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汇集何兆武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关于历史、哲学和文化的随笔。它们大多围绕传统社会如何走向现代社会的主题展开，是一些零碎感触的积累，并非什么成熟的结论。也许，正由于不成熟，才成为其存在的理由。

《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汇集了何兆武先生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关于历史、哲学和文化等方面的学术随笔。

《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中的文章大多围绕“传统社会如何走向现代社会”的主题而展开。

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不能以强调自己的特色而抹杀普遍的价值。

一切精神文明都应该以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现代性的社会就是：在以人为本的大前提之下，政治上应该归属于由人民做主人的政治民主，在经济上应该尊重人民的生存权的经济民主，在社会上应该保障人民享有安全与福利的社会民主，在思想上应该保障人民享有一切精神活动的自由权利的文化民主。

自序

文化

中学、西学与近代化

 中学、西学与近代化

 中西文化交流与近代化

 冲击和反响

 也谈对学衡派的认识与评价

 历史坐标的定位

 本土和域外

 自然权利的观念与文化传统

 明末清初西学之再评价

 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感言

 应重视精神文明的现代化

 关于诺贝尔奖情结

历史

历史是什么？

 历史两重性片论

 历史学两重性片论

 对历史学的反思

 历史学中的重要一章

 历史哲学与历史学哲学

 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

 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

 历史理性的重建

 评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

 历史学是科学吗？

 略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历史学家、历史学和历史

 历史是什么？

 史学理论应与史学实践相结合

 指导思想不能代替理论研究

 史学理论应该有一个大发展

哲学

从身份到契约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

 “从身份到契约”

 激进与保守革命与改良

 帕斯卡与《思想录》

 “普遍的历史观念”是怎样成为可能的

 批判的哲学和哲学的批判

 读《论优美感与崇高感》

 重读康德

 关于康德的第四批判

 康德也懂历史吗？

 盖伦和他的《科技时代的心灵》

 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译序

 论王国维的哲学思想

 历史与理论

读书杂记

 自述

 五柳读书记

 读书是一种享受

 回忆西南联大民主运动

 回忆联大师友

 纪念梅贻琦校长

 与陈寅恪先生相关的两件事

 回忆吴雨僧师片段

 回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

 纪念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

 缅怀向达先生

 侯外庐先生印象

 必然与偶然

 怀念王浩

 杂忆五则

 忆吕荧

 也谈“清华学派”

 原子·历史·伦理

 沉钟亦悠扬

 观历代帝王庙有感

 当今西学的翻译与出版

 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编后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个时期中学、西学之争好像比较少，我以为这个问题应该已成为过去，再无所谓中学、西学之争。中学不代表真理，西学也不代表真理，中学有正确和谬误，西学也有正确和谬误，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学、西学之争又冒了出来，我不知道当时争论背后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它的语境是什么，内涵是什么。按我个人的理解，学问作为知识来说，无所谓中西之分，而只有正确与谬误之分，只有高低之分、精粗之分、先后之分。

例如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国古代的数学家也发现了，我们不能说这个定理是中学，不是西学，或者反之，是西学而不是中学。再扩大一点，比如说几何学。我们在中学里学的都是欧几里得几何，欧几里得是古希腊的数学家。中国古代没有几何学，是明朝末年天主教传教士把欧几里得几何学传到中国来的。但是并没有理由说几何学就是希腊学，尽管欧几里得是希腊人，而且严格地说几何学起源也不是希腊，而是埃及。你也不能说几何学是埃及学，它是全世界人类共同的财富，虽然在某个历史点上它最早出现在埃及或希腊。

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中国古书《周礼》就有记载，一个轮子周长和它的直径比例是3:1，在西方也有这个说法，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最早有这个说法就说它是中学，也没有理由说这一发现最早是在西方出现，就把它叫西学。只要你会做车轮，经过长期制作的经验就会得到这样一个知识，就是车轮的周长和直径的比例大约是3:1的关系，这个数据可以不断写下去，这里无所谓中学还是西学。这个规律总会最早被某个人发现，可是不能说他就有独占权、垄断权或者专利权。真理作为人类普遍的知识，并没有专利权，哪个民族都没有专利权。虽然它由于某种原因，在某一个地方被某个民族最先发现，但那是由历史的条件所制约的，并不能说这就是什么民族或什么人的专利。我们知道近代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就是牛顿的体系，这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用的体系，虽然它有一定的有效范围，可是我们基本上还在一定的范围用牛顿的原理。牛顿是17世纪末英国人，但是我们不能说经典物理学就是英学。牛顿体系最大的成就不是在英国，而是在18世纪的法国，法国出来一批优秀的物理学家，他们是分析学派，把牛顿的体系发扬光大了。而且法国还有百科全书派，他们对于启蒙运动、对于法国大革命有非常大的贡献。科学必然也会影响到政治，所以这一点并不稀奇。我们没有理由说牛顿体系是“英学”，也没有理由说经典物理学是“法学”。我们知道全世界物理学家都作出了贡献，包括中国的物理学家也作出了贡献。

科学追求真理，真理是普世的，它不局限于某一个民族。不仅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亦然。马克思是德国人，但是我们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德学”。人们今天学习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说人们学的是“德学”。马克思晚年是在英国度过的，他的著作是在英国写出来的，同样我们也不能说马克思理论就是“英学”。那仅仅是由于某种历史条件，使得这种学问最初出现在这里，并不是说这是你的专利，别人就学不了，或者是学也学不好。

很多年前我听一个前辈数学家讲到，代数学里的三次方程是中国的贡献，他说元代中国人对三次方程就有非常了不起的理解，那时候西方还没有。当时黄河泛滥，泛滥的时候就要筑堤防洪，筑堤一个土方就要有长、宽、高3个维，这就发展了三次方程。但我们不能说这就是“中学”，因为这个知识西方也可以有。意大利两位代数学家发现了三次方程、四次方程的通解，我们也不能说这个通解就是“意学”。所以科学应该是人类普遍共同的财富，不是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的专利。

所谓的“仁义道德”就只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才有吗？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被看做自由主义的圣经，是主张自由市场的，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说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叫做曼彻斯特学派，但这并不是曼彻斯特的特权，也不是英国的特权。一直到今天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的理论还在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学校被学习，你要研究自由市场就要学习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出发点是假设人的自私，每个人都追求自己最大的利润，这构成一个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在操纵市场。其实亚当·斯密并不是一个专门宣传自私自利的人，他的自由市场是假定你在自由市场里面，那么经济的规律便是这样的。而亚当·斯密本人是一个伦理学的教授，他在曼彻斯特大学教伦理学，讲论理道德，《道德情操论》就是他当年的讲稿，现在也有中译本了。所以不能一提自由市场就只是唯利是图，西方也不光是唯利是图，亚当·斯密其实也是在讲伦理道德的。又如近代古典哲学大师康德，他的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就是讲道德的。西方也不是不讲仁义道德的，当然也有不讲仁义道德的。中国几千年讲仁义道德，但鲁迅写的《狂人日记》，什么仁义道德，背后都是血淋淋的“吃人”两个字。

学就是学，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所以中学、西学之争，争的乃是其背后现实的利益，而不是学术上的真理。学术上的真理不分中西，无所谓中学、西学。这一点也许我的想法不太合时宜，也许有很多人不接受这一点，但我的看法是：“学”作为学问或学术来说，无所谓中西，只是有先后，有精粗，有高下之别。比如说康德讲的道德和孟子讲的道德相互可通，孟子讲义，康德也讲义，可是康德讲的义比孟子更深刻。原因很简单，康德是18世纪的人，那个时代后于孟子的时代，所以应该比孟子讲得更深刻一点。所以我们说学有精粗之分，也有高下之分。比如说牛顿的体系，我们说那还是古典体系，现在的物理学体系比牛顿的又高出一个层次，现代的许多原理是牛顿预料不到的，牛顿的都是决定论。大家一开始学的都是初等的，然后可以学高等的，再进一步还可以有更高的，所以学问有高低之分，有精粗之分，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古代西方认为全世界的东西，都是由四种元素构成的——土、水、火、气，中国学说则是五行——物质世界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的。有的中医理论就是用这种理论来解释的。学问有高下之分，精粗之分，正确与错误之分，但是谁先进我们就学谁的。任何学问或知识都不是某一个民族先天所独有或后天所独占的。不论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或者是自然科学，都不归某一个民族垄断，某一个国家垄断。在这方面人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学习先进的东西，可是在这一点，由于当年统治者的自私和愚昧，所以中国大大地晚了一步。

19世纪90年代，中国有一个杰出的思想家谭嗣同，参加戊戌变法，后来在北京菜市口被砍了头。他写了《仁学》，把“仁”作为世界的本质。他说仁统天地，仁统宇宙，仁就是世界的本体。我们知道，19世纪以前，科学家们都认为宇宙有一种东西叫“以太”，它是弥漫在全宇宙无所不在的，它是普遍的介质。谭嗣同就把这个观点拿来，说仁就是以太，是弥漫在世界上无所不在的。19世纪70年代，就有两位科学家反复做了实验，证明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的以太，以太是一个虚构的假观念、伪观念。像这些观念，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仁”是中国固有的，“以太”是从西方搬来的，那么，谭嗣同的《仁学》是中学还是西学？

在17世纪以前，西方还有一个信条，叫做“自然厌恶真空”，即大自然是惧怕真空的，所以大自然没有真空，但是后来科学家们进行了实验，证明真空是存在的，就把过去错误的信条给打破了。过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有一个观点认为日月星辰都是围绕大地旋转的，这也符合我们眼睛看到的事实，因为我们日常看到日月星辰围绕大地转，大地似乎是不动的。但是经过哥白尼的革命之后，大家接受的则是大地也是动的，大地是一个行星，是围绕着太阳转的。人们的传统观念随着对事物认识的变化是可以变的，所以不能说古代的人对于宇宙的看法就是不科学的，因为它符合当时的生活经验。科学知识是不断进步的，所谓学并没有中西之分，也没有谁战胜谁的问题，科学本身可以有正确和错误、精和粗、高和下的分别，高的可以囊括下的，比较精细的要代替相对粗糙的，真正的科学的东西要代替伪科学。可是真正的科学也在不停地变，因为科学技术是在不断进步的，新的科学技术不断替代旧的，我们对于科学应该是动态的观念，而不是静态的观念。如果向北走就可以走到北极，因此知道北极在哪里，但是真理在哪里，好像并不是那么简单，不能说朝着真理走就可以找到真理，因为人们并不知道真理是在哪里，不能说目前的真理就是俟诸百世而不变的。我们知道牛顿体系曾经也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前面提到的那位同文馆的教习李善兰在介绍牛顿体系的时候，就说牛顿的体系是“铁案如山”。而现在看来牛顿的体系不见得就是铁案如山。现在无论是谁的理论也不见得就是铁案如山，但是却也不意味着就并没有价值，正如我们并不认为牛顿没有价值，牛顿还是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但是我们可以超过他。

至于今天中学和西学所争的实质问题是什么，我不太清楚，所以我不敢下一个结论。不过如果作为纯学术来说，我觉得并不发生所谓中学和西学的问题。老一辈的人为了方便起见可以这么说，其实中学有中学的所指，比如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绝对不能违抗，当时是有其具体的内涵的。我们今天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这一点我不太清楚，所以我只能从理论上说我不同意中学和西学的分野，说哪个是中学，哪个是西学。因为某些学在某些历史条件之下可以在这个或那个国家最先发生，这并不应该成为有中学、西学之分的理由。P15-18

这本书汇集自己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关于历史、哲学和文化的随笔。它们大多围绕传统社会如何走向现代社会的主题展开，是一些零碎感触的积累，并非什么成熟的结论。也许，正由于不成熟，才成为其存在的理由。

因为思想总是不断在变化的，一切成熟的东西都是从不成熟的状态中生长出来的，任何思想不可能是一旦出现，就成为永世不变的金科玉律。即如马克思，他的思想基本定型于19世纪下半叶，迄今已经一个半世纪了。假如他仍在世，会不会完全认为他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那些思想观点字字是真理呢？

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历史所形成的任何思想也都是在不断演进着，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金科玉律。

一

我原来没有写书的计划。在20世纪50年代之初，也还没有自己应该研究些什么的想法。后来想做点工作，但因为水平不够，没有写文章，只限于当时条件。50年代初期曾翻译出版过两本苏联的小书——《太阳系的结构学说》和《自然之谜》，都是通俗的科普读物。

当时的学术环境比较特殊，凡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西方著作可以公开出版，凡是马克思主义以后的西方著作只能内部发行。我刚好在外文书店买到一本法国新版的卢梭《社会契约论》。这本书引用的参考资料丰富，引文资料完整，有关文献也很全。我很喜欢这本书，就翻译出版了。后来也想翻译一些别的著作，可是当时的运动很多，基本上没有时间干点想做的事，只能晚上回家偷暇，种一点“自留地”或称开“地下工厂”。

一次，商务印书馆找我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却有一段有趣的往事。我喜欢看罗素的书，但当时并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也不知道此书的来历。可是翻译这本书，却成为我“文革”时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终审“罪状”——即“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那时候的准则是，不问真相就可以给人扣上帽子肆意批判。“文革”后，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骆静兰女士(她是我的同班同学，“文革”前有来往，“文革”后恢复联系)告诉我，《西方哲学史》一书是毛泽东交译的。原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素和爱因斯坦两人组织了“世界和平运动”，反对美帝霸权主义威胁世界和平。运动很红火，我国也很欣赏。毛泽东和周恩来遂联名致电罗素，邀请他来中国访问。当时已经97岁高龄的罗素也已答应来华，他在“五四”时曾经到过中国，并待了一年，颇有影响。可是临上飞机时，他因年事太高不能乘机，终于未能来。于是，他就把这本书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遂交代下面翻译出来。当时凡是翻译外国的著作都分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印书馆遂找到了我，因为我曾为他们翻译过书。但是他们并没有告诉我这本书是毛泽东交译的。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我翻译的第二本书。此后，我曾在“地下工厂”偷偷翻译过我比较欣赏的几本书，其中包括帕斯卡的《思想录》和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期间也翻译了一些比较薄的书，如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社会契约论》，康德的《论优美和崇高感》，还译了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由于我对历史理论感兴趣，又译了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布莱德雷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梅尼克的《德国的浩劫》以及编辑有《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梅氏是当代德国史学大师，这本书是讲希特勒的，普通人都以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是德意志民族文化的一种偏激产物，但他认为这完全是一桩偶然的事件，并不是德国文化的主流。

后来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侯外庐先生主编《中国思想通史》，我参加宋明理学一小部分。当时还有几位没有摘“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帽子的同事，就不能参加这项工作，不能参与写《中国思想通史》。他们不服气，便另起炉灶，另写了一本《中国思想发展史》(是我起的书名)，他们也邀我参加，结果我变成了“两面派”。《中国思想发展史》写成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外文出版社当时正在做一套对外介绍中国文化的丛书，看到这本书后，就想译成外文出版。我们也很高兴，就同意由他们翻译。国内翻译界的译者往往只懂外语，不懂专业，他们后来翻译不下去了，就要求我们自己翻译。这本书四位作者，有三位是解放后毕业的，没有学过英文，只有我是解放前出身，学过一点英语，所以他们就推我来译。我花了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不是严格地逐字逐句翻译，而是边译边写，有增有删，并不完全是译文。这本书出版之后，外文社又找我写了一部《中国古典哲学发展史》(2009年出版)，这是与清华大学历史系彭钢教授合作的。

二

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历史学的书，不是讲历史，而是讲历史学。现在还没有写，以后恐怕没有精力写了。

历史学界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明明要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历史观，可是所写的历史著作中却处处都在以西方的观点为坐标。例如，根据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到处去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明明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却处处套用西方中心论来衡量中国的文明。我想应该有一本讲历史学的书，来回答这个问题。

有些历史学家反对西方中心论，可是他们却往往是以西方为标准来衡量中国。他们总是问，中国封建历史怎么那么悠久？这是一个典型以西方封建历史为标准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既然反对西方中心论，为什么又要以西方的尺度为准来衡量中国呢？为什么不用中国的尺度为标准，那样的话这个问题就会反过来了，为什么西方的封建历史那么短？为什么不从这个角度去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只研究中国封建历史的长期性，为什么不讲西方封建社会的短暂性？关键在于以什么为标准。实际上，这些历史学家口头上反对西方中心论，但脑子里却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像中国封建社会时问为什么那么长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个假问题，根本就不能成立，因为这是用西方封建制历史作为标准的。

历史学界热衷于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西方有资本主义，中国也非要有资本主义不可吗？这不是研究历史，而是想要化解心理上的疙瘩，——中国也得要有资本主义，至少是萌芽。我觉得这是心理学的问题，而不是历史学的问题。这是因为学者有心病，总以西方为标准。

其实我们应该研究中国如何走向现代社会这一普世的道路。不要总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因为普遍性终究是第一位的，而特殊性是第二位的，不能用特殊性来否定普遍性。我们可以研究，为什么近代科学出现在西方？西方比中国先进一步，就是因为他们先有了近代科学，而中国一直到清朝末年才真正地接触到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17世纪就在西方开始出现，中国是到20世纪初叶才真正接触到近代科学。近代科学本身并不分中、西，只是西方更早地发现并应用近代科学，而我们却老是把近代科学放在“中”“西”的框架里边来理解，科学是不分中、西的。学术研究也像经济发展一样，不能只追求数量，不求质量。数量多而质量低的学术对人有什么用？对社会有什么价值？对文明又有什么贡献？总跟人家比，实际上会把自己引到歧路上去，而找不到通向现代化大门的钥匙。

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直到五四运动才总结出两面旗帜——即科学和民主(德先生和赛先生)。如果仅从字面上，现在大家都熟悉科学与民主，可是做起来为什么又这么困难？因为我们没有真正走上科学与民主的道路。例如大跃进时期亩产多少斤就取决于你胆量的大小。这些不符合科学规律的做法，结果把社会经济搞颠倒了，甚至还有著名的科学家去论证亩产多少万斤的可能性，当时这样做论证可以理解，因为在当时的气氛之下，人们不能反对，只能赞成。全国大跃进，就表明了缺乏科学、缺乏民主。没有人听到有人直接说，亩产没有几万斤。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有那么多农民，就没有听说哪个农民反对。这一点从反面证明了科学与民主之间的密切关系。如果大跃进真正讲民主，就不可能造成后来那么多人的大悲剧了。

三

关于明末清初传教士对中国近代科学所起作用，一些研究者似乎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当近代科学已经萌芽的时候，天主教教士到中国来是传授中世纪的宗教教义，他们并没有近代科学知识，近代科学在中世纪宗教徒看来是异端邪说，从布鲁诺、哥白尼到伽利略这些近代科学的奠基人都受到宗教的迫害。因此，对传教士的作用不能够评价过高，从传教的角度来说，他们有功劳，但是对于科学和文化的近代化而言，这些传教士所做的工作并没有积极的价值。

近代世界的主潮是科学与民主。那些来华的传教士是要传中世纪的宗教，跟近代科学和民主没有关系，他们都反对近代科学，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中国所需要的近代科学与近代思想，所以他们对于中国的近代化没有贡献。直到“五四”时期，我们才真正直面现代社会的两面旗帜——科学与民主。

要走向现代社会，就要接受普世性理念的价值。普世价值就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学术具有普世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学术的目标是追求真理，所以不存在东方和西方的差异。不应该强调学术有中西之别。都是学术，就只有对错、精粗与高下之分，但并不是中西之别，将它归结为中西文化之不同并不妥当。人道主义也是古今中外都应该遵守的。保障人权，实行人道主义，就要尊重人，体现人的尊严就是普世价值。科学也具有普世性，要尊重科学，服从科学规律。科学是一视同仁地为任何阶级、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和国家服务。2+2=4不分古今中外，万有引力定律是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阶级都应遵循的科学规律。每一阶级都要服从和利用科学，所以无产阶级政治也必须服从科学。不服从科学，就会受到科学的惩罚。要使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无产阶级政治就必须首先尊重科学。如果缺乏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就会导致对人的不尊重，对生命的不尊重。这正是假民主的伪善所在。

中国要走向现代社会，就要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文革”时期，人们每天都要“敬祝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人总是要死的，怎么能万寿无疆？怎么能永远健康？这些都不是科学，不科学就是迷信。只有封建帝王才叫万岁，可是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一个享年万岁的皇帝，不要说万岁，连百岁都没有。年纪最大的就是乾隆也仅只活到88岁。

民主是近代文明的一大贡献，其作用是能够约束权力的绝对化，使权力只能最大限度地使用在正确的方向上。绝对权力而又不受约束，是非常可怕的。当朱元璋是乞丐时，有一碗剩饭给他，他就会满意了。等到他做了皇帝，就大开杀戒，一次残杀就是几万人。蓝玉是他手下大将，杀害蓝玉时，株连了8万人。他的儿子明成祖杀方孝孺时说要诛他九族；方孝孺毫不畏惧地说，诛十族都不怕。明成祖果真开辟了杀人历史的新纪元，把方孝孺的十族都诛了，什么亲戚、朋友、学生统统都被杀害了。朱元璋做乞丐时没有这个权力，也不会有这个想法。等到他做了皇帝，享有绝对权力，就可以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了。在西方，出问题也出在不科学、不民主。前车之鉴如德国。德国科学很发达，但不民主，结果出现了希特勒那样法西斯的独裁统治。

社会进步需要科学和民主。自近代科学问世以来，它为社会发展提供空前强大的生产力，使人类社会的经济建设和物质文明大踏步前进，但在文化思想方面进步却并不太明显。现在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例如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这在任何社会都是很危险的事情。但现在并没有很好的办法消除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继续加大会导致社会正义和公平的缺失。所以中国现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需要科学和民主。

这本书只是个人一时之言。虽然只是些浮浅的文字，却也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反响和指正。

作者谨记

2011年5月清华园

去年春，因为编辑出版《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我有缘认识何兆武先生。何先生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1946年读研究生，联大七年先后读过四个系，他的《上学记》详细地讲述了在西南联大求学时的无限欢乐——有大师、有挚友，有希望、有迷茫，有幸福、有困顿，有和平、有战火……何先生一谈起西南联大的主心骨梅贻琦先生时，他那写满岁月沧桑的笑脸上，绽放着虔诚和崇敬，悄然感人。他娓娓地回忆起老校长梅先生的敬业、沉稳、纯粹的品性，平和地述说梅先生的逸事趣闻，高度评价了梅先生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成就。

听何先生讲梅先生的故事，我也就慢慢地走近何先生。已届九旬的他，心平如镜，谦和若水，虽然一再抱歉记性差，可一打开话闸，世间万象皆了然于心。他思维敏捷流畅，许多场景描述得如同电影一般清晰有趣，有时哪怕是家常式的聊天，却常常闪烁着哲思的光芒，让听者感受到的是思想的盛宴。

何先生说，渴求真理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绝对需要。人之异于禽兽就在于：人不是一种食肉兽，是一种食真理兽，要靠吃真理而生存。因此，何先生一辈子都在追求真知，即使在劳动改造，不闻学术的昏暗日子里，他也没有放弃过。对于学术，何先生坚信，学术有它自己的尊严和价值，不是神学说教的女仆，为某种流俗的利益服务。他只是真诚地希望自己的潜心问学，能够帮助人们开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大门。

他多次谈起，以前国庆时天安门前的大游行或者阅兵活动，在工、农、兵方阵过后，科技方阵就会举着“科学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大标语走过来。何先生说，这句标语不对，应该改为“无产阶级政治必须服从科学”。因为科学具有普世性，就如“2+2=4”是不分古今东西，不分种族、国家和人群，无论无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都要遵守的定律。你服从科学规律，科学自然会为你所用。如果你不尊重它，科学就不可能发挥作用，而是反作用了。“人定胜天”的激情，让人们吃了多少苦头，付出了多少惨痛的代价。

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在何先生看来，科学在近代已经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胜利，但是它还没能完全克服人们思想中的褊狭、愚昧和迷信，它还需更好地认识它自己的有效性的范围，承认在自己的领域之外的其他各种非科学思想的合法地位，包括道德、伦理、信念、理想、感情等在内。人类并没有仅仅因为科学的进步，就能保证自己的生活更美满、更幸福。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社会和美好的历史前景，并不仅仅依赖于我们必须是“能人”，还更加有赖于我们必须是“智人”，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没有人文学术的健全发展，科学(知识就是力量)一旦失控，将不但不是造福于人类，反而很有可能危害于人类。

作为历史学家，他一直在从古今中外的大历史中寻找中国迈向现代化(或近代化)的文明进步之路。何先生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首先而且主要是靠此前历代智慧的积累。如果不是站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之上，反而把前人的成就和贡献一扫而光，人类就只好是倒退到原始的野蛮状态，一切又从零开始。前人积累的智慧结晶不但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不但包括科技和艺术，也包括历代所形成的种种风俗、体制、礼仪、信仰、宗教崇拜、精神面貌和心灵状态等等。因此，任何人都无权以革命的名义(或以任何的名义)去破坏和摧残全民族、全人类千百年的智慧所积累的精神财富。

近代中国已经无可逆转地步人了世界大家庭，这一进程只能是一往无前而义无返顾的。近代以来，确实有人也曾想要闭关自守，甚至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妄自尊大，俯视环宇，结果只是落得一场堂·吉诃德式的闹剧的幻灭。

中国近代化的起步要比西方晚了三个世纪，因此人们就错误地认为我们近代化就要学西学。何先生一再提醒，其实我们要走的乃是近代化的道路，这是全世界共同的道路，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要走近代化的道路。只不过这条共同道路上，西方比其余的世界(包括中国)先进了一步而已，这是大家共同的道路，不是“西方”的道路，不过是西方早走了一步而已，我们中国人也要走这一条道路，所有的国家都要走这一条道路，近代化道路是所有国家共同的道路。

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每个民族当然有各自过去历史上所形成的特色，但共同的道路乃是普世的，普遍性终究是第一位的。中国当然有中国的特色，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特色，不光是国家、民族有特色，个人也会有特色。人类的历史有它的普遍性，也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不能强调一方面，忽视另外一方面。比如特别强调中国特色，讲什么都把它放在第一位，那你把普遍性价值放在什么地方？同样，反过来，如果只提普遍性，那大家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这样也不成。任何东西都是从传统里边演变出来的，所以不能对传统全盘否定；可是又不能永远停留在原来的那个水平上，总是要不断地提高、进步的。

作为哲学家，他从中国哲人到西方哲人那里广泛地汲取文化思想史的营养，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学术洞见，探索中国现代社会(或近代化)文明进步的要素。

何先生说，一部人类史的开阖大关键，不外是人类怎样由传统社会转入近代化的历程。其间最为关键性的契机，厥惟近代科学与近代思想的登场。近代科学与近代思想之出现于历史舞台，不应该视为只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乃是一项整体系统工程的产物。中世纪的思维方式产生不了近代科学。这是一场思想文化上脱胎换骨的新生，培根、笛卡儿、帕斯卡、伽利略、伏尔泰、卢梭等一长串的名字都为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思想文化的主潮或许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一点，即人的觉醒。换句话说，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近代思想的总趋势即是人的觉醒；在启蒙时代，康德的理论达到了它的最高境界——自由，以自由为基础的道德律和权利，决不是一句空话，它是驾驭人类历史的大经大法。全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一幕人类理性自我解放的过程，也就是理性逐步走向自律的过程。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学术良心是被康德所强调的一个公民最根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无论自己侵犯别人的自由，还是别人侵犯自己的自由，都是最严重的侵权行为。一切政治都必须以人类自由为原则，否则政治就会堕落为一场玩弄权术的无赖游戏。

正是这些先哲300多年来前赴后继的启蒙，使得19世纪英国法学史家梅茵用一句话高度概括人类的文明史——迄今为止，一切进步性社会的运动，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也就是说，一切进步性社会的特点都是人身依附或身份统治关系的消失而让位给日益增长的个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何先生强调，圣人制作和名教统治都不是什么垂宪万世的东西；永恒不变的只有个人的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人是生而具有平等的权利的，因而是生来就享有自由的；这些权利是自然所赋予的(天赋的)，不分等级高下。

何先生说，中国历史从传统社会走到现代社会，直到“五四”运动，才总结出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因为近代化是一个全球性、普世性、不可逆转的潮流，但如果没有科学和民主，就很难有近代化。讲究科学，就必需一个条件，即思想自由。如果思想上没有自由，学术是无法进步的。而民主就是民主，不民主就是不民主。民主和科学一样，有粗精之分、高低之分，形式可以有不同，实质是一样，但没有中西之分。就我们现在来说，近代化具有普遍性，是第一位的，民族特色是特殊性，是第二位的。

阅读何先生的作品，无论是他的学术文章，还是随笔散文，都是一种享受。他的文字简洁、干净、幽默、睿智，常常让人耳目一新，感受到通往常识和智慧道路上的豁然和快慰。比如，常有人认为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为中国带来了近代科学技术。何先生一直反对，他认为，近代世界的主潮是科学与民主。那些传教士是要传中世纪的宗教，因而是反对近代科学和民主的历史主潮的。因为中世纪宗教实质上反对近代科学，这些传教士就不可能带来中国所需要的近代科学与近代思想，所以他们对于中国的近代化没有贡献。

承蒙何先生信任，给我机会整理编辑何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章。这些文章视野非常开阔，但主题却是高度的集中，即近代化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道路，中国也概莫能外。要走近代化道路，就必须举起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我将何先生的文章依所涉内容辑成历史、哲学、文化、读书四大类，综成此书，旨在为面向未来的读者提供普及常识、追求真知的读本。

何先生曾借用诗人济慈的墓志铭说，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细细体察何先生90年来的行谊，他一直都这样看淡自己的人生，在追名逐利、危机四伏的浮躁年代，学富五车的何先生却始终与思想为友，甘于清贫，甘于寂寞，如此淡泊，能有几人？不过，我坚信，不论何先生自己如何淡然，但如他这样的人中龙凤，像他这样的人生，一定会被后人所记。

此书定稿之际，正值何先生九旬大寿，编者谨此祝何老健康快乐！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如果没有她们的理解和宽容，为我营造思想的自由世界，我很难静心来发现与采撷何先生的这些“精金美玉”，呈献给诸位读者。

钟秀斌

2011年8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