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女作家王甜编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同袍》写地方28名本科毕业生“到部队大学生集训队一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展示了九零后大学生未来军官的青春活力、风彩和魅力，记录了他们从大学生到合格军人和军官的嬗变。

28名大学毕业生签约入伍，到装甲团集训队进行为期一年的严酷军训，完成共同课目、带兵实习、参加军事演习三个科目考核，记分式量化考核方能成为新一代大学生军官，否则退地方作为第二年毕业生就业。大学生面临“淘汰考验”，部队重视地方大学生入伍给部队军官队伍带来的新鲜血液，选调中校“黑脸”任集训队长，二名中尉任男生班长，女少尉任女班班长。《同袍》，是王甜从士兵成为部队作家后，回忆那段难忘集训队生活，写成的一本很为当代青年人喜爱的军事文学读本。

《同袍》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一章 筛子

第二章 逍遥游

第三章 流氓犯

第四章 男人的七月

第五章 远大前程

第六章 尖叫的血管

第七章 身体里的子弹

第八章 兼爱，非攻

第九章 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

第十章 别人的连队

第十一章 我靠

第十二章 娃儿们

第十三章 谁都有秘密

第十四章 那么近，那么远

第十五章 真正的战争

第十六章 山有盟

后记：写本让自己热爱的书

筛子的队伍叫“地方大学生集训队”。当然会有筛子队长。其实在刚刚到达装甲团的那一刻大家就见到了队长，但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点。

作为被电影、小说甚至网络熏陶起来的一代人，作为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地方大学生，筛子们本来不应该表现得如此无知。他们竟然天真地认为，队长至少会长一副队长相吧？事实上，将要领导他们的集训队队长，除了肩膀上扛着教人疑心的两杠一星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靠的领导标志。他面色黧黑，拥有一口广告里才会有的、闪着健康光泽的洁白牙齿，带着和气生财、讨好世人的笑容，实在符合小人书中对农民伯伯最标准的描述，全中国的庄稼地里每十亩就有一个长成他这样的。

但他确实是队长。

他用自己的方式让筛子们肯定了这一点。

王远最初感受到他的厉害是第一次个别谈话。队长坐在闯进办公室的光线里，眯起眼睛打量着王远。这很正常。然后他把一支签字笔的笔帽用那口健康的牙齿拧开了，上下门牙一合，咬住笔帽，啵的一声。他大约经常给牙齿派分类似任务，所以也不奇怪。就在这时，没有任何征兆，他淡淡地开口了：

你把你们自己叫筛子？

王远差点从椅子上一头栽倒在地。

回来对肖遥说起这事时，王远简直是一副活见鬼的惊惧神情。他说，他会读心术啊？别人脑子里的东西，他怎么会轻轻巧巧挖出来？受了这刺激，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王远都尽量和队长保持一定距离。

“他要是个女的，我就不顾年龄差距娶她了。有妖气。”

队长如果能读出王远心里这句话，一定不会同意他将自己妖魔化的。事实上他是世俗化的典范，以身作则地演绎着部队里奇怪的生存法则。作为全集训队的最高军衔拥有者——少校，每每有学员表示羡慕，他便会勤勤恳恳地解释：其实已经是中校了，命令都宣布了。他是团里某个技术单位的副主任，主任还是少校，所以不好意思佩一个比上级还高的军衔，哪怕晋衔命令都已经宣布了。不佩吧，又不心甘，宁可回回不厌其烦跟人解释“已经中校了”。

有人问到他是哪里的人，他小心谨慎地不给人钻“老乡认老乡”的空子，总是乐呵呵地打擦边球：我？走的地方多了，你听我的口音，哪里也不像！我是南、腔、伯调！“北”念成“伯”，确实听不出是哪里的人。队列训练结束时有讲评，他黑着脸站在二十多个年轻人面前严肃地指出，要坚决纠正“狗屁动作”！女学员们都把头低了下去——面对太直接的粗俗，唯有低头才能把自己与受到的羞辱隔离开来。很久以后，学员们纷纷离开集训队到了各个基层部队，才早早晚晚知道了这句话的真相：他说的是“痼癖动作”。在部队，这是非常普遍与规范的说法。队长一直被冤枉了，谁叫他“南、腔、伯调”呢？

对于从天而降的大学生们，当着面，他有一个概括——你们是“三高”兵啊，高学历、高素质、高水平！然而暗地里，他相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算文凭把这些愣头青包装成了齐天大圣，也还有降服孙猴的如来佛呢！他有十足的信心，将用实力树立起一个队长应有的权威。权威当然不是吧唧一下从天而降的，要有分解动作。

只要有想法，不愁没有机会。队长遇到的第一个机会——事后才意识到是机会——被他不留神放过了，不能怪他，那时他还没有完全适应队长的身份。

学员的行李都放在储藏室。铺好床之后，好像所有人都发现自己的东西奇缺，充分利用这初来乍到的特权，拼命从储藏室的行李箱中搬运东西出来，衣服、毛巾、笔记本、收录机、偶像明星的照片、小袋的饼干或薯片……这个黑脸少校就站在门口打量着来来往往的学员，本来是准备给大家提供咨询与帮助的，现在他发现没有人有疑问，所有人对自己的所需所取都了然于胸，根本不需要指导性意见，反而是他自己，面对这一片花花绿绿的不严肃的东西摇头叹息。为了让学员对他保留最初的和蔼印象，他一直控制着自己不要流露出过于强硬的威严，他欲言又止的样子显得有些奇怪，好几个过路的学员都回头冲他同情地一笑。

他决定要有所作为，证明自己在这里是必不可少的。于是他开始像夜市上的小老板一样热情地招呼大家有序地取放行李，安排每个箱子的存放位置，细心提醒大家，只拿必需的东西出来，储藏室不是随时可以打开的，平时锁起来，每周只有星期三晚上和星期六下午这两个时间段打开——每次打开半小时。当即就有一个女孩发起了大小姐脾气，拥挤的储藏室里几乎装不下她尖厉的声音：衣服也不给放风，万一霉掉了呢？大家只当听了笑话，笑笑。偏偏有人接口说：在这种地方，人不烂掉就够Lucky了。

哪怕夹着英文单词，队长也能听出这句话里的堕落情绪。说话的男生回头看见了他，意识到话说过头了，伸出一个食指在太阳穴上点一下又飞出去，做出调皮的美军式敬礼动作：sorry，少校。为表达道歉的诚意，他靠拢队长，从兜里掏出一包烟，熟练地弹弹，抽出一支来发给这位黑脸白牙的军官。换成普通连队，这就是一个教育机会，队长应该借机大谈一下军人形象问题，作风纪律问题，思想道德问题……但在突如其来的一支香烟面前，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不喜欢？这团里小卖部最高级别的烟只有这种，“软云”，要不就是“软玉”。

队长一直摆着手，身子往后倾倒，一脸完全失控的困窘。他谢绝的眼神中竟然夹带着惊恐一小学时代遇到坏孩子的好孩子，才会有那样孤立无助的表情。

那一刻是队长的梦魇。他难以相信在那一刻居然会失控，会被一个小青年镇住，会……羞怯？仅仅因为，他们是地方大学生，是未来的军官？不，不能受这帮有文凭的自高自大的“筛子”牵制！他所理想的自己，应该是胸有成竹，收放自如，一切尽在掌握中。

很快迎来了第二次机会，很小的机会，正好可以小试身手。队长穿梭于各班的宿舍查看内务整理情况，在二班门外听到一个生嫩(至少他感觉是这样)的声音：兄弟叫徐梦翔，有劳各位了，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兄弟……他移到门口，看清了那个自称兄弟的徐梦翔，是个眼镜，正在胸前抱了拳，向四面八方新结识的狐朋狗友一下一下叩拳，十足的江湖气派。什么玩意儿啊都？

队长像是打上门的仇家，突然踱进门去，一步一步走出一种气度来。怎么啦袍哥？袍哥人家决不拉稀摆带。看你这床整的，找个兄弟帮帮你吧！

他始终露出一口白牙笑着说话，屋子里的人也都盯着那口白牙，判断他说话的口气。末了，他慢悠悠踱了出去，徐梦翔推推鼻梁上的眼镜认真地说，哪个跟他认袍哥？一看就不仗义！王远逼近他耳朵让他醍醐灌顶：懂不懂兄弟？这种修辞手法叫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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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本让自己热爱的书

亚健康写作

那一刻我记得很清楚——打开电子邮箱，把长篇小说《同袍》的电子文档作为附件上传，发送到责任编辑王大亮的邮箱，在页面刚刚跳出“发送成功”的字样时，我仰起头，冲着天花板“啊——”地大叫一声，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

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经历了与它艰难而漫长的纠缠之后，回头去看，不管它是眉清目秀还是面目可憎，我都对它充满至亲般的感激——于我而言，有关长篇小说创作的很多珍贵的感受与经验都来自于它。

说实话，我是那么地崇拜那些能够抓住自己的激情与感觉把作品一气呵成的人，他们的创作完全是释放，是宣泄，是自然而然，是心至笔至，是上天恩赐的魔力状态。不管最后结果如何，至少创作的过程本身于作者而言是愉悦而兴奋的，类似处于热恋中，情感无以复加地累积与爆发。

而我的创作总是像一个“冷过程”，它充满迟疑、犹豫与自我否定，也许是我的个性使然，根子里我是个慢性子的人，虽然在生活中有时候会冲动地瞬间冒出一两句不合时宜的、未过脑子的话，但对待作品，我像是一个雕刻者，每一次下笔都觉得冒险，每一个微小动作似乎都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

写作时我处于亚健康状态，因为我常常会焦虑。焦虑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患得患失的心理状态。它让你不自信到这种地步——甚至在你得到了什么的时候，也会想到，我一定失去了什么。

这样一来，写作在充满争取与妥协的氛围中推进，一步步地走向目标。慎言使它端庄与精致，但也少了恣意与野性——我又在斤斤计较了。

你从哪里来

一九九八年的夏天，我和另外二十一名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一起，在一个叫做怀远的地方参加入伍之初的军事训练。作为代培单位的某训练团专门组建了一个地方大学生集训队，有一个队长和三个班长(因为学员身份的特殊性，连班长都是军官)——这成了若干年后一本叫做《同袍》的小说赖以存在的基础。

必须指出来，除了这种基础与一些生活细节，小说的主要线索与人物塑造并非忠实采自这个集训队。比如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加分、扣分的淘汰制，也没有那样惊心动魄的毕业演习，任何一个人物都难以与现实中的某个人画上等号——现实中的二班长听我汇报完创作构思后，哭笑不得，一度“扬言”要将我告上法庭，因为书中虚构了“二班长”的恋爱史。

我想念他们——和我一起在怀远的大山上摸爬滚打过的战友们，他们与我感同身受，体验地方大学生的自我观念与部队思维体系之间产生的巨大冲击，体验类似冲锋陷阵、身临绝境、生离死别的模拟情境，体验战友之间异于同学、朋友、恋人的特殊情感……但我在决定为他们写一本小说的时候，却无法从这些熟悉的身影中找到完整的主角。

是的，没有完整的王远、路漫漫、肖遥，一旦进入创作，笔下的人物必然是要实现我某种理想的，他们依据这种理想而存在。于是我很老套地从现实人物那里偷取材料，这个人身上抠一点，那个人身上挖一块，鲁迅所谓“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理论得以完全体现。路漫漫身上有我两位女战友的影子(紧急集合当了倒数第一的经历是我的，栽赃给了她)，肖遥更像我从小到大都遇到的班级捣蛋鬼(每个群体里都会有那么一个吧？)，不起眼的小角色——中文系毕业的羽翎——是我自己，天天趴在床铺上写日记。

只有王远的到来最富有画面感——军训结束后，我到某基层部队的政治处工作，有一段时间负责接收入伍到我部队的地方大学毕业生。一天下午，已经下班了，我往食堂走去，经过操场时远远看见一个人影，从容地与我迎面而来。那人影拖着一个带滚轮的旅行箱(在机场光洁的大理石地板上行走的那种)，而那时部队正在搞基础设施建设，整个营区跟个大工地似的，旅行箱走在还没碾压过的土路上东倒西歪，却被它的主人不管不顾地拖拽着，一路前行，身后扬起一片壮观的浮尘。

待人影尘埃滚滚地走到我面前，我看见这年轻人肩膀上挎着一把旧吉他，一身带着与这工地、这尘埃截然不同的新鲜气息，脸上却昂扬着毫不怯场的轻松表情，像是告诉我，他准备好了，他亮相了。

我一直顽固地给王远保留着这个出场，却在后来的写作中删去了。旅行箱、吉他与尘埃滚滚，是过于明显的符号，生活中虽然如此，照实写出来，反倒像是刻意编派的了。

细微的，概括的

从没想到，一部长篇需要的是收放自如的思维方式。

写作中我考虑最多的是细节。我在笔记本上写过一句话：“把细节用足！”在“用足”两个字下面我还打了着重号，强调其重要性。我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哪种“用足”，就是说，一个细节并不只是那个细节本身而已，它是富含深意的，它的使用必须带有张力，扩大其信息含量与情感因素。我喜欢拿张爱玲小说来举例，在《白玫瑰与红玫瑰》里面，男主人公因下雨回家拿雨衣，却撞见了妻子与小裁缝偷情，并不是实打实的证据，只是从两人的不安神情中判定的，所以那场面显得尴尬而沉闷，又要维持表面的正常，于是男主角只得取了雨衣匆匆走了，一路走一路扣雨衣纽扣——这个时候作者没有任何明显的心理描写，只写了一句话：“不知怎么有那么多的纽子。”这句话一直被我奉为神来之笔——这个细节的容量有着惊人的成绩，主人公那种恍惚、紧张、激愤而又不知所措、无处发作的所有矛盾心理都集中在这句话上了，而且给作品增添了含蓄的文韵与美感。可哪能做到每个细节都用得如此精妙呢？即使是张爱玲本人。

没想到进入出版阶段以后遇到的最大问题却是与细节相对的——书名，它需要我有统领全局的宏大思维，将三十余万字的内容浓缩到封面几个方块字中，简直要命。我和责编王大亮前前后后为这本书想过几十个书名，我们开玩笑说一定要在后记里把预备书名都列出来，让读者勾选自己最喜欢的，还可让他们参与“取名抽奖”。

最后确定为“同袍”。会有人嫌弃它旧时代气息浓、不够通俗，但我对它恋恋不舍，特别喜欢诗经原句“岂日无衣？与子同袍”，它所蕴含的同生共死的大丈夫气概是军人独有的，而“同袍”又与“同窗”对照，书中刚刚离开校园的大学生们体验到的，正是与同窗之谊完全不同的战友之情。

在纠缠不休的命名过程中，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张良村老师和责编王大亮都予我热情的帮助与极大的宽容，非常感谢他们——汗颜地说，我实在是个耽于细节、追求完美的麻烦作者。

寻找那种距离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所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说，故事形成了，框架在那里了，材料也摆在一旁，剩下的就是我如何用它们修建一座云上的房子。

非常赞同王安忆的观点，我们要摆脱“现实”对创作的束缚。我务必使作品与现实之间保持相当程度的距离，因为，现实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改变也不需要我们去改变的，只有作品才是那个需要我们创造的新东西。如果我的作品写实到了完全照搬生活，那我就成了匠人，成了报社记者。

“距离”是什么，可以这样说：一部作品再复杂，它的内容也可以三言两语总结出来，是个关于什么的故事，表现的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等等，但是，作品的意韵、风格、给读者在心理上造成的整体印象，却是用再多语言都说不清的(越好的作品越说不清)。那种“说不清”的东西，就是作品与它讲述的故事(即赤裸裸的现实材料)之间所具有的“距离”。

我在懂得这层道理之后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厌恶那种所谓“白描生活”的写法，会不喜欢很多“忠于现实”的小说，会多年如一日疯狂地迷恋《百年孤独》那种“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现实”是材料，用“魔幻”拉开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完美地回归到文学本身。马尔克斯拥有拉丁美洲神奇的现实与从传统中顺手拈来的魔幻手法，而我有什么？我拿什么来制造距离感？

这是一个问题。

在《同袍》里，我或许没能实现最恰当的距离感，但它展示了某种努力的方向。有关“度”的把握将是我未来写作的探索目标。

写作者是一个矛盾的聚合物，他心里为“伟大的小说”勾勒出宏伟蓝图，但他的写作却可能距离伟大的小说还隔着千山万水——所谓“眼高手低”。但不管“手”有多低，“眼”却一定要高。

要有多高？对我来说，那就是——写本让自己热爱的书。我愿用一生的努力来抵达这个高度。

王甜

二O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