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月,曾执教于台湾大学,担任美国华盛顿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捷克查尔斯大学客座教授,身兼研究者、文学创作者、翻译者三种身份。她的散文《京都一年》《读中文系的人》《午后书房》《交谈》《拟古》《饮膳札记》等作品在台湾影响很大,多次获奖,部分篇章还被编入台湾语文教材;翻译的《源氏物语》目前为华语世界最优秀版本。
《生活可以如此美好》为林文月的二十年散文自选集,主要收录了“我的读书生活”、“午后书房”、“给母亲梳头发”、“怀念台先生”、“过北斗”、“路易湖以南”、“风之花”、“佛跳墙”等作品,供读者朋友们欣赏。
《生活可以如此美好》为台湾最富盛名的散文家林文月的二十年散文自选集。
《生活可以如此美好》共分五辑,第一辑收与读书写作相关者。第二辑收与人物相关者。第三辑收与景物相关者。第四辑收以上三类之外,或飘忽之情绪,或一时之感悟等较庞杂的题材。第五辑除末篇《饮酒及与饮酒相关的记忆》外,皆出自《饮膳札记》。
导言/生活其实可以如此美好
代序/散文的经营
午后书房
我的读书生活
我的三种文笔
读中文系的人
在台大的日子
记忆中的一爿书店
午后书房
三月曝书
一本书
阳光下读诗
你的心情——致《枕草子》作者
一叶文集
手的故事
父亲
给母亲梳头发
白发与脐带
往事——拟My Life at Fort Ross
手的故事
欢愁岁月
给儿子的信——拟《傅雷家书》
给女儿的信——拟《傅雷家书》
给儿女的信——拟《傅雷家书》
那间社长室——敬悼炎秋世伯
台先生和他的书房
怀念台先生
因百师侧记
温州街到温州街
消失在长廊尽处——追忆朱立民先生
伤逝——拟《龙坡杂文》
一位医生的死
夏天的会话
尼可与罗杰
A
G
L
J
脸(外一章)
香港八日草
香港八日草——拟《枕草子》
过北斗
不见瑁公圳
知床旅记
雨游石山寺
在卡拉奇机场
翡冷翠在下雨
意奥边境一瞥
路易湖以南
白夜——阿拉斯加印象
步过天城隧道
窗外
遥远
江湾路忆往——拟《呼兰河传》
上海故宅
苍蝇与我
树
钥匙
作品
遥远
关于秋天
风之花
夜谈
秋阳似酒风已寒
生活其实可以如此美好
生活其实可以如此美好——《托斯卡纳艳阳下》评介
清炒虾仁
扣三丝汤
炒米粉
佛跳墙
糟炒鸡丝
饮酒及与饮酒相关的记忆——拟《我与老舍与酒》
跋语/写文章,其实是在跟自己交谈
我的读书生活
以教书为职业,写作及翻译为嗜好的人,日常生活中,读书自然是必要的。许多学者以研究室为家,日夜埋首书城里;我却不然,主要的读书处所,是在家里。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客观环境使然。我的研究室在文学院古老的大楼内,占地大约十二坪,由五个人共同使用。五张书桌,及左右两壁的书橱,已使活动空间变得极有限,虽然五人同时在室内的机会不多,但学生随时进出,又难免有同仁过访寒暄,致令精神分散,无法专心读书;不过,授课前的准备,与学生讨论课业问题,倒是经常在那堆满书籍的研究室一隅进行。二是主观因素使然。我生性疏懒,又身兼家庭主妇,居家读书,可以同时处理家务,比较心安理得。但是,读书容易进入物我两忘之境界,所以开水壶一定要用鸣笛型,若炉上炖肉,则事先须在卡片上书写“注意火炉”四大字,放置于书旁明显处。这是多年来从失败经验中悟得的警惕方法。
书房不大,所以必须有机地利用。十余年前搬家之初,这一方空间便是我自己设计的:三面书橱环围,由地面达于天花板,最高处与最低处,放置较少用的书,例如重复的散本书及线装书;书桌与书橱相连成“L”形,坐临书桌前,桌面延伸而与书橱联结的右手边,放置各种工具书,故而无论阅读、写作或翻译,有关词汇、年代等基本问题疑难,随时侧身探手,便可得而查证之。
书房里收藏的尽是古典书籍,以及与其相关之论著。我在书房内所阅读的,也以古典书籍为主,或为教学,或为论文研究,多属严肃内容,所以端坐桌前,心境亦随之庄严。教书研究的对象虽以古典文学为主,但我所参考的数据则未必仅限于中文书籍,外文译著,或外国学者的研究成绩,往往给我更多的反省与思索,所以桌面上经常摊放各种语文的参考书籍。读书时,我习惯将主要版本的书籍摆在几上的小书架上,面前铺置卡片或笔记,左右两旁则依其相关性深浅而远近叠放各书。偶尔因阅读需要,也得起身抽取更远处摆列的书籍,至于各种书排列的方法,虽不足为外人道,却自有我个人的条理,所以上下左右之间,倒也容易寻找到。
书房的光线不够充足,所以无论阴晴昼夜,都须扭开台灯,找书或参考数据较复杂时,则又须亮起一盏中央的吊灯。积习多年,反觉得灯晕温暖,可以镇静我心;镇静我心者,另有坐位左侧稍远处的书橱中散放出的幽香。每天早晨进书房,先点燃一柱香在母亲遗像前,闻着那香味,仿佛母亲并未离去,始终含笑伴我读书。寒冬夜读,新沏一壶茶于案前,茶香微微,水气袅袅,愈添增读书之乐,倘若有所领会,忽有一得,其乐更无穷了。
其实,居家读书,倒也不限于书房内正襟危坐,除了厨房之外,其余各房间也都有书柜和书架,放置着各类书籍刊物。譬如起居室内的壁橱,也是上达天花板,我将书房里容纳不下的闲书排列在此。看闲书的心情自然比较轻松,有长椅可以斜卧,靠垫权充枕头,随兴所至地浏览,但我现在所读的文艺作品,多属短篇小品,长篇巨著无法在忙碌的生活中阅读。回想起来,大部分的大部头中外小说,是在中学时期读过的。
家里当然也有许多种订阅及赠阅的报纸、杂志散置于客厅及餐厅的书架上。片段的休息时间匆匆读过,但是常感遗憾,作为今日知识分子,应读的书籍太多,时间和精力却不敷为用,便有时将想读而未读之书刊搬到床头柜上。睡前零星看些文章,有时颇收催眠之效,有时则愈助失眠,而日积月累,枕外咫尺处,竞也俨然另一个小书桌规模呈现了。
1988年1月
P2-4
写散文和写其他文类一样,首先要有好的内容。如果没有好的内容为骨髓,一切外在的经营安排都无意义了。什么是好的内容呢?在我看来,无非在于“真挚”二字。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皆不足取法。只要是作者真挚的感情思想,题材小大倒不必分高下,宇宙全人类的关怀固然很值得入文,日常生活的细微感触也同样可以记叙。
我不太相信灵感。写文章的灵感,其实乃是来自日积月累的感思经验与读书学养。读古今人的文章,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知识,同时也指示我们多样的写作方向。
散文的题材内容,其实多半来自日日生活的耳闻目睹诸现象,所以细心的观察与关怀是写作的人不可缺的起码态度。《世说新语》“伤逝篇”有言:“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圣人已达忘情之最高境界,本无待于文学艺术之感动,最下者不及情,则又不为文学艺术所感动;所幸,这世界上忘情之圣人与不及情之最下者不多,我辈多数人都是在喜怒哀乐爱恶欲的情界浮沉,故而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但一个有志于写文章的人,除了要有较常人更敏锐的心思联想力而外,更需要经常保持非常的好奇心。心如止水无动于衷,不但不能创作,恐怕也有碍于欣赏他人的作品。对于周遭发生的大小事物恒常保持极大关怀与好奇,将日日的感思经验贮蓄于方寸之间,复配合勤勉谦虚的读书心得,一旦执笔,始有汩汩不竭的灵感泉源,便也庶几可称为好内容了。
写散文又和写其他文类一样,好的内容须待好的形式技巧,然后才能骨肉均匀,呈现文质彬彬的完整效果。
白话文草创时期有过一个口号:“我手写我口”。当初是为了反对雕琢造作的文言写作,才会喊出这样的口号。事实上,今天任何读过一点书的人写出来的文章,都不太可能与口里说出的话完全一样。我们时常听别人称赞一篇好文章为:如行云流水一般自然。但文章如何能像行云流水一般自然无滞?那无疑是作者把文章写成如行云流水一般自然的结果。文章之所以自然流畅,其实与文章之所以雕琢造作一样,都是通过作者经营安排所致。白居易的诗“老妪能解”,姑勿论其真实性如何,但传说中乐天一改再改至老妪能解而后录,便知乐天诗的浅白易晓并非天然本成,而是作者苦心经营的结果。
现在大家都用口里说的白话写文章,但只要是在白纸上记下黑字,即使是一张普通便条,绝大多数的人都不可能跟讲话一样脱口而出,总会思考之后才动笔。这种或考虑字句先后次序,或犹豫遣词妥否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经营安排了;何况散文的写作,经营安排是必要的。
有人认为散文不同于诗,可以随便挥洒不拘格律。其实,散文虽篇幅较诗为大,形式也较诗为自由,却也未必是松松散散毫无组织结构的文体。好的散文,也自应有其结构布局才对。事实上,一切艺术都讲究结构,绘画如此,音乐如此;而散文之佳构,有时可以具备绘画性的视觉美的结构,乃至于兼具音乐性的韵律美的结构。古人深明此理,乃有起承转合之要求,甚而八股文章的僵硬规律。古文之道虽然不一定要看作写散文之唯一标准,但作者心中有了一个好的题材内容之后,如何将其表达出来,是采取正面的平铺直叙娓娓道来?还是先从结局落笔造成悬宕气氛再予以追述?文章之道千变万化,内容与结构之巧妙配合则有赖作者的慧心安排。有时小小一点个人的感喟,却因为懂得布局安排之奥妙,而造成引入兴味、精致玲珑的效果,作者在结构上所费的经营心血最是有助益之功;但如果所要表现的是道德气节学问一类的严肃内容,便适合用传统的正面笔法,起承转合,甚至八股新用,都有助于文章气势之建立,反之,若过分运用花哨的布局技巧,则徒然干扰读者认清主旨而弄巧反拙了。
剪裁与割舍,也是写散文时很重要的一端。一般说来,散文的篇幅不宜过长,超过六千字便会予人累赘之感,是以在数千字以内,作者便须考虑自己所要表达的主题为何?为了求得突显该主题,不相干的部分应予尽量割舍剪裁,否则就会呈现表现过多,或宾主不分,或枝节掩盖主干之嫌。画家在绘制一幅风景画时,往往会减少几株树,拔除多余的电线杆,或无视于路上的男女行者,那是因为要求画面的结构美,及突显主题所做的安排。摄影家在这方面比较受制于相机镜头,不如画家之任性自由,但他们仍可以自行调整角度,或左或右,或俯或仰,避去无谓的琐物干扰主题,他们甚至还可以在冲印底片之际切割或冲化以求补救。散文作者在安排文字的时候,也应当有充分的主宰权去一方面布置我们所需要的部分,另一方面割舍我们认为会干扰主题的一些枝节。所以读者见到一篇记事的文章或写景的文章时,不应指责那里面少了一些人物或一些细节或一些草石等等琐碎片断;而作者方面也不必为此耿耿于怀引为歉憾,因为散文的写作乃艺术的经营,不是展示日记,也不是向神父告解,所以没有必要一一全录。反过来讲,不懂得割舍剪裁的散文,往往会呈现芜蔓不清致主题欠彰明之弊病。
散文一词,在我国早期是相对于骈文而言,所以本来是指不受四六规矩的长短自由句式之文章。我们今天写作白话的散文,当然要灵活运用语言,长短虚实交错使用,但是偶尔于其问散布适量的对仗整齐之句式,只要不过量而显得不自然,亦无道理反对,有时更由于对句之羼入,给予极度自由的长短句式做一种适度的收紧调整,无论在视觉上或听觉上,都能得到美感效果。骈文乃是中国文字的独到艺术经营,今天以白话写文章,过度使用,固嫌造作,倘能巧妙活用,则不失为文化遗产之传承功劳。
说到文化遗产之传承,其实现代人写白话散文,可以活用古诗文之技巧者正多!譬如引用典故,是最直接明显的办法,典故之引用,能够增加文章深至之美,同时也可以给过于流畅的白话文适度地变换气氛。然而引经据典过多,则难免于掉书袋之嫌,古人作诗填词尚且忌讳,何况写白话散文。此外,引用古诗文太多,也往往会弄巧成拙,不但显得酸气,又易流于油俗。因此诗文典故之引用,必须在自我节制之下妥为安排,才能收婉转表意、事半功倍之效。
声韵气势的讲究,虽为古今诗人所注重之事,但散文作者若于此方面小心推敲,也能令文章更臻琅琅上口之目的。譬如平仄字的配合,双声词与叠韵词的偶然出现,看似无意却颇具功效,可以提升文章的音乐美感受。即使只是一般口语化的长短句交错布置,由于短句易造成急促紧凑的感觉,长句常有绵延不绝的印象,故而配合文章内容,该长则长,宜短则短,掌握其间的性格,更能突显文意情景。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写荆轲刺秦王的紧张场面便十分圆熟地驾驭了句式。举其一例:“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椹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这里一连串的短句,或两字,或三字,读起来不由得声音急迫,极能衬托“说时迟那时快”的高潮紧张气氛,设若换写为普通句式,必然逊色不少。
又有时并不改变文义,但是换一个字即能达到文章更顺畅,或者反过来,故意制造出涩滞的趣味,则小小一字之为用,又岂是可以忽略的!散文作者,不仅要在大处经营布局结构,中间又要照顾前呼后应,文气连贯诸节,小至一句一字都不可掉以轻心,实在是劳心费神之极;但一切的文学艺术岂有不劳心费神的呢!
以上所谈,只是散文写作的一些较重要问题,比较侧重于由古文到现代文的传承。当然,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交通发达,视野拓广,无论在文章的题材内容与形式技巧方面,都不可能不涉及到外国。而语言正不断地在扩充改变,散文也和其他文类一样,很自然地会受到外国语法及文学的影响。如何多方妥善地吸收新的外来因素,复将其灵活巧妙地消化运用而表现出新面貌,正是我们这一代作家应该警惕与努力的方向。但这些问题,需要另辟篇幅来讨论,此处暂不赘言。 散文的经营,是须费神劳心的,作者万不可忽视这一番努力的过程。但文章无论华丽或朴质,最高的境界还是要经营之复返归于自然,若是处处显露雕凿之痕迹,便不值得称颂。南朝宋代颜延之与谢灵运俱以华丽的诗风见重于世,江左称“颜谢”,但南史记载延之尝问鲍照(一作汤惠休)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颜延之闻后深以为憾!颜谢二家的诗,便足以说明经营成败的不同结果。至于由经营而出,达到“行于当行,止于当止”的化境,那是一切文学家艺术家要穷毕生精力追求的最崇高目标了。
曾经在一本书的序言里写过:“写文章,其实是在跟自己交谈。”“与自己的交谈一旦完成而定型于文字以后,则无论缠绵微弱,或震耳欲聋的声音,都暂时归于沉寂,直到另一个人在另一个时空看到那些文字,才会又经由一字一句还原为充满各种情绪思想的声音。于是,先时作者跟自己的交谈,便极自然地转变为与另一个陌生人的交谈了。”最近为了编辑这一本选集,将多年前写过的文章又取出重读,有些文章距今已隔二十余年,读起来内容相当陌生,又似曾相识,甚至形制布局也有别于今,明明是自己写的,却又仿佛成了陌生读者。对于当时那些经验以及经验的感思心态,竟然是相当遥远朦胧了,遂庆幸自己曾经执笔一字一句记下。人的记忆毕竟笼统有限,文字却保留了许多的细节。这大概是写文章的好处之一罢。
要把二十年的文章辑于一集,并不容易。其一,是前后的写作风貌不一。近年来,我喜欢把写作主旨相同或相近的辑为一册,例如《拟古》(1993.9)便是专取有所摹拟古人之作为一。所以当年出此书时另有不同于拟古之另一本《作品》(1993.7)刊行。本集中所收《给儿子的信》、《给女儿的信》、《伤逝》、《香港八日草》、《江湾路忆往》,及《饮酒及与饮酒相关的记忆》等六篇,即从《拟古》中选出。原书于六篇之后各附有所摹拟的对象,但此集则略去,因此显现不出原先写作的旨趣了。其二,则是因为从不同的集中选文,体制亦颇有别,即以文章长短而言,有近万字的长构,也有千余字的短篇,甚至题目字数,也十分参差,《树》仅一字而已,而《饮酒及与饮酒相关的记忆》则长达九字,至于《A》、《G》、《L》、《J》等四篇,本是《人物速写》系列之作,尚未辑成单行本,此番选入,或亦与其他篇章有格格不入之嫌。
编排目次之际,我大略以内容分为五辑:第一辑收与读书写作相关者,第二辑收与人物相关者,第三辑收与景物相关者,第四辑收以上三类之外,或飘忽之情绪、或一时之感悟等较庞杂的题材,第五辑则除末篇而外皆出自《饮膳札记》。《生活其实可以如此美好》原是一篇评介英文饮膳书《托斯卡纳艳阳下》的文字,附录于《饮膳札记》书后,选入本集,想不到删简二字,竟易客为主,成为这本选集的书名。其实,这个想法出于香港岭南大学刘绍铭教授。刘教授也是邀约和催促本书的人,在此一并致谢。
我读台大中文系时,曾修过靡文开先生的“印度文学选读”课。靡先生引领我们认识泰戈尔的诗篇,我最喜欢他所译的《飞鸟集》第二九零首诗:
当日子完了,我站在你面前,你将看到我的疤痕,明白我
曾经受伤,也曾经治愈了。
这本选集里所收的文字,其实有许多篇章是写死亡和悲痛,而去岁我遭遇家变,疤痕犹新,但泰戈尔的诗给我一种安慰,一种力量。文学的功用,盖亦在此。然则,以《生活可以如此美好》命名此书,似乎并无不妥。
2002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