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英辉所著的《橙黄橘绿》是本记录人生的散文集锦。本书内容丰富，取材作者的人生经历，有新疆的风光和人物，有纪实性的“异乡为异客”的整理与构思，有“能不忆江南”的情思，也有以申城为圆心、名为“南方有嘉木”的创作素材。

于英辉所著的《橙黄橘绿》文章系有感而发，直抒胸臆，挑战了自我也快乐了自己。《橙黄橘绿》的作者在生活中找出有个性的事物、人物特征，攻其要点，做出深入细致的刻画，展现了生活中积极和富有生气的那一面，可以为人带来更多的激情与遐想，展现散文应具备的意境美和哲理美。

自序 

第一辑 月是故乡明

 孔雀河畔忆童年

 甜甜的杏儿

 人生骀荡叹少年

 天鹅湖随笔

 我挺怀念那只狼

 葡萄沟对白撷芳

 心香一缕奠孙伯

 我家有女初长成

 喀纳斯野游记

第二辑 戎马关山北

 多事之秋敦煌缘

 攀越嘉峪关忆

 呵，栗色小儿马

 戴眼镜的机枪手

 狩猎日记

 怀念战友

 今生有缘为人师

第三辑 南方有嘉木

 风涤翠筱

 东进上海序曲

 货币发行三章

 乌镇二则

 游武夷山记并诗

 古徽州掠影

 雪域高原走笔

第四辑 异乡为异客

 东瀛札记

家乡的抗日烈士纪念碑——东瀛札记之一

古岛、西岛先生别来无恙——东瀛札记之二

两旬日语单词的妙用——东瀛札记之三

人生识字忧患始——东瀛札记之四

 美国印象

“红太阳”的曾经理与“三家村"的刘老板——美国印象之一

拉斯维加斯一夜——美国印象之二 74

从斯蒂文的“邀礼单"所想到的——美国印象之三

绝版夏威夷——美国印象之四

 欧洲速写

因特拉肯的尴尬——欧洲速写之一

威尼斯一日——欧洲速写之二

罗马漫步——欧洲速写之三

神圣光环下的辉煌——欧洲速写之四

德国三记——欧洲速写之五

后记

孔雀河畔忆童年

孔雀河冲出烟波浩淼的博斯腾湖，穿过两岸连山的铁门关峡谷，带着诗一般的柔情拥抱了库尔勒市。又逶迤前行到尉犁县后，便谜一般地消逝在罗布泊的浩瀚戈壁里。我喜欢在孔雀河岸边散步，因为这里留有我孩提时代印下的小小脚印；喜欢听孔雀河水哗哗流淌的声音，因为那是我童年时代的欢乐交响曲。

春 钓

孔雀河初春的早晨是静谧的。熹微划破黎明前的灰色帷幕，乳白色的雾霭飘散着，犹如蝉翼般的轻纱，在河面上袅袅浮动。我和小伙伴们三三两两，揉着惺松的睡眼赶来了。在河岸上选好位置后，便将长长的钓鱼线抛进河里。河面像缓缓飘动的绿色缎带，在朝阳下泛起层层银波，犹如无数片鱼鳞在闪动。孔雀河里鱼儿种类很多，既有土生土长的大头鱼、尖嘴鱼，也有来自博斯腾湖放养的草鱼、鲫鱼等。我们钓鱼不用长短杆，也不用鹅毛浮漂一类的玩艺儿。鱼线那时也很原始，大抵是奶奶、妈妈们纳鞋底的线绳吧。鱼饵就地取材，捉几只蝼蛄，挖一窝蛴螬就够了。河岸边生长着许多桑树，春夏时节用白色、紫色的桑椹为饵，草鱼、鲤鱼特别喜欢吃。鱼钩挂上饵后会顺流下行使鱼线绷直，此时就全凭手感来体验鱼儿咬钩的程度了。鱼儿一般都不太傻，吃食时总是先小心地试探，轻轻地将饵咬住拉一下便吐口，鱼线也就半寸、一寸的向河里延伸。此时切不可轻举妄动，只有待到鱼线倏地被拉出近半尺长时，才可猛地一拉，鱼儿就挂在钩上了。如果手中的鱼线感觉松弛且露出水面的一小段呈现弧度，则是鱼儿逆流而上来咬钩，迅速收线必有收获。一般每个早晨钓上三五条是不成问题的，且每条的长度几乎都有半尺。当然也有收效甚微的时候——鱼儿不咬钩或者咬钩者多是两三寸的小毛鱼。于是我们便收起鱼线走下堤坝，结伴儿到岸边生产队或农户的园圃里拈花惹草。园内含烟蓄翠，一派春媚。绯红的杏花、娇艳的桃花、洁白的梨花竞相绽放，与浅绿的柳枝相映成衬，构成了一幅极美的早春图画。地上的小草刚刚露头儿，嫩嫩的带点儿鹅黄。苜蓿是人们早春的爱物，也是刚刚拱出土，在黄绿相间的地表面成为突兀泛紫的小芽苞。我们到园子里主要是来采苜蓿的，用手掐或用小刀剜，半个时辰就可以采满一手帕，带回家中可以做为炒鸡蛋、做汤揪片儿的上佳时蔬，鲜味妙不可言。但好景自然不长，苜蓿出土十天后就再也没有多少食用价值了，待到不断分蘖长叶，开出蓝紫色花的时候，便成了牛羊马驴的上等饲草。

河岸边还有许多沙枣树。大人们往往在沙枣花开后才来河边钓鱼。沙枣花开的时候要比桃杏花晚半个多月，盛花期也较长。它的花朵虽然只有米粒般大小，但金黄的色彩十分耀眼。如再折上一枝插入家中便立刻异香满室，浓郁不输江南茉莉或三秋桂子。大人钓鱼同样不用渔杆，也是将长长的线绳扔进河里。最惊心动魄的钓鱼叫做“钓老虎”，所谓“老虎"，实际上是一种新疆大头鱼，体型硕大性情凶猛。这种鱼产自开都河，进入博斯腾湖后蓄势成长，一口可以吞食一只在湖面上游动的野鸭。然后顺流而下进入孔雀河，自然而然就成了河中的巨无霸。后来上大学时，偶然看到了清朝大学者纪晓岚谪放新疆时所写的一首诗，开头便是“凯渡河鱼八尺长，分明风味似鲟鳇”的佳句，方知这种鱼的味道竟然如此鲜美。“钓老虎’’的鱼钩是铁匠铺专门锻打的，挂上饵后只有大鱼才可以吞食。饵料多是羊肝羊肺等五脏下水，鱼线是特别搓制的罗布麻绳，几乎同人的小手指一样粗细。钓鱼时完全不用守株待兔式的等在河边，而是将鱼线的一头牢牢地拴在河岸边的柳树干上就走人。因为可能十天半月也一无所获。“老虎”如上钩了一般也难以逃脱，其在水里挣扎的力量常常让牵连它的树干簌簌抖动。我曾看到一条吞了钩的“老虎”，那是居住在河岸边的回族小伙伴儿达文一家四口，像老公公拔萝卜一般地从河里硬“拔”出来的。将鱼鳃穿上麻绳后两人木棍上肩抬着走，鱼的尾巴还不时地扫着地面。P3-4

人生是个古老的、重复的、永恒的话题，因人而异各具特色。一如大树上的叶子，外形相似却没有任何两片完全相同。我的人生履历可谓丰富多彩：工农兵学商五行俱全，而且还客串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师的角色，生活的砥砺让我有了更多的思考；五洲四洋虽未悉数涉足，但走南闯北也经历过无数名山大川，人在旅途自然多了见多识广的一份喜悦或悲怆。久而久之，便有了一些见闻或感悟见诸于月刊周报，以及随手写就的日记。为此有亲朋建言——写本书吧，为自己，为友人，也为自己的亲属和后辈。

我亦有此意久矣，但在职期间实在无此闲暇。虽然有不少事物是穷于应付，但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容不得你“不务正业”。只有在前年退休后，才有了静下心来，抒发闲情逸致的机会，来潜心回忆并提笔撰写那些动人的人生精彩篇章。

写作说来容易成却艰辛，这是为数众多的如我一般的业余作者的普遍感受。究其缘由，便能发现为文不仅仅是一种词藻方面的排列，更是一种感情和思想的喷薄。尽管你有足够多的素材，也掌握了一些行文断句的技巧，但如果没有激情、没有感动，还是写不出一些像样的文字。这就像一座正在沉睡的火山，要么千年万年才能喷发一次，要么长时间地怀抱岩浆，保持沉默。大多数火山喷发的诱因，取决于地表的物理变化和地下涌动的热情。一篇美文的问世，则主要决定于作者的感情与功力。按理说，我曾经三登泰山、三上五台，应该留下些许篇幅，但遗憾的是只言片语皆无；上下黄山天都峰后累得腰酸背痛，晚上却趴在床铺上写下了一篇激情四溢的日记。之所以产生这种南橘北枳的效果，并非是水土之异，因为泰山之雄、五台之幽还是鲜有名山与之比肩的。用写作的专用术语来表达，就是有没有“灵感”。

写不出来时我不会去硬写，不干“才不遗强思之、力不胜强举之”的事，而是选择暂时放弃。但对逝去的岁月从来没有放弃过回忆，因为那毕竟是自己谱写或聆听过的人生音符。往者已矣，尚有记忆，仍能为之一恸一笑的怀旧，更显得真挚而珍贵。生命的轨迹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回避回忆，抹掉记忆，则往往失去纵向的对比，更容易将目光投向充满诱惑的眼前或将脚步移向陈腐的陷阱。回忆得多了，倒是常常能酝酿出无心插柳的效果，流溢出一篇篇激情进发的别样文章。《橙黄橘绿》中的拙作，大多是这种当时灵光一现或事后回忆时溅出了思想火花的成品或半成品。

我是从“人之初”开始回忆，开始写起的。共和国诞生前一年，我出生于冀中平原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此时，没见面的父亲即将西渡黄河，辗转于挥师远征的征途上。我在家乡长到十岁，便随着祖父母西出阳关，寻找已经铸剑为犁、脱却戎装的父辈。头一次离开平原，头一次坐汽车火车，沿途的一切均在小小的脑袋里形成定格。记忆最深刻的是穿行秦岭，隔着西去列车的窗口，看山岭之中一树树落光叶子、如一个个小红灯笼般悬挂于枝头的甜柿。那时兰新铁路尚未铺轨到新疆，我们在甘肃境内的柳园段下车，然后坐汽车昼夜兼程到达新疆东大门哈密县城。其后又坐汽车走走停停，约莫半个月后才抵达南疆的尉犁县。在天山南麓的孔雀河边，留下了自己童年、少年时代的稚嫩脚印，于是便有了充满儿时糗事的开篇——《孔雀河畔忆童年》和《甜甜的杏儿》。

如果不是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和同班的四十七个同窗大概均能在翌年修完高中学业，毕业于新疆巴州二中。随着突如其来的以“造反有理”为中心的大批判运动的深入发展，校园从此没有了朗朗的读书声，充耳可闻的是响彻云天的革命口号。紧接其后的是满街戴红袖章的青少年学生，坐车不要票吃饭不要钱的红卫兵大串联很快风靡全国。没有任何一个中学生会无动于衷，十六七岁的年龄正是激情荷尔蒙上蹿下跳的花季。我和三位高中男同学组成了一个串联小分队，起名“风雷”，以徒步的方式从哈密出发，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感受昔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荣誉。谁知步行一个多月后抵达西北重地兰州时，看到了国务院停止大串联的公告。没能徒步到达北京虽说有些遗憾，但其中的“敦煌缘”和《攀越嘉峪关》经历，成了人生不能忘怀的故事。

红卫兵起初像搏击风雨的海燕，发展到后来，红卫兵的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陷入了既不能升学又不能就业的窘境。等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声令下，革命之初的弄潮儿立马成了“再教育”的对象。历史就这样和这一代人开了个玩笑，让他们成了中国文化知识断层的一代，也成为青春期最长的一代“知青”。我觉得，其中不少前途无量的青少年，就是被这种野蛮、愚昧的运动无情阉割了的《栗色小儿马》。

我下乡务农不足两年就参军入伍了，这在当年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儿。我非常怀念在天山戍守的六个年头，怀念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战友们。这里最初虽然也有“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极左程式，也有评比“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纷争，但绝没有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的卑鄙伎俩。人的思想没有太多的束缚，可以尽享畅所欲言的欢乐。第二辑名为《戎马关山北》，写得多是军营男子汉的训练与生活。我所在的部队属于国防军序列，驻守于天山一隅。哨卡如撒豆般沿山谷布防，依山傍水或隐蔽于半山腰处。战友们执行站岗巡逻、防空防特的任务，日夜守卫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战备物资。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我们见得最多的是天上的云。万籁俱寂的沉沉深夜，则是满天的星斗和昼伏夜出的野兽。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的严酷锻炼了体魄、磨炼了意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陶冶了情操，铸造了性格。部队确实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校，戎马倥偬中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或平凡或美好或严峻的日子，成为我人生中的重要转折。在丛山峻岭中最难耐的是寂寞，看一场反复放映的“老三片”电影也快乐得如同过年。值得一提的是生活虽然艰辛如此，却很少有人表现出“凭轩涕泗”的软弱。

七十年代中期我从部队退役，带着特定的招工指标，进入国防工办辖属的一座兵工厂，因而又有幸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员。但“好景”不长，三个月后便被再分配，去了职工子女中学成为一名人民教师。那时候没有多少人愿干这种苦差事——学生们动辄“反潮流”不说，工资待遇也略逊于同类型技工。厂政治处也怕我推三却四，不但特批了月标准38斤的体育教师粮食定量，而且还“操纵”选举让我成了学校党支部的副书记。鉴于在部队子女学校任教的一段履历，我对当教师并不反感，倒认为是命运的又一次眷顾，因为我不相信知识会无限期的贬值。后来的人生证明这一步走对了，“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几年的教学实践让我受益匪浅。不但拥有了一批感情笃深的弟子，还为后来冲击高等学府蓄积了应有的能量。细细想来，八十年代初期能以优良成绩考入大学，“老三届”的底蕴和“传道授业”的积累，无疑是我迈进更高门槛的成功秘诀。

人到中年时我离开乌鲁木齐到了上海，前因后果在《东进上海序曲》中已叙述详尽。屈指算来在新疆的日子已有三十七个年头，有道是穷家难舍、故土难离，当时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辗转反侧，彻夜难以成眠。调往上海纯属偶然，那是因了上海市政府人性化的知青子女回沪政策，我至今也说不清是沾了女儿的光还是受了她的拖累。我的儿童、少年、青年乃至中年时代全在新疆度过，同陌生的维吾尔人打交道时一句“新疆力克曼”（维语：我是新疆人），立刻就能拉近彼此间的距离。三十多年来我走遍了新疆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里不但有雄浑的大漠和充满生机的绿洲，还有我的亲人、同事、学生以及可以称为“刎颈之交”的朋友。离别时“潸然乃至于泣下”绝不是什么矫情，乃是感情自然宣泄的必然结果。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它的感情却远远超过了属于籍贯的华北平原。《橙黄橘绿》中的第一个专辑，写的全是新疆的风光和人物，将其标题定为“月是故乡明”，便是我对巍巍天山、至爱亲朋的深沉情思和永久怀念。

东进上海是我所迈出的改变人生轨迹的一步，它影响了后来的事业、生活乃至归宿。上海不但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和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且是一座“日出江花红胜火”的魅力之城。我的生活因此多了吴歌越调的韵味，有了“能不忆江南”的情思，也有了以申城为圆心、名为“南方有嘉木”的创作素材。在上海人民银行工作期间，因金融交流与建设现代化货币处理中心的需要，以及休闲方式的观光旅游，我有了三赴北美、三到欧洲、两去日本、顺道东南亚等出国履历。在异国他乡跋涉或归国后的日子，便又有了新奇的感受和回味，并将这种回忆渗入了笔墨之中，于是也就有了纪实性的散文集——“异乡为异客”的整理与构思。

我从小学时就喜欢胡乱堆砌词句，因此也常受到老师的表扬。这本是很平常的事，但儿时的虚荣心往往会由此膨胀，发展到以此逞能而不知天高地厚。四年级尝试拼凑儿歌，上过学校的黑板报；小学毕业那年学写小说，瞎编了一个少年用弹弓打死一只大灰狼的故事，用铅笔写在几张白纸上就投寄了《儿童文学》，结果自然是进了废纸篓；升入高中以后，被班主任提名为班级文科课代表，虽不在“行政领导”序列，好歹也算个“技术干部”。有道是在位谋政，写作文时自然要在咬文嚼字上多下些功夫。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人尽其才”，不但负责编写油印小报，而且还以“反修兵”为笔名，在地方大报上连篇累牍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现在回过头去再看那些文字，幼稚可笑到足以令人喷饭。二十岁以后先下乡后入伍，爱好写字早已因习惯成自然，而且艺不高胆却大，或人或事，均敢妄发议论。我把自己写的东西记在一个专门的日记簿上，命名为“学斧篇”。为什么取这么一个名号呢？原因还要回溯到几年前在长江边上所见到的一个坟丘，据说那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衣冠冢。那地方叫采石矶，站在拔江而起、危矾如削的峭壁上，可以看到“涛似连山喷雪来”的横江壮观波浪。据传李白酒醉后在此跳江捞月，骑鲸升天。有人至此自然为缅怀诗仙，免不了也写点儿诗词。有位叫梅之涣的人看不惯，便写诗一首进行讥讽。诗云：“采石矶旁一杯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耍大斧。”班门弄斧的成语据说由此而来。我觉得这首诗太霸道，敢在鲁班门前耍斧头的谅来也并非等闲之辈。我等后生不是不敢弄斧班门，而是费尽心思也找不到鲁班。如果一旦找到了，在鲁班门前学学斧锯锛凿的木工手艺总是可以的吧？故名其为“学斧篇”。当然此时人也成熟了不少，为避免“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文字狱，过激的内容随写随丢，只是图一时之快借以宣泄情感，故尔保留下来的极少。好在十年动乱终于结束，文学文艺不再受“三突出”的桎梏，于是才积极尝试文学写作，有了一篇写部队生活的散文——发表在文学季刊《边塞》上长达一万多字的《狩猎日记》。

尔后的散文均出在人民银行供职期间，也有不少篇幅是从人民银行退休后的作品。如果把自己比作一只小船，中国人民银行就是我碇泊的港湾，四十年的工作履历中有近三十年是在人民银行抛锚，对它的感激之情是一言难尽的。十分巧合的是，三十年的经历可以平均一分为二：一半时间在新疆、一半时间在上海。在人民银行期间我先后从事过计划信贷、调研统计、金融研究、货币发行等业务，担任过科长、处长、副行长、副主任等行政职务，忙碌且快乐着。遗憾的是这个期间不敢“不务正业”：一来是散文历来讲求“形散而神不散”，不是信手就能拈来的东西，需要搜索枯肠式的付出；二来局限于文山会海的环境，难以凝聚起写作时所需的那种野云孤鹤般的襟怀，进入人与自然互相融合的审美境地。没有文艺随笔却写下了经济金融方面的诸多文章，纯属“正业”而非旁门左道，这些文字尔后派上用场可谓名利双收。不但是获评高级技术职称的硬件，而且有润笔的酬劳。如果将这些文章编辑成书，恐怕也有半块砖头厚。因此又有人建议我出一本论文专集，但被我一口否决了。别说读者，连我读起这些文字来也味同嚼蜡，因为其中多是鲜有真知灼见的官样文章。

同经济论文不同，我的每篇散文几乎全是“呕心沥血”之作。用这个成语绝非拔高自己，而是自惭并没有多少写作才干却去自找苦吃，不自量力。我写点儿东西首先靠热情，但热情的程度却不一定同获得的成果成正比。文者，纹也，花纹交错才成文章，古人所说文无定法、行云流水就是此意。散文方家说起“文章五诀”高屋建瓴，概括起来就是形、事、情、理、典五个要素，既状物、叙事、抒情、说理、综合手法的结合运用。只有等到写起文章之后，才知道自己也犯了眼高手低的毛病，个人固有的那点悟性和才华，原不过是文学汪洋中的一个泡沫。立意、命题、结构、语句、章节、段落、开头、收尾，没有任何一个环节能够一蹴而就，写作中的辛苦自不待言。仅收集有关资料，挖空心思谋篇布局一项，就不知消耗了我多少精力；冥思苦想茶饭不思，独坐陋室如雕塑一般寂然。以至后来都有些后悔——是不是吃饱了撑的？试想，一个在中学时代仅仅写出了几篇豆腐块儿文章的主儿，一个退休后本应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人，却忘乎所以地去搞写作，去搞什么朝花夕拾，这难度未免有点儿太大。但写作又是苦中作乐、极富挑战的身心活动，特别是在人生已进入“夕阳无限好”的季节。唐代诗人杜牧有诗云：“与老无期约，到来如等闲”。一旦年逾花甲，两万多个日日夜夜就已抛在身后，寸阴是兢，老来更当珍惜。但大可不必去为天色将晚而惋惜，黄昏毕竟是一种壮美，承认不承认、欣赏不欣赏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我很喜欢叶剑英元帅“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的诗句，那是一种积极向上，乐观自信的崇高境界的升华。反之，如果一个人在步入老年时便只剩下惜步如金的清闲，甚至连足资回忆之处都没有，那可真是一种悲哀。真感谢我能在自己感觉还不太老的年代里退休，让我多了些时间，多了些活动，多了些思考，多了些回味，多了些闲暇，多了些享受，可以保持一种纯净的心情去回溯、来动笔了。人无法不老，有所冀望的是能够老有所思，老有所悟。无论甜蜜还是苦涩的回忆，写来读罢能感到冥思后的放松或苍老后的年轻。让我惊喜的是不论是仰望星空还是俯瞰大地，目既往还，心亦吐纳，许多人生感动就会从胸中涌荡出来。我这人看来是性情中人，回忆有些往事竟然热泪盈眶，写出一个个篇章后连自己也钟情于这些文字。就此搁笔也是不太可能了，这正如登泰山时已到了十八盘且远远望见了高耸的南天门，即使再乏再累也难以放弃一样。苟子《劝学》篇中有段寓意鲜明的说教：“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我也许就是那匹驽马，凭着一股韧劲，终于将写作的拖车拉进了正道，成就了《橙黄橘绿》这本记录人生的散文集锦。

有个朋友对《橙黄橘绿》的书名持有异议，认为缺少磅礴大气。在这位老兄看来，以我走南闯北、西进东迁的人生波澜，书名似乎应有“八千里路云和月”般的壮阔。我挺欣赏苏东坡赠友人的一首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写的是秋景，前两句是花木凋零的肃杀，后两句笔锋一转，却是一幅曾经拥有过的橙黄橘绿硕果图。文学的价值在于揭示生活中的美，美的内容一般分为三类，即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怎样在文中表达美感、以期共鸣呢？散文的要求是找出有个性的事物、人物特征，攻其要点，做出深入细致的刻画。如古诗中写美女，出现较多的是明眸秋波，以眼睛为焦点进行传神，立马就让好逑的君子们趋之若骛。之所以用《橙黄橘绿》作为书名，主要是它展现了生活中积极和富有生气的那一面，可以为人带来更多的激情与遐想，展现散文应具备的意境美和哲理美。母庸讳言，我们这一代人有着前无古人或许后无来者的运乖多蹇。除了正长身体的时候遭遇自然灾害忍饥挨饿外，还遭遇了“三下”的厄运：学知识时碰上“大革文化”命，被迫“下课”；要工作时本没学到多少知识，却偏要充作有知识的人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的大潮袭来时又逢大浪淘沙，被砸碎铁饭碗不得不退职“下岗”。即便如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没有抱怨宿命。岁月无声，人生有痕，不能简单地说“青春无悔”，在该上学的年龄段上不了学难道不是这代人最大的遗憾？不抱怨是因为那是特定时代的特定历史，怨天尤人不但招致人嫌，还可能使己悲观，让人颓废。作家陆星儿说过，生活从来不会平等待人，于是才有了各式各样的命运，才有了人同命运斗争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我感谢命运，它让我在不平坦的路途上和近乎灾难的逆境中学会了冷静与思索，让我变得足够坚强与豁达。当然，那段生活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如挂在苍穹的皎洁明月，月亮离我们越远，看上去就越是趋于完美。因此，我虽然在不少篇幅中描写了多样的生活侧面，已少有哀怨与惆怅，许多意绪都化为了田园牧歌，向社会展示了美好的那一面。《橙黄橘绿》不仅仅是可供鉴赏的自然景色，也是可供品尝的秋圃佳果。在当前这个有着浮华与喧嚣、金钱与物欲的年代，但愿它能够成为如线如缕的清泉，给自己和喜欢它的读者以不尽的润泽。 《橙黄橘绿》搁笔后长吁一口气，虽然是自讨苦吃，但毕竟有了一个满意的结局。文章系有感而发，直抒胸臆，挑战了自我也快乐了自己，目的、初衷也就达到了。人老了当然不想成为什么作家，只不过想给自己、亲友、后人和社会有个交代，因为翻阅它时就像翻检自己的人生。文集当然也说不上好，凡人琐事难登大雅之堂，但自己确实也喜欢。这也许应了北方农民的一段俗话：黄鼠狼的儿子是香的，刺猬的儿子是光的，一畦萝卜一畦菜，自己养的自己爱。就算是生了个丑儿子吧，也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产物，更何况是“老来得子”呢。我知道从为文的角度而言语句尚欠精炼，纪事稍嫌繁琐，部分情节过于拖沓冗长，所使用的某些词语还值得推敲等。特别是有些个事儿过去得有些年月了，回忆起来挂一漏万不说，不知道有没有张冠李戴而贻笑大方。因为毕竟是尘封的记忆，即使拂去了时间的尘埃，能否让其自然而贴切地在文章中复活尚待验证。有些篇幅也用不着文过饰非，有点儿像家庭支出的流水账，我是在尽将这些琐事凡人变成铅字的义务。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变成文字即使没人为你的集子“雅正”，也应该有去歌厅唱卡拉OK的勇气与自信：别怕人说你五音不全，敢于吼一嗓子的爷们儿有几个不是自娱自乐？如果不想独坐一隅当听客就大胆上台吧，只要抓起话筒你就是歌手。  于是眼睛一闭：由它去吧！

著名作家梁晓声说过：回顾过去，乃为判断今天，思考将来。如果忘却是某种哲学，那么回顾便是一项责任。从这种意义而言，我写这些文章也算是师出有名吧。但业余写作爱好者相较专业作家的最大不同，大多缺少一挥而就、下笔灿然的文字功底。能写出一点儿东西，主要靠经历与情感。情感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心理现象，联系到本人，则是激起创作愿望并持之以恒的动力。当然，有情感还必须勇于尝试、积极探索，而且这些尝试还是笨鸟式的先飞。我写成一篇文章，一般要经过四五遍：先打腹稿，然后写成草稿，再修改为初稿，誊清为正稿，最后再到电脑屏幕上边修改边打印，成为定格予以储存。我觉得退休后最大的成就感之一就是学会了用电脑打字。在职时，那是由秘书或下属相佐来处理较复杂的电脑文字的；现在，当然不好意思再请他们来捉刀，只好全由自己来完成。起初眼拙手慢，渐渐地熟能生巧，以至于得心应手而乐此不疲，竞打印了文集中的大部分计十余万字，取得了连自己也感到惊喜的斐然成果。这也验证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老话：人的本事往好了说是学出来的，往不好上说是逼出来的。我就属于这样一个逼出来的典型，虽仍属“菜鸟”一类，但对我而言却是一个“长足”的进步。

文集得以顺利出版，非常感谢我的同事谢文渝先生。他不但完成了文集中插图的甄选录入工作，而且承担了同出版社的相应联系事宜。另外，一些年轻的同事也主动前来帮忙，帮我做了些打字、剪辑、校对等方面的工作，谨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