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在整个抗震过程中一直处于焦虑不安之中，我感到了自己的无力，甚至因此有愧疚之感。在这许许多多的人都投入救灾行动中时，我特别感到了思想的无力；但我又不能放弃思想，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够做的，而且是应该做的。而因为思考，又带来了新的焦虑。昨天，我在报上看到了一篇《北京志愿者说》，说他“好害怕一件事情发生”：当“灾难过去”，“大家都回复正常作息”，会不会就忘记了这些受难的孩子呢？“我害怕他们已经被抛弃过一次了，他们不能承受再被忽略抛弃一次的二度伤害！”(2008年5月21日《北京青年报》)

我也有这样的恐惧，即灾难过去“以后”的恐惧。灾难毕竟是一个非常态的状况，人们最终还要回到常态之中；我的忧虑正在于，回到原来固有的生活里，我们会不会故态复萌，又恢复了那个自私的、颓废的自我，那种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样一种僵硬的、官僚化的、非人性、反人道的权力运作？……我相信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我们体制的弊端依然存在，我们国民性的弱点依然存在。

这里，我想特别谈谈国民性的问题。是的，这一次抗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国民性极其可贵的一面。这个民族有着一种难得的生命的坚韧力量。平时，看起来惰性很强，但凡有一条退路，就绝不思变革和前进，宁愿妥协，迁就，得过且过；但一旦到了危难时刻，就能突然爆发出一种自救的力量，即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或者叫“绝路逢生”。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经历了一次次民族危亡，而又始终不亡不倒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基本原因。这一次抗灾就是这样的民族精神的大爆发，是一次民族自救。但起之也速，退之也快，这一次抗灾，并不能自然地将我们的民族惰性消除，而这样的惰性发作起来，又会将我们国家，以及我们自己置于一个不死不活的状态。我常说，中国人可以共患难，却难以同富贵；别看现在全民同心同德，日子太平了，又会是窝里斗。然后再等待下一次危难中的爆发，再来团结自救。正是这样的循环，使我们这个民族，既不会垮，总在前进，但又极其缓慢，令人心焦，我们也就永远在“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之中煎熬。

现在，我要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打破这样的循环，能不能把这次灾难的“非常态”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变成一种稳固的社会与精神的“常态”？我以为，这就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要作理念的提升，即把在抗灾中从人的生命本能中爆发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提升为一种新的价值观，新的伦理观，同时对我们原有的价值观、伦理观进行反思。但仅有理念还不行，必须要有制度的保证。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将抗灾中所展现的政府和人民的新关系，提升为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并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同时也必须正视这次救灾所暴露的制度缺陷，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四大改革提供新的推动力。这就是这十多天来，我一直在紧张地思考，并且想在今天和年轻的朋友们一起讨论的问题——

这首先是我们这些幸存者的责任。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抗灾中所爆发出的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以数万人的死亡和数十万人的受伤为代价的，这是浸透了死难者的鲜血的。如果我们不珍惜，不把它转化为精神资源，将其遗忘，甚至当作自我炫耀的资本，那就是犯罪。

我还想强调的是，这样的讨论，也是我们“当今之中国”所急需的。记得我今年4月27日在北大110周年民间纪念会上，就讨论过这样的“当今之中国最需要什么”的问题。我提出了一个分析：当今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小康社会，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巨大的成绩；但也就同时面临着这样一个摆脱了贫困、开始富裕了的中国，将向何处发展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之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我认为，在这样的转折关头，需要提出“四大重建”、即“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它是文化重建的核心)、“生活重建”。当时，我提出这个问题，许多同学都觉得过于宏观，并不能产生共鸣。但是，现在，经过这次地震的洗礼，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这四大重建，就有了血肉的内容：在我看来，我们要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其核心就是一个“价值重建”与“制度重建”的问题。

下面，我就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展开我的讨论。这是名副其实的抛砖引玉：我十分真诚和迫切地希望和年轻的朋友一起来思考和讨论；我以为，这是最初的激动过去以后，我们最应该做的工作。而且我所提出的一己之见，是不成熟的，有些问题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清楚，没有把握，需要讨论，欢迎质疑，我所期待的是一个集体的智慧，共同来思考和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讨论。

这次抗灾．最为响亮，最激动人心，也最具有凝聚力的口号，大概就是“人的生命重于一切”。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生命至上”的理念，强调的是人的生命价值的至高性与普世性。

所谓“至高性”，就是认定人的生命的价值具有绝对性，它高于一切价值，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一切与之相违背的价值，都应该受到质疑。而我们这里，长期以来，却奉行着“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可以无条件地牺牲人的生命”的理念，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当然。人可以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次抗灾中就有这样的牺牲，献身者应该为我们所崇敬。但是，这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自主选择，其内在动因正是自我精神发展和完善的需要。这和外力的强制侵害与剥夺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而且即使是这样，也应该尽量地减少，不能轻言，更不能鼓励牺牲。我们必须将伤害人特别是无辜的平民的生命的外加的战争，和对人实行肉体摧残与精神迫害的独裁专制，同时置于审判台上，就是这个道理，这是一个不能让步的底线。所谓“为了崇高的目的”的“牺牲论”我们之所以不能接受，还因为这样的“牺牲论”的背后，常常隐藏着巨大的欺骗，因为所谓“崇高的目的”的解释者、宣扬者是那些自命“真理的掌握者，垄断者”的政客，或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所谓“为崇高目的”而“牺牲”，其实是为这些政客、代表卖命。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年轻人对那些动不动就鼓动你们去牺牲的蛊惑，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P4-6

这是我的第四本《退思录》，主要收集了2008年和2009年前四个月所写的文字。只有少数几篇是写于2006年和2007年的余文。

2008年是个多事之年，这一年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如年初的雪灾，上半年的汶川地震，下半年的北京奥运会，年末的全球经济危机，我都应青年志愿者之约，在公开演讲里，提出了我的看法，并和年轻的朋友一起进行了热烈的讨沦。在演讲和讨论中提出的中心问题，就是在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应该怎样进行四大重建——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这是我最近几年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在《退思录》之二、之三里，都有所涉及；但在2008年所发生的事件中，这些问题更加凸现，我也有了更深入、更集中的思考。因此．也就将这本《退思录》之四，命名为“重建家园”——这本是汶川地震提出的口号，但在这里却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意义，强调的是精神家园的重建。

2008年，又是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我本来在退休后，就逐渐远离北大，尽量避免就北大问题发表意见。但这一次，却在北大新、老学生的推动下，叉编书(《寻找北大》)，又出书(《论北大》)，还作了一次公开演讲，主题都是一个：“追寻失去的大学精神”，这也是“重建家园”的题中应有之义。

“乡村文化和教育重建”，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关心的问题。2008年又回到了我的精神基地贵州，参加贵州师范大学举办的“地方文化知识谱系构建中的文学”学术讨论会，为此写了几篇文章，以后又就乡土文化、教育、文学，以及打工子弟教育等诸多问题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关于“农村教育中的乡土知识建构”和“重建文学和乡土的血肉联系”等命题的提出，或许还有些新意。

2008年，我在《随笔》上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震灾中的思考》、《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都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或许是因为触及了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示众》一文可以看作我的“忏悔录”，也算是对自己在反右这样的政治运动中的历史责任的一个清理，因这些年人们都回避或拒绝忏悔，我的公示大概也就因此引起反响。这一年还为右派朋友的回忆录写了一批书序，这也是我的责任，也因此提出了一些过去的研究中未曾注意的问题，如女性右派，右派子女即所谓“小右派”的问题，等等。以上这些文章都可以视为2007年出版的《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一书的续篇。而《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一文，是有意识和鲁迅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相呼应的，是我的“接着鲁迅往下讲”的…次自觉努力。文章对当下中国的“读经热”中的将孔子重新神圣化、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和商业化的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主张还原孔子的真价值，大概也因此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

2008年，也是我出书最多的一年，或出新书，或旧书再版，或编文选，共有九本。我也借此在各书的“后记”里作了一番“自我审视”，也算是2007年出版的《我的精神自传》的续写吧。而《我的精神自传》于2008年在台湾出版全本，这在我的著作的出版七，也是一件大事。

2009年大概也不会平静。年初，就因为纪念“五四”九十周年，而接到许多约稿，我大都婉拒了，但也作了几次演讲，讲稿整理成《漫说“鲁迅‘五四…》一文，强调了鲁迅“坚持启蒙、科学与民主，又质疑启蒙、科学与民主”的复杂态度在当下中国的意义，因为触及思想、文化、学术界的一些重大问题而引发了听众热烈的讨论。

编完这本《退思录》，才发现最近这两三年我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社会、思想、文化问题的直接而及时的回应越来越多，而且大都采取公开演讲的方式，听众也主要是一些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志愿者朋友，这大概是在退休以后找到的和时代、生活，和年轻一代保持精神联系，将自己的思考、研究转化为现实力量的一个渠道吧。但也因此耗费了过多的精力，许多研究计划都一再推延，这也是两难选择。但以后恐怕还要在这两难中继续写下去。这都是我的生命的最重要的部分，现在都留存在书里了。

2009年4月20—21日写

辑一 价值、生活重建

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

——震灾中的思考

一百块钱，有多轻又有多重

——雪灾救助活动的启示

奥运会后的思考

和志愿者谈生活重建

辑二 重建大学精神

《寻找北大》序

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

——北大110周年民间纪念会上的讲话

学术研究的承担

辑三 乡村文化和教育重建

屯堡文化研究与乡村文化重建

——《建构与生成：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序

屯堡文化研究的动力，方法，组织与困惑

——《学术视野下的屯堡文化研究》序

关于乡土教材编写的断想

重建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

——李伯勇《旷野黄花》序

步行回家

——读刘靖林《静听星月》

《艺文四季》的气味

老实人做老实学问

——李光荣、宣淑君《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序

发出自己的，真的声音

重新认识打工子弟教育：震灾引发的思考

请关注农村初中的作文教学

——《“草房子”杯作文竞赛获奖作品选》序

第二届立人乡村作文比赛评语

辑四 反思历史

示众

——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我们已经付出了多大代价，我们还要付出多大代价

——《烙印》序

一部揭示血淋淋的真实的“野史”

——赵旭《风雪夹边沟》序

正视苦难，超越苦难

——杨泽泉《回眸一笑》序

一本让我惊心动魄的书

——王金屏《北大：1957》序

向“伟大的中国女性”脱帽致敬

——雷一宁书序

序文两篇

辑五 面对现实

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

漫说“鲁迅‘五四”’

面对我们共同的困惑

为生命给出一个意义

——和青年志愿者的一次谈话

直面中学教育的深层次问题

——读梁卫星《凌月，樊强，郁青青》

辑六 审视自我

《1948：天地玄黄》再版后记

《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后记

《活着的理由》后记

《漂泊的家园》后记

《论北大》后记

《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演讲录》后记

《致青年朋友》后记

《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后记

《做教师真难，真好》后记

《与周氏兄弟相遇》小序

附录一 我的学术研究

——答研究生问

附录二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

辑七杂谈

京城“精神流浪汉”的写作

——郑士波小说序

答中央电视台《大先生鲁迅》摄制组记者问

要有自己的教育思想

——在“陈成龙创造性语文教学实践研究会”上的书面发言

我和三联的学术因缘

阅读的危机和如何应对

——郝明义《越读者》大陆版序

后记

《重建家园(我的退思录)》内容介绍：近年，钱理群先生退而不休，思之愈深。他体察现实，在纷乱世事中抽丝剥茧；他思考历史，奔走呼告勿忘苦难；他追思前贤，从孔子鲁迅身上汲取精神力量；他行走乡间，发掘文化与乡土的血肉联系；他奋起直言，为青年一代指点迷津。这一番用心，皆化作文字，指引我们重建倾圮已久的精神家园。

《重建家园(我的退思录)》作者钱理群是当代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周作人论》、《丰富的痛苦》、《大小舞台之间》、《1948天地玄黄》、《与鲁迅相遇》、《钱理群讲学录》、《我的精神自传》等。

《一百块钱，有多轻又有多重——雪灾救助活动的启示》、《奥运会后的思考》、《和志愿者谈生活重建》、《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北大110周年民间纪念会上的讲话》……《重建家园(我的退思录)》是作者钱理群的第四本《退思录》，主要收集了2008年和2009年前四个月所写的文字，只有少数几篇是写于2006年和2007年的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