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摧残》是一曲爱情颂歌,它热情地抒写了爱的珍贵、爱的忠诚、爱的甘苦和爱的牺牲。它旨在“讲述爱情带来的烦恼、爱情的欢乐与雷霆风暴;讲述最能表明爱情的做法,及无论优劣、何种选择最佳;做一番比较,革除陋弊,找出真正的佳良之举”。薄伽丘的兴趣并不在叙事,而在从不同侧面探讨爱情这个永恒主题。他笔下的爱情已经不是古典神话中那种天上的爱,而是当时人间的爱了。他不但辨析了爱情的种种心理,如狂喜、痴迷、忘情、嫉妒、羞怯、彷徨、思念、失意和绝望等等,而且表达了新兴市民阶级的价值取向,即重视现世幸福,推崇人的智慧,赞美善良、忠诚、慷慨的品德,提倡敢作敢为的进取精神。这些都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的觉醒。
《爱情十三问》原名《辨异书》(Il Libro di Difinizioni),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作家薄伽丘在一三四○年用意大利语写成的作品。几个贵族青年乘船出海,被风暴吹到一座古城,羁留数日,偶遇该城的几名贵族男女,便应邀参加了他们的饮宴和消遣。众人选出美丽的王族女子菲娅美达做女王(相当于我国古人行酒令时的令官),然后轮流提出有关爱情的疑难问题,请她作答。在与众人辩论中,菲娅美达对这些问题做了精辟的议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爱的摧残》又名《菲洛斯特拉托》(Filostrato),是薄伽丘用意大利佛罗伦萨方言写的长篇叙事诗,完成于1340年秋冬之际。据作者的解释,“Filostrato”意为“被爱情击倒的人”。《爱的摧残》内容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故事:特洛伊战争中,特洛伊王子特洛伊罗斯(Troilus)爱上了祭司卡尔卡斯的女儿克瑞西达(Cressida),两人秘密幽会,并发誓忠实于爱情。为交换被俘的特洛伊将领,克瑞西达被迫回到投奔了希腊人的父亲卡尔卡斯身边。她很快爱上了希腊贵族青年狄俄墨得斯。特洛伊罗斯得知后万分悲伤,绝望地上阵作战,被阿喀琉斯杀死,特洛伊城也很快陷落了。
那女子露出了满意的表情。坐在她身旁的梅内冬说道:
“最高贵的女王啊,现在轮到我在你面前提问了。因此,倘若我的话很长,那么,我先要请你、还要请其余各位原谅。我若不先将故事讲得很长,各位便无法充分理解我要提的问题。”说罢,他便讲了起来:
我记得,我出生的那个国家里有位高贵的骑士,他无比富有。他最忠实地爱着一位本国女子,娶她为妻。因那女子美貌出众,另一位骑士也极为热烈地爱上了她,名叫塔洛尔弗。在这个世界上,塔洛尔弗只想得到那位女子,别无所求。他用尽各种办法去赢得那女子的爱,时而从她屋外走过,时而去参加骑马比武,时而凭栏顾盼,时而向她传送口信,间或还送给她大量礼物,以表明心迹。
对这些事情,那女子没有给那骑士任何答复和许诺。她对自己说:“这样做就能让这骑士知道他不可能得到我的答复和欢心,或许他会因此放弃对我的爱,不会再用这些东西来诱惑我了。”
尽管如此,塔洛尔弗仍不甘心,因为他想到了奥维德的那句话:“男人绝不可对女人的坚拒信以为真,因为滴水可以穿石”。那女子担心此事会传到丈夫的耳朵里,所以认为应当亲口将它告诉丈夫,才能使丈夫明白原委。
不过,经过更审慎的思忖,她觉得:“我若告诉丈夫,便会使这两人争吵不休,我的生活从此便会永远失去快乐。看来,我必须用其他的办法去摆脱塔洛尔弗了。”
于是,她想出了一个周密的计策。她派人告诉塔洛尔弗:倘若他真像他表示的那样爱她,她便要他送一件礼物给她。她以众神和诚实淑女的名义发誓:若得到了那件礼物,她便满足他的一切愿望。塔洛尔弗若无法将她要的送给她,他便应当到此为止,从此不再引诱她。他若还像以前一样,她便要将此事告诉给丈夫。
她说,她要的礼物是一月里在那个国家造一个花园。它应当非常美丽,并且很大。花园里应当遍生绿草,开满鲜花,树木茂盛,结满果实,如同在五月一样。她派人将这个要求告诉给了塔洛尔弗后,便自语说:“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下我终于可以摆脱他了。”
听了这个要求,塔洛尔弗便知道了那女子的用意,因为她这个要求完全不可能实现。但他还是回答说,他要一直努力下去,不得到她要的那件礼物便不来见她。随后,他带着一个愿意同行的伙伴,离开了自己的国家。
他寻遍了西部的地区,打听如何实现他的愿望,但没有找到他要的东西。他又到那些最炎热的地区寻找,经一位贤士指点,他来到了塞萨利。他在那里盘桓多日,仍未找到所要的东西,几乎绝望了。一日黎明,太阳尚未升起,他独自徘徊在凄凉的平原上,那片土地浸透了罗马人的血。他在平原上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来到了一座大山的脚下。他突然看见山脚下有个人,既不年轻,又不算太老,留着胡须,身材矮小,瘦骨嶙峋。一见此人的模样,塔洛尔弗便知他很穷。此人正四处采集草药,用小刀挖出各种草根,将它们装进上衣的一个口袋里。见到此人,塔洛尔弗很是吃惊,生怕会遇到什么意外的事情。不过,此人的外表却表明他的确是个人,塔洛尔弗便走近他,向他行礼,问他是谁、从哪里来、这么早来这里做什么。。 那老者回答说:“我是底比斯人,名叫忒班。我在这里采药。我用草药汁给各种病人做些必需的和有益的事情,以此谋生。我这么早来这里,此乃出于不得已,而并非出于快乐。你看上去像个贵族,却在此独自徘徊,你是谁?”
塔洛尔弗答道:“我来自最西面的那个国家。我很富有,受幻想驱遣,前来寻觅一件东西,但未找到。我到这里徘徊,是因为在此可以更无拘束地悲叹我的命运。”
忒班对他说:“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么?你为什么愿意到这个地方来?你很可能遭到暴躁鬼魂的诅咒。”
塔洛尔弗答道:“神也会在这里,神无处不在。神在他的土地上赋予我生命和荣誉。我听凭神的安排,因为对我来说,死的确是最大的乐事。”
忒班说:“你要找什么?你未能找到它,竟使你如此悲伤。”
塔洛尔弗答道:“看来我永远无法找到它了,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得不到指点。”
忒班说:“你可否告诉我你究竟在找什么?”
塔洛尔弗答道:“当然可以,但说出来又有何用呢?”
“或许无用,”忒班说,“但说说又何妨?”
于是,塔洛尔弗便说:“我想知道:如何在最冷的月份造出一个花园,里面要开满鲜花,果实累累,绿茵遍地,如同五月的花园一般。我找不到帮助我的人,也没碰到鼓励我实现这个心愿的人。”
忒班沉吟了片刻,然后说:“的确,你和其他许多人都惯于根据人的衣服来判断其本领和人品。我若像你那样富有,你便不会先在那边徘徊良久再来问我了。你若碰巧看见我站在某位富有的王公身边,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采药,你也不会如此。但很多时候,最粗劣的衣衫下面却掩藏着最伟大才识的宝藏。所以说,对提供忠告和帮助的人,谁都不必隐瞒自己的不足。说出自己的不足,也绝不会被看不起。可是,若有人能使你的心愿变为现实,你打算何以报答呢?”
听这番话时,塔洛尔弗一直盯着忒班的脸,担心忒班立刻会嘲笑他,因为除非忒班是神,否则,他很难相信忒班能帮他实现心愿。尽管如此,塔洛尔弗还是答道:
“我在自己的国家里拥有很多城堡以及大量珍宝,我会将这些东西的一半分给那个给了我如此大的快乐的人。”
“说实话,”忒班道,“你若肯如此对我,今后我便不必去四处采药了。”
“我保证,”塔洛尔弗说,“你若能兑现自己的许诺,让我得到那个花园,你便再不必为不能变富而发愁了。可是,你怎样兑现诺言,又何时兑现呢?”
忒班回答说:“时间由你来定,在你方便时即可。我相信你,相信你对我的许诺,和你一同去。到了你认为合适的那个地方,你可以做出吩咐,我会让你吩咐的事情变成现实,绝不会失败。”
塔洛尔弗对这样的好运非常满意,即使当时他能将那位心爱的女子抱在怀中,其快乐也比不上这个好运带给他的快乐。他说:“朋友,我正焦急地等你兑现这个诺言呢,所以,你我还是别再耽搁,即刻动身,到能使这个愿望成真的地方去吧。”
忒班放下草药,带上魔法书及其法术的其他必需之物,与塔洛尔弗一起上了路。不久,两人便来到了离那座要去的城市不远的地方,而时间已经快到那女子所要求的月份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秘而不宣,闭门不出,等待着约定时间的到来。
进入了那个最冷的月份后,塔洛尔弗便吩咐按照那位心爱的女子的要求,造出那个花园。
忒班一听到塔洛尔弗的吩咐,便开始等待能使法术生效的那个夜晚,即能看见月亮由亏而盈、再度普照大地的那个夜晚。然后,他独自去了城里。他未穿衣服,裸着双腿,蓬乱的头发垂在肩上。夜渐渐深了,鸟儿、野兽和人都歇息了,万籁俱寂。树上挂着未掉落的叶片,一动不动。淡淡的宁静中,弥漫着湿润的空气,唯有夜幕上的星辰在闪光。忒班走到河边他常去的一块空地上,他将那里选作建造花园的地方。
P43-47
《爱情十三问》原名《辨异书》(Libro di Difinizioni),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作家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Boccaccio,1313—1375)在1 340年用意大利语写成的作品,内容为几个贵族青年乘船出海,被风暴吹到了一座古城,羁留数日,偶遇该城的几名贵族男女,便应邀参加了他们的饮宴和消遣。众人选出美丽的王族女子菲娅美达做女王(相当于我国古人行酒令时的令官),然后轮流提出有关爱情的疑难问题,请她作答。在与众人的辩论中,菲娅美达对这些问题做了精辟的议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薄伽丘将13个问题巧妙地嵌入同一个大叙事框架中,寓理于事,夹叙夹议,尤其是精心设置的不少两难情境,使问题具有开放性的答案,每每使人联想到19世纪美国小说家斯托克顿(Francis Richard Stockton,1834—1902)的短篇名作《美女,还是老虎?》。《爱情十三问》中的议论见仁见智,有的是对于善与恶的道德思考,有的是对于利弊得失的取舍权衡,有的则出于对爱情心理的深入剖析,形象地反映了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社会的爱情观和道德观,并显露了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
本书虽然篇幅不长,却容纳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具有富于机趣的思辨色彩和层叠连贯的巧妙结构。因此,在问世后的六百六十多年间它一直吸引着众多读者,其原作及译本至今仍是欧美各大图书馆的热门藏书。
翻开《爱情十三问》,我们很容易看到作者八年后的成名作《十日谈》(Decameron,作于1348年—1351年)的雏形,很容易发现屡屡出现在作者几部重要作品中的女子菲娅美达(Fiammeta)的名字。从《爱情十三问》到《十日谈》,我们可以追索薄伽丘思想和艺术发展的脉络,看清后者成型的来龙去脉。
首先,这两部作品采用了本质上相同的结构框架:《爱情十三问》将13个问题集中在一天讲出的故事中,其契机是五名贵族青年男女因乘船失事来到帕忒诺珀古城的一个花园中;《十日谈》则将100个故事分十天讲述,其契机是十名贵族青年男女为躲避瘟疫来到佛罗伦萨城外的一个花园里。两群人都置身于这种阿卡狄亚式的世外桃源,都推举出当值的女王(或国王),由她(他)主持,或讨论爱情,或讲述趣事。菲娅美达在《爱情十三问》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十日谈》第五天的轮值女王也名叫菲娅美达。其次,《十日谈》中的两个故事还承接了《爱情十三问》的内容:第十天第二个故事(《劳力达的故事》)沿用了后者第十三问的故事;而第十天第三个故事(《爱米莉亚的故事》)则沿用了后者第四问的故事。可见,《爱情十三问》的内容与形式在《十日谈》中得到了保留、提炼和生发。提倡个性解放,讴歌有血有肉的爱情,这是两部作品共同的思想内容。
《爱情十三问》是一曲爱情颂歌,它热情地抒写了爱的珍贵、爱的忠诚、爱的甘苦和爱的牺牲。它旨在“讲述爱情带来的烦恼、爱情的欢乐与雷霆风暴;讲述最能表明爱情的做法,及无论优劣、何种选择最佳;做一番比较,革除陋弊,找出真正的佳良之举”(见本书卷首诗《致读者》)。薄伽丘的兴趣并不在叙事,而在从不同侧面探讨爱情这个永恒主题。他笔下的爱情已经不是古典神话中那种天上的爱,而是当时人间的爱了。他不但辨析了爱情的种种心理,如狂喜、痴迷、忘情、嫉妒、羞怯、彷徨、思念、失意和绝望等等,而且表达了新兴市民阶级的价值取向,即重视现世幸福,推崇人的智慧,赞美善良、忠诚、慷慨的品德,提倡敢作敢为的进取精神。这些都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的觉醒。
《爱情十三问》是薄伽丘27岁时的作品。可以说,它也折射出了作者当时的心境,是作者对心中爱情的自况,是对恋人菲娅美达的礼赞。菲娅美达是西西里国王罗伯特的私生女,闺名玛利亚,当时已经结婚。像但丁笔下的彼阿特丽切,像彼特拉克笔下的劳拉,薄伽丘笔下的菲娅美达也是理想女性的化身,也是激发诗意灵感的源泉,也通过巨匠的名作而化为不朽。《爱情十三问》的通篇,尤其是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一问,无不洋溢着薄伽丘对菲娅美达的难以抑制的热恋之情。在第七问中,薄伽丘借伽勒昂之口,唱出了献给菲娅美达的恋歌。在他眼里,菲娅美达“在三重的高天上”。这的确是她在青年薄伽丘心中的位置。他的密友和老师彼特拉克于1373年去世后,薄伽丘也写出了一首十四行诗,其中让彼特拉克笔下的劳拉与自己笔下的菲娅美达在“三重的高天上”会面。我们知道,在但丁的《神曲》中,天界的第三重是金星(维纳斯)天,居住着多情的灵魂;而《神曲》又是薄伽丘最心仪的经典之一。
同时,薄伽丘也巧妙地表达了对他与恋人社会地位差别的担忧。菲娅美达是王族之女,声名显赫;而身为商人私生子的薄伽丘,当时还是个教会法律学校的学徒,默默无闻。社会地位的悬殊和礼法的约束,决定了他对菲娅美达的爱在很大程度上是柏拉图式的。这在《爱情十三问》里表现得极为明显。书中人物提出的一些问题,微妙地反映了薄伽丘对恋人难以割舍的深情、对这份无望爱情的执著,也道出了他对自己“身无彩凤双飞翼”的无奈。他追问该不该去爱地位高于自己的女子,他探究该不该去爱已婚的女子,他想知道思念恋人是否比与她见面更快乐。这些深中肯綮的议论不但是薄伽丘的真情告白,也会引起众多性情中人的共鸣。
就形式而言,《爱情十三问》无疑还不够成熟。它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叙事作品,而更近于情节化的散文。作者似乎尚未找到表达内容的最佳形式。例如,书中第四问由梅内冬讲述的那个故事,对魔法师忒班在寒冬建造花园的经过做了大量的铺叙,使全章结构显得失衡;而我们看到,《十日谈》里的同一个故事却大大压缩了这段文字,表明了作者驾驭结构能力的成熟。《爱情十三问》中的故事只有两个作用,一是设置问题产生的情境,二是论证各方提出的观点。书中包括菲娅美达在内的所有人物都是表达作者见解的传声筒。人物的对话虽然典雅,却失于雕琢,其议论也带有古代拉丁文学的明显影响,例如其中所有举例都取自古希腊罗马神话。而《十日谈》却极少如此引经据典,其语言更加生动活泼,其风格更贴近日常口语。《十日谈》用托斯坎俗语写成,很适合其短篇话本式的内容,更便于叙事;而《爱情十三问》的语言简古,行文周致,更适于陈言立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薄伽丘的众多作品中,《十日谈》的文体风格仅仅属于《十日谈》,其他作品的风格大都与它不同。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薄伽丘深谙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精通拉丁语典籍和但丁的作品,其早期作品深受古典的影响,尚未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例如,《爱情十三问》中描写太阳东升西沉时,依然仿照古罗马作家的手法,将它说成是“福玻斯五次出游,又五次返回”(第一章)。这使人想起他在更早的作品《菲罗柯落》(Filocolo,1556年作)中,也曾将日落写成“福玻斯的骏马在一天的劳累之后,将冒着热气的身体浸入西方的海水中”。二是他在后期作品(多属“觉今是而昨非”的忏悔之作)中有意皈依古典,追求雍容典丽的文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当属《西方名媛传》(De Muliezibus Clans,1562年作),该书用拉丁文写就,以古典史诗和普鲁塔克、奥维德和维吉尔等古罗马作家的文风为圭臬。在后期作品中,薄伽丘不但在思想上倒向了当时的主流话语,而且其文风也复归了古典。
反观《爱情十三问》,我们却欣然地嗅到了人文主义精神的缕缕清新之气,虽然尚不浓郁,但毕竟已在释放馨香。应当说,《爱情十三问》是一块璞玉,它表达了作者青年时代的思想,是作者真情实感的写照,其中讨论的爱情问题也大多带有普遍性和启发性,足以引起后世的思考和争论,为后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思想酵母。正因如此,这部六个半世纪以前诞生的作品才具有了独特的价值和永恒的魅力。
肖聿
200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