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上下全译本)》是列夫·托尔斯泰第二部里程碑式的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小说创作于 1873—1877年，揭露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罗斯上流社会的丑恶与虚伪，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处在社会转型期时所进行的复杂的道德探索和思想探索。

本书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部小说！相对于《战争与和平》，她的主题和艺术比前者要更加深入人心，直击普通人的灵魂深处。

《安娜·卡列尼娜（上下全译本）》是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著于1873－1877年间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情节围绕着两条平行而又紧密相联的线索展开：一条是女主人公安娜与青年军官弗隆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故事；一条是托尔斯泰的自传性主人公列文的精神探索以及他和基蒂的爱情婚姻生活。

托尔斯泰的小说一向以细腻的心理分析著称，这一技巧在《安娜·卡列尼娜（上下全译本）》中也得到了完美的应用。作者常用内心独白等手法对人物复杂的心理过程作细微的刻画，显示了作者卓越的心理描写艺术才能。小说在叙述风格上，亦是变化多样，即有平和的描写，亦有热烈的抒情，同时，也将辛辣的讽刺和鲜明的对比有机地溶进整个叙述中。总之，这部巨著正如批评界所公认的，无论是在内容的广泛深刻方面，还是在其艺术的完美卓著方面，都不愧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部名著。

译序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第六部

第七部

第八部

后记

第一部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家庭的不幸，户户不同。

奥布隆斯基家全乱了套。妻子知道丈夫同他们家原先的法籍家庭女教师有暖昧关系后，就向丈夫声明，不能再同他一起生活。这种局面已经持续三天了，不仅夫妇俩，而且全家老小、上下人等，个个都感到痛苦。大家觉得，他俩共同生活在一起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就说那任何一家客栈里萍水相逢的旅客吧，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比奥布隆斯基家里的人融洽些。妻子一直没出自己房门，丈夫三天不在家里。孩子们像丢了魂似的满屋子乱跑；英籍家庭女教师同女管家吵了嘴，写信请朋友为她另谋工作；厨师在昨天吃午饭时就走了；干粗活的厨娘和车夫也都辞工不干了。

夫妻吵架后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迪奇·奥布隆斯基公爵（社交界都叫他斯季瓦）一如既往早晨八点钟醒来，但他不是睡在妻子卧室里，而是睡在书房的羊皮沙发上。他把那保养得很好的、肥胖的躯体在沙发上翻了个身，从另一侧紧紧抱住枕头，面颊使劲贴在枕头上，好像还想睡个大觉。但是他突然爬起来，坐在沙发上，睁开了眼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奥布隆斯基在回味着刚才的梦境。“这是怎么回事？对啦！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请客，不，不在达姆施塔特，而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对啦，达姆施塔特是在美国。对啦，阿拉宾在玻璃桌子上请客，大家口昌《我的宝贝》，不，不是《我的宝贝》，而是更好听的曲子；还有一些小巧玲珑的水晶玻璃瓶，可这些瓶子尽是些女人。”

奥布隆斯基想得出神，脸上浮着微笑，眼里闪着愉快的光芒。“是啊．真有意思，太有意思啦。那儿还有很多妙事，简直妙不可言，可是一醒来，想也想不清晰了。”他瞧见了从呢绒窗帘一侧缝隙中射进来的一道阳光．愉快地把双腿从沙发上挪下，用脚去探寻妻子精心绣上了花的那双金色羊皮便鞋（去年的生日礼物），并且按照九年来的老习惯，不等起床便伸手去抓他那件挂在卧室里的晨衣。这时他突然明白过来了：他不是睡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睡在书房以及为什么会睡到这儿来。微笑从他脸上消失，他皱起了眉头。

“唉，唉，唉！真糟糕！．，一想到发生的事情，奥布隆斯基就叹起气来。于是，跟妻子吵嘴的详情细节，对自己处境走投无路的感受，咎由自取的痛苦心情，一幕一幕又在脑际浮现。

“唉！她决不会原谅我，也不肯原谅我。最可怕的是，什么都怪我，都怪我，而我又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过错。哎呀呀，全部悲剧就在这里！”他一边回想着这场争吵中使他最感痛苦的情景，一边绝望地自言自语。

最扫兴的是他刚从剧院回来的那种情景。当时，他满心欢喜，手里拿着一个大梨子要给妻子吃，在客厅里没有看见她，真奇怪，在书房里也没有找到她，最后发现她在卧室里，手里捏着那封倒霉的、使真相大白的信。

她，这个总是心事重重的，奥布隆斯基认为既忙忙碌碌又不大聪明的达丽娅，手里拿着信，一动不动地坐着，以惊讶、绝望和愤怒的神情望着他。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她指着信连连追问。

每当想到这种情景，使奥布隆斯基最苦恼的倒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他回答妻子问话的模样。

在这种时刻，他的心情就像一个人干了丑事突然被揭发了似的。当他的过错曝光以后，他简直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在妻子面前。他既不感到委屈，也不否认；既不辩解，也不求饶，甚至也不显得满不在乎——他表现的样子糟得无以复加——脸上完全不由自主地（奥布隆斯基爱好生理学，认为这是“脑髓反射作用”），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流露出惯有的那种亲切而愚憨的微笑。

他无法饶恕自己这种憨笑。达丽娅一看见他这副笑容，就觉得身上挨了一下似的，痛得打了个哆嗦。她火冒三丈，尖刻的话语像连珠炮一样射出，奔出了房间。从此她不想再见到丈夫了。

“都怨我笑得太蠢了。”奥布隆斯基思忖。

“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他绝望地询问自己，可是找不到答案。

奥布隆斯基对自己是很诚实的。他不能欺骗自己，说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悔恨。他三十四岁，是个多情的美男子；妻子比他只小一岁，却已是生过七个孩子的母亲了（五个活着，两个死了）。现在他不再爱她，对于这一点，他也不感到后悔，后悔的只是没能把那件事瞒过妻子。然而，他感到自己现在进退维谷，既怜悯妻子和孩子，又怜悯自己。他要是早料到这件事会对妻子产生如此严重的影响，也许他能千方百计将这罪孽瞒过妻子。这个问题他从没认真考虑过，只是隐隐约约觉得妻子早已猜到了他对她不忠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他甚至还觉得，妻子已年老色衰，风韵消失，魅力无存，充其量算个贤妻良母而已，理应对丈夫宽宏大量，不予计较才好。可是，事情正好相反。

“唉，真糟糕！哎呀呀！真糟糕！”奥布隆斯基不停地唉声叹气，感到束手无策。“发生这事以前，一切多么好，我们的日子过得多美！她有了几个孩子，心里感到幸福而满足；我也从不干涉她的事情，照料孩子，操持家务，全由她做主。说实话，糟就糟在那位原是我们的家庭教师。真丢人啦！勾搭家庭教师是有点儿庸俗、下流。可是，这是个多么迷人的家庭教师！（罗兰小姐那双调皮的黑眼睛和她的笑靥，在奥布隆斯基脑海中生动地浮现出来。）不过她在我们家的时候，我还没敢为所欲为。现在最不妙的是她已经……难道这一切是存心跟我作对不成？！哎呀呀！究竟该怎么办，怎么办呢？”

生活中碰到种种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时，他一般的对策是：只图满足需求，抛开烦恼忧愁。除此以外，别无他法。靠睡大觉忘忧已经不行了，至少白天不行，重温酒瓶女人的歌喉也已无望，只得醉生梦死，乐以忘忧。

“慢慢走着瞧吧。”奥布隆斯基自言自语。他站起来，穿上一件蓝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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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俄国的伟大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正是他，以自己深邃的智慧、无畏的精神、不倦的探索、丰硕的成果将批判现实主义推向了顶峰，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全人类景仰的文学大师。作为他的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中译本的译者，我想介绍一下托翁其人其书，也许对我国读者，特别是跨世纪的青年不无裨益。

托尔斯泰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于俄国图拉省的一座贵族庄园——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的家世，可以说是名门望族，典型的贵族之家。父亲尼古拉·伊里奇·托尔斯泰伯爵参加过一八一二年反抗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庄园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就是托尔斯泰母亲的陪嫁产业。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贵族教育，但他一岁半丧母，九岁丧父，靠姑母抚育，童年和幼年是在痛苦与不幸中度过的，从而养成了他爱好沉思的性格。一八四四年托尔斯泰考入喀山大学，先是东方语言系，后转法律系，均无甚兴趣。当时俄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社会思潮澎湃起伏，年轻的托尔斯泰一方面恋上了社交生活，另一方面则迷上了卢梭的回归自然的思想。到大学三年级时，即一八四七年四月，他便告别了当时沉闷、枯燥、守旧的课堂，毅然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时他与三个哥哥业已分家，他分得了这座庄园，拥有一千四百七十俄亩土地和三百三十名农奴。回到庄园后，托尔斯泰亲自管理农事，努力改善农民生活，改善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这种改良主义做法，未能获得农民的理解，归于失败。沮丧之余，他又致力于农村教育，收效亦微。一八五零年，托尔斯泰怀着不安的心情来到莫斯科，在上流社会中厮混了一阵，不仅没有找到出路，相反，纸醉金迷的生活使他感到厌倦。一八五一年四月，他随兄尼古拉去高加索作战。一八五四年三月，又加入多瑙河部队，参加了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他作战勇敢，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的军旅生涯，从一八五一年四月开始，到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以中尉衔退役为止，长达六年之久，他不仅接触到了高加索优美的自然风光，而且更多地熟悉了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优秀品质，加深了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意识。这一切更激起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一八五二至一八六二年是他创作的早期。早期的代表作有：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幼年》、《青年》（1852—1857），《袭击》（1853），《伐木》（1853—1855），《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1854—1855），《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琉森》（1857），《哥萨克》（1852一1863）等。托翁早期的作品为中短篇小说，贯穿了作家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追求平民化和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思想。这时期是作家在艺术上、乃至社会问题上初步探索与实验的时期。

托尔斯泰于一八五六年十一月退役后，次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一方面扩大了文学艺术视野，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对西欧资本主义残酷性和俄国落后面貌的认识。归国后，他在庄园继续进行文学创作，并以极大热忱从事农村教育事业，先后为农民子弟开办了二十多所学校，在调解农民与地主的纠纷时，又往往站在农民一边，凡此种种，必然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家宅屡遭宪兵搜查，不久学校也被迫关闭。面对着农奴制改革和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托尔斯泰思想上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围绕着农奴制改革问题，社会各派势力斗争日益尖锐，托尔斯泰企图在不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解决农民问题的种种方案，连连碰壁。在文艺问题上，他与屠格涅夫一道，由于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而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革命民主主义派决裂。如果说托尔斯泰四十年代在大学学习时，接受卢梭思想、采取开明的贵族地主立场是他世界观的第一次变化的话，那么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系列事件和矛盾，正促使他的世界观酝酿第二次变化。

一八六二年九月，托尔斯泰与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结婚，婚后获得了一段时间的心灵宁静。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九年，他花六年心血，完成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一部反映俄国军民在一八一二年抗击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的史诗性巨著，作家讴歌了俄国军民同仇敌忾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也显示了作家本人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关心。《战争与和平》的问世，使作家赢得了世界声誉。除《战争与和平》外，他还从一八七三年起转向现代题材的探索，到一八七七年，写出了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对当代的政治、经济、农业、家庭、婚姻、道德等一系列问题重新进行审视。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八零年，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创作的中期。这个时期的创作以长篇小说为主，是他艺术上登峰造极的时期，也是思想上矛盾激烈，紧张探索，世界观发生变化的时期。列宁说：“乡村俄国的一切‘旧基础’的急剧破坏，加强了托尔斯泰对周围事物的注意，加深了他对这一切的兴趣，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列宁论文学艺术》）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俄国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城市工人运动与农村农民运动此起彼伏，加上托尔斯泰的家庭矛盾也日益突出，这一切都使他十分苦恼，出现了新的思想危机。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著作，却找不到答案。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一年，他写成了《忏悔录》，无情地解剖自己，勇敢地和过去诀别，抛弃开明地主立场，转而接受宗法制农民的思想，对贵族地主阶级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了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暴力解决农民问题，提倡基督的博爱和自我修养，主张从宗教和伦理中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

随着世界观的变化，托尔斯泰到晚年（九十年代）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他拒绝履行贵族义务，亲自参加体力劳动，衣食简朴，经常访贫问苦，积极参加救灾工作。与此同时，托尔斯泰晚期（1881一1910）的创作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态度上看，他力图使自己的创作符合人民的需要，做人民的代言人；从体裁上看，更加多样化。除了长篇小说《复活》（1889一1899）外，主要是中短篇小说、戏剧、民间故事以及大量的文艺论著和政论作品，这就形成了作家在晚期创作中对黑暗现实的批判更激烈、更深刻、更及时的特色。然而作家仍然宣传宗教思想，鼓吹“不以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这种救世药方，对于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有害而无益。

托翁晚年不顾年事已高，健康受损，一方面四处奔走，为农民请命，为农民排忧解难；另一方面仍笔耕不倦，成果不减当年，用“老当益壮”四个字来形容，当不为过。然而，作家晚年又是十分痛苦不幸的。一是沙皇政府和宪兵的迫害以及教会的压力（只是慑于他的声望，反动派才没有下毒手）；二是家庭矛盾尖锐化，妻子对丈夫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不能谅解与支持；三是自身的矛盾，他既不愿接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而自己的宣传说教以及种种努力又未能改变现状。这一切都使他心力交瘁，走投无路，多次打算出走，未能成行。终于于一九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深夜出走，途中患肺炎，于十一月七日死于阿斯塔波夫车站，终年八十二岁。一代文豪，就这样悄悄地、无可奈何地告别了苦难的人间。

托尔斯泰的一生是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的一生，是紧张探索、不断进取的一生，是笔耕不倦、硕果累累的一生。他在长达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为后人留下了九十卷丰富的文学遗产。这里还应当提一下的是他的书信和日记。书信多达三十一卷，日记有十三卷，两者几乎占他文学遗产的二分之一。他写日记写了六十四年，直到逝世前一天为止。这是他不断自我反省、不断进行探索的心灵记录，是研究托尔斯泰的重要资料。托尔斯泰创作的艺术技巧炉火纯青，艺术魅力无与伦比，人们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概括。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即托尔斯泰既善于展现宏观世界，又善于刻画微观世界。前者表现为善于驾驭大跨度时空，多线索结构和多人物场景，虽然千头万绪，错节盘根，作家却可以编织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如《战争与和平》）；后者表现为善于洞察人物的内心奥秘，细致地描写心理的嬗变过程，对其喜爱的人物不隐讳其缺点，对其憎恶的人物也不窒息其良知的一丝闪光（如《安娜·卡列尼娜》等）。

二

《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是托尔斯泰继《战争与和平》之后经过十二次精心修改的长篇名著。作品反映的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国现实，一方面是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后的残余还大量存在，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新生的资本主义秩序刚刚建立，又极不完善。在这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反映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出了许许多多问题，要求作家去进一步探索，寻求答案，如：人生的目的与意义、暴力革命与阶级调和、贵族与平民的命运、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农民问题与农业的出路、婚姻与家庭、生与死以及教育、科技、伦理道德、自我修养、宗教信仰等等。《安娜·卡列尼娜》反映了作家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从而绘出了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一幅真实、凝重而又发人深思的画卷。

小说有三条情节线索（两条平行线，一条中间线）：第一条是以安娜——卡列宁——弗龙斯基为主的与上流社会、沙皇政府紧密联系的线索；第二条是以列文——吉娣为主的与农村和宗法制农民紧密联系的线索。这两条平行线靠以奥布隆斯基——多丽为主的中间线引发并连接起来，形成一座十分严谨的拱形结构。

第一条情节线索展示的是女主人公安娜的爱情悲剧。安娜是托尔斯泰笔下精心塑造的妇女形象。聪慧、美丽的安娜由姑母包办嫁给了当地一个比她大二十岁的省长卡列宁（后来是沙皇政府部长）。这是反动官僚与地方贵族互相勾结的一桩交易，毫无爱情可言。卡列宁是一台典型的“官僚机器”，为人自私、虚伪、刻板、冷酷，一心追逐名利，根本不懂爱情。小说中出现的安娜已和丈夫生活了八年，生有一子。安娜秀外慧中，极有教养，才貌品德均高出于当时上流社会一般女性。婚后她曾试图去爱丈夫，但发现两人性格始终格格不入，无法对他产生爱情。安娜说：“别人会说：他是一个笃信宗教、品德高尚、聪明诚实的人；然而，他们没有看到我所看到的一面。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窒息了我的生命，窒息了我身上一切生气勃勃的东西，他从来也没有想到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生生的女人。他们不知道，他时时刻刻都在侮辱我，并因此而洋洋得意。难道我没有尽力，尽我所有的力量去寻求生活的真谛吗？难道我没有尽力爱过他吗？当我没法去爱丈夫时，难道我没有尽力爱过儿子吗？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明白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一个活人，我没有罪，上帝把我造成这样一个人，我需要恋爱，我需要生活。”爱情的饥渴使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认识了青年军官弗龙斯基，一见钟情，而且爱得十分执著。感情的闸门一开，便一泻千里。弗龙斯基的母亲知道儿子与安娜的私情后，“起初感到高兴，因为按照她的观念，没有什么比上流社会中的风流韵事更能使一个公子哥儿增色的了”，可是当她听说儿子为了能有更多机会与安娜接触，而放弃了一个可以飞黄腾达的职位，并且知道这种私情“并非她过去赞许的那种能带来辉煌前程的风流韵事”，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采取反对态度，这就给安娜的爱情预埋了悲剧的因素。

安娜追求光明正大的爱情生活，鄙视上流社会的舆论，与弗龙斯基公开出现在剧院里，甚至跟他一道出国旅游达三个月之久，这种敢于向上流社会挑战的姿态，显示了安娜争取爱情，争取人权的决心。安娜与卡列宁的矛盾，实质上是个性解放与专制制度的矛盾。在卡列宁背后，有着强大而凶恶的专制权的支持，有法律、教会、舆论及习惯势力的庇护，人们“正在准备大量泥块，一旦时机成熟，就往她身上扔去”。所以当双方矛盾一公开，整个上流社会及其一切统治力量都朝安娜压迫过来。安娜孤立无援，其抗争无异于以卵击石，这是导致安娜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

注定安娜悲剧命运的还远不只是卡列宁和上流社会的压力。她所爱的弗龙斯基并不是一个专情的理想人物。这个彼得堡的花花公子，过去曾追逐过许多女人，都是逢场作戏，但这次追求安娜却真诚而狂热。前期可以说是既有爱心，也有虚荣心，而以爱心为主；后期则以虚荣为主，爱情的火焰逐渐减弱。当安娜的爱情成了他飞黄腾达的阻力，束缚他在上流社会放荡任性，满足不了他的虚荣心时，他就冷落了安娜。安娜失去了儿子，连精神上的最后一根支柱——弗龙斯基也失去了，绝望之余，她终于卧轨自杀。安娜的悲剧，不是一般的家庭悲剧，而是俄国社会的悲剧，具有极大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

第二条情节线索展示的是列文复杂而紧张的精神探索。托尔斯泰是以自己作原型来塑造列文这个形象的，通过这个形象，反映了作家本人对俄国社会现实中多方面矛盾的严肃思考。

列文是个受过大学教育的贵族地主，大学毕业后，继承田产，在农村专门经营农业。他为人忠厚善良，聪明而富有教养，执著而喜欢探索。在农奴制崩溃和资本主义势力侵袭农村的大变动时期，他忧心忡忡，思考的主要问题就是在保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如何调节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他一方面大量读书，企图从书中寻找答案，另一方面还进行经营方法调查，开展改良试验。然而，不论是理论探索，还是实际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

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也反映出列文如同处于十字路口的彷徨心态。在政治关系上，他既不满意地方自治会的工作，又乐于参加贵族的选举；在农民问题上，他既不赞成有些地主如斯维亚日斯基的极端自由派观点，也不赞成维护农奴制的顽固派立场；在兄弟关系上，他既不赞成一个同母异父哥哥那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观点，也不喜欢另一个同父异母哥哥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他对俄国城乡涌现的一些新事物如铁路、邮电、银行、通讯等抱着敌视态度，对里亚比宁之流的投机商人十分鄙视。总之，列文在各方面遭到的失败，内心的种种矛盾和悲观失望情绪，甚至使他产生过自杀念头，他不得不把绳子藏起来，以免上吊，随身不带手枪，以免自杀。上述种种，恰好反映了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前夕的精神危机。在家庭生活上，列文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吉娣的爱情，而且吉娣又是一位贤妻良母型女性，应该说是非常幸福的了，但是列文紧张的探索，痛苦的心情，哥哥尼古拉的死，甚至吉娣分娩时的惨状都使这个幸福的家庭蒙上了阴影。作家如何让列文摆脱困境，获得家庭幸福呢？一是让吉娣不过问列文的思想探索，二是让列文皈依宗教，接受一位宗法制农民的说教，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在于“为上帝、为灵魂活着”，仿佛重又获得了幸福。

《安娜·卡列尼娜》的色调明显不同于《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色调明朗、昂扬，充满了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而《安娜·卡列尼娜》的色调比较阴郁，人物的矛盾斗争激烈，心情紧张而惶恐，全书闪现出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安娜·卡列尼娜》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结构严谨集中，对人物心理活动过程的描写十分出色，细节描写更加引人入胜，叙述风格多彩多姿：有平稳的陈述，也有浓烈的抒情；有尖锐的对比，也有辛辣的讽刺。总之，《安娜·卡列尼娜》无论就内容的广泛和深刻性，还是艺术技巧的完美性，都不愧是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一九九四年五月，在出版社工作的好友D女士谈到他们正组织力量重译和新译一批外国文学名著，约我重译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我觉得这是一件有利于加速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好事，便欣然受命。无奈同年八月中我赴美访问，只好把刚开了一个头的翻译任务带到美国来完成。虽然其他事情占去了一部分时间，但跟我在国内相比，无琐事之困扰，少宾客之劳神，加之环境清幽，气候宜人，时间和精力反而更加集中。全书于一九九五年三月六日译完，三月十日快邮寄回祖国。从翻译来讲，算是松了一口气，但心里仍不踏实：新中国成立四十五年来，众所周知，外国文学作品在我国的出版、传播可以说是几起几落。“文化大革命”十年，外国文学作品更被斥之为“封、资、修”黑货，斩尽杀绝，自不待言，而最近几年，似乎又不景气，在滚滚经济大潮中，物欲横流，情趣沦落，淫秽颓废读物，趋之若鹜，健康高雅作品，少人问津。此时出版外国文学名著，功德虽然无量，阅读能有几人？我离开祖国已有半年多了，也许情况正在改变，但愿我的担心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

在美国这个“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金元王国里，生活节奏十分紧张，价值规律支配一切，社会生活光怪陆离，奇闻逸事时有披露。但总的看来，日常生活运作平稳。靠什么来维系？靠的是：依法办事，公平交易，职业道德，文明精神。毫无疑问，多元文化的熏陶，对美国的社会和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拿俄国作家和作品来说，我原以为美国人可能知之不多，于是我利用坐在图书馆进行翻译之机，顺便做了两项小调查。

一是问问美国人对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及其《安娜·卡列尼娜》的了解程度。我先后向坐在图书馆看书的二十个美国人提了两个问题：

问题一：您知道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其人吗？

回答知道的十八人；不知道的二人。

问题二：您读过他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吗？

回答读完了的六人；没有读完的八人；没读过的六人。

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我没有问，估计他们都是普度大学的学生或教师。这个小调查显示：他们百分之九十的人知道托尔斯泰其人，百分之七十的人读过《安娜·卡列尼娜》英译本。

二是通过图书馆的电脑系统查询了普度大学和西北大学两校《安娜·卡列尼娜》英译本的藏书情况。发现两校图书馆有四种英译本，出版年代最早的是1899年，以后重版或初版出书的年代分别是1900年，1901年，1917年，1928年，1930年，1931年，1939年，1943年，1947年，1951年。1952年，1953年，1954年，1960年，1965年，1970年，1978年，1980年，1987年，1988年，共21次。

我们虽然不能凭以上两项小小调查以偏概全，但是可以肯定，即使在知识阶层里，他们外国文学的知识水平恐怕高于我国，至于外国文学名著的译介、出版方面，我们跟人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感到外国文学名著重译或新译工作是具有良好社会效益的事情。任重道远，事在人为。只要有识之士从各方面加紧工作，情况必会改观。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向组织《安娜·卡列尼娜》重译出版的朋友表示深深的谢意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