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中国自由学术的中心，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北大的历届校长都是著名的学者，他们不仅是北大的校长，而且也是某一时期学术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身上集中的反映了当时思潮的热点和重心。本书把历届校长联系起来作为一条发展线索来考察，通过他们的活动和贡献展现现代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史。

北大的历届校长都是著名的学者，他们不仅是北大的校长，而且也是某一时期学术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在他们身上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思潮的热点和重心。……如果把他们联系起来作为一条发展线索来考察，那么他们的活动和贡献就构成了现代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历史环节；其所以如此，除了他们个人的成就以外，是同他们作为北大校长的身份密不可分的。因为他们不只是一个著名的全国学术中心的代表人物，而且周围还有一大群知名学者程度不同地支持和赞同他们的主张。所以从这个角度审视和考察中国现代思潮，就有可能看到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前进步伐。

本书把历届校长联系起来作为一条发展线索来考察，通过他们的活动和贡献展现现代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史。

序一：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 王瑶

序二：自由的精魂与文化之关切 乐黛云

教育革新乃强国之本 ——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大学士孙家鼐

 一、一生为官，清正严明

 二、重翻译，置仪器，督办官书院

 三、教育为本，分科立学，育可恃之才

学者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钦命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臣张百熙

 一、常怀四海志放眼横八垠

 二、忧国忧民近杜陵救时报国忘己身

 三、建第一学府创第一学制

 四、哲人其萎德者不孤

先驱者的探索追求与失落 ——中西文化撞击中的严复

 一、从“言技”到“言政”、“言教”的历程

 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

 三、朝传统文化的复归

倡学术自由，开一代新潮 ——学界泰斗蔡元培

 一、从翰林院编修到北大校长

 二、兼容并包，和而不同

 三、求传统之创新

 四、德、智、体、美，育一代新人

敌机轰炸中谈中国文化 ——关注现实的教育家蒋梦麟

 一、蒋梦麟传略

 二、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

 三、在敌机轰炸中谈中国文化

他没有完成什么，却几乎开创了一切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胡适

 一、一代人才与“过河卒子”

 二、全盘西化与中国文明

 三、文学改良与白话文运动

 四、对中国思维方法之探究

 五、“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新论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傅斯年先生的文化选择

 一、元气淋漓的一生

 二、变古者恒居上乘

 三、科学的东方学

 四、孑民外一人

文化研究乃真理之探求 ——汤用彤教授对中国文化之探讨

 一、汤用彤先生与北大

 二、圆融东西，不露斧凿

 三、在历史的表象背后

“为真理而死，壮哉！为真理而生，难矣！” ——马寅初校长精神不死

 一、“单身匹马，战死为止”

 二、经济救国之路与北大精神

 三、《新人口论》与文化反思

在真理问题上不能让步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教授

 一、“实业救国”思想的破灭

 二、踏上革命的征途

 三、要翻历史千年案

 四、为真理而死，虽死犹生

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创的革新精神 ——季羡林教授与东西文化研究

 一、学者、教授、散文家

 二、对印度语言文化研究的新开拓

 三、东方比较文化的倡导人

 四、永远前进创新的教育改革者

附录 新旧之间绝不可能调和两存 ——陈独秀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激进的爱国者

 二、反传统的急先锋

 三、对儒学的全面批判

 四、外在的实用与内在的圆满

一代儒学宗师 ——梁漱溟在北大

 一、由佛入儒

 二、“五四”前后

 三、探讨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文化

 四、在《新潮》与《国故》之间

历史研究在于求真求用 ——郑天挺教授与北大

 一、生平与教育

 二、“求真”和“求用”结合的史学目的论

 三、“探微”的考据学成就

 四、史料整理与史料学研究

 五、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

悲剧意识与庄玄精神 ——朱光潜教授对中国现代美学的贡献

 一、生平与学术

 二、悲剧与文化

 三、朱光潜：一种文化选择

中国敦煌学的开拓者 ——向达

 一、家世及学历（1900—1923）

 二、由上海到北平（1924—1935）

 三、游学欧洲（1935—1938）

 四、归国后由浙大到北大（1939—1949）

 五、新中国成立后的经历和治学（1949—1966）

后记

编后记

三、朝传统文化的复归

严复前期对于传播西学所作的贡献，是世所公认的。他后期的思想与行为，则长期以来颇受指责。早期的严复被誉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晚期的严复被斥为“反动顽固的愈野老人”。对于严复的晚期之所以有与早期如此不同的评价，是由于严复晚期的思想行为与早期相比，确乎显出有一种“转变”。

早期的严复曾以传播西学最力而成为青年一代的导师，而当那些最初是在他的启蒙教育下把眼光投向西方的新一代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发誓要把一切旧的文化统统扫进垃圾堆时，严复却在反其道而行之，开始提倡“尊孔读经”，宣传“以儒教为中国国教”，“孔子为中国救主”，并预言“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

此时的严复，与早期那个“宁负发狂之名”，“对六经五子皆有难辞”的严复已有了区别。他仍然致力于思想教育事业，强调“讲教育者，其事常分三宗：日体育、日智育、日德育。三者并重，顾主教育者，则必审所当之时势而为之重轻。是故居今而言，不佞以为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但他此处所谓“德育”、“智育”、“体育”，与早年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内容已有了根本的不同。早年他以废除封建礼俗、提倡西方科哲知识和自由平等观念作为“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内容，此时则以“忠、孝、节、义”等孔孟道德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认为“孔孟之言，无一可背”，主张包括中小学在内都要尊孔读经。

1912年2月至11月，严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职。他在这一时期给友人的信中，曾透露出欲将北京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1913年，严复又发起组织孔教会，并于同年在中央教育会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的演说。1914年，在《庸言报》又发表所译卫西琴《中国教育议》，以及《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等文章，都旨在尊孔读经，提倡忠、孝、节、义等孔孟道德。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还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武器发掘淘炼而已。”又说：“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足下记取吾言，可待验也。”

从早年批判旧学，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主张“中国今日之政，非西洋莫与师”的严复，到晚年又将孔孟儒学推为“异日一线命根”所系的至高地位。这一转变是颇耐人寻味的。出现这一“转变”的不光严复一人为然，其他一些与严复一样作为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批奋起反抗孔孟儒学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等，晚年又都重新回到了传统文化。

作为后人，如果把前辈们的这种向传统文化的“复归”一概归结为“顽固”、“保守”、“反动”，未免过于简单。回顾历史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求得其中对于今天能有所启发和教益的东西。严复、梁启超等，作为对中西文化的冲突、结合探索了一生的思想家，其思想敏锐程度是远远超出常人之上的。他们的思想行为之所以在晚年发生转变，首先是因为时代变了，所面临的任务也与先前有了不同。国门初开之时，中国是儒学的一统天下，作为启蒙思想家，严复的责任是把人们的眼光引向儒家经典之外的西方世界，唤醒人们在国难当头之时学习西方以自强保种。而当西方形形色色的思想流派终于像潮水般在中国思想界泛滥开时，鉴别和消化西方文明就成了主要的问题。而鉴别和消化这种文明的结果，使思想家们看到，西方文明并非如想象中那样完美无缺。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都在暴露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因而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宣告：欧洲文明已经破产，起而代之的，将是古老的中国一印度文明。严复也反省自己早年把西方描绘成一片充满理想、道德、智慧的乐土而奉为中国之师的做法是否失之偏颇。这种反省促使他把中西文明作了重新比较和估价，而比较和估价的结果，是选择了中国传统儒学。

为什么选择儒学，而不是其他的理论与学说？——如胡适的选择现代西方思潮和早期共产主义者之选择马克思主义。许多研究者从各个方面探寻其中原因。有人认为是由于传统的力量太大，影响太深；有人从儒学本身的特点进行分析；还有人认为这些思想家本来就是在传统文化的“摇篮”之中成长起来，也必将葬身于传统的“墓地”，等等。这些分析都有相当的根据，此处不拟重述。只是指出一点：严复从十四岁开始进入船政学堂读书，所受教育几乎完全是西方式的，与康、梁等成长于传统文化“摇篮”的思想家是不同的。为什么这样一个受西式教育而成长起来的思想家晚年也会与康、梁等殊途同归，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怀抱？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严复以一个思想家的敏锐眼光，看到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国魂”和“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家文化已经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国种特性”。它曾经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受其滋养而绵延不绝，也必将是“异日之一线命根”。在《读经当积极提倡》一文中，严复说：“中国之特别国性，所赖以结合二十二行省，五大民族于以成今日庄严之民国，以特立于五洲之中，不若罗马、希腊、波斯各天下之云散烟消，泯然俱亡者，岂非恃孔子之教化为之邪！孔子生世去今二千四百余年，而其教化尚有行于今者，岂非其所删修之群经，所谓垂空文以诏来世者尚存故耶！”“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

晚年的严复，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有着更深一层的忧虑。他看到，中华民族的强弱存亡，不在于一两次战争的胜败，而在于民族精神的存亡。他认为，“欧美之真先进，其能以问学术艺为国民之导师者，莫不嘹然知保存国种特性，为教育之一大事。”如果我们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亦步亦趋地效法西方，其结果就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故虽极意步趋欧美，终是瞠居其后，不能与欧美并肩，而为一等之强国也。”

应该说，严复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如何保存“民族精神”、“国魂”，时至今日仍然是发人深省的问题。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加深、中国现代化建设方兴未艾的今天，如何保持“中国特色”，仍然是新一代中国人正在探索的课题。任何民族想要真正兴旺发达，必须有着坚实的根基，立足于自己民族精神的土地。而一个只知模仿的民族，是一个失去生机、没有创造力的民族，它的民族，它的繁荣也只能是一时的假象。中国的现代化也必须建立在“中国特色”的基础之上。如果一味追求“全盘西化”，那么其后果将正如严复所言：“虽极意步趋欧美，终是瞠居其后，不能与欧美并肩，而为一等之强国。”没有本民族深厚的创造源泉，只会模仿别人，必然只能永远落在别人后面。

当然，至于中华民族的“国魂”与“民族精神”，究竟是否如严复所认为，就是“孔子之教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回答肯定会与严复不同。向后看，回到传统，无论是严复的时代，还是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历史总是在向前发展着。中华民族经过一个多世纪沧海桑田的巨变，正在荡涤历史的尘埃，以朝气蓬勃的崭新姿态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我们应该从中国的未来而不是从她的过去之中，去寻找答案。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如何立足于民族精神的土地，发掘出传统中先进的东西、众采各民族之所长，以求建立一种充满生机、富有独创精神的新文化，正是等待着我们去不断探索、作出回答的课题。而严复在考察中西文化过程中由提倡西学到鼓励读经的思想变化，为我们今天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P52-56

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

王 瑶

1925年北大校庆二十七周年的时候，鲁迅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观北大》（见《华盖集》）。鲁迅认为北大有着优良的“校格”，而且以被人视自己为“北大派”而自豪。他认为北大的“校格”有两条，“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现在北大已经在庆祝自己的九十周年校庆了，回顾九十年来的历史，总的看来，它的经历是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同步的，充满了如鲁迅所说的弃旧图新的改革精神；特别是在学术文化领域，如果要考察中国现代思潮的变化发展的脉络和轨迹，是不能忽略北大在其中所发生的重要作用的。

近年来由于我国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于是探讨和比较中外文化思想的特点、异同，以及彼此间的交流和影响的文章日渐增多，甚至有人称之为“文化热”。其实就文化学术思想的变迁而言，这个过程至少从戊戌维新运动就开始成为震撼社会的思潮了，而“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应该说，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这个历史过程之中，因此它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和思考是很自然的。但如果在进行理论的、思辨的探讨的同时，认真考察一下清末以来的历史进程，无疑是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的。因为像如何汲取外来学术文化而使之现代化这类重大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前人也曾为此作过深邃的思考，在某些方面还有过艰辛的实践，无论其成败得失，他们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都是宝贵的。由于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这个历史进程之中，因此要写出一本高质量的学术思想史或文化史还有很多困难，甚至像黄宗羲《明儒学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类综观全局的书籍，一时也还难以出现，因此我想如果只选择一个适当的角度或审视点，来考察中国在学术文化方面的现代化过程，可能是既具体有徵而又能体现发展轨迹的，在现阶段也比较容易着手。我是从一个关心这方面问题的读者的需要提出这个希望的，并且认真想了一下，觉得如果把北大作为考察的角度或审视点，是相当典型的，容易说明全局性的问题和历史进程。我设想这本书的名字可以叫做《从历届北大校长看中国现代思潮》，我觉得中国现在需要这样一本书，我自己也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

我这个想法是受到两方面的启发的。第一，30年代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访问苏联之后，曾写过一本书，叫做《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实际上是通过斯大林来介绍苏联的，当时曾轰动一时；现在看来，不论其观点是否正确，这种通过某一审视点来总揽全局的写法是可取的，这本书就写得很漂亮。鲁迅也曾计划用“茶、酒、女、佛”四个字来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专章题目，同样是想通过典型的历史现象的角度来综述这一时期文学史的全貌；足见如果选择得当，这种方法是可取的。第二，冯友兰在他的《三松堂自序》中记述了曾任北大校长多年的蒋梦麟对他说的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蒋梦麟说：“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这里说明了他多年当校长的体会。大学中也确实存在这么三派势力，因此冯友兰对之颇加赞许。但他言犹未尽，值得再深入分析。从逻辑上说，三派势力中两派的联合共有三种可能：其中校长联合学生反对教授一种，事实上没有可能，也从未在任何大学发生过；就北大学生方面而论，不仅“五四运动”以来就有“民主堡垒”之称，直到今天，“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是北大学生首先提出的，“小平，您好”的·标语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不能设想居领导地位的校长会联合学生来反对教授。至于校长联合教授反对学生的事，旧社会在一些反动势力很强的学校里的确发生过，但在北大这样的学校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北大的教授人数很多，集中了各种学科的专家学者，用表彰的口气说是“人才荟萃”，带点贬意的说法是“知识分子成堆”，或者如十年动乱时期的斥之为“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其实这些意思都差不多，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在学术上都有一定成就的群体；他们勤恳地教书育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尽管由于年龄、经历和修养的不同，在对某些事物的看法上可能与学生有较大的差别，但从来也不曾想到要同自己爱护的学生处于对立的地位。最后一种可能就是全体师生联合起来反对校长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在一些大学里也发生过，而且当然是为校长以及有权任命校长的执政当局所最不愿发生的。所以蒋梦麟的经验和体会实际上是从校长的地位考虑的，就是说作为校长，一定要用全力来防止第三种情况的发生；因为如果引起全校师生的一致反对，校长就必然会当不成的。其实这也是当权者在遴选校长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因为选任大学校长毕竟同任用其他政府官员不同，任命者必须考虑到这个人选在教授和学生中所可能引起的反应；特别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他必须选择学术地位很高、能孚众望的知名人士来担任，以便除了希望能够体现当权者的意图之外，还能缓和与调整学校内部的关系。就校长本人说，虽然一个大学在整个社会中确实只是一个小的单位，所谓“庙小”、“池浅”也不无道理，但它的影响却是弥漫于全社会的；因此作为校长，他也必然会珍视这种地位，以学校的名义和声望进行活动。举例说，最初主持京师大学堂校政的孙家鼐，他是成丰时的状元，光绪帝的师傅，当时声望很高，至少在表面上是支持变法维新的，因此才有设置西学、开办译书局等措施，但他又不是维新派，与康、梁等人不同，他还是近代工业（纱厂）的开创者，因此考察他与维新思潮的衍变关系是符合中国现代思潮的历史进程的。又如“五四”时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实际上当时“五四”爱国运动是以学生为主的，新文化运动是以教授为主的，校长并没有公开出面倡导，但林琴南《致蔡鹤卿太史书》仍以校长为主要攻击对象，就因为他主张大学应“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而且认为大学不仅为“按时授课”之所在，且“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见《答林琴南书》）。可见如果我们认为北大可以作为考察中国现代思潮的一个适宜的审视点的话，那么历届校长的声望、思想和学术贡献等是可以作为北大的社会影响的适当代表的。而且教授和学生都是群体，其构成比较参差复杂，而校长则为个人，在总体上是可以代表学校某一时期的社会影响的。因此我觉得从历届北大校长来考察中国现代思潮的进程这一设想，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

这一设想的着重点是考察中国现代思潮，而不是北大校史的变迁。北大的历届校长都是著名的学者，他们不仅是北大的校长，而且也是某一时期学术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在他们身上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思潮的热点和重心。举例说，孙家鼐与戊戌维新的关系，严复对《天演论》、《法意》、《群学肄言》等的翻译及其政论著述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蔡元培的美学思想和教育思想，胡适的主张白话文以及倡导用近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古籍等多方面的尝试，都不只是属于一个学校的事情。一直到解放以后，我们现在不是仍然怀念和思索马寅初在50年代所主张的市场经济和人口计划是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的吗！如果只把他们的主张和行为单独地作为孤立现象来考察，那么这些只是个别历史人物l的贡献和成就，但如果把他们联系起来作为一条发展线索来考察，那么他们的活动和贡献就构成了现代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历史环节；其所以如此，除了他们个人的成就以外，是同他们作为北大校长的身份密不可分的。因为他们不只是一个著名的全国学术中心的代表人物，而且周围还有一大群知名学者程度不同地支持和赞同他们的主张。所以从这个角度审视和考察中国现代思潮，就有可能看到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前进步伐。

去年（1987年）纪念“八一”建军节六十周年的时候，上映了一部论述人民解放军成长壮大的历史纪录片，片名是《让历史告诉未来》，我觉得这个片名起得很好！因为无论就哪一方面作历史的考察和研究，都是为了从中得到启示、有益于今天和明天的。历史总是不断前进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这样，北大也是这样。在今后的年代里，北大当然要发扬自己的光荣传统，发扬弃旧图新的改革精神的“校格”，才能无愧于时代所赋予的使命。现任北大校长提出要发展基础科学、把北大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这个提法本身就是富有时代特色的，它说明我们的视野已经和过去不同，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我相信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在促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种学科的研究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努力中，北大是一定会担负起它所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的。

1988年1月5日

1984年，北京的一批著名学者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书院办院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教学，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通过对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加强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学术往来，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迄今为止，中国文化书院已举办了多次文化讲习班和高级研究班，并与海内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中国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中国自由学术的中心，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今年是北京大学建校九十周年，我们仅以这本小书，纪念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作为我们对于北大九十诞辰的一份贺礼。

本书是在王瑶先生的启发下立意的，从组织写作到与读者见面总共才经历三个月时间。如果没有各位作者满怀热忱、日以继夜的工作，没有汤一介先生、乐黛云先生的悉心指导和对部分文章选题的精心挑选和改正，没有本院出版部、特别是担任具体编辑工作的徐兰婷同志的艰苦努力，这样的速度显然不可思议。这里，我们特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此外，我们还要感谢为本书修改某些稿件的胡军、孙尚扬同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没有田志远和张文定两位同志的多方协助，本书之及时与读者见面就是不可能的，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1988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