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滩大院坐落京城中心，紧邻故宫，曾是清朝王爷府，五四时的北大、内战时的民主广场，文革时的“阎王殿”，而今天是党刊求是杂志社所在地。从清朝后期到民国到新中国，它一直是一个敏感而神秘的地方，严复、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毛泽东、马寅初、刘师培、辜鸿铭、梁漱溟、张国焘、陈伯达、周扬……都曾在这里。近一百年间，几乎每一场文化与政治的思想风潮都发端于此，然后形成席卷全国影响巨大的风暴。

一个国家百年的历史风云奇特地集中展现于这个大院，载入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让大院有了鲜明的文化、政治色彩和厚重的历史感。

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在时代大潮中载入历史的事件，当苗作斌主编的《北京沙滩大院百年风云录》中一一展开娓娓道来时，令人犹如穿行于风起云涌的时空长廊，不禁思远而意兴。

清朝的皇亲府第，五四时的北大，内战时的民主广场，“文革”中的“阎王殿”，今天的党刊所在地。

严复、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马寅初、刘师培、辜鸿铭、梁漱溟、张国焘、陈伯达、周扬……他们都曾在这里……

打开一个大院，看一个国家百年的探索与奋争。

苗作斌主编的《北京沙滩大院百年风云录》主要讲述了沙滩大院近一百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及意义。提供了关于沙滩大院地貌变化的详细有趣的资料，梳理了一些重要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具有出版价值。

《北京沙滩大院百年风云录》创作严谨，叙述流畅生动。

前言：众多风云人物在此进出 众多历史事件在此发生

沙滩大院的历史变迁

　一、北京皇城内的一块宝地

　二、”一等忠勇公”傅恒府邸

　三、《红楼梦》的“影踪”

　四、沙滩大院与老“北大”

　五、沙滩大院里的机关

　六、让人永远记忆的地方

沙滩大院的北大时期

　一、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三、曾经活跃在沙滩红楼之革命前驱的身影

　四、群星璀璨的大院门

中共中央宣传部迁到沙滩后的几件事

 一、让大院风起云生

 二、为制定、贯彻”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鼓与呼

 三、组织领导大学文科教材编写工程

 四、主持起草《文艺工作若干问題的意见》（文艺八条），推进文艺工作健康发展

 五、领导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及历史的反复

 六、《二月提纲》的制定和由此引发的巨大波澜

《红旗》在沙滩大院三十年

 一、中央党刊诞生与工作之地

 二、毛泽东与《红旗》杂志

 三、邓小平与《红旗》杂志

 四、几个有影响的集体笔名

 五、从《毛选》到《刘选》——由《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重新发表说起

 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的重要阵地

 七、《红旗》杂志在”文化大革命”中

 八、胡耀邦在历史新时期对《红旗》杂志的关心和指导

鲜为人知的中央政治研究室

并未结束的结束语

后记

（八）新文化运动的分化

五四运动后，沙滩大院中《新青年》同人思想逐渐有了分化，并最终导致新文化运动的分化乃至整个思想界的分裂。

《新青年》同人思想何时分化？这似乎是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因为新文化运动原本是思想来源不很相同的人们，朝着大体相同的目标——反对旧思想、旧文化——而共同投入、相互影响的一场运动。通常的说法是，胡适和李大钊之间关于“问题和主义”的论战，是分化的开始。不但众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么认为，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胡适，晚年也曾把“问题与主义”之争看作他“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当然，也有人认为实验主义的宣传是分化的开始，或者认为社会主义的宣传是分化的开始。其实，与其追问何时分化，还不如探究如何看待这个分化。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围绕“问题与主义”进行的论辩虽然为时不长，却触及到一些时代关注的焦点。把这场论辩作为新青年同人分化以及思想界分裂的象征，现在看来大体上还是说得通的。但在如何看待这一分化上，差异可就大了。在有些人的论述里，似乎李胡争论一起，便随即产生了革命与反动的分野。这样的解释是否符合历史原貌呢？恐怕不一定。其实，正如胡绳晚年所言，“过去讲，新文化运动一分化，胡适一派人就分化出去了，好像变成了新东西的敌对方面。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胡适派虽然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但这个‘右’是相对于左翼说的，二者都属于新文化运动的范围。而就全社会，就全国政治的分野来看，胡适派实际上是属于中间力量；不是反动派，而是‘不革命的民主派’。胡适与李大钊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意思无非是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后来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李大钊也参加在宣言上签了名，不能说李大钊签名是犯了错误。好政府主义至少是认为目前的军阀政府是坏政府，而且是主张改革政治、主张和‘恶势力作战’，不过是用和平改良的方法罢了。对这种主张可以批评，但说它如何反动显然是不对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第17～18页）

“朋友之间的争论”——这是晚年胡绳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作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为什么这么说？一则因为双方在当时还处在同一营垒，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二则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几年后的反应看，在最初的争论后，双方都曾向对方表示善意。胡适的主张不但当时有人赞同，稍后仍然得到呼应，其中也包括一些共产党人。

当时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阵线混淆、各种流派混杂难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存在某种共性。有一个细节颇值得玩味，那就是当时胡适和李大钊关于“问题和主义”的言论，在一段时间里竟然能够共同成为从罗家伦、傅斯年到毛泽东等青年一辈的思想资源，如毛泽东在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之后不久，就写了一篇《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10月23日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引起的《新青年》同人的分化，并没有后人所说的那么严重，对于这场争论是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交锋这一点，虽然不能说没有体现，似乎至少也不宜过分强调。

当然，“朋友之间的争论”这一判断本身，也意味着“问题派”和“主义派”之间确实存在分歧。分歧是什么呢？如果把论争双方共同认可的东西——民主主义革命——视作目标的话，二者间的分歧可归结为：围绕一个目标的两条不同的道路。何以见得？《新青年》迁离北京后，当留在北京的《新青年》同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时，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批评“好政府诸君”为“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对此，胡适有个回应。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所阐述的原则，“并无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绝对不相容的地方”，只是步骤有先后而已。他对陈独秀提出的理想目标并没有太大歧见，只是强调自己所着重的是“现在”最低限度的要求，事事都考虑只从“现在第一步”着手，所以，“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二大宣言仍表示，“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紧接着胡适著文《国际的中国》积极呼应，明确表示宣言认同于“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是可喜可贺的事。所不同的是，陈独秀等人将，“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军阀的扰乱”作为中国内忧外患的祸源，胡适则强调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我们的朋友陈独秀先生们在上海出版的《向导》周报，标出两大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第一项，我们是自然赞成的。对于第二项，我们觉得这也应该包括在第一项之内。因为我们觉得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胡适后来曾说，这是他最挨骂的文章，“共产党至今骂我此文，国民党也不会了解此文”。

由此可见，陈独秀出走上海后，《新青年》同人各自依托新的发言平台，都在各自表述改革中国政治的意见。他们之间虽有分歧，但并未立即形成对立的思想派别，他们各自所阐述的政治主张也并非完全不能相容。争论之中和其后数年，李大钊、陈独秀与胡适之间，仍然交往频繁，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胡适拟好《我们的政治主张》后，即去找李大钊商议，宣言发表时李大钊也在上面签了名。李大钊从事的政治活动，也主动向胡适通报。1923年9月，李大钊还致信胡适，希望能将蔡和森所著《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纳入《世界丛书》出版。《新青年》同人分化后，双方在思想文化战线的合作，还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P63-65

众多风云人物在此进出

众多历史事件在此发生

北京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三千年前周武王灭商后，封尧的后人于蓟，蓟就在今天的北京西客站、白云观一带。此后，历史就记载了这块地方上发生的种种故事。辽金时期北京逐步成了我国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元世祖建都北京，经明清直到民国初年，这里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

沙滩北街二号大院在京城一隅，是一个小小角落，从外表看，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然而，如果揭示曾经在这里进进出出的各色人物和由此引发的种种历史性的事件，那么它的引人魅力就会喷薄四射，令人难忘。

这里究竟是一块什么样的地方？都发生过哪些事情？都有哪些人物活跃于此？只要提一下此处曾是北京大学的校址，人们就大体会明白了。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这里“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民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的著名活动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一批著名的进步学者，都曾在这里工作或学习过。”（《江泽民文选》第二卷，第121—122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大学迁到西郊原燕京大学校址，中共中央管理思想文化工作的机关中央宣传部迁来沙滩大院办公，以后又陆续有中共中央机关刊《红旗》杂志、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入驻。“四人帮”倒台后，国家文化部、全国文联、中国作协也曾在此一段时间。党政机关负责人，全国思想、文化、科学、教育、体育、卫生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经常进出这里自不待言，而从这里引发的意识形态的一些重大事件，曾经产生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也足以说明它的不寻常处。

作为本书撰写者的我们，长期生活在这个地方，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对这里的土地和天空，都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对于曾经活跃在这里的前辈们，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因此萌生写写大院发生的种种事情的念头。我们也知道，作为晚生后辈，所经所历所知所见的事情有限，所以不揣冒昧动笔，主要还是出自对于前辈的景仰和怀念，对于往事的再思考再认识，希望据自身所见所知、前辈亲历所述以及权威史料所记，把发生在这里的一些事和人的基本情况，介绍出来，传布开去，为更多的人了解，如能这样，也算是了却了自己的心愿。

近百年来，我国的先进分子在漫漫黑夜里，奋起而行，四处寻求救国真理。他们面对凶险顽固的黑暗势力，高声呐喊，传布真理与光明，广大劳苦群众，众多爱国进步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仆后继、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终于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万众欢呼声中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旧社会留下的百孔千疮的烂摊子和国外反华势力的封锁包围，我们克服种种困难，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发生一些重大失误和曲折。在新的历史时期，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有了飞跃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我们前进的道路漫长而曲折，每前进一步都曾付出过很大代价。当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奋勇前进的时候，不应当忘记那些为了今天事业贡献自己力量的人们，包括在沙滩大院进出过的一些人、发生过的一些事。我们应当记住他们，发扬光大他们开创和树立的好传统好精神，努力完成他们为之奋斗的未竞事业。这一点对于广大青少年说，尤其具有切实的重要意义。正如许多前辈一再谆谆嘱托的那样：唯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  让我们一起来打开沙滩大院的记忆之门，

纵览在这里发生的时代风云，

步入历史的时光隧道，聆听大潮奔涌的声音，

体味这说不完道不尽的人和事，这里的古与今

……

2007年冬，沙滩大院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自2000年开始的整治解决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种种伤痕和杂乱后遗症，并按照北京市的规划，拆除各种临时建筑，重新全面绿化，建设综合楼工程全部完工，大院面貌焕然一新，令人振奋和高兴。我写了一篇《说说沙滩大院》，把大院百年来的变化沧桑作了介绍，引起一些同志的兴趣，红旗出版社约我写一本有关大院的书。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又找了几位在大院长期生活和工作过的同志一道编写此书。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写作任务。

本书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讲大院历史沧桑。由于老北大在此地有50年之久，写此地或涉及此地的文章很多，但是对于大院的来龙去脉，各个历史时期的情况与变化，多语焉不详。本部分作者自小生长于大院，对大院情况比较熟悉，他又利用多年时间，对大院的历史作了详细、具体考察，凡涉及有关大院的材料，从文字到图片、实物，能找到的都想办法去寻找，从而收集到大量历史资料，其中有些是难得一见的。他正是利用这些材料。具体而鲜活地把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院呈现在读者面前，不仅有各种历史图片为证，还指引人们从勃勃生长的几百年古槐、精美的古典的和现代的建筑，以及古老的石碑，去领略历史沧桑印痕。

第二部分写的是老北大在大院情况。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初创于沙滩地段，但不是在沙滩大院，而是在距此西面不远处的马神庙，即现在的沙滩后街中间路北。清末民初学堂向东扩展到汉花园，即现在沙滩大院南部，一是盖了部分学生宿舍，二是建设了操场。当时此地就称之为操场大院。1917年在大院东南部临街处建造女生宿舍楼，即红楼，楼建成后，没作宿舍，而是改成教室和办公室，图书馆即设此，学校领导也搬此办公这里遂成为北大行政中心，称为北大一院（原马神庙老校址称为二院）。以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于此。

1925年鲁迅先生应北大学生会之约，为纪念北大建校二十七周年所写的《我观北大》一文，说“唯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北大有两个特点，“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无论是“唯据”的历史事实，还是以后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鲁迅先生论断的深刻与准确。这也正是在战斗中形成的北大精神的真谛和核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北大学子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正是这一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表现。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对北大在这一时期做了高度评价。我们正是以此为指导思想，重现北大在这一时期的辉煌往事。而这些事件的巨大影响，至今仍令人清晰可见和切身感受。

第三部分为新中国成立后迁来此或在此创立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机关刊《红旗》杂志和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发生的一些事情。

中央宣传部作为党中央管理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战线的工作助手和职能部门，自1954年搬迁到沙滩大院至“文化大革命”前夕，领导、主持重要决策和事件很多，影响巨大。我们在本书中选取五件事。前三件属于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基本问题、重大问题。对于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和文学艺术的创作，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至于领导北京大学社教运动和起草“二月提纲”，更是在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广为人知。在撰写这部分书稿时，参考了这些事件亲历者为我们留下的许多宝贵史料。但是我们在客观展示事件过程中，没有对有关的人与事作简单的臧否，而是力求既站在今天认识的高度，又把事件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和再认识。

《红旗》杂志1958年创刊，到1988年停刊，前后经历三十年。这中间充满曲折和波澜。作为党中央的机关刊，它当然要不遗余力地宣传贯彻中央的决策和路线意图。这样就必然出现一个大家都关注的问题，即中央方针路线正确与失误，党的事业的成功与挫折，都会在党刊上有所反映。对于属于方针路线问题，非党刊自身所能左右得了的。这要靠党中央靠全党的觉悟和认识水平的提高来解决。我们在本书中，着重讲三方面的事：一是把过去鲜为人知的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于《红旗》的关心、指导披露出来，让人们对于党刊的性质和特点有更为具体的了解；二是对反映在《红旗》版面的重要文章的历史背景，作些分析介绍，从而对由文章涉及到的重大历史事实，有更为深入全面的认识；三是《红旗》内部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在刊物版面上看不到，但是人们却又格外关注的，本书都有所交代，算是对关心党刊的同志的回应吧。

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央领导同志收集有关资料及文件的起草工作，故过去鲜为人知。1958年《红旗》创刊定在沙滩大院办公。政研室的领导也是《红旗》的负责人，而且政研室有一部分同志又调到《红旗》搞编辑工作，为便于工作，政研室就由万寿路搬到沙滩，与《红旗》一起办公，一起过组织生活，有些事情又一起配合进行。1964年为适应国际共运发展的形势需要，中央决定，以政研室为基础，扩大成立马列主义研究院，从各地各部门调进一批业务骨干和大学毕业生。“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研究院被撤销，虽留少数人恢复了中央政治研究室这个机构，但随着陈伯达垮台，政研室也遭到解散厄运。本部分作者亲历了自马列主义研究院成立到政研室的最后解散。对于这以前的事情，他访问了一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在政研室工作的老同志，得到不少宝贵资料，弥补了政研室历史的一些空白。

中国出名的大院可谓多矣，如山西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天津的石家大院等等，都很有名，已成了旅游景点。这些大院，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不平凡的故事。而如果从大院内涵的丰厚，人物的出名，故事的丰富多彩、惊心动魄，以及对政治、文化影响的广度和深度看，即对社会影响和贡献的大小讲，在全国恐怕很难找出一个大院能和沙滩大院相比美，更不用说超过了。

几百年来，大院的地理坐标未变，而地貌变化频生。进到新的世纪，大院变得更美丽更宜人了，群楼环立，古树参天，绿茵铺地，百鸟鸣汇，春花辉眼，冬竹摇翠，夏槐飘香，银杏秋醉。漫步在这静谧优美的环境中，观赏着大自然风梳雨润，云卷云舒，领略着四季里阴晴冷暖，花开花落，更加缅怀那些曾经活跃在这里的先贤前驱们。是他们的奋斗，使我们有了今天的美好生活和工作条件。让我们以他们为榜样，继承和发扬由他们创建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为祖国更加美好而努力奋斗。

本书各章节的作者如下：前言并未结束的结束语及后记——苗作斌；沙滩大院的历史变迁——王鱼齐；沙滩大院的北大时期——杨中华（一、四部分）、陆荣椿（二、三部分）；中共中央宣传部迁来沙滩后的几件事、《红旗》杂志在沙滩三十年——苗作斌（林紫参与中宣部部分章节的写作）；鲜为人知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冷铨清。

红旗出版社的领导对本书撰写给以很多关心帮助，责任编辑粟博莉参加写作过程的每一次研究，对书稿尤其精读细校，并提出许多宝贵改进意见，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我们的谢意。

苗作斌

2011年10月于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