以能成为科学？有关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争议不会停息，因为研究对象的不同永远存在，这也不必求同，但要为自己的主张立说。
历史不能出科学，却能出智慧，这也就是我想用“历史出智慧”来代替“历史出科学”的本意。智慧是一种对经验的感悟、体认和敏感，对提高文化素质永远不会过时，而且常用常新。所以把史学作为科学，则史学亡，把史学作为智慧，则万世不竭，这是我极而言之的一种看法。
历史研究“求真”，也要“求解”，不仅要告诉人们是什么，还要告诉人们为什么，这就是历史学的教育功能，也是让人增长智慧之所在。秦王朝只存在了15年，可对它的研究长达两千多年，并且还在不断出新，秦始皇更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世世代代会不断研究下去，因为它有社会意义，有时代的解释。这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现在史学工作者要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你不进行跨学科研究，人家会跨到你这来。《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就是社科院文学所王学泰写的，而这应该是搞历史的人做的。最早写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的文章，搞历史的人没有参加，是搞自然科学的人写的。我觉得这很奇怪，研究历史的也应该研究物质史，但搞近代史的人不仅不研究，而且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游民问题应该是搞社会史的人写的，但搞历史的人只是描述现象，不作解释。这也与历史学的研究方式和人才培养方式有关。我们搞历史的人，往往囿于一隅，范围非常狭窄。跨学科研究是一种趋势。现在科学的发展是一体化的，你研究历史也需要有自然科学的意识。要注意质的变化，也要注意量的变化。历史学家不能只有传统的东西，也要吸收新的意识。现在很多描述性的书重复出版不少，只是再现过去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知识要求了。古代人只是“法祖”，知道祖先怎么做就可以了，现代人不行。这就需要史学家有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各种的背景知识才能解释历史中的为什么。
如顾颉刚先生研究孟姜女的故事，这个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他研究出孟姜女的传说在秦始皇以前就有了，被人附会在秦始皇的头上。他运用文字学、音韵学、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等知识和方法理清了孟姜女故事的由来和发展。但遗憾的是他只做了第一步，没有做第二步。秦始皇的统治从历史学的角度讲是值得肯定的，这是史学界的共识，但是在他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孟姜女，就意味着对暴政的控诉，表现了老百姓反对秦始皇的心态，这也说明民众的评价往往与历史学家的评价并不相同。进一步说，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是二律背反。如果顾颉刚是个思想家的话，他应该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可惜，他只是个学问家，有那么典型的例子，却没有提出深刻的思想。而这个问题是后来李泽厚引进康德的命题提出的。我觉得我们搞史学理论的不要自我陶醉，有很多史学理论的问题没有解决。历史出智慧，应该出一些命题，有了命题就有意义。顾颉刚先生为什么话到嘴边没有把道理说出来，是因为他没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去深度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举很多。
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不能跨越的鸿沟，在历史和现实中穿梭，是我的兴趣所在。无论是独坐书斋，还是漫步在闹市，无论是徜徉在山水之间，还是与朋友欢谈笑语，那使我动之于情、感之于心的历史场景、人物春秋，统统诉于笔端，一任思想自由奔流，抒写生活和生命，就是我的追求和快乐！
刘志琴所著的《千古文章未尽才》内容简介：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不能跨越的鸿沟。在历史和现实中穿梭，《千古文章未尽才》是作者的兴趣所在，无论是独坐书斋，还是漫步在闹市，是徜徉在山水之间，还是与朋友欢谈笑语，感之于心的历史场景、人物春秋，统统诉于笔端，一任思想自由奔流，抒写生活和生命。伴随作者犀利的历史笔触，我们或许可以感受古往今来的沉重，汲取先哲的智慧，进而燃起生活的热情。
无论是独坐书斋，还是漫步在闹市，无论是徜徉在山水之间，还是与朋友欢谈笑语，那使作者动之于情、感之于心的历史场景、人物春秋，统统诉于笔端，刘志琴所著的《千古文章未尽才》一任思想自由奔流，抒写生活和生命，就是我的追求和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