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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莫高窟的精灵(一千年的敦煌梦)
分类 文学艺术-文学-中国文学
作者 王家达
出版社 甘肃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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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莫高窟的精灵(一千年的敦煌梦)》被列为甘肃省委宣传部文艺创作重点资助项目。它对敦煌艺术和敦煌学有了更宏观、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对于敦煌艺术的发掘者、研究者、保护者,也有了更系统、更完整的考察。出现在作者笔下的,不再是人们熟悉的常书鸿等几个人,而是一支前仆后继的敢死队,有如不绝的火种、不灭的精魂,奔走在通往敦煌艺术圣殿的路途上。这部作品既写了敦煌艺术本身、敦煌学发展过程,更以浓烈的笔墨,写了几代敦煌学的研究者。关于敦煌艺术,作者王家达采用了一种更科学更求实的看法:正是敦煌自身的地缘因素造成了产生敦煌艺术的沃土。

内容推荐

长篇报告文学《莫高窟的精灵(一千年的敦煌梦)》意欲表现一个多世纪以来,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为敦煌的保护、研究事业而殚精竭虑的动人故事,真实而全面士岜再现了凝聚在这些人身上的为民族文化事业勇于牺牲、敢于承担的优秀品质。重点刻画了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席臻贯等一代又一代敦煌学者鲜活的感人形象。他们是艺术的精灵,民族的精灵,他们在神秘莫测的佛窟里,以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的精神,演绎了一场人类艺术史上最为动人心魄的活剧。

同时,杰出的美术大师董希文、文学大师沈从文、建筑大师梁思成、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都曾深入莫高窟,或考察,或临摹,颇多收获,丰富了敦煌艺术研究的内容和艺术形态。

新时期以来,一批青年学者继承前辈矢志不渝的精神,投身敦煌艺术的研究、保护事业,以其开阔的视野和灵动的思维为敦煌艺术的传承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敦煌艺术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莫高窟的精灵(一千年的敦煌梦)》由王家达所著。

目录

前言 铁马风铃写敦煌

序曲 2010年夏夜,在敦煌的墓园里我和一群雄杰相会

第一章 一个落魄道人的偶然发现,让世界知道了敦煌

第二章 张大干——第一个仗剑西行的探宝者

第三章 舍身饲虎——常书鸿和他的弟子们

第四章 一批割腕断臂的志士仁人,使敦煌学回到了中国

第五章 打不走的敦煌人

第六章 洋玄奘——平山郁夫和他的同胞

第七章 泪飞顿作倾盆雨

第八章 薪火点点映天红

后记

试读章节

第一章 一个落魄道人的偶然发现

让世界知道了敦煌

莫高窟前面有一座像模像样的神塔,下面埋着一颗卑微的灵魂。一个本应被国人的唾沫星子淹死的罪人,身后却享受如此殊荣,神塔上还记载了他的“不世之功”,这不啻是对历史的莫大讽刺。然而正是有了这个可恨亦复可怜的落魄道士,更是由于他的一次偶然发现,或者说是他的一丝贪念,冷寂了近千年的敦煌才又变得热闹起来。

自从乐傅开窟以来,十几个世纪过去了。长夜漫漫,烽火连天,风沙侵蚀,地层裂断。

时间老人把许许多多的瑰宝埋葬了。到了清朝后期,敦煌早已失去了汉唐风韵,不再是“华夷相交一都会”了。而莫高窟也香火断绝,道路塌陷,洞窟里积满了流沙。一幅摄自1907年的千佛洞照片,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的破败景象。就在这时候,从遥远的湖北麻城,来了一位目不识丁的矮个子道人,名叫王圆箓。

那年正好是1900年,亦即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而王道士的到来,给敦煌文物造成的损失,实在不亚于圆明园的劫难。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我爬上了那座刺目的砖塔,仔细浏览了镂刻在上面的“功德碑”。这座塔是王圆箓于20世纪20年代在国人的一片喊杀声中寿终正寝之后,他的一帮徒子徒孙集资修建的。碑文洋洋洒洒,赫然记下了这位“神道”的“不世之功”。王圆篆原为清朝一名倒霉的绿营兵,由于“历尽魔劫,灰心名利,看破红尘而皈依法门”,来到敦煌莫高窟。所谓“灰心名利”云云,其实是骗人的鬼话。王圆箓之所以来到敦煌,主要原因是为了糊口。在肃州(酒泉)的兵营里混了大半辈子,忽然被裁减了,没有一技之长的王圆箓感到了生存危机。情急之下在酒泉出家当了道士。谁知“看破红尘”的道观里依然充满了尔虞我诈,王圆策被排挤得无路可走,于是越过茫茫沙漠,来到被世人遗忘的莫高窟安身立命。不过说句公道话,这位新来的当家人对于神佛还是极其虔诚的。来到敦煌的第一天,他就跪在大佛殿前发愿清除积沙、修葺洞窟、重塑金身,干一番中兴莫高窟的大事业。君子无戏言。从此,王圆箓便骑一头小毛驴,拿一个红本本,走村串巷,到处化缘募捐,一个麻钱一个麻钱地积攒着重振莫高窟的资本。“功德碑”上记载了他这个时期所干的几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修葺洞窟。莫高窟历经沧桑,壁画早已褪色陈旧。王道士特地从敦煌城里请来了几名油漆匠,大张旗鼓地将一些看起来不那么醒目的壁画重新涂抹描绘,使之鲜艳如初。由于王圆箓的这一“功德”,好多洞窟的原始壁画遭到破坏。

建造“千像塔”。这一“功德”更加使人欲哭无泪,欲笑无声。这个愚人以极其虔诚的态度,将各个洞窟里残损的佛像、彩塑收集起来,埋在一个土坑里,上面建立了一座佛塔,谓之“千像塔”。20世纪60年代文物研究所的同志挖掘了千像塔,发现埋在里面的许多残肢断腿,哪怕是一只胳膊,一个佛头,都是极其珍贵的艺术杰作。但更多的“中国维纳斯”却在埋葬过程中损毁了。

“修复”栈道。这是王圆箓又一桩更加令人切齿痛恨的“功德”。那时候,历经千百年的天灾人祸,崖壁上的栈道都坍塌了。香客们拜佛烧香,进洞很不方便。许多洞子要搭上梯子才能进去。为了方便人们进洞礼佛,王道士竟然雇人将相连的洞窟打通,进去一个洞子,就可以串通好多个洞子。方便是方便了,却将许多珍贵的壁画破坏了。

当然,王圆箓在莫高窟几十年,也不是没有干过一件好事。在我看来,他倒是干了一件值得称赞的大好事:绿化莫高窟。这一点“功德碑”里倒没有提到。王圆箓是湖北人,从青山绿水的南方来到大漠绝塞的敦煌,显然感到缺少了一点什么。于是派人驾了一辆大轱辘车,从新疆哈密买来数千株青皮白杨苗子,栽到下寺周围。一百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从千里荒漠来到莫高窟,看到这一片茂密的参天大树时,不能不生出几许敬意——尽管它们是王圆箓栽的。

现在让我们来说说王圆箓最大的一项“功德”——发现藏经洞。这一点,“功德碑”上是这样记载的:“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师父同工人用手挖之,始见此窟。”在这里,道士们给此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实际的情况却要简单得多。王圆箓雇人清沙,断断续续差不多用了两年时间清除了16窟甬道的积沙。积沙清除之后,墙壁失去了长久的支撑力,北壁裂开一条若隐若现的小缝。那时候,每年四月份各处的善男信女们都要来给佛爷上香,当然也就免不了要捐赠些钱粮之类的“供物”了。王道士请了一位姓杨的师爷来记录大家的“功德”。收钱的桌子就摆在16号洞窟靠近裂缝的地方。这个杨师爷有一点嗜好:水烟不离口。一手端着水烟瓶,一手拿着芨芨草棍子(火捻儿),“噗噜噜”“噗噜噜”地吸个不停。有人进来认捐了,他就将芨芨草棍子往背后的墙裂缝里一插,把施主的名字和捐赠的数目写上。如此反复,一个月的庙会下来,那原来并不明显的裂缝出现了一道十分清晰的裂口。王道士看见不动声色。庙会结束后,他悄悄地踅进16号洞窟,用手轻轻地敲了敲裂壁,里面发出空空的声音。王道士的心嗵嗵地跳了起来。他断定这是一处埋藏金银珠宝的暗洞。然而,当他气喘吁吁地推倒洞的土墙,鼓起红眼珠子四下急速扫描时,立即感到一阵透心的冰凉。哪里有什么金银财宝!他叫来杨师爷,二人掌着昏暗的油灯,对洞里的东西匆匆检视了一遍。这是一座长宽各为九尺五寸、边高六尺五寸、中高九尺三寸的复洞。从地面至窟顶堆满了古代文书写本、社会档案、经卷刻本和各类丝绸绘画、纸画、麻布画幡、雕版印品与金铜木制等佛教文物,以及各种民族文字经典。

P18-20

序言

铁马风铃写敦煌

虚幻迷离的沙漠之夜,我登上了高耸入云的三危山。一群黑森森的墓碑挡住了我的去路。我一惊:莫非这就是埋葬几代敦煌学者的墓园?对于敦煌,多少年来我是思于兹,念于兹,剪不断,理还乱,今晚终于成梦,前来圆梦了。

天是那样蓝,月是那样明,灿烂辉煌的银河整个儿地扣在了沙粱上。我抚着沾有露水的墓碑,一个一个地看了过去。我分明听到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动——这都是一些多么年轻的名字啊!他们用自己的血浇灌了敦煌艺术的沃土,沙砾里却只留下他们的躯壳。我无言地站在这些孤魂的身边,想起遍布中国大小城镇的酒吧会所灯红酒绿高歌狂舞的情景。一股悲凉一股崇敬一种感悟油然而生。我把目光转向莫高窟北面的石崖上。那是创造了千古不灭的敦煌艺术的画工们栖身的小窟。数百个画工洞像一双双黑黝黝的眼睛,正在深情地注视着我。我知道,那是千年画工跳动的灵魂。

忽然,悬挂在九层楼上大佛殿的十八只铁马风铃响了起来。“当——啷——”“当——啷——”,一声连着一声,悠远而苍凉,一支驼队出现在沙漠的尽头。随着有节奏的驼铃声,驼背上的人越来越清晰——1941年3月,大干居士带着一家人到敦煌朝圣来了。四十刚刚出头的张大千,此时在画界已如日中天,但他为了寻找唐代以前的真迹,在艺术上来一次质的飞跃,不顾亲友的劝阻,不畏塞外的艰辛,力排众议,毅然西行,成为开拓敦煌艺术的中国第一人。

铃声悠悠,黄沙漫漫。蔽天风沙之中,一辆破旧的牛车颠簸着向敦煌艰难地行进。车上坐着刚从法国归来的青年艺术家常书鸿伉俪和他们年幼的儿女。从此,整整半个世纪,常书鸿忍受着妻离子散之痛、酷暑奇寒之苦、断薪断炊之艰,和他的学生们手挽着手,用宽润的胸膛结成一堵坚不可摧的墙壁,挡住了国民党和西方国家文化特务的盗窃,挡住了乌斯曼匪帮的抢劫,挡住了红卫兵的捣毁,成为举世闻名的“敦煌保护神”。

铁马风铃声中,我看到了前面沙路上一行行清晰的足迹。那是于右任先生的脚印,是徐悲鸿和梁思成的脚印,是董希文和他的妻子张琳英的脚印,是沈从文的脚印。我仿佛还朦胧地看到了吴作人、叶浅予、谢稚柳、刘开渠、吴冠中、潘絮兹、王朝闻他们留下的足迹……这里,就在我脚下的这片小小的绿洲上,有着我们民族的魂。

就在这一瞬间,我下定了决心,要为敦煌的千年孤魂写一本书,为那些依然坚守在大漠绝塞中的学者和艺术家唱一首也许并不响亮的赞歌。于是我留在了敦煌。整天爬石崖,钻洞子,上阳关,去宋城。在摄氏四十度的高温下,像猴似的趴在一座座古塔上,仔细地辨认那些字迹斑驳、模糊不清的铭文。一夜夜坐在研究院的图书馆里,汗流浃背地翻阅资料。然后便是马拉松似的采访。上至专家学者,下至和尚道士,见人就问,逢人便聊,像阿里巴巴进了芝麻之门那样贪婪。一些已经离开敦煌的艺术家,那就“上天入地”去找。当我在南方一座小城的陋巷里,找到已经退休的女敦煌学家谭蝉雪时,泪水立即涌满了我的眼眶。这就是我的大学校友、那个才情横溢的广东倩女吗?站立在我面前的,分明是一位老年的白毛女、现代的祥林嫂!为了圆少女时代的敦煌梦,这位杰出的女学者经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九死而不悔,终于在敦煌学研究领域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十四年的大狱,铁铸的“反革命”帽子,并没有销蚀她那魂断春秋的敦煌情结。出狱后,一个如此单薄的女子,在西部荒原上一面打着土坯,搞着缝纫,用浸透了汗渍的人民币收购着一本本敦煌古籍,从事着业余的敦煌学研究。只是到了新的时期以后,谭蝉雪的敦煌梦才得以实现。而此时,她已经老了。在中国敦煌,像这样九死一生、矢志不移的专家学者,何止百人!

漫长的采访过程,实际上变成了一场心灵的洗礼。特别是用整个生命破译了敦煌古乐的音乐家席臻贯那令人心碎、使人断肠的事迹,用最具说服力的事实阐释了关于人生和事业、国家和个人的真谛。听着席氏遗孀若断若续的哭诉,一种揪心的疼痛和肃然起敬的感情,充溢着我的心头。每一次采访,都是一种激励,一种鞭策;每一次访问,都让人久久不能平静。是时候了,我要把这种种感受,种种启迪,传达给我的读者,传达给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于是便怀着敬畏的心情,青灯素笺,伏案经年,写下了那一片金色的佛光,写下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悲壮。尽管为此黑发变成了白发,但我却并不后悔。因为我毕竟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为壮怀激烈的几代敦煌学者,献上了自己的一炷心香。

后记

人常说十年磨一剑。我这本关于敦煌的书,却磨了整整十六年。开始写作时尚在盛年,及至最后完成(馍高窟的精勋,已近耄耋了。真是事业无涯,人生苦短啊。

作为一名甘肃土著,为敦煌写一本书,是我多年的梦。第一梦,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完成了一个七万字的中篇,名曰《敦煌之恋》,在《当代》发表了。发表后立即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并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第二梦,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嘱,又将其改为十多万字的小长篇,出版后获得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继又被译为日文,在东京出版。现在推出的这部《莫高窟的精灵》则是第三梦。为什么要三写敦煌呢?原因很简单:认识在不断地提高,而资料又不断地充实。一些老人离去了,更多的新人进来了,情况发生了变化。咬一句古:何以多梦哉,以其神妙也。

上个世纪写作时,由于采访的匆忙,许多东西被遗漏了。比如沈从文先生、梁思成先生,当时对他们与敦煌的关系尚不知情,所以未能入“梦”。现在知道了,当然要写进去。然而怎么写,却又颇费踌躇。单列一章吧,事情不多;稍提几句吧,分量不够。于是忽发奇想,搞了一篇《序曲》,让作者在朦胧的月光下,和这些中华雄杰相会在敦煌的墓园里。再比如,孙悟空的最早形象是从哪里来的?历来众说纷纭。段文杰先生经过仔细考察,拨开了重重迷雾,在敦煌壁画中发现了孙猴子的雏形——远在《西游记》产生之前的宋代,这里就已经有了猴行者保护唐僧取经的故事。又有些东西,当时觉着重要,现在看来意义不大,也就删去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来,敦煌来了一大批新人,为莫高窟注入了新的血液。他们撑起了敦煌的天。这些青年是断断不可忽略的。原以为他们的道路一帆风顺,没有坎坷,没有悲情,是生活的幸运儿。随着采访的深入,发现他们的事迹也很生动,他们的故事依然精彩。于是专门为他们写了一章,放在最后压轴。时移事易,物是人非,今天的敦煌已不是昨日的敦煌,改版重写是必然的。

写作之中,虽然谈不上焚香沐浴,也是全神贯注,一心向佛——因为这是在写敦煌啊!尤其是面对那些故去的大师,千年的神灵,经常有一种“雷门布鼓,贻笑大方”的惶惧。唯恐下笔不慎,伤着了中华的瑰宝,民族的精魂。然而也正是这些先贤冥冥之中的鼓励——我时时感觉着他们的存在——使我充满了信心,生发了灵感,能够笔底生烟,挥洒自如,满纸激情而不可收。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此“敦煌”已非彼“敦煌”,故事更多,悬念迭起,加之选择了一部分有代表意义的图片,它已经是一部图文并重的新书了。

这本书的写作,受到了读者出版集团的鼓励与支持。甘肃人民出版社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和帮助。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本书还被列为甘肃省委宣传部文艺创作重点资助项目,得到有力的支持。在此谨表深挚的谢意!可以预言的是,当《莫高窟的精灵》面世之时,将是对敦煌已逝的或者健在的志士仁人莫大的宽慰。

最后需要赘述的一点是:尽管笔者倾注了不少心血,但依然留下了遗憾。翻开敦煌英雄谱,每个名字都闪闪发光,每件事迹都令人感动。也许是考虑到篇幅的紧凑,结构的严谨,抑或是采访时的疏漏,书中只写到了一小部分敦煌人。而更多的专家学者——高高飘扬的敦煌大旗上有着他们的骄傲——未能和读者见面。好在本人虽然衰迈,却壮心犹存,希望有机会为所有敦煌艺术的精灵立传。当然,那就是下一本书的任务了。

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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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3/1 13:3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