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最新图文珍藏版，50年采访研究，找寻真实的蒋经国！全球首部由随身秘书漆高儒教授撰写的蒋经国传。大陆唯一授权，独家史料、数十幅罕见老照片曝光！

《蒋经国传》由蒋经国随身秘书，台湾军闻社社长，名报资深主笔，以春秋之笔作公正权威之评述，第一手机密，回看百年蒋经国，从白色恐怖统治到民主之路，去世24年，为何他总是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一的台湾政治人物？

修筑台湾横贯公路，安辅退役军人，推动十大建设十八项革新，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开放大陆同胞回乡探亲，坚持“一个中国”立场……都是蒋经国值得一写的政绩。

《蒋经国传》作者漆高儒教授穷三年工夫，除了数十年亲身经历与体验外，并多方搜集蒋经国在苏联、江西、重庆、东北、上海、台湾的第一手资料，从蒋经国在西伯利亚冰天雪地的日子，一直写到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以迄去世，《蒋经国传》以春秋之笔作公正之评述，极具真实性与权威性。

自序

一、家世与求学

　地理与家庭环境

　在国内读中小学

二、在苏俄的日子

　每次都当选示威领队

　我终于到达莫斯科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

　返乡不得 加入红军

　受雇工厂担任学徒

　睡在教堂的库房里

　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

　被送到了阿尔泰

　和方良结婚 生下了孝文

　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

　十二年留苏生活 噩梦难忘怀

三、建设新赣南

　在溪口闭户读书

　三十而立之年

　首先做好治安工作

　展开三年计划

　根据计划实施与效果

　“以血洗血”的母仇大难

　东望章贡合流

四、对俄交涉 图挽狂澜

　《雅尔塔协定》的恶因

　和斯大林争得面红耳赤

五、东南到处有啼痕

　胜利后的通货膨胀

　上海经济管制

六、流离苦难的一年

　危急存亡之秋

　将金钞运往台湾

　保卫台湾安全

　古宁头大捷

七、蒋主任崭露头角

　四十不惑的汉子

　主管任期制度

　肃清共谍

　军队的脱胎换骨

八、领导青年 培育干部

　赤蛛岭青干班

　“中央”干部学校

　政工干部学校

九、“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

　三项特色

　义工制度的建立

　服务对象遍及各地

十、工作历练的每一分钟

　把心交给荣民

　兴建中部横贯公路

　一心巩固“国防”

　有误会 无斗争

十一、长跑健将 “经邦治国”

　出任“行政院长”

　平民化风格

　做大官也做大事

　心系农村 关心农民

　增进福祉

　保障劳工

　矫正政风 厉行革新

十二、五次访美的影响

　美国支持台湾政权

　平均三年访美一次

　从岛外误会到岛外赞誉

十三、虎父有狮子

　两次自我超越

　民主的量变到质变

　老子英雄儿好汉

十四、一生低首拜阳明

　力行地方建设

　仰德堂

　阳明堂

　《贞观政要》的启示

十五、一位爱“人”的人

　接触民众

　关怀大众

　在群众中

十六、从人治走向法治

　留俄反俄

　勉干校学生

　用人的大突破

十七、文学与讲演

　笔锋常带感情

　我们是为胜利而生的

　触类旁通 求新创作

　苦兵之苦 乐兵之乐

　用尽心血的讲演

　洞悉民情的讲话

　微言大义

十八、瑕不掩瑜的婚外情

　友情变爱情

　在桂林两个月

　胡适之的一封信

蒋经国生平大事年表

附录：冰天雪地（留苏日记十三篇）

根据计划实施与效果

经国先生建设新赣南订了目标之后，接着进行的，是颁布实施计划，其重要内涵是：为得要解决人人有工做的问题，就必须开办若干工厂，展开交通与其他经济建设，来创造就业机会；要解决人人有饭吃的问题，就必须着手改良农业，增加粮食生产和设置碾米厂与面粉厂；要解决人人有衣穿的问题，就必须提倡种植棉花、养蚕，并设置纺织与缝纫工厂；要解决人人有屋住的问题，就必须推广苗圃，普遍造林，和创设砖瓦窑工厂与铁木工厂；要解决人人有书读的问题，就必须把全区一高中，各县一县中，乡镇中心国民学校，保国民学校，也就是一保一校的保学普遍建设起来。在全面建设开展的时候，按理说，必须要一笔庞大的经费，然而以实际情形来说，精神的付出最多，用钱的数目很少，省政府没有为建设新赣南拨过一笔专款，也不是经国先生有办法，从其父亲——蒋委员长那里暗中有国库款拨付。谈建设，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例如现在台湾谈建设，无论修路、建厂，首先碰到的便是购买土地和征用土地的问题，而在那时，用土地，一点不发生问题，有土地的人乐意捐出土地，只要捐地芳名录，记上一笔，甚至还有很多人连名都不要，以“无名氏”称之。

至于一些必需的经费，建设新赣南的火车头——专员公署办了一个交易公店，统制区内民生必需品的买卖，从中取得利益，这叫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交易公店有一个最大的好处，绝对不贩卖日货、出售日货，因为在抗战期间，抵制日货是国民精神总动员必要奉行的原则。

另外一个筹款的来源，是向银行贷款，那时，在赣南中（即中央银行）、中（即中国银行）、交、农四行，有如赣南的地方银行，譬如经国先生为了宣传及教育民众，曾办有《正气日报》及《青年报》，虽是新创的报，没有花一文钱便办起来了，购买机器设备向银行抵押，机器仍留在报社使用，抗战期间，法币通货膨胀，等到向银行还款时，已经和原货币值少了很多，几乎是等于无本生利，这也不只是经国先生的“特权”，此一时期有同样情况甚多，经国先生做的是新事业，别人则是发“国难财”。

还有“低度开发”的地区，使用的劳力较多，用钱很少，这叫“义务劳动”。乡村造路造屋，用钱有限，不像现在修路，如高速公路，买地的钱常常是天文数字，劳工工价又是数字惊人，这是以前的建设所难以相比的。再就是跟着经国先生在赣南做事时，是叫做“革命工作”，许多青年干部受其精神感召，自动的愿意做事多，拿待遇少。例如他自己经常往各县乡村督导工作，跟他同去的人，付点吃饭的费用便够了，未听说还要编“旅费预算”。现在的公务员常常说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当年在新赣南和他共事的人，完全不是点工制，而是包工制，常常是沐风栉雨、披星戴月，把事情办好，效率很高。但是当地也免不了有怨言，类如“人人有工做”便上面加了两个字“赣南”，“人人有饭吃”也在上面加了“浙江”两个字，以表示不满。

经国先生到赣南工作的时候，不少人在背后称他为“蒋太子”，因为他是蒋委员长的长公子，而蒋委员长在当时又是实际上的领袖，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则只是名义上的领袖，例如当年有一副对联这样写着：“林子超，国府主席，何曾主席国府，林子超然；易君左，闲话扬州，惹来扬州闲话，易君左矣。”这个上联，就是说林森主席是虚君，而掌握国家实权的，则是蒋委员长。委员长的侍从室，设置各处，侍从室的编制很大，管理全国军政，经国先生在赣南，即有他父亲派来几十名侍从人员，其威风比一位省主席有过之，故“蒋太子”之称，其来有自。但是经国先生则力求平民化，不愿以“皇太子”自居，到各县巡视时，根本不愿有上峰所派的侍从人员相随。同时脚踏实地地工作，是亲民爱民的公仆，他办有公仆学校，训勉其所属公务人员，民众们视之为“蒋青天”。可是他也不愿有人称他为“青天”，他自己说：“扫除政治上的黑暗，没有阴霾天，没有乌云蔽日，是公务员应尽的职责，我做的事太少了，‘青天’一词不敢当。”

新赣南亭中有一标语写的是“蒋经国是赣南人民的救星”，经国先生看到后，立即找人揩去，并查明何人所写，予以警告，因早有明令禁写此种标语。

又一次，经国先生看到司令部特务排营房内有“专员是我们的灯塔”的标语，立即着人撕去，并由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通令各县县府、各学校及各部队，今后严禁缮写此类标语，如有已写者，如“拥护蒋专员”等应即撕去抹掉。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三日，经国先生更通知通讯稿不应再发表赞扬赣南事业的文字，更不可发表赞扬他个人之通讯稿，所谓“青年的领导者”“青年政治家”诸名称，一律禁用。经国先生在政治上治理赣南时，还兼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干事长，其地位相当于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主任委员。

一九四二年二月间，他接到报告，说是有少数工作人员假借他的名义在外组织团体，于是立即命令指示：此种行动不但违背本人“治事用人”之一贯精神，且违反政令。除命有关机关清查严办此类非法分子外，并通令专署、司令部，赣县府及所属各机关负责人注意防范。

经国先生对于“人权”“法治”一向是极为重视的，一九四二年，他每见街匕及公园中，被罚做苦工者多是贫苦之人，而无一富人，于是就指示：

岂犯法者惟有贫人，而富人皆为奉公守法之君子乎？事实不但不是如此，恐怕完全相反，则犯法之富人何处去矣？其逃避受罚之方法又是何在？钱乎？势乎？近日时常因此而自感不安，望有机关详细查明具报。

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他又手令：

本人之家属亲戚以及副官等，皆不得在外说情以及享受其他任何之例外权利，如有此类情形发生，一经查出，双方皆将受最严厉之处罚。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九日他更命令：

近查各级机关有随便逮捕人民之事发生，其中冤枉之事，一定很多，今后对于不法之拘捕及检查等事，应严予制止，人民如确有罪嫌，必须依法办理，如再有人不遵守法令，随意拘捕人民者，应予撤职，并以违反国法论罪。

一九四四年二月间，经国先生返家时，见到桌子上放有电影院优待券数张，当时感觉到很奇怪，因为他家既非贫户，又非出征军人家属，实无受任何优待之权，经过询问，才知道电影院除发售门票外，并备有优待与特别票二种，免费赠送“要人”家属，以及军警机关，据说是为避免意外之烦扰才这样做的。不但电影院如此，即其他戏院亦无一不如此，因为难以应付“恶人”，以及军警之故意为难而暗叹苦楚。

经国先生了解情况后，立即指示：

此事视之虽小，但确是政治病态之一，一般公仆皆喜贪小利，而忘其高尚之地位，至于军警人员，则其唯一责任在维持社会之秩序与保障人民之权利，竞因得不到小利而即借故烦扰商民，根本不顾其本身职责与人格，殊属可恨可忧。自即日起，各电影院及戏院已发之优待及特别券一律作废，今后亦不得再发，各戏院除派宪兵警察童军各一名维持秩序外，不得多派其他官兵，如再有人违命而扰乱秩序者，可拘送保安司令部严办。

P27-30

一九七二年经国先生就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他的父亲蒋公已是八六高龄。这时他正开始爬上领导台湾政治的顶峰，其政治声望，如日中天。就任之初，他的某一亲信打电话给我，要我写一篇专文在报纸上发表，我答应了，这篇专文的题目是：从县长到院长的蒋经国先生。

文长六千字，是一个很大的专栏，刊于是年六月一日的《中国时报》，没有作者的名字。专栏不比社论，是必须具名的，但当时有一段插曲。是约稿人告诉我，这篇文章已得某君的“斧正”，某君并不是经国先生，而是自认为是经国先生的代言人。我当时很生气，我漆某人写文章的时候，早于这个赫赫有名的人，竟擅自核改我的稿子，而且也未征求我的同意，真是为“地位”而冲昏了头，因而我坚持不肯具名，但是余纪忠社长，认为这是一篇应景的佳作，还是全文刊登，在文前有一段编者按语：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一位新闻界老兵，他曾参与新赣南的建设工作，顷投书本报，报道当年亲身目击蒋经国先生在赣南主政时期的作风和精神。作者声明不愿发表姓名，唯愿提供本报披露。

（这种方式甚为少见，有点像“怪胎”。）

文内都是写经国先生在赣南工作的大致情况，这一段他的工作历史，已详于本书之内，这里就不必赘述。只有一段，值得再提一下：

他在赣南工作情况，报告了乃父蒋公，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收到一封令他鼓舞的电报：

我等星期一到成都，主持军校纪念典礼。昨日参观都江堰水利，甚有心得，惜儿未侍游耳。儿在赣南人民爱戴，建设进步，时用快慰。惟人生立志全在日新月异，自强不息，切勿因誉生骄，盖善始者实繁，而克终者甚寡，不能不深加警惕，勉为人子也。

父母

经国先生当然是得力于蒋公的家教有方，有如曾国藩所示的：“凡外至之荣，皆使留其缺陷，花不羡全开，月不爱全圆。”

王阳明先生治理赣南甚久，四百年后，仍留有政声，这是经国先生最心仪的贤者，他说：“我在赣州的时候，曾将阳明先生治理贵州及赣南的事迹及其文选，时时向学生和干部们详细讲解：为的是要大家不但不要忘记阳明先生的功绩，而且要向阳明先生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以王阳明先生的精神和意志去管理众人之事。”可是对王安石推行新政的得失，他却以为有值得提高警觉，作为教训的地方。他告诉新赣南的干部说：“郑侠为了反对王安石新政，特地绘了一幅流民图，呈给神宗，以示王安石新政的不好。许多穷苦的老百姓，虽然觉得新法很好，但是他们却没有说话的机会。王安石遭遇到极大打击的时候，曾经写过：‘村民不识亲民意，只望青天万里开……’当时就有人讽刺他： ‘等到青天万里开，人民已成沟中骨。’这一点，我们建设新赣南过程中，也要加紧特别注意。”

由此可知，他是一个胆大心细，肯从历史中取法和作为教训的人。三十年前做县长的经国先生，如今肩负大任了，他的勇敢、负责、任劳任怨的性格仍然一样，过去当县长时曾经牛刀小试，现在是凌霜雪而弥劲。正如同他在金门前线大担岛上所写的五个字“大胆担大担”的时候！

这是我二十年前为经国先生所“捧”的文章，但是他不愿他的干部为他宣传，所以前正中书局总经理蒋廉儒兄请我写蒋经国传的时候，婉谢不为，因为经国先生还活着，在他有生之年，是不适宜写的，例如他与章亚若的一段情，是传中的花絮，多好的素材，能写吗？除非我活得不耐烦，想唱《绿岛小夜曲》。但我在写完《中国时报》专栏之后，便曾有志为他写传，只要天假我以年，后于经国先生而死，应该是我动笔的时候。

前阳明山管理局局长潘其武，书法颇佳，送了我一个条幅，写的是白居易的诗句（辛丑秋日）：

喜入山林初息影，厌趋朝市久劳生。

早年薄有烟霞志，岁晚深谙世俗情。

已许虎溪云里卧，不争龙虎道前行。

从兹耳界应清净，免见啾啾毁誉声。

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

岂止形骸同土木，兼将寿夭任乾坤。

胸中壮气犹须遣，身外浮云何足论。

还有一段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

大概从大陆来台的人，多已不争名利，能保有自由的生活方式，已觉心满意足，但对经国先生的保台湾、建台湾的精神，无不敬佩，而且仰慕的程度，并不下于对蒋公的择善固执，前引诗句的最后一语“高家门馆未酬恩”，也是我的心情，我要为经国先生立传。

经国先生逝世之后，我写过两篇长文，登载于《中央日报》及《青年日报》，只是一鳞半爪而已。一九八九年起我又继续写了四篇有关经国先生的文字，发表于《传记文学>。因得绍唐兄的鼓励，便坚定了为经国先生写传的决心。我在美国看到了江南所写的《蒋经国传》，后来江南因此不得善终，觉得有些地方在丑化经国先生，有失公正。次年日本人小谷豪治郎出了另一本《蒋经国先生传》（陈鹏仁译），是集资料而已，一个外国人写外国人，自然只能做到这样。于是我决心写一本很真实的《蒋经国传》。

我说的真实，是从赣南到抗战胜利，以至播迁来台，做他的秘书，及新闻工作，有几十年的长期接近，知道一切真相，写来自然真实。同时，做新闻工作的人，有新闻道德标准的人，落笔时每一个字，都会有分寸，我决不会把经国先生神化、偶像化，也不会写得他有百非而无一是，而是还他的本来面目。

在跟随他工作以及做记者，看他、评论他，到最后他去世，和我的家人两度在忠烈祠瞻仰其遗容，长长的五十年，我说他是“长跑冲刺”。

他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生勤劳，很有恒心，在办公室的时候，总是比别人早上班，迟下班。在赣南的时间有六年，常常穿草鞋，跑乡下。什么是草鞋？是稻草编成的鞋子，柔软舒适，价钱便宜，一双草鞋，跑一天便报废了。有空时，还要读英文（留苏时精于俄文）、看书、看报、写日记。他以巡视乡村作为运动，还是缺少运动。因为开会忙，缺少饮水，所以生过肾结石的病。因为食东西随便，常常饱一餐，饿一餐，饱一餐时营养过当，结果得了糖尿病送命。早年，他应该有随身医师，他不要，后来虽和医师合作，惜为时已晚。

他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一出来做工作，便是带领新兵，他带兵，是和士兵生活在一起。来台湾后，做“总政治部主任”，活在兵群中，完全是苦兵之苦，乐兵之乐。

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像天空中的一片云，说来便来，说走便走，老百姓的眼中，他不是官，而是家里的爷爷、伯伯。有人说他假，但他一直到死，都是这个样子，很久的假，一生的假，其实就是真的。

他是一个有志气的人：在江西工作的时候，常常以“为总裁争气”而自勉。一般人总以为他是得蒋公的提携，父亲爱儿子，天性使然，但是如果儿子不能争气，扶不起的阿斗，就决不能胜大任。但他做什么便把什么做好，也许有人说：他在上海打虎失败了，他在东北办对苏外交失败了，可是要了解这两件工作，本来是死马当做活马医的事情，谁医好过癌细胞已经扩散之后？至于他做的别的工作，治赣南治好了，辅导荣民有成就了，主持台湾政治成功了，志之所向，一往无前。

他是一个讲道义的人：作者本人得其爱护，不必细表，例如陈立夫倒霉的时候，经国先生对他的敬爱照顾，可以说无微不至：孙运璇生病的时候，十几次的探视，都会令人感动。他很讲道义。因为有高贵的道德情操，所以有很多人愿意“士为知己者死”，可以团结工作伙伴，人家觉得不是在做职业，而是做事业。

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经国先生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就是“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是把军队变成“国家”的军队，“中央政府”来到台湾之前，做到了吗？没有，一九五。年“总统”蒋公复行视事之后，说得日期更确定，便是美军顾问团到达台北之后，顾问团和“总政治部主任”，不断沟通、联络、协调，订立了和美国军人一样的“主管定期调任制度”，从“参谋总长”、“政治部主任”、各级指挥官，任期都有限制。还有军饷是一人一饷，发给薪饷手牒，这样一来，谁也不能拥兵自重，谁也不能吃缺自肥，而且经国先生自己以身作则，在连任一次“总政治部主任”之后，便调离军中的职务。“国军”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军队安定，政治也就安定。另一项政治民主化，就是经国先生晚年所决定的开放党禁、报禁，准备改选“万年国会”，而且他声言他的家人决不参加下次“总统”选举，也决不会有军政府的统治。这是“中华民国”从孙中山先生以后第二次吹晌的号角。

在滚滚红尘中，独留台湾一隅，成为“复兴”基地，蒋氏两代父子为“光复”台湾，建设台湾作接力的奋斗，而经国先生更将“中华民国”的“民”字，在“民有民治民享”的标杆下；中刺向前，故我为蒋经国写传，岂止是个人的“高家门馆”的酬恩，更是书生报国的心香一瓣。书成之后，感谢绍唐兄为本书命名，这书名（原名《蒋经国的一生》）脱了俗套，虽是传，而不言传，更写实，更传神，经国先生更栩栩如生，所传播的为好事，做好事的是国家的好人，好人是不该寂寞的，好人也必然永远不寂寞的。

漆高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