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被西誉为“新左派哲学家”。著有《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究》、《单向度的人》、《理性与革命》、《批判哲学研究》等。

《爱欲与文明》是其主要著作之一，声称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

《爱欲与文明》由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赫伯特·马尔库塞著。

《爱欲与文明》讲述了：西方今天文明已发展到极点，然而文明进步的加速也伴随着不自由的加剧。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核武器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人对人最有效的统治和摧残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高度发达到仿佛能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可见，高度文明的昂贵代价是人的不自由和对生命本能、对自我升华了的性欲、爱欲的压抑。所以，反抗现代西方文明首先必须消除对人的本性的压抑，解放爱欲。

1966年政治序言

第一版序言

1961年标准版序言

导言

第一篇 在现实原则的支配下

 第一章 精神分析的暗流

 第二章 被压抑个体的起源（个体发生）

 第三章 压抑性文明的起源（属系发生）

 第四章 文明的辩证法

 第五章 哲学的插曲

第二篇 超越现实原则

 第六章 现存现实原则的历史局限

 第七章 幻想与乌托邦

 第八章 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形象

 第九章 审美方面

 第十章 性欲转变为爱欲

 第十一章 爱欲与死欲

附录 对新弗洛伊德修正主义的批判

译后记

这一揭示突破了现代文化的一道最坚固的意识形态防线：自主个体观。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理论也属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批判行列：把僵化的社会学概念溶解在其历史的内容之中。他的心理学所关注的，不是生存在私人和公共环境中的具体而又完整的人格，因为这种生存不是揭示而是掩盖了人格的本质和本性。人格是漫长的历史过程的最终产物，这些过程在由构成社会的人和制度所构造的网络中凝结起来，并规定着人格及其关系。因此心理学要想如实地理解这种人格及其关系，就必须探究其隐蔽的起源，从而使其摆脱僵化状态。在此过程中，心理学发现，具有决定作用的童年经历同种的经历密切相关：个体经历着人类的普遍命运。过去决定着现在，因为人类还没有掌握自己的历史。对弗洛伊德来说，这种普遍的命运存在于本能内驱力之中，但这些内驱力本身也会发生历史的演变。最初是一种对以原始父亲为象征的统治的经验，即一种极端的奥狄帕斯状况。这种状况从来没有被完全克服，因为文明人格的成熟自我依然保存着人的古代传统。

假如根本不考虑自我的这种依赖性，那么弗洛伊德后期著作中更加强调成熟自我的自主性的观点就很可能被人误解，被当作抛弃精神分析的最先进思想的理由。这是文化和人际学派的一种倒退。弗洛伊德在他晚期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并非自我的所有变化都产生于“幼儿的防御性冲突”。他认为，“所有个体自我从一开始就具备了他自己特有的气质和倾向”，“在自我中存在着原始的先天变化”。但自我的这种新的自主性生似乎转向了其反面，因为弗洛伊德非但根本没有放弃他关于自我本质上依赖前个体的、属系的群集的看法，反而更加突出了这些群集在自我发展中的作用。因为他是根据“我们的‘古代传统’”来解释自我的先天变化的，所以他认为：“甚至在自我生存之前，其以后的发展线索、倾向和反应就已被预定了。”确实，在明确恢复自我时，弗洛伊德又强调了呈现于我们古代传统中的原始人类发展的积淀。他从自我的先天结构中得出下述结论：“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心理图式差异对我们的研究已没有什么价值”，此时，他事实上把自我与本我同化了，而且这种同化使这两种心理力量之间的平衡也开始朝着有利于本我而不是有利于自我、有利于属系的过程而不是有利于个体的过程这一方向变化。

弗洛伊德理论中最有争议的是关手古代传统永远存在的思想，即他根据原始部落通过弑父而走向文明的事实来重新构造人类的史前史。无疑，要想对这种思想作科学的证实，甚至要证明其逻辑上的一致，都存在明显的，甚至不可克服的困难。而且弗洛伊德的假说有效地批判的那些禁忌又使上述工作更为困难。弗洛伊德的假说并没有回到人由于对上帝犯下了罪孽而失去的天堂的形象，而是回到人对人的统治，而且这种统治是由完全世俗的父亲—暴君建立的，并由被统治者的屡遭失败或不彻底的反叛延续下来。“原罪”是对人犯的罪，而且它根本不是罪，因为它所反对的是本身有罪的人。这种属系发生的假说表明，成熟文明仍受古代的心理不成熟的制约。对史前冲动和行为的记忆继续萦绕于文明之中，因为被压抑物又重现了，而个体却仍因早已被控制的冲动和早已取消了的行为而受到惩罚。

如果弗洛伊德的假说得不到人类学方面的证明，要不是它在一系列灾难性事件中看到了统治的历史辩证法，从而说明了文明的某些至今尚未得到解释的方面，那就必须被全盘抛弃。只是在这种意义上，只因为它的这种象征价值，我们才利用了弗洛伊德的人类学思想。这个假说所规定的古代事件也许永远不能得到人类学的证明；但这些事件的所谓后果乃是历史的事实。要是根据弗洛伊德的假说对这些事件作解释，那将会使它们具有一种被人忽略的，但能说明历史前景的意义。如果说这一假说蔑视常识，那么正是由于这种蔑视，它才提出了一种注定要被常识忽略的真理。

根据弗洛伊德的解释，最早的人类集体是由一个人对所有其他人的强行统治而建立并维持的。曾几何时，人这个属的生命受到过统治的组织。成功地统治着其他人的人就是父亲，他占有他所渴望的女人并与其生儿育女。这位父亲独占女人（最高的快乐）并使部落的其他成员都俯首帖耳。他成功地建立其统治的原因是否在于他能使其他所有人都得不到这种最高的快乐？不管怎么说，对整个集体来说，独占快乐也即对痛苦的分配不均：“……儿子们的命运是艰难的。如果引起了父亲的嫉妒，就会被杀头、被阉割或被流放。他们被迫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并从别人那里抢夺女人，权充妻子。”在原始部落中，一切必要工作都落在了儿子们的肩上。他们由于被剥夺了属于父亲专利的快乐，现在倒可以“自由地”把本能能量引向并不快乐但却是必需的话动上去。因此，父亲对满足本能需要的约束，对快乐的遏制，就不只是统治的结果，而且也是统治继续履行其功能的心理前提。

在原始部落这种组织中，理性和非理性、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索、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被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原始部落是一种具有临时功能的集体，它以某种秩序维持着自己。因此可以设想，建立这种秩序的家长制专制，就它确立并维系了这个集体、从而也维持了整体的存在和共同利益的再生产而言，确是“合理的”。原始父亲为文明以后的发展树立了榜样，并通过强行的节制和对快乐的强行限制提供了进步的基础，从而为将来遵纪守法的“劳动力”。创造了最初的前提。而且，这种对陕乐的等级划分由于能提供保护、安全甚至爱情而被证明是合理的：由于暴君就是父亲，他的臣民对他的憎恨必定从一开始就伴有一种生物情感，这是一种好恶相克的矛盾的情感，它表现为想替代和模仿父亲，自己充当父亲，分享父亲的快乐和权力。父亲是为其自身利益而建立统治的，但在此过程中，他的年龄、他的生物功能，特别是他的成功又证明他是合理的，因为他创造了集体赖以生存的“秩序”。正是原始父亲的这种作用预示了以后出现的、支配着文明进步的、盛气凌人的父亲形象。原始父亲凭其本身及其功能体现了现实原则的内在逻辑和必然性。他具有“历史性的权利”。

P46-50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认为，文明以持久地征服人的本能为基础，这个观点现在已被视为当然了。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即个人由此遭受的苦难是否相当于文化的恩惠，却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探讨，特别是自从弗洛伊德本人也认为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不可逆转的以来，更是如此。人的本能需要的自由满足与文明社会是相抵触的，因为进步的先决条件是克制和延迟这种满足。弗洛伊德说：“幸福决不是文化的价值标准。”幸福必须服从作为全日制职业的工作纪律，服从一夫一妻制生育的约束，服从现存的法律和现存的秩序制度。所谓文化，就是有条不紊地牺牲力比多，并把它强行转移到对社会有用的活动和表现上去。

这种牺牲已有了很好的补偿，因为在技术发达的文明地区，自然实际上已经被完全征服了，更多人的更多需要得到了满足。成为人们怀疑迄今为止一直支配着西方文明“原则”的充足根据的，不是生活的机械化和标准化，不是思想贫乏，也不是今日的进步所具有的越来越大的破坏作用。生产的持续提高，使大家生活得更好的指望越来越现实了。

但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这种倾向不仅是进步道路上偶然的、暂时的倒退。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这些东西都不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统治成就的自然结果。况且，人对人的最有效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

当今文化的这些消极方面可能表明，现存机构行将废弃，新的文明即将诞生，因为压抑持续得越厉害，就越没有必要存在。假如压抑确实是文明本身的必然本质，那么，弗洛伊德有关文明代价的疑问就显得没有意义了，因为根本没有任何替代物。

但弗洛伊德自己的理论却提供了不能同意他将文明与压抑等同看待的依据。必须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对这个问题重新展开讨论。自由与压抑、生产与破坏、统治与进步的相互关系实际上是否构成了文明的原则？抑或仅仅是人类生存的特定历史组织的产物？还是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调和，以致必须压抑性地改造人的本能结构了？或者还应允许有一种非压抑的文明观，它的基础是完全不同的存在的经验、完全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完全不同的生存关系？

我们将讨论的非压抑的文明观不是一种抽象的、乌托邦式的思辨结果。我们相信，由于下述两个具体而又现实的理由，这种讨论还是合理的。第一，弗洛伊德的理论本身似乎已经驳倒了他一贯否定非压抑性文明史可能存在的论点。第二，压抑性文明的成就本身似乎已创造了逐渐废除压抑的前提。为澄清这两个理由，我们将根据其自身的社会历史内容，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思想作重新解释。

这种做法也意味着我们与修正主义的新弗洛伊德主义是相对立的。我相信，与修正主义者的看法相反，弗洛伊德的理论本质上是“社会学的”，而且揭示这一本质也不需要任何新的文化定向或社会学定向。弗洛伊德的“生物主义”从深刻的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理论，但新弗洛伊德主义对这一深刻的意义却视而不见。他们在把重心从无意识向意识、从生物学因素向文化因素转变时，抛弃了种种本能的社会基础，把社会看成个体面临的现成的“环境”，不追究社会的起源与合法性。因而新弗洛伊德主义对这种“环境”的分析也只是对社会关系的故弄玄虚，他们的批评不过是在得到坚定认可和良好保护的现存制度内部兜圈子。结果，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批判依然停留在观念上，因为在现存制度以外，它毫无思想基础，它的大多数批判性思想和价值观念都是由现存制度提供的。唯心主义的道德和宗教正在庆贺它们的快乐的复活：它们用来装潢自己的正是最初视为有害并予以驳斥的心理学词汇，这样就掩盖了它们与官方所要求和宣扬的态度的一致性。而且，我们相信，对文明的历史结构的最具体的见解恰恰就包含在这些修正主义者所反对的概念之中，其中包括弗洛伊德的整个元心理学、后期的本能理论及其重建人类史前史的思想。弗洛伊德本人把这些概念当作纯粹的工作假说，它们有助于澄清一些含混的问题，并在一些理论上互不相关的见解之间建立暂时的联系，但它们只要不再能推进心理分析的理论和实践，它们总是可以被修正，甚至被抛弃的。在弗洛伊德以后的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中，这种元心理学几乎被完全取消了。由于精神分析开始受到社会和科学的尊重，它就摆脱了危害性的思辨。说它们有危害性，事实上有多种意义。它们不仅超出了临床观察和医疗功用的范围，而且对人的解释比弗洛伊德早期的“泛性论”更加严重地冒犯了社会禁忌，从而揭示了文明的破坏性基础。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努力运用甚至在精神分析本身中被禁忌的某些见解来解释文明的基本趋向。

本书旨在对精神分析哲学而不是对精神分析本身有所贡献。本书只作理论研究，而不涉及现在已成为专门学科的精神分析技术。弗洛伊德提出了一种“人”的理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学”。这一理论使弗洛伊德跻身于伟大的哲学传统之中，成为一名哲学家。我们关心的不是要纠正或改进对弗洛伊德概念的解释，而是要恢复这些概念的哲学和社会学意义。弗洛伊德谨慎地把他的哲学与科学区分开来，而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却基本上否定了他的哲学。从治疗学理论上看，这种否定可能是完全合理的。但任何治疗学论证都不应当妨碍提出一种理论构思，它旨在诊断总的失调而不是治疗个体疾病。

对有些术语必须先作一些解释：

“文明”和“文化”两词，同在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中一样，是交替使用的。

“压抑”和“压抑性”是在非专门意义上使用的，表示限制、压制和遏制过程，不论其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本能”，按照弗洛伊德的本能观，是指人类机体的主要“内驱力”，它们在历史上可能发生变化，并有心理上和肉体上的表现。

把当代哲学中的某个哲学派别与马克思，特别是早期马克思的思想相融合，试图为治疗今日发达工业社会的弊病提供药方，并为未来社会设计宏伟蓝图，可以说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重要倾向。在这方面，本书作者，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赫伯特·马尔库塞就是一个突出人物。

马尔库塞生于德国柏林的一个犹太资产阶级家庭。1917年曾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后因对该党叛变革命、实施暴力的行径不满而于1919年退出。随后便到弗赖堡大学，先后受教于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和存在主义创始人海德格尔，并在海德格尔指导下，于1922年写成了博士论文《黑格尔的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的基础》，获弗赖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以后，他又从事6年的书籍出版、发行工作。1929年，他重返弗赖堡进行哲学研究，3年后又因与其老师海德格尔在政治观点上发生分歧而离开了这个城市。这时，他结识了正在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网罗人才的新任所长马克斯·霍克海默尔，并成为该研究所的正式成员。当1933年希特勒执政时，他便亡命瑞士日内瓦，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预先设在该地的办事处供职。次年他移居美国，并于1940年起在美国定居。那时他在法兰克福迁往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研究所主持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所任职，战后任东欧组组长。以后他又重返教坛，先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51年）、哈佛大学（1954年）、勃兰第斯大学（1954—196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1967年起）。在此期间，他并未自囚于书斋，而是积极干预现实，特别是对60年代末在西欧、北美出现的那场既不满意资本主义社会，又反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学生造反运动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他被公认为这场运动的“精神领袖”、“青年造反之父”、“发达工业社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甚至被与马克思、毛泽东相提并论，与这二者并称为“三M”。1979年7月29日，他在应马克斯一普朗克研究所之邀赴西德访问和讲学途中，逝世于施塔贝恩克，终年81岁。

马尔库塞毕生致力于把某些哲学思潮与马克思的学说相结合，这种说法是完全符合事实的。然而，他同任何一位大思想家一样，在其一生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如果不说其理论观点，至少其研究重心也发生过一系列的转折。他先后发表的大量著作就留下了其思想发展的轨迹。在《历史唯物主义现象概要》（1928年）、《论具体的哲学》（1929年）中，他提出了一种被称为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解释成为能实现完整的人而解放必然的新现实的激进行动的理论。这可以说是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最早尝试。他发表于柏林《社会》杂志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材料》（1932年），表达了他对当时刚问世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独特看法，最早提出了有两个马克思，并要求回到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去的观点。他在进入法兰克福学派以后所著的《哲学与批判理论》（1937年）和《享乐主义》（1938年）中主要认为，哲学的重要功能是对存在的批判。这一论点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他在《理性与革命》（1941年）中，从黑格尔的哲学立场出发，进一步阐发了这个观点。他认为否定性，即对现实持批判态度是黑格尔哲学区别于实证哲学的基本精神，并试图把这种精神贯彻到马克思的思想中去，或者说试图揭示马克思理论中的黑格尔思想根源，从而提出一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50年代以后，以《爱欲与文明》为开端所发表的一系列后来被称为青年造反运动教科书的著作则表明，马尔库塞的思想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用弗洛伊德理论补充马克思思想，并以此为武器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描绘未来文明的蓝图。属于这方面的著作还有：《苏联的马克思主义》（1958年），批判苏联的理论和实践违背了马克思的原来设想；《单向度的人》（1964年），主要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需要的双面的人变成完全受物质欲望支配的单面的人，使具有批判功能的哲学成为与统治阶级利益协调一致的单面的思想；《论解放》（1968年），要求由积极的少数人去教育和拯救必然是被动的多数人，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反革命和起义》（1972年），则是对60年代末青年的造反运动的总结。

……

上面的考察表明，对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阐述的爱欲解放论，不论人们作什么样的解释，都决不能与性欲放纵论混为一谈。如果像不少人所认为的那样把爱欲解放论看做60年代末开始在美国出现的性放纵思潮的理论根据，那更是一种误解。当然，爱欲的解放也包括性欲的解放，但性欲的解放决不是性欲的放纵。因为马尔库塞虽然反对借先天伦理规范之口对人的性行为严加限制，但他也反对把人类自由等同于泛滥成灾的性放纵。因为，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本质上是一个严肃的社会政治理论，是一个批判的文明发展理论。而且其意义可能还不限于此。马尔库塞指出，在弗洛伊德那里，主要本能，即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都属于有机体。而由于有机体一方面向下与无机物相联系，另一方面向上与精神现象相联系，本能理论就包含了对存在的一些基本看法，因而具有本体论意义。这样，它就汇入了西方哲学的主流之中。马尔库塞指出，以黑格尔为顶峰的传统哲学一直用一种理性的逻各斯规定存在，认为最高的存在乃是奴斯，是精神。但在现代哲学中，出现了由叔本华和尼采哲学为代表的一股逆流，它有自己的逻各斯即满足的逻各斯，并用意志和快乐来规定存在。马尔库塞指出，弗洛伊德思想的深刻意义也只有置于这股逆流之中，才能被认识清楚。弗洛伊德把爱欲规定为存在的原则，把死亡本能规定为非存在的原则，因此在弗洛伊德元心理学中，这两种本能的结合与传统形而上学中存在与非存在概念的结合是极其类似的。从这种观点看，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其实也是一种寻求新的存在即本质上是快乐的存在的理论，因而不仅是一种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也是一种深刻的哲学本体论。

本书根据美国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4年版译出，同时增译了1961年标准版的一个序言。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指正。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