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秋天，身在法国的蔡元培接到了一通电话，促请他归国任北大校长。蔡元培认定教育是救国的出路，便毅然于“大风雪中”来到了北大就任。在面对军阀与中央政府的压力下，蔡元培把一向被视为升官发财阶梯的北大，改革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在就任演辞上，蔡元培开宗明义地说，学生来到大学求学，必先知大学的性质，这个演说奠定了他整个大学理念的基调。日后，在很多场合中谈大学，蔡元培多围绕此中心打转。看他如何“办大学”，也看他如何“谈大学”。

一所大学如何转移一个时代的风气、一个国家的走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著《何为大学(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介绍蔡元培最重要的思想言论集。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一部重要思想言论著作，1920年由新潮社编辑出版。全书分六类：第一类“关于最重大普遍的问题”(十八篇)，第二类“关于教育”(十六篇)，第三类“关于北京大学”(十八篇)，第四类“关于中西文化的沟通”(十一篇)，第五类为“普通的问题”(十一篇)，第六类为“范围较小、关系较轻的问题”(十篇)。

所谓“大学”，不仅仅是一种“功业”，同时也是一种“言说”。后人评价蔡元培，看他如何“办大学”，也看他如何“谈大学”。《何为大学(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作者陈平原认为，蔡孑民先生在追忆北大岁月时，总不忘阐述自家的大学理想。因为所谓大学精神、大学文化以及大学管理等，既是一门高深学问，也是一种日常生活；如此兼顾理论与实践，需要一种特殊的文体来实现。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即席发挥或精心准备的各种“演说”，便成了关键的一环。这些演说，若足够精采，也可能成为“传世文章”。陈教授相信，办大学，需要做，也需要说——持续不断地阐述大学的宗旨、功能、风格、日常运作乃至专业设置等，某种意义上，也是办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今天我们阅读《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可以从《何为大学(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的角度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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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桑田，人类历史上最为长寿且最具活力的社会组织，除了教会，就是大学。到欧洲游览，这个感觉特别明显。转瞬间，辉煌的宫殿灰飞烟灭，雄伟的军事要塞成了废墟，庞大的企业也可能突然破产，只有大学，还有教会，不屈不挠，几百年风雨兼程，一路走过来，而且越走越风光。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两者都会继续存在下去，且日益辉煌。如此说来，理解何为“大学”，以及关注中外大学的走向，变得至关重要。

晚清以降，中国人办大学，成绩卓著的不少，可最著名的，莫过于北大校长蔡元培。百年中国，有独立的大学理念，且能够真正付诸实施的，不敢说仅此一家，但蔡元培无疑是最出色的。这是因为，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时──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出掌北大时的挥洒自如。

在我看来，所谓“大学”，不仅仅是一种“功业”，同时也是一种“言说”。后人评价蔡元培，看他如何“办大学”，也看他如何“谈大学”。蔡先生明白这一点，在追忆北大岁月时，总不忘阐述自家的大学理想。为什么？就因为，所谓大学精神、大学文化以及大学管理等，既是一门高深学问，也是一种日常生活；如此兼顾理论与实践，需要一种特殊的文体来实现。某种意义上，校长之即席发挥或精心准备的各种“演说”，便成了关键的一环。这些演说，若足够精采，也可能成为“传世文章”。今天我们阅读《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正是从此角度进入。

大学史及“蔡元培神话”

自从进入文明社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初等”及“高等”的教育。但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University，在中国，却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大学”一词，若指周之辟雍、汉之太学以及晋以后的国子学，念 t3i xu9。至于实施现代高等教育的学校，念d3 xu9。依此类推，中国的t3i xu9史，从先秦讲到晚清；至于d3 xu9史，则只有一百多年。硬要高谈阔论从古到今一脉相承的“中国大学”，恐怕难得要领。这本来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之所以长期不被学界正视，就因为涉及所谓的“民族自尊”：一个文明古国，怎么可能只有百年“大学史”？哲学家冯友兰的话很有代表性：“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张其昀撰《源远流长之南京国学》，称中央大学的历史，应该追溯到南朝；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湖南大学力争自家的历史从岳麓书院(976)说起。幸好这些努力，都被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否决了。否则，神州大地将涌现一大批远比巴黎(1170)、剑桥(1209)、哈佛(1636)、耶鲁(1701)古老得多的“大学”。

希望藉“重写校史”而争得“光荣传统”的努力，其实一直没有停止。主张“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的，不仅是哲学家冯友兰，东方学家季羡林也认定从太学算起的说法“既合情，又合理”。学者任继愈在《北大的“老”与“大”》中，努力论证北大“是汉唐以来‘太学’的继续”。作为硕学鸿儒，冯、季、任三位并非校史专家，其建议也未曾详细论证，只能“聊备一说”。校史专家萧超然接过此说，将其“精确化”，论证北大校史应追溯到晋代的国子学，乃“世界上历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对于此类“为母校争光”的努力，我持反对意见。理由很简单：一、在晚清学界，国子监与京师大学堂没有关系；二、北京大学并非直接继承国子监而来；三、将北大历史延长一千六百年于情不合，于理不通；四、这种改写历史的冲动不值得提倡；五、倘若希望继承“中国古老的优秀文明”，国子监并非重要的思想资源。

最近这些年，中国各大学的“校史”越说越长。北大还好，仍坚持以戊戌维新为起点，连颇多关联的京师同文馆(1862)这条线，也都不愿意拉扯上。如此立论，也算是蔡元培校长的“遗训”。为什么这么说？1918年，蔡元培为《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作序，对此有过明确的表述：“吾国自虞夏时已有大学之制，见陈教授汉章所作《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然往昔太学国学，其性质范围，均与北京大学不可同年而语。然则往昔之太学国学，直当以高曾祖祢视之。而北京大学本体，则不得不认为二十岁之青年也。”1948年，北大纪念建校五十周年，胡适撰文称：若从太学算起，北大“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可这种拉长校史的“诱惑”不可取：“北京大学向来不愿意承认是汉武帝以来的太学的继承人，不愿意卖弄那二千多年的高寿。……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现在有人断章取义，说蔡、胡两校长也都主张北大从汉代太学算起。这不对，白纸黑字，他们俩都是反对拉长校史的。

说实话，今日的北大，以及所有中国大学，努力追摹的，不是“三代之学”，不是汉代的太学，不是宋元的书院，也不是明清的国子监，而是西方现代大学——从学科设置，到课堂讲授，甚至毕业典礼，全都是舶来品。这是明摆在眼前的现实，不容抹杀。以北大为例，所谓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说起，无非满足一下虚荣心，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我们的任务，借用蔡元培的说法，应是参酌“欧美教育新法”与“孔墨教育之精神”。前者之兼及为真理而研究、陶养道德以及发展社会教育，分别指向德、英、美三种颇有差异的大学理想，固然值得借鉴；后者之注重“陶养性情，发达个性”，也不是太学或国子监所能涵盖。

北大的三个关键时刻

在我看来，北大一百一十二年的历史，有三个关键时刻。第一个关键时刻是在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含1919年的五四运动)，确立了北京大学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声誉，尤其是其救国救民、舍我其谁的精神气质，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大话”：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说的便是这一段历史。1921年7月16日，蔡元培在旧金山华侨欢迎会上演说，比较了德国、法国、美国以及中国的大学制度，其中有一句：“北大学生最关心国家大事。”时间过去了将近九十年，此说仍大致可信。这一“校格”，你可以喜欢，说北大学生志向远大；也可以不喜欢，说北大学生眼高手低。这都是事实，就看你对“大学功能”的定位以及对“大学精神”的理解。

第二个关键时刻是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现代中国大学之路的大转折。政府一声令下，保留十四所综合大学，其他的改为专业院校；加上此前的接管教会大学，取消私立大学等措施，对很多好大学造成严重伤害。但也有获益的，比如复旦大学的学术实力因此迅速提升。北大则是得失参半，割掉了工科、农科、医科等，是很大的遗憾；但在人文及数理等基础研究方面，实力大增。以中文系为例，杨振声、冯文炳等教授被调出去了；但吸收了不少清华、燕京的教授，还把王力领导的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连锅端过来，那可是当时全国唯一的语言学系。至于哲学系，那就更离谱了——既然有马列主义作为指导，全国办一个哲学系就够了，于是，各地著名的哲学教授，大都被集中到北大来。北大的精神气质植根于“五四运动”，学术底蕴则得益于院系调整。至于第三个关键时期，则是百年庆典。

观察北京大学历史上这三个关键时刻，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只有第一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动力，来自北大师生，其努力方向，与政府的追求风马牛不相及，甚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至于后两个重要转折，则是政府主导，大学配合。P14-21

大约一百年前，甘地在非洲当律师。有天，他要搭长途火车，朋友在月台上送了他一本书。火车抵站的时候，他读完了那本书，知道自己的未来从此不同。因为，“我决心根据这本书的理念，改变我的人生。”

日后，被称为“印度圣雄”的甘地的一些基本理念与信仰，都可溯源到这本书。

阅读，可以有许多收获与陕乐。

其中最神奇的是，如果我们有幸遇上一本充满魔力的书，就会跨进一个自己原先无从遭遇的世界，见识到超出想象之外的天地与人物。于是，我们对人生、对未来的认知与准备，截然改观。

充满这种魔力的书很多。流传久远的，就有了“经典”的称呼。

称之为“经典”，原是赞叹与敬意。偏偏，敬意也容易转变为敬畏。因此，不论中外，提到“经典”会敬而远之，是人性之常。

还不只如此。这些魔力之书的内容，包括其时间与空间的背景、作者与相关人物的关系、遣词用字的意涵，随着物换星移，也可能会越来越神秘，难以为后^所理解。

于是，“经典”很容易就成为“传说中的书”——人人久闻其名，却没有机会也不知如何打开的书。

我们让传说中的书随风而逝，作者固然遗憾，损失的还是我们。

每一部经典，都是作者梦想之作的实现；每一部经典，都可以召唤起读者内心的另一个梦想。

让经典尘封，其实是在封闭我们自己的世界和天地。

何不换个方法面对经典?何不让经典还原其魔力之书的本来面目?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因此，我们先请一个人，就他的角度，介绍他看到这部经典的魔力何在。

再来，我们以跨越文字、绘画、摄影、图表的多元角度，来打开困锁住魔力之书的种种神秘符号。

然后，为了使现代读者不会在时间和心力上感受到太大压力，我们挑选经典原著最核心、最关键的篇章，希望读者直接面对魔力之书的原始精髓。此外，还有一个网站，提供相关内容的整合、影音数据、延伸阅读，以及读者互动的可能。

因为这是从多元角度来体验经典，所以我们称之为《经典3.0》。

最后，我们邀请的就是读者，您了。

您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对这些魔力之书的光环不要感到压力，而是好奇。

您会发现：打开传说中的书，原来就是打开自己的梦想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