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人名，名汤生，是中国近现代为数稀少的一位博学汉学中国传统的同时，又精通西方语言与文化的学者，号称“清末怪杰”。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9种语言，通晓文学、儒学、法学、工学与土木等文、理各科。他创造性地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和《中国人的精神》等书，向西方人倡扬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本书为其散文作品集。

本书是中国近现代为数稀少的一位博学汉学中国传统的同时，又精通西方语言与文化的学者，号称“清末怪杰”的辜鸿铭先生的散文作品集，书中包括了：《中国人的精神——在北京东方学会上所宣讲的论文》、《中国妇女》、《中国语言》、《中国文明》、《为吾国吾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骚乱(教案)关系论》、《文明与无政府状态或远东问题的道德难题》、《良民宗教》、《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等文章。

中国精神

中国学

中国人的精神——在北京东方学会上所宣讲的论文

中国妇女

中国语言

中国文明

为吾国吾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骚乱(教案)关系论

文明与无政府状态或远东问题的道德难题

良民宗教

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

何谓文化教养

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

东西文明异同论

什么是民主

告准备研究中国文化的欧美人

中国古典的精髓

中国问题

中国问题的最近札记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一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二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四

不久以前，一个传教士为了像他的同类一样赶时髦，在他那系列学术短文的封面上，自称为“宿儒”，闹了许多笑话。这个念头当然是极端滑稽可笑的。在整个帝国内，可以肯定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斗胆妄称自己为“(宿)儒”。中国的“儒”字，意味着一个学者或文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然而我们却常常听到某个欧洲人被称作为中国学家。《中国评论》的广告里说，“在那些传教士中，高水平的中国学正被辛勤地耕耘着”。然后就开列了一批经常撰稿者名单，并宣称，我们相信，“所有这些鼎鼎大名的名字本身，就是其扎实可靠的学问和对其研究主题融会贯通盼象征”。

眼下，要估价被称为在华传教士辛勤耕耘的学问之高深程度，我们不必拿德国人费希特在他《论学者的使命》的演讲里或美国人爱默生在其《文学伦理学》中所提出的高标准来衡量。比如，像前美国驻德公使泰勒先生，就被公认是一个大德国学家。不过，一个读过几本席勒剧本，在某杂志发表过一些海涅诗歌译作的英国人，尽管可以在他的社交圈子里被认作是德国学家，但他自己却绝不会在印刷品中公然以此自称的。但如今在中国的那些欧洲人，他们只出版了几本关于中国某些省份的方言录或百来条谚语的汇编，就立刻会被冠以中国学家的美称。当然，只是这么称称倒也无妨，凭着条约中的治外法权，一个在中国的英国佬，只要他乐意，随时都可以泰然自若地自称为孔子，而不必担心受到任何责罚。

我们之所以被引导来考虑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人认为，目前欧洲的中国学已经或正在超越早期开拓时期，即将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在这一新的阶段中，中国学的研究者将不再满足于编纂字典或诸如此类的搬砖运土性质的基础工作，而是试图去撰写研究专著，翻译中华民族文学中最完美的作品，同时，还要以理性的思辨和充分的论据，去对中国文学圣殿中那些最受推崇的名字，加以评判乃至最终给予论定。现在，我们打算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做点考察工作：首先，我们来看看所谓欧洲人的中国知识正经历着上述转换的说法，其真实程度究竟如何；其次，将看看以往的中国学都做过些什么；第三，看看目前中国学的实际状况如何；最后，再指出我们所设想的中国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常言道，一个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很容易把自己想象成比巨人更加伟大。但尽管如此，也必须承认，那个侏儒，利用他位置的方便，将必定看得更加宽广。因此，我们将站在前辈们的肩上，对中国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一个鸟瞰。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我们提出与先辈们不完全相同的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希望不要被看成我们有任何自炫高超的意思，我们宣称不过是利用了我们所处位置的优越条件。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所谓欧洲人的中国知识发生了变化，这在我们看来顶多不过意味着掌握一门语言知识的较大部分困难已经得到排除。翟理斯博士说：“有一种流行的习见曾相信，掌握一门口语知识是件大难事，但现如今，莫说掌握一门口语知识，即便是学会一门汉语方言，也早已不再是历史小说中的虚构情节。”的确，不仅口头语言，甚至于书写语言也是如此。一个英国领事馆的翻译生在北京住上两年、在领事馆工作一两年，便能读懂一封普通电文的大致意思。因此，说迄今在华外国人中的中国知识已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我们欣然承认；不过，对于超过这一界限的任何夸大其词，我们则感到非常怀疑。

继早期耶稣会士之后，马礼逊博士那部著名字典的出版，被公正地认作是所有已取得的中国学研究成就之新的“起点”(Point de depart)。那部著作无疑留下了一座早期新教传教士那种严肃认真、热情诚挚和尽职尽责的纪念碑。在马礼逊博士之后的一批学者中，德庇时爵士、郭士腊博士可以作为代表。德庇时爵士对中国人真的一无所知，他自己也够诚实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肯定会讲官话，并能够不太困难地阅读以那种方言写成的小说。但是像他当时所掌握的那点中国知识，在现今怕是难以胜任任何一个领事馆的翻译职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仍能发现绝大多数英国佬对于中国人的看法，是受到他关于中国著作的影响。郭士腊博士的中国知识可能比德庇时爵士多一点。但他却浅尝辄止，不打算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已故的托马斯·麦多士先生后来在揭露郭士腊的虚荣方面做得不错。诸如此类的人还有传教士古伯察和杜赫德。此后，我们莫名其妙地找到了蒲尔杰(Boulger)先生，在最近出版的新著《中国历史》中，他把上述这些人引作权威。

在法国，雷慕沙是欧洲所有大学中最先获得汉学讲座教授席位的人。对于他的工作，我们还无法做出适当的评价。但他有一本引人注目的书——法译中文小说《双堂妹》。那本书，利·亨特(Leigh Hunt)读过，由他推荐给卡莱尔，再由卡莱尔传给约翰·斯特林(John Stirling)。谁读过此书后都觉喜爱，说它一定出自一个天才之手，“一个天才的龙的传人”。这部小说在中国名叫《玉娇梨》，是一部读来十分愉快的书，但它只是中国文学中一个二流作品的代表，而且即便是在二流作品中也不占很高位置。不过，一想到出自中国人脑袋瓜的思想与想象实际上已得到像卡莱尔和利·亨特这些人的理解，总还是令人高兴的。P3-5

我想，如果说(辜鸿铭)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庄于，在举世都奔向权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道听途说的不少，靠得住的有以下两种：一是他自己说他是东西南北之人，因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另一是特别受到外国人的尊重，有“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学者、作家张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