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加强金融管制,加强行业的支配管理。从业内人士的角度,他们并不赞成这些管制。金融管制何去何从? 中国的宏观经济,关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是否需要再扩大,延伸?
乔希·勒纳为我们提供了他的宝贵见解,并对政府创业激励政策在未来的实施方向提出了建议。在各国政府正以史无前例的激进方式试图刺激经济增长的今天,《梦断硅谷》敲响了一记重要的警钟。
读者对象:金融监管机构——通过本书,金融监管机构从世界各国政府的措施中有所启发,制定政策,尝试巩固金融机构,为小公司和大公司提供更多的信贷,鼓励各种经济活动。机构投资者——通过本书,了解政策走向,掌握运作实务。创业者及初创企业管理者——通过本书,了解政府扶持计划及各种优惠政策,助力企业发展。风投研究机构——通过本书,了解领域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硅谷、新加坡、特拉维夫——全球创业活动的热土,无一例外地打着政府投资的烙印。然而,尽管政府激励创业活动的努力并非没有成功先例,失败的教训却也俯首皆是,令纳税人的血汗钱遭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政府的创业激励政策成败几何?政府又究竟是否应该插手这一领域呢?《梦断硅谷》开创性地首次探讨了这一问题,全面审视了数十年来全球各地的政府支持创业者和风险投资者的方式。为什么某些公共激励政策行之有效,而其他一些政策却错漏百出?这一领域最杰出的专家之一乔希·勒纳为我们提供了他的宝贵见解,并对政府创业激励政策在未来的实施方向提出了建议。
勒纳探讨了硅谷及其他一些风险投资先驱地带的复杂历史,揭示了政府在创业企业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深刻分析了旨在扶持创业企业的公共政策,提出了这些政策所面临的挑战,剖析了存在于诸多政府工程中的普遍缺陷——拙劣的设计、对创业过程的缺乏理解,以及执行上的问题。勒纳解释了政府为什么无法左右创业市场的演变,为什么应该认识到政府在创业激励能力上的局限性,摆正自己作为创业催化剂的角色。
在各国政府正以史无前例的激进方式试图刺激经济增长的今天,《梦断硅谷》敲响一了一记重要的警钟,呼吁政府以一种审慎的方式支持创业活动,以免重复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
第三章 决策者们的动机
现在,我们对怀疑政府在扶持创业和风险投资方面没有任何作用的观点已经非常熟悉了。在上一章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有悖于这种怀疑论调的历史证据。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近期研究成果中的一些更加系统化的证据。
说决策者们确实有关心新企业和风险投资者的动机(而且确实有帮助它们的能力),我们有三个理论依据?本章主要阐述前两个依据:创新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而且创业企业可以刺激创新活动。我们将看到,这两点都是不容辩驳的。我们将在第四章再讨论第三个依据。创新与增长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在很多方面,我们的生活比我们的曾祖父母辈更为舒适,寿命也更长了。仅列举三例:抗生素可以治愈曾经被视为绝症的感染,长距离通讯的成本远低于过去,家务负担也大大降低了。促成这些变化的核心力量就是技术和商业的进步。
经济学家们已经论证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技术进步和经济繁荣之间所存在的紧密关系。这种认识源自莫里斯·阿布拉莫维茨(Morris Abramowitz)对技术演变的开创性研究。阿布拉莫维茨认识到,提高经济的产出归根结底只有两种方式:第一,提高对生产过程的要素投入,例如,将工人们的退休时间从62岁推迟到67岁;第二,开发出新的方法,用同样多的要素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阿布拉莫维茨评估了1870~1950年间美国经济产出(即美国所生产的物品和服务的数量)的增长状况,然后又计算了同一时期要素投入(特别是劳动力和金融资本)的增长。当然,这种计算是不够精确的——他必须对这些指标要素的经济影响力的增长做出一些假设。经过分析,他发现1870~1950年问的要素投人的增长,对经济实际产出的贡献率只有15%左右。剩余的85%则无法用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实际上,经济活动的发展来自使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获得提高的创新活动。
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做了类似的研究。这些研究所使用的方法、经济部门和时期各有不同,但结论都是相似的。最值得注意的是,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发现,85%是一个几乎恒定的“残差”。这些研究结果令人惊讶,因为此前200年中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要素投人的增加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只要你有更多的人和钱,必然就会有更多的产出。 而这些新的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不是要素投入的增长,而是要素使用方式的变化。由于经济增长中的这一无法解释的部分太大,而且使用千差万别的各种不同方法的研究者都发现了这一点,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开始相信创新是产出增长的一大动力。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研究了创新(是指新的科学发现,或者生产和服务型企业工作方式的变化)和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他们不仅发现了那个无法解释的“残差”的存在,还证明了诸如信息技术这样的领域中的技术进步的积极效果。于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前景就不仅仅取决于它能生产些什么,还取决于它如何来生产。
许多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创新和增长之间的这种关系。创新对增长至关重要,从欧盟(已经把提高研发投入定为未来几年中的一个主要目标)到诸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各国领导人们都已经接受了这个观念。创业激发创新
政府有动力支持创业活动的第二个理论依据在于,新企业是特别富有创新精神的。
企业的规模、年龄与创新
最初,经济学家们基本上忽略了新企业的创新能力——他们认为绝大多数创新将来自大型的工业化企业。例如,最早对创新领域进行深人研究的先驱之一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也曾假定,在创新方面,大企业相对小企业来说具有一种内在优势。
但是这些早期的观念并没有经受住时间的检验:事实上,今天看来,这些观念像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一个副产品——因为在那个时代,大型企业和它们的工业实验室(如IMB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取代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领风骚于一时的独立发明家,成为创新活动的主力军。
在当今世界,熊彼特对大企业内在优势的假设与现实并不相符。
P40-42
写这本书的灵感来自几年前我在波斯湾畔参加的一个晚宴。那是2月份的一个温暖宜人的夜晚,东道主知道我对创业领域有所研究,于是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从那些学术著作中可以提炼出什么样的明确结论用于指导创业激励政策的设计?我不得不给出了一个坦率的答案:“不太多。”
这次谈话让我意识到了创业扶持领域中学术研究与实践操作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来源于两个令人遗憾的现实:
·首先,学术文献相对匮乏:经济学家们只是在近来才开始关注如何促进创业活动的问题。与诸如私有化这类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政府干预政策截然不同的是,经济学家们对用来促进创业活动的政策鲜有细致的研究。不仅理论基础远未成型,经验性的研究成果也少之又少,而且总体来讲还不够成熟。尽管某些相关的问题(比如科研津贴的作用)所受到的关注要多一些,但即使在这些研究相对较多的课题上,明确的结论也寥寥无几。
·其次,问题都很复杂:所以没有太简单的答案。很多时候,决策者们不得不面对诸多不同政策之间的权衡。各种措施之间的交互影响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对于哪些政策才能获得理想中的效果,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手册”。
所以,大多数得自学术文献的结论注定都是不明确的。
对这些问题的忽视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尽管政府对创业扶持工程的投资规模相比国防采购或退休福利支出来说并不算多,但这些工程实际上可以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造成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
考虑到这些问题,也许明智的做法是等到时机更加成熟的时候再写这本书。但今天的决策者们急需指导。很多时候,这些领导人会(正确或错误地)发现某个“机遇之窗”(window of opportunity),也就是特别有利于创业扶持工程获得成效的好时机。经济的衰退也让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更容易让人接受,而且凸显出了许多传统行业暗淡的长期前景。
基于这些考虑,写《梦断硅谷》这样的一本书是有必要的。由于我们的理解还处于初级阶段,这本书与学术杂志上的那种传统的文章是有很大区别的。特别是,我们不可能以95%的置信水平得出任何结论——有很多结论的不确定性要远大于此。但是,尽管有许多论点缺乏确切统计资料的佐证,本书也是有各种证据作为支持的:包括经济学理论、为数不多的大范围研究成果、案例研究,以及我本人在与那些竭力想要鼓励创业活动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共事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 本书的创作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想向他们表示感谢。阿德里安·布迪沙克(Adrian Budischak)、萨拉·凯凯(Sara Cheche)、Yeguang(Shaq)Chi、凯瑟琳·丘特尔(Catherine Chuter)、凯西·韩(Kathy Han)、乔迪·克拉考(Jodi Krawkow)和Yinglan Tan对政府工程历史记录的研究以及相关学术和实务文献的总结提供了大力协助。克里斯·艾伦(Chris Allen)一如既往地在统计资料的整理上贡献卓著。他们(以及我自己)的工作也得到了哈佛商学院研究部的财政支持。拉尔夫·勒纳(Ralph Lerner)和玛丽安娜·德阿米克(Marianne D'Amico)对几个版本的手稿进行了预读和评论。像往常一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功不可没——我感谢我的编辑塞思·迪奇克(SethDitchik),也感谢贾尼·陈(Janie Chan)和彼得·多尔蒂(Peter Dougheny)。
还有其他三个方面需要感谢。本书中的许多观点源自我在欧洲、北美、中东和大洋洲所参加的一些政府项目。参与这些项目的机会,特别是我与政治领袖、经济开发官员、企业家、风险投资家们的许多次令我获益匪浅的谈话,对这些观点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方面,我想特别对科兰·戈瑟兰(Colin Gosselin)、阿布一贝克尔·克里(Abu-Bakei·Khouri)、朱迪·帕马(Jodie Parmar)、斯图尔特·谢菲尔德(Stuart Shepherd)和布莱恩·沃森(Brian Watson)表示感谢。
本书也汲取了我之前所出版的一些研究成果中的观点(时而也会原文引用),包括我与皮埃尔·阿祖莱(Pierre Azoulay)、保罗·冈珀斯(Paul Gompers)、费尔达·哈迪曼(Felda Hardymon)、萨姆·科图姆(Sam Kortum)、安·利蒙(Ann Leamon)和安托瓦尼特·斯科尔(Antoinette Schoar)合作的研究成果。感谢他们同意我在本书中使用我们的共同成果,也感谢他们在与我的许多次谈话中帮助我让观点成型。包括安一克里斯廷·阿凯莱纳(Ann-Kristin Achleitner)、托马斯·黑尔曼(Thomas Hellmann)、彼得·亨利(PeterHenry)和斯科特·斯特恩(Scott Stern)在内,几位同事与我的交流也对我很有启发。
最后要说的是,在过去的10年中,我有幸在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中组建了两个团队,一个致力于创业活动研究,另一个专注于研究创新政策与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两位首席执行官马蒂·费尔德施泰因(Marty Feldstein)和吉姆·波特巴(Jim Poterba)对这些工程非常支持。埃尔温·玛丽昂·考夫曼基金会(Erwin Marion KauffmanFoundation)的卡尔·施拉姆(Carl Schramm)、鲍勃·利坦(Bob Litan)和鲍勃·施特罗姆(Bob Strom)则对这两个团队提供了慷慨的经济支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才有机会与朋友和同事们多方交流,由此形成了我将在本书中探讨的许多观点。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这部重要而又独具见解的著作提醒我们注意,我们的繁荣最终依赖于实体经济中的创新和技术进步——而且,哎,并不存在什么万灵秘方或简单的政策可以做到这一点。发人深省,有趣,有价值。
——阿玛尔·海德 《冒险经济》作者
《梦断硅谷》展现了对政府创业扶持功能的深刻理解。
——罗纳德·科恩爵士 欧洲最威功的风险资本公司之一,Apax Partners联合创始人兼前董事长
对于政府政策的作用——无论是好作用还是坏作用,这样一种令人信服和独具见解的解读早就应该出现了。无论是决策者、创业者、教育工作者还是选民,我希望所有的受众群体都能拜读并听从本书的建议。
——理查德·克莱姆里奇
恩颐投资(NEA)联合创始人兼合伙人
对于政府在创造创业环境和工程的过程中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梦断硅谷》必定会成为经典教材。所有想要成功、想要避免失败的决策者,都应该学习和领会乔希·勒纳如此精辟的经验总结。
——大卫·鲁宾斯坦
凯雷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
创新和创业活动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引擎。当世界各国政府力求在全球性危机的余波中重新启动这个引擎时,它们会发现这本书就是一个理想的导师。
——魏高斯
硅谷银行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