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白的一封信谈起
我原先以为文学批评只有与权力相结合才可能构成对作家的威胁，而今天的批评工作者正努力摆脱这种阴影，使批评成为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其实这种声音在社会改革的宏大音响中相当微弱，几乎不产生任何作用，不过是证明社会还能宽容这样一种声音，以致使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任何一元都能存在，如此而已。
但是，我终于发现是我错了。有些批评在社会上的潜在威力，原不似我想的那么简单。过去那些金棍子木棍子式的批评家现在是久违了，但他们只是也变得聪明了，有时候不需写什么文章，只要一个模模糊糊的流言，就会莫名其妙的正常出版或者发表，更不要说有时批评文章或者报道文摘所产生的舆论导向。最近我读到作家林白在致《中华读书报》编辑萧夏林的一封信里所说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我并没有读过《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女性文学及其他》一文，但我似乎听到过有关这个故事的流言，说是北大有位教授在做关于女性文学的学术报告时，说到林白的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当然是持肯定态度的，不料有位读者当场提问，说如果你有个18岁的女儿，你觉得是否应该给她看这本小说，据说那位教授想了想说，还是不宜让女儿看。大约那篇批评林白小说的文章是从这个流言引申开去，谈到当前文学创作中所谓不健康的性描写。因为有了这个流言作引子，林白遭到了诸多麻烦。很可能写这篇文章和发表这篇文章的人都像我一样，不认为今天的报纸上随便登一篇道听途说的批评文章会发生什么大的影响，可是事实却教育了我，我对这个社会的认识还是太天真太简单了。
我现在想问的是，这个所谓的流言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似乎并没有人出来证实过，大家都说是听来的，还说得有名有姓。那么，发表这篇文章的编辑为什么不慎重一些，找那位教授证实一下，或者既然事情涉及到这位教授，为什么不找她出来谈一下对林白这部小说的看法呢？说心里话我很怀疑这流言的真实性。因为一来根据我平时读那位教授的著作的感受，她是一位思想敏锐、言辞尖利、在批判社会陈见旧习方面向来敢说敢当的青年学者，又是对女性问题有深切感受的女性理论家，她怎么可能会被这个无聊的提问乱了方寸，以至作出这样荒谬的回答？二来，最主要的，是林白的这部小说并没有什么诲淫诲盗的内容。林白是个创作上带有唯美倾向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可能会有其他各色缺点，但并没有不健康的内容。《一个人的战争》不过是一部关于女孩的心理成长小说，在叙事和文体上相当有个性，在内容表达上也相当细腻优雅。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读者产生像流言里所说的那种“18岁的女儿”不宜看的感觉。
且不说当代小说的读者并非只有18岁的女孩，文学作品可以适合各种年龄层次的读者，就是专对“18岁的女儿”这一读者群来说，我冒昧地说，林白的这部小说似更值得一读。应该让女孩正确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作为女孩的生命和性的成熟过程，认识一个幼稚而虚荣的女孩在社会上可能遭遇的种种危险，人只有直面自己才能保护自己，为什么多米的成长过程就不值得现在的女孩作为初识人生的一种参照？
因此我为林白计，不必抱怨那些不负责任的批评，你应该勇敢地起来反驳，学会捍卫自己。这些不三不四的流言怕的就是你公开应战，你应该理直气壮地反驳这些诽谤者，把你的小说里关于性爱描写的文字一条一条地挑出来，公布出来让读者评论，有哪一条是违犯了法律或者什么道德戒律，以捍卫作家的正当创作权利。
家邻香港
站在深圳河、后海湾的这边，亲身感受着香港回归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该是怎样地兴奋！
自己也没有想到，我的家竟会在香港边界！这是通往香港最大的口岸皇岗的路旁。从家门出来，过关就是香港。真可说，走出家门是香港。 我生于无锡，祖籍苏州，本与香港无缘。青年时代去北京求学，从此久居燕园数十年，离香港更遥远了。然而，我却有缘认识了不少来访的香港朋友。
那是20世纪60年代中的一个春天，由费彝民和夏梦带领的一批香港文化界人士到北大访问，学校要我去临湖轩接待。费彝民是香港《大公报》社长，夏梦则是正当红的电影明星。初次相见，我很感拘谨。不料，交谈下来，我和费彝民都知道了双方是苏州人，干脆就用吴语交谈。说起苏州园林，吴中风情来，夏梦一听，也参加了进来，神采飞扬、兴致勃勃地谈起评弹、南昆。原来，她这个上海人也很熟悉苏州。乡音一通，谈笑风生，我们就在从容相对中认识了。当时西哈努克王子刚进北大，跟我学文学艺术课程。我抓紧时机，趁空带王子拜访了夏梦，了解香港的文学艺术，给王子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这是严酷时代开始时的昙花一现。只有到了80年代初，开放改革的南风徐徐吹起，才又见香港朋友自南方来。在古老的京城，我和杨周翰、张隆溪接待了当时还在香港任教的叶维廉，已在香港定居的美国学者李达三，从香港来的美国学者刘若愚。后来又接待了香港学者袁鹤翔。这些学术交往，极大地促进了北大的比较文学的建设。那时，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学者来北京，都是经由香港入境，香港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枢纽。在我心目中，香港已不那么神秘了，但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没亲眼见过。
特区的建立，使我的生命历程有了一个新的转折。我从北京来到了南海之滨，成了香港的近邻。
那是在1984年夏，应首任校长张维之邀，我们北大、清华、人大的几位学者一同来到了深圳大学。在后海湾刚落成的新校址举行的开学典礼上，我们迎来了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罗亢烈，在港校友程祥徽(后任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等。他们特地从香港赶来，祝贺深大中文系的创立。从此，我和香港学界有了更多的交往。我们在这里举办了中国比较文学成立大会，世界华人文学大会，香港的学者袁鹤翔、黄德伟、周英雄，香港作家曾敏之、刘以鬯、犁青、张诗剑等不仅积极参予，而且还在香港帮助接待美、英、德、IEI等国的学者作家，以使他们从香港顺利出入深圳。
1986年春，我跨过深圳河来到了香港中文大学，住在山顶上的新亚书院会友楼，作一个多月的学术研究。那时，林聪标新任书院院长，袁鹤翔陪我赴欢迎酒会，不仅见到了饶宗颐、金耀基，而且还见到了来访的台湾博物院院长。我每天清晨漫步去半山腰的图书馆，中午就到书院小餐厅和学者、教师一起用餐，得以和大家自由交谈。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