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孔孟之道在唐朝走出狭隘的“门阀”而在平民中普及，因而形成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呈现出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观。
中华文化另一特点是“语录文化”，就是把古圣贤的智慧总结成简练的语言，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使得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注重象征符号。林语堂等人把这些语录译成通顺的英文之后，世界知识界、学术界都对“中国的智慧”敏感起来，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失败是成功之母”、“柔能克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在国际上的引用率和知名度很高。
当今世界并没有走出泰戈尔提到的“文明的危机”。具有侵略性的西方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文明由于世道中衰而释放出亨廷顿等人的“文明冲突论”，实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谓“文明冲突论”现在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利用，制造出反美“圣战”恐怖运动。
从中华文化的角度看，文明不是冲突，冲突决不是文明。我们应该发扬中华文化的“世界大同”理想，与提倡“天下一家”的印度文明联合起来促进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和睦相处。
中国和印度是全世界唯一的既古老又年轻的伟大文明，两者之间有几千年的亲缘关系。印度文明是传散性的，中华文明是吸收性的，因此印度古代文明的辐射力最大，中国受益也最多。印度文明为发展巩固华夏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的世界历史中的“挑战与回应”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和印度的进程迥然不同。印度是越受西方殖民主义压迫就越对西方文明发生反感，并越热爱本国的文化传统。印度文化时时刻刻都在反抗西方文明的支配，从泰戈尔到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1998年获诺贝尔奖)等人，都保持着一种“教训”西方的态度，却受到西方知识界的尊重。印度文化的多元性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使比较中印文化较为困难。
关于共同点，两国文化都历史悠久、博厚、高明，都注重精神文明。印度是世界四个宗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锡克教)的发祥地，从古到今都强调“达摩”(dharam，有“佛法”、“操守”、“真理”等涵义)。与此相对应，中国文化也强调“道”、“仁义”、“良知”等。两国文化都提倡和平、和谐，反对暴力。中国有“天地之大德日生”，印度更有“不杀生”(ahimsa)的传统。两种文化都是爱心洋溢。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歌被译成世界几十种文字，就是因为他们是爱心的赞歌。中国唐诗之所以在全世界传颂就是因为他们洋溢着人间善良情感。从印度传到中国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更是爱心与“救人救世”、“救苦救难飞的最高理想的象征。两国文化都提倡国际主义。中国有“世界大同”，印度有“天下一家”的理想。
关于差异，印度文化强调自然规律，认为宇宙的规律不以人们意志为改变。这样的文化就容易服从命运的安排。中国文化强调“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时候就强调入的能动性(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现代受西方影响，搞“人定胜天”，这种热情是世界少有的，当然也犯了操之过急等毛病。印度文化重个人自由，中国文化重集体意志，“小我服从大我”，两种观念若能互补就达到平衡了。印度文化重思辨，中国文化重实践。
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大环境中，最重要的是增进外国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消除多年的误解与成见，从而使中国受到国际尊重和热爱(而不是惊讶与害怕)。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做好三件事。首先，中国要热爱世界，要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要真正地与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双赢共荣。第二，在妥善、不亢不卑、有理有利有节地应付一味逞强的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同时，应该用完全不同的姿态来团结包括印度等新兴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弱势国家，不搞竞争、对抗，表现出最大的宽容和诚意。第三，中国在内部的发展、制定政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应千万注意不向世界送出错误的信号，应避免使用“中国第一”、“冲出亚洲”、“向世界进军”等口号。
前印度驻华大使文克曾向中国进言：中国的口号“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如果中国不把自己突出，不搞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个口号应改为“我们是国际大家庭的一部分”，“中国属于全世界人民”或“中国人是世界人民的朋友”。西方列强由于数百年来没能完全征服中国，所以释放出大量污蔑中国人、丑化中国形象的谣言和中伤。我们应该加大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是人们生活中释放出来的精神力量，首先要使人们的生活和谐、幸福，使全世界都羡慕，文化才能在世界上传播。如果中国生活方式能够健康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能够在世界上起示范作用，中国文化就能为全世界所热爱。没有这个基础，单靠金钱与组织去到全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是不会成功的。
我长期在国外，对于近年来中国政府对文化发展的政策、战略和机制基本毫不了解，但愿意提几点建议。P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