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编著的《季羡林散文精选》内容介绍: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8月,山东临清人。他从小家境贫寒,在亲戚的帮助下才得到受教育的机会。1930年他同时被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录取。他选择了清华大学,人西洋文学系,师从著名学者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并选修国学大师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美学大师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并于1935年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1946年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与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先后担任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中国南亚学会、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亚非学会等学会的会长。
季羡林编著的《季羡林散文精选》内容介绍:季羡林先生从就读高中开始笔耕不辍,创作并发表小说,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作品,其文学才华初露端倪。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写作的《年》《黄昏》《寂寞》《枸杞树》等散文,直到今天,还是赢得一片赞美之声。留德初期,为了选择一条合适的学术道路,他徘徊踟蹰。“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梦。其实又有谁知道呢?”幸而这种混乱只是暂时的,他觉得“非读梵文不行。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四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当时正值二次大战期间,哥廷根也遭到轰炸。“同轰炸并驾齐驱的是饥饿”,而“随着形势的日益险恶,我的怀乡之情也日益腾涌”。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仍发表了多篇论文,获得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这段留德的经历,被他写入散文体自传《留德十年》中,《季羡林散文精选》多次再版,经久不衰。
我生平有一桩怪事:一些孩子无缘无故地喜欢我,爱我;我也无缘无故地喜欢这些孩子,爱这些孩子。如果我以糖果饼饵相诱,引得小孩子喜欢我,那是司空见惯,平平常常,根本算不上什么“怪事”。但是,对我来说,情况却绝对不是这样。我同这些孩子都是偶然相遇,都是第一次见面,我语不惊人,貌不压众,不过是普普通通,不修边幅,常常被人误认为是学校的老工人。这样一个人而能引起天真无邪、毫无功利目的、两三岁以至十一二岁的孩子的欢心,其中道理,我解释不通,我相信,也没有别人能解释通,包括赞天地之化育的哲学家们在内。
我说这是一桩“怪事”,不是恰如其分吗?不说它是“怪事”,叉能说它是什么呢?
大约在五十年代,当时老祖和德华还没有搬到北京来。我暑假回济南探亲。我的家在南关佛山街。我们家住西屋和北屋,南屋住的是一家姓田的木匠。他有一儿二女,小女儿名叫华子,我们把这个小名又进一步变为爱称:“华华儿”。她大概只有两岁,路走不稳,走起来晃晃荡荡,两条小腿十分吃力,话也说不全。按辈分,她应该叫我“大爷”;但是华华还发不出两个字的音,她把“大爷”简化为“爷”。一见了我,就摇摇晃晃,跑了过来,满嘴“爷”、“爷”不停地喊着。走到我跟前,一下子抱住了我的腿,仿佛有无限的乐趣。她妈喊她,她置之不理,勉强抱走,她就哭着奋力挣脱。有时候,我在北屋睡午觉,只觉得周围鸦雀无声,阒静幽雅。“北堂夏睡足”,一枕黄粱,猛一睁眼:一个小东西站在我的身旁,大气不出。一见我醒来,立即“爷”、“爷”叫个不停,不知道她已经等了多久了。我此时真是万感集心,连忙抱起小东西,连声叫着“华华儿”。有一次我出门办事,回来走到大门口,华华妈正把她抱在怀里,她说,她想试一试华华,看她怎么办。然而奇迹出现了:华华一看到我,立即用惊人的力量,从妈妈怀里挣脱出来,举起小手,要我抱她。她妈妈说,她早就想到有这种可能,但却没有想到华华挣脱的力量竟是这样惊人地大。大家都大笑不止,然而我却在笑中想流眼泪。有一年,老祖和德华来京小住,后来听同院的人说,在上着锁的西屋门前,天天有两个小动物在那里蹲守:一个是一只猫,一个是已经长到三四岁的华华。“可怜小儿女,不解忆长安”。华华大概还不知道什么北京,不知道什么别离。天天去蹲守,她那天真稚嫩的心灵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望眼欲穿而不见伊人。她的失望,她的寂寞,大概她自己也说不出,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了。
上面是华华的故事,下面再讲吴双的故事。P5-6
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8月,山东临清人。他从小家境贫寒,在亲戚的帮助下才得到受教育的机会。1930年他同时被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录取。他选择了清华大学,人西洋文学系,师从著名学者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并选修国学大师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美学大师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并于1935年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1946年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与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先后担任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中国南亚学会、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亚非学会等学会的会长。
季羡林先生从就读高中开始笔耕不辍,创作并发表小说,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作品,其文学才华初露端倪。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写作的《年》《黄昏》《寂寞》《枸杞树》等散文,直到今天,还是赢得一片赞美之声。留德初期,为了选择一条合适的学术道路,他徘徊踟蹰。“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梦。其实又有谁知道呢?”幸而这种混乱只是暂时的,他觉得“非读梵文不行。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四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当时正值二次大战期间,哥廷根也遭到轰炸。“同轰炸并驾齐驱的是饥饿”,而“随着形势的日益险恶,我的怀乡之情也日益腾涌”。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仍发表了多篇论文,获得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这段留德的经历,被他写入散文体自传《留德十年》中,该书多次再版,经久不衰。
回国后,他致力于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在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上建树颇多,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出版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简明东方文学史》等学术专著,成为我国当代学贯中西、声望卓著的大师。同时他还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译著包括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印度著名剧本《沙恭达罗》《优哩婆湿》、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等。他还主持编纂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先后担任《神仆I文化集成》《传世藏书》《百卷本中国历史》等大型丛书的主编,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