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的所有著作中，最有影响，较能反映他思想风貌的作品。辜鸿铭用他令人仰止的完美英语力阐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明的价值，著就了这部当时轰动西方名作。书的主旨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鼓吹儒家文明救西论。它是一战前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东方文化思潮的代表作之一。本书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看，对于中国精神生活的“揭示”，关于中国文化道德精神价值的阐述，都很有意义。

《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最有名的英文著作，曾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辜氏以旁征博引、汪洋恣肆的笔法，论述中国文化的精神要义，对比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品质差异，在彰显中国传统的独特价值的同时，也揭露了西方文明的深层弊病。新译本附录了相关论争文章，还选配了100余幅图片，与辜氏的雄文相得益彰。

中国人的精神

序言

导论

中国妇女

中国语言

约翰·史密斯在中国

一位大汉学家

中国学(一)

中国学(二)

附录一

暴民崇拜或战争及其出路

辜鸿铭访问记

辜鸿铭奇言怪行小词典

附录二

中西文明之评判

中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

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首先，请允许我阐明要在今天下午讨论的主题。我所说的“中国人的精神”，并不仅仅是说中国人的性格或特性。关于中国人的特性，在此之前已被描述过多次了，我相信诸位都会认同我的一个看法。那就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为我们描述出中国人内在的本质。此外，当我们谈及中国人的性格或特性时，不可能概而论之。众所周知，中国北方人的性格异于南方人，就好比德国人异于意大利人。

但我所指的中国人的精神却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是中国人在心、性、情这些本质上的独特之处。这些本质把中华民族与其他所有民族区分开来，尤其异于现代的欧美人。将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定义为“典型的中国人”，或更简明扼要地称之为“真正的中国人”，这样，或许能更准确地表达出我的意思Ⅱ巴。

那么，何为真正的中国人呢？我确信诸位都会赞同这是个非常有趣的主题。尤其是在当下，环顾今日之中国，真正的中国人似乎即将消逝，取而代之的将是“新型中国人”，即“进步而又现代”的中国人。事实上，我建议，在真正的中国人和过去的那种典型的中国人从世上完全消逝之前，我们应当最后再认真审视一遍，看看我们能否从中找到究竟是什么使其与所有民族在本质上存在如此差异，又是什么使其异于正在当今中国方兴未艾的新型中国人。

我认为，一个典型的中国人首先使你感动的便是其没有丝毫的野蛮、残暴或凶恶。我们或许可以用动物学中的一句术语来形容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那就是“他是一个被驯化了的动物”。你会发现拿处在中国最底层的人与欧洲社会中同一阶级的人相比，其少了些野性，少了些德国人所谓的“侵略性”。事实上，依我之见，如果用一个英文单词来概括典型的中国人给你的印象，那就是“gentle”，即“温文尔雅”。我所说的温文尔雅绝非天性软弱或怯懦谦卑。正如已故的麦高文博士所言：“中国人的温良谦和，既非萎靡不振，更非雄风殆尽。”如此的温良谦和意味着没有冷酷、苛刻、粗野及暴力，没有掺和任何使人不愉快的杂质。可以说，真正典型的中国人有着从容、冷静、练达的品质，犹如你在一块经过精心锻造的合金中所能发现的品质一样。甚至于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身上及道德上的缺憾，即使不能弥补，至少其“温文尔雅”的品质也能将此弱化。真正的中国人或粗犷，但绝不包含粗野；或丑陋，但绝不包含丑恶；或庸俗，但绝不包含狂妄；或愚昧，但绝不包含荒唐；或狡猾，但绝不包含恶毒。实际上我想说的就是，就其身体、心性上的毛病及缺点，也绝不会让你反感。你会发现一个旧学派的中国人即使处在社会最底层，也绝不会令你感到厌恶。

我所说的典型的中国人给诸位留下的整体印象是温文尔雅，并且是难以言表的一种温文尔雅。在对这种品质进行分析时，你会发现其是由两种品质相结合的产物，即同情心与禀赋。

我拿典型的中国人和被驯化了的动物来做过比较。那么，是什么使得被驯化了的动物与野生动物有如此差异呢？我们都认识到被驯化了的动物身上具有人类的某些特点。但人与动物的区别何在呢？那就是禀赋。被驯化了的动物，其智力没有思想性。既非来自推理，亦非来自本能。不像狡猾的狐狸那样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小鸡吃。狐狸的这种智力不仅仅是它才有，而是所有的野生动物都有。然而，被驯化了的动物身上这种可称之为“通人性”的特点，与狐狸的狡猾或动物的智力有很大不同。这种并非来自推理和本能的智力，却是来自人类的同情心及爱与依恋之情。

一匹纯种的阿拉伯马之所以能听懂其英国主人讲的话，既非其学过英语，亦非天生就能听懂英语，而是因为爱并依恋其主人。这就是我所说的异于狐狸或其他动物的“通人性”。正因为被驯化了的动物拥有这种人类才具有的品质，才使其与野生动物区分开来。同样，我认为正是因为拥有同情心和真正的禀赋，才形成了“典型的中国人”和“真正的中国人”所具有的那种难以言表的“温文尔雅”。

我曾听一个外国人这样说过：他在中日两国都待过。在日本待的时间越长，就越讨厌日本人；而在中国待的时间越长，就越喜欢中国人。我不知道这样评论日本人是否切乎实际，但我相信所有在中国待过的人都会赞同他对中国人所作出的此番评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待得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或许可以称之为对中国人的“褒扬”吧。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特质。尽管他们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日常生活也不甚讲究；尽管他们在心性上有诸多缺点，但他们仍然比其他任何民族更能赢得外国人的青睐。对于这种难以言表的品质，我已将其定义为温文尔雅。假如我不站出来为之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心目中，这样的品质就有可能被误解为是中国人自身体质及道德上的缺失。在此，我再次提到了温文尔雅。正如我所展示给诸位的那样，这种品性就是我所说的源自同情心或真正的禀赋。此并非来自推理和本能，而是来自同情心，更是出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的这种力量是从何而来呢？其秘密何在？

在此，我斗胆作出一番诠释。如果诸位愿意的话，或许可将其视为中国人缘何具有同情的力量之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强大的同情心，是因为其完全或几乎完全地享受着一种精神生活。中国人全部的生活都是情感生活。这种情感既非来自身体的感官能力，亦非来自诸位所理解的那样，是由亢奋的神经系统所产生的“激情澎湃”，而是一种由我们本质的最深处所产生的情感和人性的慈爱。这种本质，就是心灵与精神。实际上，正是由于真正的中国人太过注重情感与精神生活，以至于有时也许过分地忽视了该做的事情，甚至忽视了在这个由灵肉构成的世界上，人人所必需的理性生活。这是中国人为何对不甚洁净的环境和不甚讲究的生活都不甚在意的最合情合理的诠释。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中国人之所以具有这种出于同情的力量，是因为其完全享受着一种精神生活。在此，我首先举两个实例来加以证明。诸位中或许有些人认识我在武昌的一位故交和同僚，曾任外务部尚书的梁敦彦先生。梁先生曾告诉我，他被初次任命为汉口道台时，他渴望并力求做一位达官显贵。当他接到任命时，非常高兴。这并非因为他有多么在乎红顶戴，亦非今后便可金玉满堂。那时我们在武昌都很穷。令他欣喜不已的真正原因是此番升迁可以让他在广东老家的母亲满心欢喜。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人享受着一种精神生活，一种充满情感与爱的生活。P30-36

久闻辜鸿铭先生的大名，能翻译他的著作《中国人的精神》，我倍感荣幸。在享受这个过程的同时，我深深地感受到一位真正的中国男性——“纯爷们”的魄力。他用那挥洒自如的笔、深厚的英文功底、极高的中西文化造诣创作了这部意义深远的杰作。据说，辜鸿铭先生祖籍福建同安，1857年生于马来西亚，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马来语等九种语言，获得了十三个博士学位，学贯中西古今。他是第一位将《论语》、《中庸》翻译成英文和德文，并介绍到西方的先驱人物。

一想到辜鸿铭先生那消瘦的身影，我就会联想到我的外祖父。他祖籍福建南安，十多岁就去马来西亚闯天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响应了华人领袖陈嘉庚的号召，成为第三批从南洋回国抗日的爱国归侨。辜鸿铭和我外祖父都生于中国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他们都曾努力担当身为炎黄子孙最根本的责任和使命。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就像辜鸿铭先生在书中竭力传达的那样，不管身处何方，无论走到哪里，从来都把祖先扛在肩上，将祖国供在心里。

我们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乏民族凝聚力，这与我们数千年来传承不断的文化密切相关。辜鸿铭先生向世界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节，廉耻，忠孝，仁义”。他还以豪放不羁的姿态批判西方列强互相搏杀，肆意妄为的野蛮行径。他仿佛是单枪匹马的悍将，勇猛而刚毅。他的笔，就是手中唯一的利器，旨在挽救祖国的传统文化于危难间。据说，当年辜鸿铭先生是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里用英文演讲“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演讲从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要收两块大洋，在当时可谓价格不菲。由此可见，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绝不一般。

辜鸿铭先生对孔子及儒家学说近乎偏执的尊崇，让我感受到在那样一个不幸的时代，中国人受西方文化和思想的不断渗透、影响，或许已经到了某种“危险的境地”。这时，有个人跳出来，他身着长衫，后脑拖着长辫，竭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巧妙地”为其中的“糟粕”辩护。辜鸿铭强调文明是崇高的精神和纯净的心灵。他认为世界上最高贵、最先进的文明在中国，西方文明正在走向“覆灭”，西方人应将中华文明带到西方去拯救他们自己的文明。辜鸿铭竭力向西方宣传中华文明，在当时那个时代实在是难能可贵。然而，他却认为文明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民族的进步无关。科学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变革，制度的进步，是任何一个民族与国家应当直面的现实。辜鸿铭的文明观中并没有包括这些现实问题，而只对既有文化怀揣着一种强烈的眷恋之情，并且对其绝对保护。有人称他为“怪杰”，不无道理。

辜鸿铭极度推崇儒家思想，奉之为“良民信仰”。他说： “对‘义礼并重’的信仰，我称之为良民信仰。……这里所说的义、礼，实际上就是孔子所给予我们中国人良民信仰的精华。特别是礼，更是中华文明的精髓。……‘礼’，就是良民信仰的本质、中华文明的奥秘所在。”他所强调的“礼”，难免会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封建礼教。他说： “儒教有三项最基本的信条，在中国被称为‘三纲’。按其重要性依次排列，首先就是要绝对地忠于皇帝；其次是要孝敬父母，祭祀先祖；再次是妻子要绝对地顺从丈夫。”这样的“礼”，发展到极端就成了社会等级制度。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等级制度日趋显现出其落后和野蛮的面孔。

辜鸿铭在书中还将宗教和儒家来做对比，阐释我们中国人为何不需要宗教。曾经有外国朋友问我，中国有这么多人，有宗教信仰的怎么那么少。我告诉他，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确实不见得多，但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共同的信仰。那就是千年来对天人合一，对儒家学说代代相承的信仰。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周公、老子、孔子，都是我们所崇敬的神。他们生前，都曾为中华民族作出过巨大贡献；他们归天后，我们将他们奉为神。因此，可以说他们依然活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永生不朽!

我在译《中国妇女》这一章时，总会想起我那已七十六岁高龄的祖母。她生于旧社会，很年轻的时候就结了婚。这么多年来都在为家庭日夜操持，哪怕现已儿孙满堂，依旧任劳任怨。或许这就是辜鸿铭所倡导的妇德。辜鸿铭认为一个女人不应有自我，应当牺牲自我，应为她的丈夫“无私地”活着。他甚至对纳妾制这样的陈风陋俗也找出了种种理由，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他在书中说： “其实在中国，妇女生活的主要目的既非为自己而活，亦非为社会而活，既非为当改革者而活，亦非为当天足会会长而活；既非为做一个圣徒而活，亦非为济世行善而活。只誓作孝女、贤妻、良母，如此而已。”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他不赞成妇女应有自我意识，而且他还认为妇女缠足是理所当然的。缠足是对女性的摧残，清末的“天足运动”旨在将妇女从千年来的摧残中解救出来，这无疑是进步和人道的改革运动。这也反衬出辜鸿铭本人偏激、落后的思想。

在《中国语言》这一章里，辜鸿铭先生把中国古诗翻译成英语韵文，可见其对两种语言超群的驾驭能力。在他之后，或许只有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许渊冲先生能做到。我们可以从文中感受到他对母语的热爱之情。据说，辜鸿铭先生在北京大学讲课时，曾对学生们说： “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谕那些四夷之邦。”或许在辜鸿铭眼中，西方的语言和文明都算不得什么。有时我在想，当今社会，人们都重视外语学习，尤其是英语。那么，是不是人人都重视学习自己的母语和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呢？

从《约翰·史密斯在中国》、《一位“大汉学家”》和《中国学》这三章，我们了解到国外研习中国文化的热潮，从清朝开始仿佛就从未中止。辜鸿铭先生在文中，自始至终都抒发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比崇敬之情。他以豪迈的姿态来驳斥一些汉学家及侨居中国的部分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辜鸿铭通晓中西方文化，但在他眼里，这些外国人始终是“蛮夷”，都是“不开窍的”。他称翟理斯博士是“大汉学家”，实为嘲讽、挖苦之意。翟理斯博士一生翻译了很多儒家和道家的经典，他在汉文化传播上颇有建树和贡献。辜鸿铭反对立宪，反对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反对新兴事物在中国扎根。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在当时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西方人也在怀疑自己的文明。而在当时的中国，中华文明也是一片颓势。我猜想他可能是怀着一种振兴中华文明的心态，认为儒家文化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而且能拯救世界脱离苦海。虽然这让人觉得他的思想陈腐守旧，但这或许就是他内心的呐喊。

由于辜鸿铭先生已辞世近百年，他所身处的特殊时代使得我们今天的国人，尤其是像我这个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人，往往对他的部分观点感到困惑不解。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有时我的思绪仿佛飞回到了那个备受列强欺凌的旧中国，看到晚清政府的苦苦支撑和人民苦苦挣扎的情景，就感到心情沉闷、压抑。恰巧在此时，我在北京的一位朋友，二胡才子叶铭建议我听一些中国传统乐曲，在感受“病中吟”这首二胡名曲时，我仿佛看到了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躺在病榻上，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他是在回忆自己的一生吗？他是在思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吗？几多无奈，几许惆怅。他从小接受的就是西方教育，二十多岁才开始学习中国文化。回到中国后，看到自己的祖国被列强欺凌，看到民族的文化衰败颓废，作为一个中国人理应尽其所能拯救中华文明于危难之中。他学贯中西古今，视野比很多国人都要开阔，他深知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对峙下所呈现的所有弱点。但他还是固执地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一股脑地继承下来，哪怕会遭到各界的质疑和抨击，他也要坚持到底。他明白，他这一生都在捍卫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他已尽力了，他无愧于心!活在当下的我们，又应担当起怎样的历史使命与责任？

何叶

2010年10月于巴蜀嘉州

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李大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