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评价李鸿章这个人，就要对李鸿章当时所处的国家形势和他所出生的时代进行两方面深入的了解。
一是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一个数千年君权专制的国家，又恰好赶上这种政体的专制程度达到极点的时代。
二是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满洲人统治的汉族国家，而且又赶上满汉混居已久，汉人的权力开始逐渐恢复的时代。
评论家动不动便说：“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权臣。”我不知道他们所谓的权臣标准究竟是什么，即使这样，如果拿李鸿章与两汉的霍光、曹操，明代的张居正相比，与近代欧美、日本那些所谓君主立宪国家的大臣比，那么他的权力和他们迥然不同。假设李鸿章是个权臣，那么回过头来看中国古代的那些权臣，都是独揽大权、挟持皇帝、天下惧怕而危及社稷的人，而李鸿章一直是兢兢业业，没有野心，可以说是个纯粹的大臣。假设李鸿章是个权臣，那么近代各国的权臣，都是雷厉风行，改革政治，随行应手，不理会责难和猜忌的人物，而李鸿章却是个委靡不振、因循守旧、畏首畏尾、无所成就的人，可以说他是个平庸的大臣。虽然如此，李鸿章所处的时代、环境，本来就和那些人有不同的地方，在这里试着和读者一起探讨，上下古今，一一分析。
中国是个实行专制政体的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是，它的专制政体也是按照进化的公理，逐渐发达的，到今天形成完备极致的局面，所以权臣手中的权力，到今天已经被剥夺得快完了。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鲁国的三桓(季孙、孟孙、叔孙)，晋国的六卿(智氏、赵氏、韩氏、魏氏、中行氏、范氏)，齐国的陈田，都是权臣中的魁首。那个时代是纯粹的贵族政体，对于国家来说，大臣是层层选拔上来的人才，那么就像大树一样，树枝太粗了必定会伤到树干，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到了两汉，天下实现了统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虽然已经出现，但根基不牢固，还不是很成熟，因此外戚掌权的祸乱很严重。像霍光、邓骘、窦宪、梁冀这些人接踵而起，权势炙手可得，王莽借着这个机会夺取了汉朝江山。这时候的政治还带有贵族政治的特点，若没有显赫的家世或资历，绝不敢妄想独掌大权。像范晔的《后汉书》里所说的张奂、皇甫规等人，虽然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声望非常高，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是可以坐江山的，但是却仍然毕恭毕做地拜倒在汉朝皇帝脚下，丝毫没有后悔之心，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功效。但是这时候贵族独掌大权的风气还是没有衰竭，不是贵族出身的人不敢有非分的想法。这是权臣的第一种类型。到董卓出现之后，天下的豪杰纷纷起来造反，曹操趁机登上大位，为有功的武人成为权臣开了头。此后的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等人，都是按照曹操的方法行事的。这是权臣的第二种类型。又如秦朝的商鞅、西汉的霍光、东汉的诸葛亮、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等人，都出身于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任何依靠，只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赢得皇帝的信任，担任重要职务，得以实行自己的抱负和主张，全国上下都对他们惟命是从，权倾一时，几乎有些近代立宪国家首相的意思。这是权臣的第三种类型。权臣里的败类则是些只会巧言令色，献媚君主，窃取大权，祸害百姓的人，如秦代的赵高，东汉的十常侍，唐代的卢杞、李林甫，宋代的蔡京、秦桧、韩佗胄，明代的刘瑾、魏忠贤，多得一箩筐都装不过来。这是权臣的第四种类型。以上四种类型，把中国几千年来称得上权臣的人，都包罗进去了。
简单地说，时代越是久远，权臣越是多；时代越是近，权臣就越是少。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权臣数量与实权的消长，是和专制政体的进化程度成比例的，而中国专制政治的发达，有两大重要原因：一是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二是因为杰出君主的努力。孔子考虑到周朝末年周天子势力的衰弱，希望m现一位英明的帝王来使天下安定，因此对权臣现象感到深恶痛绝，并建立理论体系和准则，多次强调这一思想。西汉建立后叔孙通、公孙弘等人，借儒家思想的名义，强化君权。汉武帝尊崇六艺、罢黜百家，专门靠这种思想来统治天下，皇帝和臣子地位的尊卑越来越明显，天下人这时才开始认为权臣是不好的现象。以后的两千年来，都用这种观点作为思想核心来教育民众，在宋朝经过学者的弘扬，这种观点越来越稳固。凡是洁身自好的上流人物，没有不刻意检点自己的行为的(避免与权臣沾边)。这种思想已经深植人心，可以消除人心中骄横跋扈的枭雄气概，不做超越意识形态范围的事情。像蜀汉的诸葛亮、唐朝的郭子仪，以及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直到李鸿章，都受这种思想的深深影响。另外，历朝历代的皇帝，在对国家兴亡原因、补救危亡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一代比一代强，因此贵族独掌大权的例子，到汉末已经殆绝。刘秀、赵匡胤这些人对待功臣，都是给予优厚待遇，解除其兵权；刘邦、朱元璋这些人则是抓功臣的罪状，稍有怀疑，杀光其全家。虽然对待功臣宽忍的手段是不同的，但在消除臣子权力，保障君权强大上是一样的。到了近代，天下采取郡县制度，土地世袭制度已经消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牵制，皇帝可以任意对付他们。不管是当了十年的宰相，还是在地方上封疆千里，只要皇上的一纸诏书，就可以解除他们的官职，被司法部门的小官押解，就跟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因此身居要职的臣子能得到善终的没有几人，只能用持盈保泰的办法来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名声。难道是这些人的修养和性格都比古人的好吗？都是被形势所逼迫的。正是因为以上两个原因，胸怀野心的人才会有所顾忌，不敢太放肆，天下也因为这个情况而太平多了。而那些沽身自好的人，每天都感到危险，只想要避嫌，虽然有些大事是必须要据理力争、亲自去做的，但也因为这些原因而不敢力排众议，违抗圣旨。俗话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满朝官员都是这个主义的拥护者，这种情况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是渐渐形成的。P13-15